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境遇与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新时期论文,策略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整体解读新时期文学现象的钥匙在于弄清楚两个前提：一是其整体文化语境是启蒙主义的，二是推动和完成启蒙主义使命的并非以社会政治话语写作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在文化语意和个性人本主义话语中展开的现代主义写作，这种统一是西方数百年文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压缩而致的“历史性焦虑”的结果。然而，现代主义与启蒙主题之间又存在着根本的分裂与矛盾关系，这种奇特的统一与分裂的关系正是新时期所有奇异现象的内在原因。本文除了纵向梳理出这一矛盾的历时线索及其表现以外，还力求对其构成的内部原因、主体选择的依据以及客观效果作出深入的分析与说明。
在回顾和总结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新时期”的概念，在实际上是一个启蒙主义语境或主题的象征符码，它在社会政治与历史范畴中的意义是其无可争辨的价值核心。在新时期所出现的一切文学现象，都是在这一基本的文化情境中展开的。然而，在完成历史所赋予的启蒙使命的时候，新时期文学却无法象历史上所出现的启蒙主义文学那样，在选择通常社会理性话语的前提下去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启蒙效能，相反，而是选择了一种亲和于现代主义艺术的具有非理性（社会政治意义上）倾向的复合话语，一方面它体现了现代主义强烈的个性非理性色彩，与梦幻、潜意识的世界相连结；另一方面在启蒙主题的引导下，它又体现了文化——神话话语中的深度模式化、多解性、模糊性与非历时特征，而且在发展中愈加向后者倾斜。启蒙主义的大众方向与现实目的，同现代主义的个性精英意识与文化高度之间，构成了一种既矛盾又结合的奇异景观。本文旨在对这一矛盾选择的内在依据、变延过程和正负效应作一粗略的回顾与分析。
一
当那场具有末日仪式色彩的文化暴力与狂欢结束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智力、理性判断力和其语言能力也已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所有的意义符号已被暴力的血水洗刷殆尽，仅剩下“红色”禁忌与象征的微弱功能。语言被暴力洗劫一空的状态，使面对历史变迁的人们患上了奇异的失语症。在文化的空白与简单的符号组合中，写作者们除了挥洒语言的空壳和叫喊出一种同文革文化毫无明确区别意义的兴奋与激动之外，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看看1977年到1978年产生的那些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的代表性作品，那些权力诗坛上的诗歌根本无法唤起人们新的理性和良知；那些戏剧作品除了表达局部历史和表层社会冲突之外也没有发出任何文化重建的信号；即使是小说，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这类有着典范“符号”意义的作品，现在读来不但感觉它们仍然丝毫未能摆脱上个时代的思维框架，而且会深深地吃惊，它们几乎不具有任何现代小说的特征：简单的故事线索、笔记式、议论式的笔法视点，仅具有政治概念和政治语义的旧式话语……这就是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不难看出，这个起点由于它与现实政治的密切结合与意识联姻（而现实政治的变革进程又是如此艰难缓慢），比之“五四”，便有了更大的背景限定，使它在最初不可避免地留于长时间歧路徘徊的境地。
很明显，在社会政治语意中的写作，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价值范畴中奢谈人的价值与尊严，是无法真正担当这个经历了一次文化冰河灾难的沉睡民族的启蒙使命的，它们自身也是缺乏充分自足的文化与审美价值的，而能够担当民族启蒙使命的只能是以个人价值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是人本主义价值范畴中的写作。大量作品例证表明，一旦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肯定重新被纳入到群体和政治的价值范畴及其狭隘语意之中，个人便实际上处在了被否定的位置。在启蒙主义的价值准则中，个人和社会、个体和群体、个性与社会规范，从来就是以不可调和的激烈的矛盾形式出现的，这是启蒙主义文化策略的本质特征和必然选择，西方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大量的以旨在恢复受到现实政治扭曲和约束的所谓现实主义传统和寻求正义、公理和人的尊严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在实际上都处在了一种自我的尖锐矛盾之中，一方面它们在悲怆的呼喊中试图重新确立人这一社会和审美价值核心，另一方面它们在面临社会政治的权力中心和否定力量时又显得十分空洞和茫然，政治范畴中的正义和公理在审美价值的构成框架中是如此脆弱和容易退色，它是单向、表层和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当我们回顾所谓“反思文学”，诸如《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大墙下的红玉兰》（丛维熙）、《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等等作品的时候，除了再一次感慨极左时代简单的愚昧之外如果还要寻找更多新的精神遗产的话，我们会发现结果将一无所获。
现实主义曾经是启蒙主义思想诞生之后相信终极理想与价值的时代的文学潮流之一。在欧洲19世纪的诸多文学大师那里，他们通过对前期资本主义（或原始积累时期）社会罪恶的批判，表达了他们从启蒙学者那里继承而来的人道、正义和美善的理想与观念，在引导人类精神、补偿社会道德的失缺等许多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疑，由于社会历史与文化思潮的作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写作也是在通常的社会语意中展开的，但是在西方，它并没有过多地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规定，大部分作家仍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文学以来所建立的理性话语（这是人性范畴中的理性而不是政治或道德范畴中的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其语意世界。但在当代中国文学这里，现实主义早已由于它同意识形态的特殊血亲关系而发生了逆变，不只是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上，更在文学运作的实践上都早已预示了它的没落，不管新时期作家们如何试图以某种理性反思对以往的政治话语中的“现实”写作予以调整，但社会文化情境却已注定了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和假想性，一句话，没有新的价值原则、文化策略与艺术方式的注入，就不可能实现文学观念与实践上的变革和发展，不可能担当起新的文化启蒙与开拓的重任。这样，启蒙——这个历史的重任就在实际上落到了现代主义者的肩上。
二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启蒙主义”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启蒙既有它的本体论范畴，同时它亦应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功能范畴，也就是说，启蒙主义既是一场特定的历史运动——指18世纪起于法国后传至整个欧洲的一场反对古典主义文化传统的文化和文学运动，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观念的确立的标志。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延伸的文化现象，文化启蒙实际上并不仅限于18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直到现代主义文学，仍然在许多方面、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启蒙主义的主题与价值原则，是其不断的延伸和逻辑否定的变种。甚至，从功能的角度而言，远在启蒙运动之前几百年的文艺复兴也是文化启蒙，是从中世纪宗教朦昧中唤醒人类的理性与尊严，使人类代神成为世界的中心的启蒙呐喊。对20世纪的中国而言，其整个文化景观的特点如果要求概括的话，无疑应是启蒙主义的，20世纪的中国正是处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一切文化使命都归结于启蒙。而这个世纪中最集中的两个年代就是“五四”和新时期的80年代。从文化的功能上，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不论我们有多少主义，归根结柢，中华民族的一切精神努力都是要把民族精神真正、彻底、完全地从封建的旧文化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人类不断前进的行列之中。而且，从时间上看，中国的文化启蒙比之欧洲至少已迟到了两个多世纪，正因为这样一种落差，就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非自足性与超逻辑性，由落差带来的历史性焦虑迫使它不仅要重历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而且要以文化急行军的速度重历尔后的所有大规模的文化运动，这样，在20世纪的中国，由整个文化使命的核心功能所决定，它的所有进步的文学运动都在实际上不可选择地承担了启蒙重任，从这一点上说，现代主义与启蒙主题的结合与重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此说来，从最初的“揭批”文学到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它们只不过是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启蒙主题的重现过程中起了一个前引或过渡的作用。或者说是“权力文坛”由于特定历史条件而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和面目。而实际上，具有某些现代主义色彩的艺术创作已在民间与之同时出现，甚至它们在出现的时间上可以上溯到70年代初期，这就是“朦胧诗”。尽管它影响官方诗坛并被带有贬意地“命名”的时间已迟至1980年，而且绝大部分朦胧诗作在今天看仍然具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相当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它们当中那些最典型的作品却直接间接地接受了来自外国诗歌和中国现代新诗中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的影响，它们以强烈和鲜明的个人人本主义思想、反抗社会强权（特指极左路线统治时期）的精神，鲜明的艺术反叛视角，迂回曲折的象征主义手法，展示了其现代主义的文化与美学取向，同时也拉开了新时期文学启蒙主义主题的序幕。它们与权力文坛那种长期的曲线运动方式不同，而是以十分明确和直接的态度提出了重建文化理性的问题，通过怀疑、绝望、悲剧的呈现（如芒克、北岛等人的诗），通过对人性、人道、人的基本权力与精神良知和情感世界的呼唤（如舒婷、顾城的诗），通过对民族古老文化与民族历史悲剧的现代理性观照（如江河、杨炼等人的诗），从不同角度实现对非人道、非理性、非文化的以封建意识为主导的暴力政治时代的批判和否定，并由此呼唤正义、理性、公道、自由、真理、人性的回归，这些主题意向无疑都是从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主题那里继承而来的。自然，有这些主题的外层，由于特定的灰色文化情境与悲剧社会氛围，这些朦胧诗作品也被施染上浓重的“反主流”、“反传统”色彩，有悖于权力文坛所表现的那种政治层面上的“理性”，特别是北岛等人的诗作，由于其较强的怀疑精神、绝望情绪而被冠以“反理性主义”诗歌，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了朦胧诗的某些“现代主义”特质；另一方面又恰恰说明了朦胧诗人独具的反理性的理性。被反对者所持有的那种“理性”实际上恰恰是缺少真正的文化理性的一种旧的政治情结。这同时也就决定了朦胧诗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内在的悖论性矛盾，即，启蒙主题与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之间的统一与对立。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必须努力通过其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全面变革与追赶而起到其唤醒民族文化理性，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以现代主义怀疑论者的反叛精神和反传统理性，通过某种激烈的、破坏性的艺术方式来实现上述建设性的使命。事实上，在西方现代文学那里，现代主义的确是对启蒙文学以来的人文理想的逻辑反拨（虽然这种反拨中仍然包含着继承发扬的因素），它们二者是矛盾的，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与需要却使它们不得不复合在一起，朦胧诗内部的复杂情状与分裂局面就说明了这种历史需要。我们有时候很难将它们看作是纯现代主义的作品，因为它们的确是那个时代启蒙主义主题最真实的承担者，是它们在一个艰苦的时期内真正密切关注现实、起到了提醒这个民族找回曾为启蒙学者所倡扬过的人文理想与理性精神的作用，缺乏激情与力量的“现实主义”者们都没能做到这些。我们又很难不将它们看成是真正的现代主义作品，因为它们中的精华部分的确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特征，如尖锐的反叛精神、走回个体内心世界的价值追寻，象征与隐喻的非现实方法，文化哲学主题与“深度模式”的刻意营构等等。
这种内在的矛盾来源于何处呢？归根结底，如上文所述，它来自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中一个根本的内在的“历史性的焦虑”，是由中西文化一个明显的“历时等差”所决定的。对中国人来说，启蒙的任务已不像西方近代启蒙运动那样，仅仅限于对中世纪文化朦昧的彻底否定和建立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文理想与价值原则，而是要更推进到对现代人类一切文明进步的倡扬与引进，所以，现代主义与启蒙主义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历史逻辑否定的关系，更是同时共在的复合关系。在世界文化已经进入了20世纪的今天，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和封闭了近30年之后，现代主义美学与文化选择就不仅是属于个别作家的策略，更是文化启蒙与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选择，是中国当代文化由其内在历史性焦虑症结的必然反映。
三
从上述意义上说，无需避讳，正是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与艺术追求在最大程度上担承了新时期文学文化启蒙的光荣使命。在下文中，我将对这一复合现象的逻辑历程及其内在的文化悖论与冲突做一个粗略的勾画与分析。
1985年以前，基本上可以看作启蒙主题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学主题的建构显示了鲜明的过渡性与多层性，所谓过渡性是指它既显示了新时代的光亮又带有上个时代的浓重阴影，所谓多层性是指各个层次上的文化价值原则与艺术追求都具有相对的历史合理性，现实主义（大多数小说作品）、浪漫主义（如张承志等人的小说）、现代主义（如“朦胧诗”中的部分代表性作品，高行健等人在80年代初的现代话剧实验，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也算是具有一定的现代主义特色）都各自居于重要地位，没有哪一个占居明显的排它性优势。从主题上看，社会政治批判、文化批判以及两者兼具的层面都有，从话语方式上看，社会政治语意、文化语意以及两者兼具的写作都有，总体上，通用的社会中心话语写作仍占主要地位。但从趋势上看，这一阶段不但已基本完成了对政治话语中心的逃离解构，在社会理性话语的范围内进行自我的反省与否定，而且逐步在政治中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心，即文化语意的中心、人性价值的中心、语言的新的终极指向和乌托邦理想。当然，这一切尚处在初步的进程之中。从这一点上看，它的确很像有的评论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次“现代主义的崛起”运动。然而从这场运动所显示的功能看，它又很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那种明显的个性极端主义、个体人本主义倾向，而是通过苦心营建一个与社会意识遥相呼应同步共在的中心，震动、惊醒并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产生出巨大的轰动效应，从而起到至关重要的传输启蒙功能的作用。许多作品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所提出的问题曾经是时代典型的病症，所表达的情绪曾体现了最广大的群众的共同心声。
第二个阶段是极为短暂的一个时期，从1985到1987年大约三年的时间，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一个“现代主义时期”。在1985年，现代主义似乎在上升崛起的势头中突然关键性地取得了社会的认可，开始步入文化关注与文学殿堂的中心位置。一批成熟的中青年作家伴随着一个具有明显文化乌托邦色彩的“寻根”运动纷纷转向富有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和文化象征意味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爸爸爸》（韩少功）、《小鲍庄》（王安忆）、《老井》（郑义）、《透明的红萝卜》（莫言）、还有扎西达娃、马原等人的西藏系列小说等一批震动文坛的作品，它们基本上完成了将文学创作由社会话语引向文化（审美）话语的历程；与此同时，其中新崛起的一批青年作家，如莫言、残雪、扎西达娃、马原等，他们的写作不但突破了社会话语规范的坚壳，而且在进入文化语意的层面之后迅速引导着向心理、性爱、直觉、潜意识、宗教、暴力、超现实想象等等热点扩散，形成了一大片各不相同的热点。这是一场在功能上更加超过前一个时期的文化解放与精神启蒙运动，甚至连具有某种“伪后现代”价值取向的作家作品也迅即出现，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在这个时期，文化，才普遍认可并取而代之地成为“权力话语”，具有了广泛而多向交流的功能，人们在文化的语意层面上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地惊喜悸动着文学天地的豁然开朗，精神解放的艰难历程由于话语世界的转递突然变得近在咫尺、如鱼得水，文学文本深层主题模式的建构也由于话语工具的更新而变得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其意义传输也更加内在、更加具有深厚强大的辐射力和承载力。毫无疑问，这是新时期文学最“辉煌”的时期，它在完成了对文学的社会政治中心的解构的同时，短暂而有效地建立和保持了自己文化中心的位置，并由此传达出巨大的“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显然仍是一个启蒙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
在这个阶段中另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现象，一是诗歌写作在思潮上快了半拍，早在1986年，便出现了一场震动诗坛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这次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由“崛起的诗群”的理论旗手徐敬亚策划的大展被认为是一场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诗歌运动，在我看来，它至少体现了一种新的对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所苦心建构的中心位置的一个解构与逃逸倾向，它是一个过于焦燥的策略性举动，使诗歌运行的脚步提前踏进了解构主义时代，这也预示着新时期文化启蒙主题的终结，因为它虽然不择手段地制造了一个轰动性的热点，但同时也最后瓦解了新时期以来诗歌的中心位置。另一个现象是在这个时期，一些无法完全扭转和更新自己话语方式与立场的作家，他们在旧式的社会话语世界中的写作尽管仍然保持了强烈的启蒙思想信息，坚持了启蒙主题的探索，如张贤亮，他的一系列被自己规定为“哲学探索”的作品，虽然曾引起某些轰动（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在新的文化话语写作的映照下已显得十分灰暗，在耀眼一时之后迅即成为昨日黄花。在这一立场上写作的作家们的艺术生命力随之迅速衰落。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新时期文学前行发展的必然趋向。
第三个阶段是从1988年以后，文学基本上进入了一个解构主义时期，第二个阶段中作家所苦意建造的文化主题已处在四处逃逸与流失的境地，理性衰退、激情消失、确切的主题中心的消失，成为文学日甚一日的趋势，有的研究者业已把这个阶段称为“后新时期”，在我看来，如果新时期确有一个前后之分的话，其分界的标志首先应当是启蒙主题的减退或消失。当然，从严格意义上看，作为这个时期文学最重要标志的“先锋派”小说（也许还应包括所谓“第三代诗歌”）在主题功能上、理论策略上仍然具有某种启蒙的或类似启蒙的特征，因为它们仍然是力促文化与文学进步——只不过这种进步的形式不再是向着新的中心靠拢而是从现有的中心向无限的可能空间中探险和漫游，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仍然不可否认地具有着启蒙的作用。但是也毋庸置疑，文学中心、主题和语意中心的消逝也决定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它们用自我的解放放逐了自己，这是一个无法避免、不可消除的不幸悖论。
四
上述逻辑过程表明，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隐含在这种复合的主题之中，这就是启蒙的深入同解构的层递之间互为依存又不断分裂的矛盾关系。在西方现代文学那里，现代主义文学虽然仍以社会批判、精神拯救为己任，但在历时逻辑上，它又表现为对此前启蒙文化精神的否定力量，所以它本身便带有了反叛社会的孤独、真理受损后的悲绝、社会公正与道义沦丧后的极端主义，理性被视为谎言后的非理性选择等等特征，这种文化取向与美学选择在进入中国文学之后虽有所改变，但其文化特性仍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实际上，现代主义虽然充当了新时期文化与精神启蒙的角色，但在内在精神气质上它与启蒙主义的价值原则又是有着必然矛盾和冲突的。而且从事实上看，这种悖论关系还是多重的。
首先，启蒙主题承载所需要的社会话语同文学的文化语意之间的偏差性。社会启蒙首先应当是一种社会意识、人文观念的确切表达，而这种表达在文学中的操作要冒两个风险，一是要限定作品的主题取向，话语风格、形式选择，它会使文学文本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到社会话语世界之中，使它陈旧和呆板、缺少新意；第二，如果作家在其作品中明确表达某种社会意愿，很可能在被纳入到社会政治话语之中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按照习惯人们极易在文学语意与政治语意之间并不相同的关系上划上等号，使作家的主题表达在意识形态概念中对号入座，在当代文学中已有多少作家因此而蒙受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命运！这样，作家们在历经多年寻找之后终于在文化层面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立场与语意世界，并且藉此试图担当起民族新启蒙的大任，这的确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局面。他们一方面接过了“五四”作家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又有所推进，在原有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主题中心基础上更加深入和扩张。寻根文学喧腾一时的辉煌仿佛也真地昭示过这种构想的成功，然而事实上一个内在的矛盾却很快地结束了这种激动并使其转向了另外的方向。因为文化话语本身的多向特性、文化主题的非社会价值立场实际上会使得作家们的启蒙主题与愿望陷于自我迷失，比如韩少功，他的“楚文化系列”小说与他理论上的寻找辉煌的楚文化之根的许诺在实际上并无法对证，小说所写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愚昧生活景象同作家试图为现代文化找到原始动力的美好愿望甚至似乎是背道而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小说写作在进入文化语意之后，其操作更多地是按照审美思维和非社会理性判断的思维展开的，文化本身的多向悖论不但展示在作家面前，而且也会反映在作品中，作家在实际上并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也无法真正对文化的选择取向作出理性的判断，他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呈现某些事实而已。所以对许多寻根热中的作家来说，他们很快就由于话语的选择而放弃了新启蒙的理想——这种放弃是不得已的——并转入了纯粹的审美文本操作，寻根小说之所以成为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源头，其原因也在这里。
第二，解放与解构的悖论。启蒙意识的注入使新时期文学从主题到形式实现了逻辑层递式的解放，由政治主题到文化主题，由文化中心到各个领域中的探险与实验，由政治话语到社会话语，由社会话语到文化话语，由文化话语到回归叙述本体或“回到语言本身”，这种转化的每一步都孕育着某些重大的进步，然而同时也是不可挽回的流失，因为解构与解放是同在的，政治中心的解体导致了文化中心的确立，而文化中心的解体又导致了文学的多元局面，最终多元热点也在其继续的边缘延伸过程中自我消失。一步步，文坛失去了它昔日高居社会中心的位置，也失去了它作为启蒙工具和精神武器的巨大的社会功用，失去了大众的关注，也失去了轰动效应。由启蒙解放的中心起点开始，新时期文学最终走向了它命运的反面——社会与文化的边缘区域，几乎成了时代的弃儿，启蒙思想精神的逆子，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悲剧色彩的结局！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仿佛经历了一场“离家出走”的冒险或衔薪自焚的壮丽场景，而今，它如失去树林的黄昏归鸟，盘旋在美丽的天空，但却再无归宿，无处驻足。多少年来的“不能承受之重”而今变成了解构后无枝可依、无岸可系的不能承受之轻。这种结局，想必是最初的启蒙思想者和学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除此之外，启蒙主题文本内部的悖论也是十分显在的，这表现在，一是思想表达与政治、人文环境之间的游离状态——这同样是不得已的，即使如此，作家还是冒了极大的风险，无论它是适应还是悖离总体人文环境，它的表达总是离它自己的思想内核有不可接近的距离，尺幅之遥，难以合拍，因此启蒙主题的表达策略在总体上始终是复杂无定的。另一方面，在许多作家那里，先锋表现与大众意识之间也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是在理想上面对大众的，从前期的道德拯救、中期的文化拯救到后期的生存与精神拯救，他们始终把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虚构在大众的文化需要之上（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呢还是大众的一厢情愿？）然而面对这种理想所注定的文本承载与话语选择却在实际上背叛了他们的这种大众理想，激进的表现形式和它们事实上的空洞无力之间构成了新时期文化启蒙主题的又一个悲剧特质与苍白景观，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学只不过是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反映或记录了这场文化启蒙运动的事实，而未必起到了作家们所梦想的那种推动作用。
再者，现代主义的艺术策略与启蒙使命之间的游离，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悖论。启蒙主题的规限极大地限定和影响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发育与发展，致使1985年前后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艺术革命未能持久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启蒙情绪也就是“历史的焦虑”情结，当它反过来揠苗助长式地推进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进程时，就注定使它们带上了焦燥、骚乱、肤浅、羸弱和早夭的一系列不幸特质。由此，曾以历时形式展现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那些作家的不同文化策略，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中展开的，回到大自然的主题同社会改革、呼唤工业进程的主题同在，传统文化的批判同文化寻根的主题同在，现代主义的孤独、愤怒、悲剧和拯救同“后现代”味儿的调侃、嬉戏、无谓和认可一切同在，这一切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焦虑和迷乱的结构状态，尽管造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但却在创作实践上留下了众多难以补偿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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