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语言对现代汉语成熟规范的影响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汉语论文,影响力论文,成熟论文,语言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语言作为现代汉语的个体，与现代汉语存在着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毛泽东语言作为一种权威语言、行政语言，从语言学角度看，毛泽东语言作为一种典范语言、核心语言、原型语言，在现代汉语成熟规范过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2001年第1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上， 编者为傅金祥的《毛泽东语体在现代汉语写作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题写了编者按：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是一种表与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现代中国的成长史也正是现代汉语从草创走向成熟的过程。领导中国人民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梦魇，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同时也对现代汉语的成熟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乔叟与现代英语，马丁·路德与现代德语，拉伯雷和蒙田与现代法语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一样。
编者按语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概括了毛泽东语言与现代汉语间互动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文也据此立题，探讨毛泽东语言对现代汉语成熟规范历史性的、全局性的推动力。
一、现代汉语的形成
语言自古而今总是以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服务于社会的。口语是基础，书面语记录口语。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书面语逐渐与口语脱节，以至于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所以晚清时，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反对僵化的文言文，提倡言文同一的白话文成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
元明时期形成的官话，以通用于官场而得名。其书面语形式——古白话是在口语基础上产生的与文言文分庭抗礼的新兴书面语。由于古白话长期被用以记录朝廷的外交事务，记录禅家和理学家的语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认可，逐渐取得了正式语体文的地位。18世纪初，清雍正皇帝还下令作为一种官方交际语言，在朝廷官吏中推行。行政命令的强制性大大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统一，增强了古白话作为书面语言的独立性和社会实用性。与此同时，古白话随着元曲、话本小说、笔记小说和明清小说《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普及。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作为行动纲领写在旗帜上，结束了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白话文处于辅助地位的局面。这既标志着中国语文，也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标示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形成后，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40年代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的发展，到50年代中后期逐步成熟规范。以鲁迅、毛泽东为主帅的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语文学家、文学家，既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又有微观的理论建设和写作实践能力。他们审视出语文发展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白话文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的必然规律性。在五四时期到40年代末短短的30年间，引导了语文改革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中国语文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白话文到现代汉语的过渡，形成了一整套大众语文建设的理论系统，完成了语文形式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的协调统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党和政府协同语文学家、文学家，完成了现代汉语的理论建构，为现代汉语达到普遍意义上的成熟规范提供了行政保证。
在现代汉语走向成熟规范的期间，有两方面的努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对现代汉语构建的理论倡导，一是对现代汉语写作实践的影响和示范作用。综观现代汉语的发展史，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之中，可以历数诸多政治学家、文学家、语文学家产生过的不容忽视的历史性影响，但毛泽东的语言对现代汉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推动、引领作用。
二、毛泽东的影响力
现代汉语于20世纪20年代生成，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发展，到5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普遍意义上的成熟规范。毛泽东语言的发展几乎与现代汉语发展同步，其间，四五十年代是毛泽东写作的重要时期。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已经巩固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成熟规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40年代起，毛泽东的文章作为重要的学习材料大量印发，新中国成立后又编进了各类教材，广泛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文革”中大搞偶像崇拜运动，毛泽东选集成几何数地翻倍印刷发行，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人手一本，毛主席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的高频度、高密度的宣传领会执行，其语言的示范性、渗透力、穿透力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可谓登峰造极。
认识影响了中国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毛泽东语言，其实关涉到对现代汉语体系本身的认识。因为现代汉语中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毛泽东著作来构成。尽管在现代汉语成熟规范过程中有两方面的努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语言学家、教育家的研究、倡导和教学活动；一方面是现代作家的现代文写作实践的示范和影响作用，但前一方面的努力偏重于理论探讨和教学活动，影响限于知识阶层；而后一方面的努力，如大师级的鲁迅、老舍、茅盾、巴金等，其写作或文白相杂，不具典范性，或影响面相对较小，没能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只有毛泽东的著作，真正把古汉语书面语改造、转化成了老少皆宜、妇孺皆知的现代白话文，并且以其个性鲜明、通俗易懂、新鲜活泼的大众化语言，给现代文的写作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纵向考察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可分出三个区别明显的时期：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白相参时期，50年代至70年代与口语完全吻合的现代白话文时期，80年代至90年代渗入西方语言成分的时期。毛泽东语言对现代汉语发展三个时期的影响是：第一时期：改造文言文，奠定白话文基础；第二时期：完善现代汉语语体体系；第三时期：成为传统语言理论、语文体式标准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学科的角度，从语体研究的角度可以更科学、更准确地考察毛泽东语言对现代汉语成熟规范的作用力。
毛泽东语言的影响覆盖了现代汉语语体系统中的每一种下位语体。
口头语体：毛泽东的口头语言通俗易懂、简洁明快、大气磅礴、幽默风趣，其语体的个性特征直接影响了现代汉语的口语。
书面语体：
（一）创立了现代文的政论语体。中国古代没有政论语体，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从传统的论说文中发展出了古典政论文。毛泽东继往开来，创立了现代政论文。到今天为止，政论语体的写作仍然是在毛泽东政论语体的框架里来进行的。政论文是毛泽东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采用的语体，在著作中所占比重也最大，这与政论语体的宣传鼓动功能可以很好地适应毛泽东作为政治家、革命领袖的写作需求直接相关。
（二）更新了新闻语体。受西方新闻学影响，脱胎于古典文学的新闻语体在20世纪20年代生成。其写作格式源自西方，语文体式却是古典的。毛泽东全新的新闻写作一扫新闻界的沉闷空气，用简洁明快通俗的白话文写作出外国学者赞誉的“把短小精悍的文风和丰富深刻的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范例”。
（三）改革了公文语体。旧公文语体中包括一些繁文缛节的程式和若干专门用语。毛泽东的公文写作破除了旧公文中的繁琐程式，清除了表达冗余信息的公文用语，形成了公文写作庄重平实、明快简约的语体风格特征。
（四）推介了社会科学语体。毛泽东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重要成果是科学论文《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论文，将社会科学语体的理论倡导与写作实践完美地融为一体。无疑，其言语行为的言后之果是推出介绍了社会科学语体。
（五）规定、示范了文艺语体。作为领袖，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引导和关心，注入了他为实现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理想。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拟定的文化谋略就包括了一系列的语文政策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写作纲领，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作为主要的语文纲领延续使用，其目的是引导文艺语体朝着清新明快、通俗易懂、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向演进。
在文艺创作方面，毛泽东虽不是个纯粹的诗人，但古体诗词的创作却达到了鲜有人能及的高度。诗词语言雄浑豪放的风格奠定了浪漫主义文艺创作的基石，而且这种创作倾向直接影响了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17年时期、“文革”时期的文艺语体。
毛泽东的写作主观上是为了中国革命，具有很强的政治功用性，客观上对现代汉语产生了巨大影响，推进并完善了现代汉语的语体体系。
傅金祥在《毛泽东语体在现代汉语写作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一文中以翔实的材料，准确地推理论证了毛泽东语言对现代汉语写作的影响。但没有谈到语文政策的理论指导作用。比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语言运用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语言学家在拟定现代汉语规范政策时就把它们作为语言运用的准则加以引用。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就有“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1]。
另外，傅文还强调了毛泽东的文章于现代汉语写作实践的示范作用，但忽略了讨论口语交际的示范作用；强调了耳濡目染这种自发地接受毛泽东语言的影响，忽略了语文学家自觉地认知毛泽东的语言，然后以典范的形式授之于人的示范作用、规定作用。因为在知识阶层这个庞大层面上，正是语言教学最有效地发挥了、强化了毛泽东语言的示范、规定作用。比如语文学家选用毛泽东的文章、正是注意到了其语言的典型性和规范性。教育学家选用毛泽东的文章，是要教会学生怎么准确选词炼句、表情达意、立意高远；修辞学家选用毛泽东的文章，是因其语言既鲜明生动、通俗易懂又雅致得体，还具有政论语体标准体式的特征：逻辑严密、推理准确、富有战斗性和文学性；语法学家选用毛泽东的文章，是因其句子结构规范，逻辑层次清楚，关联词语表义准确，具有很强的可分析性；演讲学家选用毛泽东的文章，是因其深入浅出，富有哲理，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极富鼓动性、艺术感染力的标准的演讲语体。总之，正是语文学家的种种教学、写作实践的推介活动，从而从不同角度强化了毛泽东语言的典范性和规定性，而且比自发的耳濡目染的示范性更自觉、更理性、更有渗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