北京都市空间与历史文化记忆
——数字时代的首都博物馆
孙 权
【摘 要】 在现代都市空间中，博物馆通过空间占位实现了对文化知识和历史记忆的专业化保存与再生产，抵御着日常生活对历史的遗忘，并凝聚着现代社会中离散人群的向心记忆。首都博物馆在北京都市空间中发挥着重要的效能，在实现了传统博物馆文化功能的同时，更融入了媒介技术推动下数字化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在媒介技术的协助下，首都博物馆不仅是知识再生产的空间场所，更具有塑造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不仅加强了地区身份认同，更是群体功能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都市空间的形塑上，首都博物馆实现了群体与个人、真实与想象、文化与历史的多重对话。
【关 键 词】 都市空间 文化记忆 数字时代 首都博物馆
博物馆是城市历史变迁和文化风貌的集中展区，是城市记忆资源的密集供给源，也是留存城市历史、传承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资产。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博物馆行业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19世纪初期，世界上设立博物馆的地区还局限于英国、法国、德国与意大利诸地，最多也只波及美国的东部。如今，博物馆已经是许多地区社会文化的载体，成为特定文化群体内外的人了解该文化的工具。人们通过设立博物馆来象征和表现某种文化群体。
博物馆是在都市新空间中植入的一种文化寻根与记忆怀旧的手段，其馆址的建筑设计适应了都市建设的整体布局，而馆内展品的陈列也有着自身的逻辑结构。通过现代都市空间的占位，博物馆实现了人类文明的记忆连缀与现代人群体的自我认同。馆中的展品也为现代民俗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坐标。在现代新民俗形式流变的背后，通过空间占位实现了传统精神内质的延续。首都博物馆甫一建立，便成为形塑区域地方文化、展现城市风貌、凝塑文化记忆的空间场所，绘制了一幅参与当代北京社会文化建构的立体图像。
一、首都博物馆的空间占位与意义生产
首都博物馆是北京当地居民分享共享记忆的重要渠道，引导公众共创集体记忆。在当代建筑领域中，博物馆扮演了城市历史文化展示窗口的角色。承载了几千年古都文化的首都博物馆，以建筑自身容纳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北京的“城市文化公共客厅”[注] 赵刚、陈永明：《城市文化的公共客厅——首都博物馆新馆建筑浅析》，载《中外建筑》2011年第5期。 。
一个地方博物馆的发生与演化是观察该地所属群体文化空间存在的重要角度。首都博物馆自1981年建馆便定位于地区性综合博物馆。旧馆位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孔庙内，鉴于旧馆古建筑展厅难以改造，遂于2001年开始位于西长安街的新馆建设，并于2005年建设完成投入运行，成为“北京作为国际化城市面向21世纪兴建的一座大型现代化文化设施和标志性文化建筑”，是“代表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标志性文化场所”。[注] 田聪：《十年足迹十年心——盘点首博新馆试运行十年以来的临时展览》，见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论丛·2015年》，第42页，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 新馆建设的目的是向公众展示首都博物馆历年收藏和北京地区出土文物以及北京历史、文物、考古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一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新馆展示了北京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美的文物与城市风貌。
IFRS下，规定不再使用LIFO。欧盟、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都在使用国际会计准则。GAAP在这一规定上仍然可以使用LIFO。当物价上涨时，更高的成本意味着造成较低的利润，实现降低税收和提高现金流的目地，即当公司使用后进先出法报税时在物价上涨时采用后进先出法，则后入库的先进入存货成本，存货成本高，利润低，从而达到少交税。企业会计准则与IFRS一样，在存货计价方法中取消了LIFO。
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创新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核心环节。上化院在创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方面进行着有益的探索。上化院先试先行，大胆探索，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突破产学研用结合的体制机制障碍。
与其他城市不同，北京不仅是地理区位的实有空间，更担负着特定的历史与现实使命。北京被称为首都，正如该词所直观展示的，是首要城市或行政首府。这种强大的政治隐喻在首都博物馆的命名中也可感受一二。同处于北京城中的国家博物馆与首都博物馆，两者地缘上的接近并不妨碍各自的职能定位:国家博物馆肩负了中华举国的一体化文化传承，而首都博物馆更像是北京城自身文化记忆的持续存在者。于是，在近似的空间里两者并行不悖，“国家”之大与“首都”之重在同一座北京城中交相呼应。
二、实体博物馆的文物在场与想象性真实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其著作《莎士比亚式的商榷》中开篇即说：“我开头就要提到的是我与死者对话的愿望。”[注]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Oxford ,1988:1. 实际上，观览者对于博物馆的体验也像一场与“死者”的对话，无论是历史遗物、日常器物还是自然生物，被摆放到博物馆里的物品，已经是时过境迁或甫成历史的“木乃伊”。
传统博物馆的展示注重实体展品及文物的陈列与展示，注重文字信息的表达。因此，博物馆学家将博物馆的展示分为两类——藏品与藏品之外的展示物。藏品是博物馆存在、有别于其他机构的基础，是首要博物馆物，是展示的“信息源”；除实物外的其他展示物，都可称为第二类的辅助展示材料，是展示的“信息载体”。[注] 苏海东：《博物馆的沉思》，见《苏海东论文选》(卷二)，第3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鉴于实体藏品具有的首要地位，不妨将处于主流地位的传统博物馆称为实体博物馆。如果将博物馆的功能看作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那么实体博物馆的展陈便是以此为依据，通过科学系统的划分来展示陈列，在人类认知图谱上投下人类对宇宙万物及人类自身认识的支撑点。通过提供不同层面的证据与证据链，博物馆为一种观念认识的形成提供客观存在的依据，用一整套实物提供的证据系统来建构起观赏者的认知观念。此外，作为历史实物证据的保存、展示与诠释的主要场所，博物馆除了陈列实物外，藏品的级别、编号、名称、时代等各种相关信息都是展览中的必要组成，拓展了观赏者对信息的更全面认知。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对海量的藏品数据进行检索、归纳与深度分析，能够帮助人们对文物知识脉络的建立提供新的便利。即便技术发展了，实体博物馆的地位依然牢固。博物馆的实物陈列复原或还原了作为证据的实物本身，系统的实物和与实物直接相关的信息的综合展示，为博物馆作为城市空间中提供历史文化记忆的特殊场所提供了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因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越直观的信息真实感越强，所谓“有图有真相”，倒不如“实物即存在”来得真实性更强。“博物馆本身最大的价值是其信誉值”[注] 陈伟：《数字博物馆与实体博物馆的服务链接》，见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信息中心、北京数字科普协会编：《创意科技助力数字博物馆》，第68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因为人们对博物馆展品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然而，历史的出场不总是“所见即所信”。历史的呈现与记忆的选择之间的裂隙为实体博物馆的历史效果带来的也不仅是真实性的不断自我确认，而可能是太多的信息塌缩。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其早期著作《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就以论战式的语气将对生活有助益的记忆与不食人间烟火的历史相对立。在他的概念体系中，历史主要意味着回忆，而记忆则意味着遗忘。他将历史和记忆描述成“强制性的二者则一”[注] ②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146,159页，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当一个博物馆参观者“眼见为实”的观望着实物而形塑起相关历史观念、进而不断回忆着某些历史断片时，是否还能雨露均沾地回忆或意识到那些在博物馆之外被遗忘的实物与历史？与惯常人们对历史与记忆之关系的理解不同，对于那些对历史的记忆有深刻理解、想要记住(有意地或无意地)被遗忘的事件的人，历史与记忆并未形成同一个视域的交集，而是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对抗者；历史与记忆由两者相互的界定得以确认。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书写是伴随着修辞与话语、记忆与遮蔽，充斥着虚构性和人造性，“同样也与在某一地点的某一人群有记忆的关联”②；那么，由此及彼地联想到博物馆展览，我们“眼见为实”的实物展览之真实，也只是历史巨浪中撷取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瞬间的一朵浪花，我们头脑中建构起的真实感与历史感也只是一种想象性真实。只不过，这种想象性真实与想象性历史整体观念的建构是由博物馆的实体展品支撑起的。历史的片段依托不断的观念填充连缀而起。在观念的形成中，实体博物馆尚有证据可察；然而电子技术的运用，其真实性如何呢？
三、媒介进化与数字化博物馆
(2) 尽管Q系统支护图表中，对不同质量围岩支护参数的考虑是有连续性的，但考虑实际应用的简化，不可能对所有的Q值设计针对性的支护参数，通常的做法是将围岩划分为五个支护等级，五个等级如何划分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本文的划分方式可作为一种参考。
与我们所生活的客观实体世界相比，数字技术最大的特点是虚拟性。有西方媒介学家认为，虚拟现实技术不仅仅是现实的补充，更是拓展了现实、创新了现实，是新现实自身。学者布劳沃认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使用数字档案的社会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其本身就是数字档案。”[注] J. Brouwer, A. Mulder. Information is Alive // J. Brouwer, A. Mulder(eds). Information is Alive: Art and Theory: Art and Theory on Archiving and Retrieving Data. Rotterdam: V2/NAi, 2003:6.档案，是对某一时期历史记忆的保留。在此意义上，博物馆也是对一个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召询。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15世纪后半段开始了文化的媒介化，中国印刷技术开启了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演变。以往历史上的各种象征符号得到了大规模的复制流通，进而促进了人类文明传播和保存方式的变化。可以说，现代社会机构转型的特色就是文化媒介化的过程。而作为文化传承工具之一的博物馆，在媒介促进全球流通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同步的变迁发展。
在首都博物馆的定位里，肩负着“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两项重要使命。在笔者看来，博物馆提供了一种展览式教育。正如德国人类学家戈尔古斯(Nina Gorgus)所说：“所谓国家的概念，是个内化的和道德上的概念，包含土地及人类；因此，博物馆与国家——即‘祖国博物馆’之责，即是从生活环境和氛围之中，让参观者培养拥有内视的能力，以捉住并了解土地、人们、与经济活动之间内化的关系。”[注] 周佳桦：《“生态博物馆”概念于法国源起之探源》，载《博物馆学季刊》2014年第1期。 这让我们看到，博物馆同时也是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场所。更深层来说，博物馆是集合了人、自然与文化的居所，具有文化交流中的涵化与再造的功能，即博物馆不仅限于保存已有的物质遗产，博物馆专职人员更具有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的责任。尼采认为，文化记忆的核心功能是强度和身份认同，或者称为推动力和塑造性的自我画像(formatives Selbstbild)。[注] ③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143，142页。 博物馆对参观者的教育功能，正是通过文化记忆的塑造而沁入人心。“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根据目标、力量和需求的不同”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的了解”。③而历史通过为文化记忆的择取对过往的事件进行限制、约束，划定了视域。
(一)数字化博物馆进程的普惠受众
传统博物馆服务基于博物馆藏品、博物馆陈列展览和博物馆软硬件设置而开展。新媒体时代，基于数字展示的博物馆服务突破了“馆舍天地”的空间地域，走向“大千世界”。早在2006年时，在博物馆界的文献中便开始出现新词汇Museum 2.0。[注] David Bearman. Museum and the Web 2006: Selected Papers. Toronto: Archives and Museum Informatics, 2006:23—42. 时至今日，在博物馆领域，数字博物馆、智慧图书馆等话题已如火如荼。数字博物馆是以数字化形式对某些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管理，建立一个基于网络数据库的数字化博物馆体系。[注] 何海平：《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文物数字化中的应用》，见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论丛·2015年》，第336页。 它能够解决文物与一定的展陈时间和空间的矛盾，从而有助于博物馆文物保护、传播、教育与展示功能的发挥。而在数字博物馆的基础上融入物联网、视频识别、智能感知等技术，便产生了智慧博物馆。智慧博物馆能将展品、环境、公众、管理人员相互连接，将公众最喜爱的展品以三维呈现、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示出来，根据公众的喜好为其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进一步增强博物馆的体验性。首都博物馆在新馆建立伊始，便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的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经验，发展数字化。目前，在首都博物馆网站上已利用虚拟技术建设了三维实景漫游的网上体验馆，拥有虚拟讲解员触发式讲解、动态图文介绍和展项三维展示等诸多功能。
以互动展览为例，麦克莱恩(McLean)将其定义为“可以允许观众操作各种动作、获得确切回馈、选择互动选项、测试技能、提供输入，并且能根据所输入的讯息而改变情境”[注] ④ S. Allen, J. Gutwill. Designing with Multiple Interactives :Five Common Pitfalls . Curator, 2004, 47(2): 199—212. 的展览或装置。博物馆开始利用互动科技和多媒体技术发展互动展示始于80年代中期以后。[注] H. Bess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useum and the Way It ’s Perceived // K. Jones-Garmil, M. L.Anderson(Eds.). The Wired Museum: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Changing Paradigm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97:153—170.互动多媒体展览最早主要应用于科学类博物馆和儿童相关博物馆④，此后开始大规模地在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中推广开来。关于早期博物馆内布置陈列的互动展区与互动装置，其形态是以博物馆传统展示的信息亭(information kiosk)的形式出现，而展示的内容也大多是作为实物展品的补充性资料(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注] M. Economou. A World of Interactive Exhibits // P. F. Marty,K. B. Jones (Eds.). Museum Informatics: Peopl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n Museum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37—156.随着电脑影音处理技术的日益提升，触控屏幕、体感装置、投影技术、沉浸式环境等技术的日臻成熟，出现了针对特定主题与文物的互动装置，甚至出现了互动剧场。基于此，博物馆展览的两个维度——博物馆解释文物的路径和观众体验展览内容的方式——都获得了重大改变。[注] R.Parry. Recoding the Museum: Digital Heritag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6—12. 在首都博物馆的什刹海历史文化展中，由于展厅空间有限，便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大量的信息集合在触摸屏中来进行弥补。而在触摸屏的界面平面设计上，结合展厅的风格配以老北京历史的画面感。互动装置通过与其他多媒体装置搭配使用，如影片、声音等多媒体媒材的辅助使用，能取得辅助说明和提供不同感官体验的效果。互动多媒体展览中，多媒体的使用有效刺激了观众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而互动装置具有的互动性为观众带来即时反馈、启发创造。通过搭配文物或实物，互动展览运用多样的工具、技术与系统，在完善的规划之下，增进观众的理解与体验。
一方面，原生语境的抽离对于博物馆非实物展出时，应当注重加强原生环境的相关信息展示；另一方面，博物馆数字化进程中的信息爆溢值得警惕。从19世纪以来，历史相关学科的知识暴涨，从而形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知识海洋。历时记忆的边界在知识的无限增生过程中被淹没，那些具有本质性的、值得了解的历史受到了无关紧要的、随意的历史信息的冲击。这种泛历史化趋势也为电子化博物馆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加强实现冗余信息剔除，强化关键信息提取。
(二)数字博物馆的“二次脱境”
在笔者看来，单就数字博物馆而言，文物的电子化经历了“原生语境的二次抽离”，简称“二次脱境”。文物诞生于原生环境，当将其置放到博物馆这一空间时，已经实现了一次原生语境的抽离；而电子展示将文物虚拟化、影像化，将观者对文物的物感抹平，带来的是纯粹视听感受，由静观到纯粹想象，这是对“原生语境的二次抽离”。多媒体是虚拟的展示，与传统物品展示相比，缺乏直观性，难以形成具象感知。为深入解读展示，多媒体展示常与其他展示方式相结合(如场景、模型、沙盘等)，这样既能在视觉上感知，又能让静态的展示品通过与多媒体技术的结合生动起来。在首都博物馆演示的明代北京保卫战场景中，战争的人物及场景塑像与战争的影像背景结合，视觉、听觉的双重感知刺激为观众留下更深刻的体验。
实体博物馆是“无声的言语者”，通过静静的陈列物的自身展示，向观众展示历史，突出强调展品自身的信息，最大限度复原其真实信息。而数字技术下的博物馆不仅向观者展示实物本身，更强调展品的背景环境及其延展故事，通过声光电音向观赏者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通过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数字技术可以搭建起展品与展品、展品与人、展品与社会的关系，将实体博物馆限于空间面积无法展开的内容还原到信息数据当中。将数字博物馆的展品故事化，通过文字描述、图画描述、影像描述等不同的形式，形成一个立体多面的故事集，进而激发观众观展的兴趣。为了发挥互动多媒体展的多媒体特性，博物馆在设计展出过程中需要运用各种主题、文物、内容、故事。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成为博物馆进开发互动多媒体展示的必然诉求。
总之，独立学院法学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学教育的诸多方面。为了培养出有竞争力的法律人才，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科学构建课程体系，创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合理建设教材体系，适当配备师资队伍。只有这样，独立学院法学人才培养才能凸显层级差异性，办出特色，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四、博物馆与文化记忆的再生产
随着全球博物馆的蓬勃发展，当代社会对博物馆的需求正从传统的博物馆迈向公共博物馆。在此过程中，媒介的数字化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数字化博物馆最早在美国产生，随后在欧洲和亚洲逐步发展。它是将实体博物馆对本馆藏品保管、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示等业务以及内部管理融入数字化技术后的博物馆。[注] 王萌：《漫谈首博数字博物馆的建设》，见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论丛·2015年》，第358页。值得注意是，数字博物馆不是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图形图像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立体显示系统、互动娱乐技术、特种视效技术，将现实存在的实体博物馆的三维立体的方式完整呈现于网络上的博物馆。在数字博物馆里，某一实体博物馆的收藏、陈列、展览等方面内容被真实呈现。数字博物馆是对实体博物馆功能和职能的辅助、拓展和延伸。在国外，博物馆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从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逐渐发展到博物馆馆藏的数字化建设。有鉴于此，笔者将数字化博物馆界定为比数字博物馆内涵与外延更广的博物馆形式，它是一个含纳了传统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的概念。
实证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热衷寻找个体聚合成集体的动因。他发现了“共同的回忆”作为凝聚力的最重要手段的意义，提出了一种“集体记忆”的存在。在他的记忆理论中，那些流散的、没有功能的记忆是没有作用的。回忆与团体形成了一个互相强化的闭合圈。回忆不仅使团体稳固，团体也能使回忆沉淀稳定，且集体记忆的稳定性直接和团体的成分与存在相关联。团体一旦解散，那些使群体成员作为团体相互确认、相互认同的回忆也从个人的记忆中消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团体的记忆有赖于带有不同标志和符号的社会，而不是集体灵魂和客观精神。经由共同的符号，个人得以分享群体的共同记忆与身份。可以看到，诺拉是借由抽象的、超越时空的符号来定义团体的。在这种抽象的超时空符号关联团体中，集体记忆的载体共享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而成员间却不需要彼此相识。可以认为，一方面，实体博物馆为不同的参观者提供了同一个物理空间的交集，经由创造“到过那个地方”的熟悉感树立了观者的符号认同；另一方面，无论是实体博物馆还是更广意义上的数字化博物馆，馆中展示的文物都为观者创造了一套“共同的符号”，从而建立起共同的群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一)作为身份认同路径的博物馆
我们处于一个以多元与片段的方式来感知世界的时代中。博物馆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就要探索物理环境及物质文化所表达的时空限域的维度，寻找出“文化在某一特定空间——移出至另外空间”这一连续变迁的过程。博物馆在安排藏品与诠释特定群体的地理文化史时，必然要考虑物品如何表达与其相关的人物、地理、自然与文化空间的发展，这就涉及这群人的生活、思维等观念文化。对任何文明而言，文化要得到传播就必须有一套体制(如教育制度与教科书的编撰等)。通过这些工具来传播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这种历史观念的形塑成为传播文化的关键步骤。伟大人物与事迹或是解释公共纪念建筑物等，都充满了仪式与庆典的意味，其背后隐藏了支持与再生产某种历史观念的权力，并由此确保这种文化的流通。一种文化流通的传承时间与传播空间取决于博物馆对这种特定文化的解释。博物馆通过公开这个时空场域为公众所用，完成了其传播文化的功能。
然而，认同也并不总是那么轻易达成。在皮埃尔·诺拉看来，鲜活的团体记忆与井然有序的历史书写之间存在太多的冲突与张力。历史与记忆更像是一对“反义词”：记忆是一个永远发生在当下的现象，是一个在永恒的当下中经历的联系；而历史则是过去的重现，“记忆把回忆带入神圣的范畴，历史则把它们从中驱赶出来，历史的使命就是祛魅”[注] ②③④⑤⑥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145，197—198，147，151，151，149页。 。向来，历史研究讲求客观性;但任何历史书写同时也是一种记忆工作，暗自完成了赋予意义、帮派性、支持身份认同等功能。记忆属于带有帮派视角的活的载体，因此对于身份认同来讲不可能是中性的。观览者参观博物馆所产生的浓重的地域情怀正是这种非中性的身份记忆。
(二)作为功能记忆行使者的博物馆
文字及其所代表的书写痕迹持续贯穿了人类文化史的不同时期，“痕迹、刻入、写入的图像性现在已经从实体的承载者过渡到了电子的承载物”②。博物馆电子展示平台通过将过往实物加以资源映射，将其在屏幕上展示，并配以详细的数据说明，使观众更为直观地了解展品的历史，并配以照片为佐证，重新唤起文物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
当代建筑学出现了向数字化转化的趋向，并为数字技术进步、建筑学现代性意识和自治渴求、后结构主义、复杂科学、可持续观念、全球经济及其他诸多要素所推动前进。一座实体建筑依赖于特定环境而存在，并由此体现出其独特性。这些特性来源于建筑排他性占位的场所，进而体现出一种“场所精神”。这种精神与建筑所在地的自然气候、地形地貌、文化、生活方式相呼应，可以看作是建筑所具有的场所性。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首都博物馆既使用了木材、灰砖石、青铜等中国传统典型建筑材料，又使用玻璃幕墙、钢屋盖等现代建筑材料，其背后反映了首都博物馆融汇古今中外的建筑理念。在一座以展示历史文化为己任的建筑物中，能够将厚重的历史感与时新的即在感结合起来，无怪乎首都博物馆可以成为寸土寸金的北京的一座地标性建筑。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之一阿莱达·艾斯曼提出了回忆的两种相互补偿模式：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功能记忆(或称为“有人栖居的记忆”)具有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的特点。它是一个被占据的记忆，是经过选择、连缀、意义建构等过程而产生的。存储记忆(或称为“无人栖居的记忆”)指与历史相关的种种学科，是所有记忆的记忆。它脱离了特别的载体，收录了与现实失去有生命力的联系的东西。③在集体层面上，存储记忆包含了无用的、变得冗余的、陌生的、中性的、对身份认同抽象的专门知识，并含纳了所有错过的可能性、其他可能的行动、没有利用的机会。“文化的功能记忆是和一个主体相关联的，这一主体认为自己是功能记忆的载体或承担主体。”④当一国的国民在参观本国历史博物馆时，召唤出的便是其自身的主体性，他会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祖先的后继者的位置上。共同的历史博物馆，构建了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群体性的行为主体(如国家或民族)通过一个功能记忆建构自己，在这个功能记忆中它为自己架设一个特定的过去的建构。”⑤
哈布瓦赫认为，一个回忆要进入集体记忆的前提条件是它被赋予意义：“每个人物和每个历史史实在进入这个记忆中时变频成了一个学说、一个概念、一个象征；它包含了一个意义，变成了社会理念系统中的一个成分。”⑥当一个回忆进入一个意义结构构成的场域时，便对其所显示出的感官数据和经验有所变异，记忆制造了意义，而意义加固着记忆。意义自始至终通过建构而来，成为一个事后补充的观念。当我们从功能记忆的角度考察博物馆展品时，首先关注的是展品标签的功能。博物馆展品的标签为文物提供了一种“补充知识”，是一种“记忆的记忆”，它批判地校正并更新或改变观展人现有的功能记忆。文字的潜力在于它们可以把离开了鲜活载体的信息编码储存起来，不必受时代变化后集体话语变更带来的束缚。文字的问题在于它们无限制地积累信息的倾向。我们看到当今时代信息爆炸的趋势以及各种形式主义化的、以文书形式留存的文档证据，就能深有感触。有了诸如文字、影像这种身体外部的、不受制于人的记忆的存储媒介，以身体为基础的回忆界限得以突破，具备了产生文化档案、抽象知识、被遗忘的传承的现实条件。
综上所述，在整个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使用相应的施工技术以及现场管理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可避免整个工程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开展上，人们应该以工程建设具体要求为主，对施工技术进行合理选择，并通过管理工作将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做到建筑质量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博物馆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集萃地，被赋予了叙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展现人类整体文明与智慧的重要功能。秉持着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博物馆常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也被纳入社会教育的整体网络中，成为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电子展示为建立资源库、公众展示、社会服务等文化保存、收集、传播、开发于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文化记忆传承方式提供了手段。数字展示在行使公共教育职能的过程中，不受博物馆开放时间和馆舍空间的限制，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传播效能。这些都为博物馆发挥创造功能记忆的职能创造了便利。
五、结 论
博物馆担负着保存、储藏、开发、循环文化知识的任务，抵御着日常记忆中不自觉地对过去的遗忘。作为人类对自身记忆的不断确认，作为对自我认知的参照性观览，作为群体认同的方式，数字时代的首都博物馆有着许多可开拓的意义空间。
由于人为活动影响的水文序列与天然序列存在差异，因此可将两者作为两类水文序列。本研究基于流域水文模型，采用有序聚类分析方法，判定人为活动影响的水文序列与天然序列之间的突变点。运用有序聚类分析方法判定水文序列的显著突变点，其实质就是判定最优分割点。最优点分割的方法为：
第一，在媒介技术的迭代中，数字化博物馆展现出诸多优势，互动多媒体展览为观众提供了多感官参观方式、创造新颖的游览经验、提高观众参与度并强化学习效果、提升博物馆形象、满足观众期待、可个人化与情景化调整、减少原始文物的展出风险。201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洛杉矶举行了“故宫数位画时代”多媒体互动展。根据相关问卷调查，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于互动装置的满意度普遍很高。[注] ② 吴绍群：《博物馆多媒体互动展之海外展览观众满意度研究》，载《博物馆学季刊》2014年第4期。 但细分之下，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得观众对少部分互动装置的满意程度有显著差异。因此需要考虑观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对博物馆展出进行针对性设计。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解决的，而且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粗鲁的办法，就是招人，就是人才优化。增量有增量的办法，存量有存量的办法，就只有这么两种。
同时，数字化博物馆的缺点也值得关注，主要是观者容易耽于声光效果的追求而忽略了学习或体验的目的、设计有难度、不太适合于群体或多人参观、隐藏成本高昂，这就需要策展者在内容与主题上有意挖掘主题，进行有深度的规划。②博物馆对于电子技术的应用，需要真正切合博物馆的本质与任务，不能盲目追逐科技的潮流，让科技展示变成乏味的个案或确乏实质参与的肤浅工作。在关注媒介技术与博物馆、媒介技术与观众关系的同时，让媒介技术的应用深化到博物馆的脉络中，防止技术加持下的博物馆展示成为昙花一现的流行物。
第二，由博物馆行使的功能记忆拓展、过渡到社会整体性记忆。前文所及，在博物馆展品所行使的功能记忆建构之外，那些未被馆藏的记忆是否应该被记住？在文化记忆理论看来，存储记忆就像“不定型的一团”包围着功能记忆，仿佛是一块堆满了无用的、没有被整合的回忆的场地。没有被赋予意义的东西并没有被遗忘，这部分不被意识、部分无意识的记忆很有可能成为功能记忆的背景。在与存储记忆的互动中，有意识的记忆可以发生变化，其位置与形态会发生分解与重组。一旦当前有效的成分重要性被弱化时，潜在的成分便会凸显出来形成新的组合。记忆的深层结构中原有的和更新的成分之间的内部交通，为意识的结构变更创造了机会。虽然存储记忆不赋予意义，不论证价值，但能为这些行为提供维持稳定或纠正偏离的背景环境。存储记忆能够包容比功能记忆所允许的更多的或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可限量的档案及日益增多的数据、信息、文件和回忆，已经失去了能将它们归类的群体，这使存储记忆成为广阔的、抽象的人类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在发挥博物馆形成历史记忆的空间功能之外，我们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城市空间来容纳游离的存储记忆，使其与博物馆的功能记忆相补充、相呼应并相促生。
称取0.2 g(精确至0.000 1 g)试样于300 mL烧杯中，盖上表面皿，加5 mL盐酸(试样中硅含量高时加0.1 g氟化氢铵)，于低温处加热溶解，加10 mL硝酸(硫含量高可加1～2 mL溴)。继续加热溶解，溶解完全后取下，加10 mL硫酸，蒸发至冒烟并保持5 min，冷却，吹洗杯壁，加50 mL水，5 mL酒石酸溶液，加热煮沸数分钟，使可溶性硫酸盐溶解，冷至室温，静置3 h以上，使硫酸铅沉淀完全。
第三，对于首都博物馆而言，明确地方性博物馆意在唤起当地居民对该地的认识与认同。但这种认同和文化参与，并非建立在种族血缘的单一因素上；而是奠基于当地居民共同参与而产生的认同，是建立在多因素基础上的认同。在17世纪博物馆的初创时期，博物馆便是促进文化民主的先锋。人们通过文物观览增长知识，而知识的分享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知识垄断。在行使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基础上，首都博物馆可以进一步发挥其辐射地区、创造共同参与活动机会的职能。
总之，博物馆是个人与环境有机联结的产物，正如首都博物馆以全面的视野检视了北京每一个特定时空中的生活方式及其演变。博物馆不是现代都市空间中展示零星文物古迹的亡者墓地，而是与当下活生生的观者对话的公共空间。应充分挖掘博物馆服务民众的效力，提升博物馆固有的美学、历史与科学价值，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构建共同记忆、提高文化参与、加强文化认同的公共空间职能。
（2）化学物相分析结果表明：矿石中铜、钼矿物均以硫化相为主，铜、钼氧化率分别为2.34%和4.57%。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北京都市空间与新民俗研究”(16WXB006)；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项目“后人类语境与当代新媒体的发展”(043175606800/007)
【收稿日期】 2018-10-04
【中图分类号】 G122;G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55( 2019) 02-0024-06
(作者简介: 孙权，山东烟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赵小华；责任校对：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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