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看修辞学：回眸和前瞻（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回顾即将过去的20世纪修辞学所走过的道路，总结一下她所取得的成就，反思一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思考一下她的发展趋向，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益的。篇幅所限，这里我们仅就几个主要问题把自己的一些管见发表出来，抛砖引玉。
修辞学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今天，其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几经变迁。最初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修辞学（Rhetoric）研究的是讲演艺术，几经沧桑，到十九世纪基本上以研究文学作品语言，研究辞格等修辞手法为特征。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各国的修辞学基本上是文学修辞学，附丽于文学理论或美学（试回忆著名学者克罗齐、浮士勒等人的论断）。
二十世纪对于修辞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二十世纪，修辞学从传统语文学，从文学理论或美学的附庸地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语言学学科。
在二十世纪开始了现代修辞学（学科名称为
Stylistics （注：Stylistics,стиJIистикa这个术语不同国家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请参阅拙文：《стиJIЬ， stye，
стиJIистика，stylistics：涵义和译名》——外语学刊，1997，No3。）， 区别于古典修辞学Rhetoric）的历史。
学界一般认为，作为一门语言学科的现代修辞学，其历史从瑞士语言学家夏尔·巴意（Ch.Bally,1865—1947，国内常译为巴利）1909 出版的两卷本《法语修辞学概论》（《Traite de stylitiguefransaise》）算起。巴意是索绪尔的学生， 他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学说，以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学说为基础，建立了语言学的修辞学（与文学的修辞学相对立）。巴意说，他的修辞学“研究语言行为的情感内容，也就是情感活动的语言表现。”巴意在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同时，注意到语言符号除了表达理性内容之外，还往往表达情感内容，即情感色彩（巴意用语为“自然效果”）（试比较：爱人—妻子—老婆）；与此同时，很多语言符号在语言的运用中形成了社会色彩（巴意用语为“联想效果”），即现在通常说的“功能语体色彩”（试比较：巴铃薯—土豆—山芋）。这就是说，语言单位具有这种或那种（或兼有）修辞表达价值。
巴意对修辞色彩的研究主要是以词汇同义（理性内容）现象为材料进行的。在巴意的这种表达（或描写）修辞学思想的影响下，对语言单位的修辞研究从词汇逐步扩展到语音、词法形式与句法结构等，于是后人有了“语音修辞学”、“语法（包括构词、词法和句法）修辞学”、“词汇（包括熟语）修辞学”的区分和研究，统称为“语言单位修辞学”、“语言资源修辞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
二十世纪修辞学的另一重大建树是语体理论、功能修辞学的形成和发展。布拉格学派和前苏联修辞学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一批捷克学者和旅捷的俄罗斯学者组成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其著名的《提纲》（1929）中，提出对语言进行功能研究：“研究语言要求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要考虑语言多种多样的功能和这些功能的体现形式。否则对任何语言的描写，不管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必然会是受到歪曲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正是与这些功能相适应，语言的语音、语法构造和词汇组成相应地变化。”由此，人们进一步探讨，认识到：一种语言由于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或用于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类别。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提纲》为语体学，为功能修辞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4年苏联科学院《语言学问题》杂志开展了修辞学大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功能语体”及其确定原则。从此“功能修辞学”宣告形成。这场修辞学大讨论，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一年有余），影响之深远，足以使之成为世界修辞学史上重大事件。“这次讨论不仅对（苏联）本国，而且对国外修辞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注：M.科任娜：《俄语修辞学》，莫斯科，1997，第23页。） 我们中国修辞学界50年代就接受了语体理论，综观我国的修辞学教材，或以语体为纲，或增加了语体的篇章。还应提及的是：1985年6月， 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我国首次语体学学术研讨会，随后出版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选集《语体论》，从此，我国的语体研究逐步向深广发展。
以语体为中心的修辞学通常被称为“功能修辞学”（functional stylictics）。和任何学科一样，功能修辞学也有它的由形成到发展的过程。
功能修辞学，正如其学名（functional）所示，一是强调这种修辞学是研究“语言的使用”，二是强调她研究因语言的社会功能不同而形成的“功能语体”以及在这些语体中语言的使用规律。我们不妨举苏联《俄语百科词典》给“功能修辞学”下的定义为例：“功能修辞学——研究和描写语言的语体系统及其结构内部语言组织的规律。”
通过上面提到的那次修辞学大讨论，苏联修辞学界（推而广之：整个苏联语言学界）给修辞学定了位：修辞学和同属语言学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不同，在于她不象后三者那样研究语言的构造，而是研究语言的使用。（注：T.维诺库尔：《俄语修辞学》，1982，第8页。 ）与旧的或其他修辞学不同，功能修辞学不是只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的使用，辞格的使用，或是只研究有特殊表现力的，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而是涉及到语言（所有层面）使用的各个领域。著名捷克学者豪森布拉斯说得好：“修辞学涉及到语言使用的各个领域，这应该认为是现代修辞学的重大成就。”（注：《诗学与修辞学》，华沙，1961，第39页。）
功能修辞学的最重要的概念是“（功能）语体” （ functionalstyle），因此在她产生的初期主要是研讨语体的概念及语体系统问题。尽管总的说来，大家都承认语体是语言的功能类别，但对语体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例如，先是以B.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语体的形成和划分以语言的社会功能（一般交往、指导、影响感染）为基础；后来又有一批学者（如M.科任娜等）则主张“社会活动领域说”，认为语体的形成和划分是以与社会意识形式相对应的人的社会活动领域为依据。（注：参阅拙文：《苏联语体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刊论文集《语体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笔者在一篇专论中则主张把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活动领域结合起来。
在语体研究上，初期注意并强调了语言外部因素是正确的、必要的，但语体既然是语言现象（维诺格拉多夫说：“如果说语言是‘系统的系统’，那么语体就是作为整体的语言系统的子系统。”）（注：《修辞学·诗语理论·诗学》，莫斯科，1963。），就应从语言本身上来分析和区分。M.科任娜在1981年一次国际会议上指出：今后语体研究的任务在于加强对各语体的语言特征的研究（以前做得不够），确定语体划分的纯语言学原则。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最早系统研究汉语语体的张弓先生，早在60年代就在《现代修辞学》中强调：“关于语体的研究，要紧的是根据语言学观点，从语言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
关于语体系统，目前仍存在很多问题。现在通常使用的工作分类是把语体分为1）日常口语语体（或：日常会话语体）与2）书卷语体，包括（1）科学语体，（2）公文事务语体，（3）报章政治语体，和（4）文艺语体，共计五大语体。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愈益认识到，语体系统绝不限于上述五大基本类别，存在着很多过渡，综合的，“杂交的”语体现象。总括地看，对于各种语体的核心部分研究得比较多，比较充分，而对于语体的“边缘部分”则研究得很不够。如果拿我国的研究状况来说，则很不平衡。例如科学语体，我国修辞界几乎无人问津。而在国外，特别在前苏联和现俄罗斯，科学语体、学术语言的研究是十分发达的，出版了好多部专著，论文更不计其数。国内比较熟悉的科任娜教授近些年来带领彼尔姆大学同仁，研究俄语科学语体从十九世纪到今天的发展，出版了多卷本的专著，以O.拉普捷娃教授为首的研究集体写出了多卷本《现代俄语口头学术言语》。当今时代是科技革命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语言在社会生活和信息交际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应重视和加强对科学、技术语言的研究。在这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领域的语言使用面前，修辞学“失语”是很不应当的。究其原因，我想1）与我国修辞学长期形成的文学传统有关，2）过时的狭义修辞学观念（修辞学研究“积极修辞”，研究偏离现象）作祟。
即便是在功能修辞学、语体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的前苏联和俄罗斯，处于世界之交的今天来看，功能修辞学研究也还存在不少带有根本性的缺憾。
此前（特别是80年代前）的功能修辞学研究仍然囿于“研究语言子系统”的“语言修辞学”范围，注意力依然限于“语体”层面。尽管通常人们认为语体可以而且应该再逐层细分，在“语体”之内再分出“言语体式”，或曰“言语体裁”，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
前苏联著名修辞学者B.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在现在称为修辞学的这个十分广泛又研究得不够的领域至少应区分三种研究范围”，即第一，研究“系统的系统”的语言修辞学；第二，研究语言的社会运用的各种类型和行为的修辞学——言语修辞学；第三，文艺修辞学。（注：《修辞学·诗语理论·诗学》，莫斯科，1963。）语体（作为“系统的系统”）修辞学或功能修辞学属语言的修辞学。因而对语体的研究还主要是停留在索绪尔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单位（语音、词汇、句子结构）的选择和组合上。M.科任娜在近年的一篇报告中指出：“直到不久之前，功能修辞学在研究语言使用规律时，注意力还基本上是集中在语篇（text）前的单位上。”（注：论文集《从交际角度看语篇修辞学》，彼尔姆大学，1987，第8页。）人们在分析、 研究某一语体特征时，注意的只是这种语体拥有哪些为它所用（或常用）的语言单位以及（后来注意到））语言单位组织的特点，还没有涉及到语篇本身，即或是涉及，语篇也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提供语言单位使用特点的背景、语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