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兴中会、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与海外洪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会论文,兴中会论文,洪门论文,海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兴中会、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国内依靠洪门会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而且把海外洪门也作为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孙中山联络和发动海外洪门参加革命有哪些有利条件？他是采用哪些措施对海外洪门实行领导、整顿、改造，并将其引向民主革命道路的？海外洪门在孙中山领导下，对辛亥革命起了怎样的作用？研究这一课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些均为拙文试图回答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孙中山创立、发展兴中会与海外洪门的关系
孙中山早年求学于海外，受到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萌发了以西方国家民主主义的治国方案，迅速建设自己国家的理想。他首先在檀香山建立革命组织，并非偶然。他的兄长孙眉（后改名德彰字寿屏）即是檀香山的华侨。孙中山于少年时期随其母赴檀香山，依靠其兄生活，就学五年之久，他自身即是华侨子弟，又熟悉檀岛华侨情况。美洲和檀香山华侨，大都从事洗衣、厨工，或经营杂货店、餐馆、古董店、手工业、卷烟等业，“大多都拥有相当积蓄，故就国民革命初期中国社会的构成言，旅美华侨的经济情况，当可归类中产阶级，这个旅外的中产阶级，就成为国民革命的温床”。〔1〕
198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借俾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寓所，（后因人数多不能容纳，改在李昌寓所），召集华侨革命志士开会，正式成立了兴中会。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革命团体。参加者多为经营商业和农场、牧场的华侨资产阶级，也有医生、教员、通事、记者、行号职员等。兴中会的成员最初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华侨中产阶级；一为有民主共和意识的知识分子。兴中会成员最初为二十多人，随后逐步增加。有人估计兴中会中，华侨约占总人数的78%。〔2〕也有人统计，兴中会成员人数为325人，其中华侨约230人以上，即占总数的70%以上。〔3〕而在全美华侨中，洪门致公堂成员又占总人数的十分之八九。〔4〕致公堂成为华侨团结互助、对抗美国排华的一种社会力量。 由此可见，兴中会是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与洪门为纽带的华侨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些华侨中，中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洪门致公堂的社会力量成为兴中会的后盾。兴中会的发展与洪门致公堂的协助是分不开的。
兴中会这一革命团体，不仅有许多海外洪门成员参加，而且在秘密活动方式和宣誓形式等方面，都有洪门的影响。该会秘密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5〕誓词中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共和的政治要求，显然是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先进思想的结晶，而“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又是照顾了洪门会党的心态，继承了洪门三十六誓的传统。宣誓时，“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6〕举右手向天发誓的形式，系洪门天地会拜天拜地的传统仪式的演变，也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天命观的传统形式；而“以左手置于耶教圣经上”，是由于成员中有不少教会人士，使兴中会吸取了“洋”教的宗教仪式。可见兴中会成立时，宣誓形式是“土洋结合”的。
1985年1月，孙中山由檀香山赴香港，准备策动武装起义。2月，孙中山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樨等创设香港兴中会，并计划联合各地同志扩大檀香山兴中会之组织。2月下旬，租定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为会所，定名为“乾亨行”作暗号，意思是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藉以避警探耳目。凡入会者高举右手向天宣誓，与檀香山兴中会大致相同。香港兴中会的骨干人物如郑士良、朱贵全、丘四等均为洪门会党中的骨干人物。香港兴中会成员中的会党分子约占30%〔7〕此后，兴中会与哥老会、三合会合并，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8〕
以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联合海外洪门，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旅美华侨风气闭塞，国家观念、政治意识淡薄，“与谈革命排满，莫不掩耳惊走”，“华侨团体名目繁多，中以洪门致公堂为最巨，其会员占全美侨胞十分之八九，宗旨为反清复明，即广东三合会之支派。但以代远年湮，多已忘却本来面目。”〔9〕孙向他们宣传革命，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孙以后回忆说：“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10〕这些海外洪门人士对孙的宣传不仅不理解，“且以孙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其肯与往还者，仅耶苏教徒数人而已。”〔11〕
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再到檀香山，这期间，保皇党人在檀香山等地也大肆活动，对洪门大力争取，造成洪门致公堂对孙中山宣传革命多持抵触态度。保皇党首领人物梁启超为了争取海外洪门加入保皇阵营，已于1900年3月在檀香山加入洪门三合会。自梁入洪门之后，竟然“能调动檀香山彼会之全体，使皆听号令”。〔12〕
由于檀香山保皇势力盛极一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遭受阻力甚大，孙中山在洪门的联兴会馆演讲时，保皇党故意捣乱，以图阻止，孙中山不顾扰乱，仍终其演说。〔13〕经孙中山的奋力宣传，“阐明革命大义，力辟保皇谬论，于是人心遂变”，在孙领导下组织了“中华革命军”，实为兴中会的外围团体。入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14〕在此最初提出了“平均地权”。经数月的艰苦工作，阻力渐渐减少，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演说，可见局面之变化。
以上史实说明，兴中会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贯穿着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与海外洪门为纽带的华侨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与保皇党争夺洪门的过程。争取海外洪门，发动华侨虽然历尽艰苦，但比起在国内组织和发动群众有不少有利条件。
其一，当时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尚不足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如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有阶级基础的话，其阶级基础在海外。华侨中的资产阶级成分比例比国内高，华侨居于海外之环境，耳濡目染民主共和风气，其近代化意识远胜于国内民众，文化心态上较容易接受民主、共和的政治宣传；其二，华侨洪门成员众多，洪门具有团结互助之凝聚力，具有“反清复明”的传统以及秘密活动的传统，这些都是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可与洪门结合的重要因素；其三，海外洪门中，粤籍人士众多，孙中山便于利用粤籍同乡关系开展活动，同时具有语言相通之便利。据当事人回忆录说，孙中山当时多以香山（今中山）县土语演讲，华侨多能听懂。据有人统计，兴中会325人中，粤籍278人，占总数的85.6%。〔15〕檀香山有80%是香山县人，美国本土的华侨也有“很大部分来自中山。”〔16〕远离故乡而异国相逢的同乡关系，成为革命活动初期组成革命团体的有利条件。其四，孙中山本身就是熟悉檀香山华侨情况的华侨子弟，这又是便于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建立革命团体的有利条件。其五，海外可避免遭受清政府镇压。
（二）孙中山参加致公堂，领导海外洪门走民主革命道路
孙中山深感美洲华侨中洪门为数众多，力量强大。为了发动美洲华侨投入革命事业，有必要亲自加入洪门。前次孙到旧金山宣传革命，洪门人士以孙是门外人，“视同陌路，无助之者”。〔17〕洪门一向视“洪家”人，亲如手足，决不听门外人指挥。孙中山若不加入洪门，难以与保皇抗争。
1904年1月，孙中山前往茂宜岛谒其母及兄孙眉，其母舅杨文纳鉴于孙中山前于1896年第一次游美时宣传革命，“成绩不佳”，缺乏志同道合者大力相助，因而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会党。并指出“现时保皇党机关林立于美洲各埠，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于是，孙中山返回檀香山后，遂托洪门前辈叔父钟水养向洪门致公堂介绍入围。致公党职员中有身跨保皇会籍者，对孙中山入盟表示反对。钟水养对大家说：“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某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此等人已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反对者无话可说。致公堂于是择日为孙中山“演特别开台戏”（注：洪门为便于秘密活动，在国内时避当局耳目，称拜盟仪式为“演戏”），——举行入盟仪式。同时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某大佬封孙中山为“洪棍”。〔18〕有关孙中山入洪门的具体情况，另有一说，据华侨革命人士洪门首领人物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称：孙中山加入洪门是经他帮助策划的，“因为孙文曾到美国，运动华侨作反，华侨不理之，尤其香山人最恶之，所到皆饷以闭门羹，运动无所入。三德乃为策划，由三德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正埠国安会馆各昆仲，许其加盟。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令等。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19〕黄三德的这一说法也是合乎情理的。凡入洪门者必须宣三十六誓，遵守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令等。而三十六誓等内容中有不少落后成份以及类似迷信的天命观，所反映的是旧时代农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民间秘密结社的政治心态和社会意识。而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的誓辞，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质，其政治目标和视野的进步性是洪门三十六誓所望尘莫及的。然而孙中山为了发动海外洪门和领导海外洪门从事革命事业，却接受了洪门的这些誓辞、条例、禁令。反映出孙中山在革命策略上的灵活性。
孙中山自从加入洪门以后，他在美洲各地的活动，虽然也常有困难和挫折，但每当陷入困境时，多有人相助，似有逢凶化吉之妙。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乘“高丽号”离檀香山赴旧金山，由于保皇党人告密，孙遭美国移民局拘禁，洪门首领黄三德得悉后，急忙营救，始获当局许可入境。旧金山是保皇势力在海外的基地，但由于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受到了旧金山致公堂的热情接待，他从移民局获释后“即下榻于致公堂会所”。〔20〕当时美洲华侨“风气尚极闭塞，其稍开通者非属保皇会员，即为基督教徒”。〔21〕孙中山这次来美洲的主要目的是发动华侨投入革命和为革命募饷。为了发动华侨革命，孙中山依靠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等人的支持，借钱印刷邹容的《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侨胞，广为宣传。“全美华侨得此有力宣传品之启导，不及半载，知识为之大进，此书之力为多焉”。〔22〕同时，孙中山从美洲华侨中具有新思想的基督教徒入手开展革命活动，发行革命军需债券，“各教友先后购券得美金二千七百余元”。〔23〕
孙中山从海外洪门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逐步引导方式，照顾其传统习惯。当时洪门致公堂的中心人物曾向孙中山请教，怎样改良洪门入盟仪式，以便新思想人物接受。孙中山回答说：洪门结盟仪式，有些象宗教迷信，如果简化了，无异把这个迷信破弃了，这恐召来全部涣散，宁可社会上没有香烛供给，亦要自造香烛来用，以维持这个迷信等等。〔24〕孙中山意识到，洪门落后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仪式，是适应洪门会众的觉悟程度与文化心态的，是维系团体凝聚力的需要，如果过早废除这些迷信色彩的仪式，反而会造成团体涣散。孙中山能够从洪门会众的实际情况着眼考虑联络和领导洪门的办法，乃是这位伟大革命家、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求实精神的结合。
旧金山华侨中的洪门秘密团体有24个，洪门三合会兴盛，美洲的致公堂成为三合会的总名称，分布于各埠，其具体名称不一，皆属于洪门。全美华侨中，虽然洪门致公堂林立。但是，洪门各团体之间互相联合和分裂变化多端，以致互相格斗、残杀。洪门会众“多半泥守旧习，毫无远大理想。而各分堂对于总堂之关系，大都阳奉阴违，有名无实，尤以美东各埠为甚。”〔25〕基于这种状态，欲依靠这些洪门团体为革命筹饷，实属困难。孙中山为此提出了整顿全美洪门的方案，建议举行全美会员总注册，他指出：“在美洪门会员既有十数万人，若能重新举行登记，不独足以巩固团体回复威信，且可借此收集巨款，为公堂基金及协助国内同志起义之需。”孙中山表示愿亲往游历各埠，“劝告洪门手足同襄义举。”〔26〕在取得大家赞成后，孙中山亲手起草了总注册章程，由洪门大佬黄三德陪同游历美洲各埠，向洪门各堂广为宣传总注册和新章程。这是对美洲洪门实行领导、整顿、改造的重大措施。
新章程将洪门的反清复明宗旨加以改变，使洪门成为一个革命团体。新章程中提出：“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是继1903年在檀香山成立的“中华革命军”誓词之后，进一步明确、完整的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这是以革命的政治思想准则引导广大洪门致公堂走革命道路。成为致公堂在政治上的飞跃。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27〕中说明了改订新章为了使洪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是为了加强洪门的团结统一，昭然启发了洪门会众的觉悟，“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堂实有其责。”洪门欢迎孙中山帮助改订新章和指示办法。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在论述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时，猛烈揭露、批判了保皇党，怒斥保皇党人为汉奸。反映出在反满的政治目标上，洪门的“民族主义”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基本是一致的，仅限于反满，尚未把反帝提到日程上。政治上仅强调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在反封建制度方面，未有明确的表述。反映出此时反封建的意识不够充分。
《重订章程》的《纲领》中保留了洪门某些传统礼仪，如：“凡新进堂友，须遵守洪门香主陈近南先生遗训，行礼入闱。”这些传统礼仪的保留既不妨碍政治纲领的贯彻，而又适应洪门会众传统文化心态，这是孙中山高明的领导艺术的体现。新章在组织原则和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进步性十分显著。例如规定：“所有堂友，无论新旧，其有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堂各职”。〔28〕这就改变了以往洪门中依照“三十六部半”的等级排列的封建等级制和论资排辈的落后的人事制度，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式，进行“受众公举”。新章废除了龙头大哥的终身制，以及“三十六部半”的“步位”晋升制，规定：“总理协理以四年为一任。管银、核数一年为一任。议员由初举时执筹，分作三班：第一班一年为一任，满期照数选人补充，或再举留任；……第三班三年为一任，满期补充。如是议员之中常有三分之二为熟手之人”。〔29〕这些规定体现了组织制度上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式，取代了以往洪门的小生产者和游民的封建性组织形式。这就使海外洪门从组织制度上放弃了传统形式，跨入现代文明形式。
此外，《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还规定了权限、专责、保卫、薪俸、进款、支款、办法等项，都具体反映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洪门致公堂从政治思想上与组织上进行领导、整顿与改造的精神。
以上说明，孙中山为了领导海外洪门这支社会力量进行革命，不仅以民主革命的十六字纲领取代了洪门原有的“反清复明”的宗旨，而且从组织原则、人事制度诸方面，进行全面的整顿与改造。如此将海外洪门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使海外洪门走上了革命化、民主化、开明化的道路，也使海外洪门获得了新的、革命的生机，同时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
（三）孙中山领导的“会内联合”与“堂内合作”
1905年1月，孙中山抵比利时布鲁塞尔，着手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并建立革命组织。孙中山主张从改良会党入手，使留学生加入会党。他说：“会党之宗旨本在反清复明，近日宗旨晦，予等当然为之阐明，使复原状，且为改良其修款，俾尔辈学生亦得参加。盖会党之规章，成于明末陈近南先生。当时陈先生以士人无行，往往叛党，故以最粗最鄙之仪式及一切不通之文字为教条，俾士人见而生恶，不肯加入，因以保存致今。今日应反其道而行之，使学生得以加入，领袖若辈，始得有济。”“不然此等团体固在，我辈一动，而彼等出而阻碍，其妨我辈之行进也。”〔30〕孙中山继兴中会成立之后，继续主张共和知识分子与洪门会党结合以建立革命组织。
但是，欧洲留学生中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不一致，“反复争论三日三夜，结果始定为双方并进”。即学生革命团体与会党并进。可见，欧洲情况不同于美洲，欧洲缺乏美洲那样的海外洪门的社会基础，洪门未形成欧洲革命团体的主要形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出席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该会以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为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大联合的组织，同盟会在国内外的支分会共计45处，其中海外占24处。在海外的24处中，南洋10处。美洲7处，其余地区7处。〔31〕在南洋与美洲的这17处，多为原先洪门会党团体。同盟会成立后，继承兴中会的传统，重视在海外发展革命力量。
同年10月下旬，孙中山抵西贡，亲自发动华侨，指出：洪门会党本为反清之明朝遗老所组织，应恢复其反清宗旨，为建立民国事业而尽力。遂成立同盟会分会。该地区洪门众多，堂号林立，常相斗争，害及治安。孙中山出面促使洪门团体和会众加入同盟会，“当地洪门各派取得统一，争斗消灭”。〔32〕这是实行“会内联合”方式。
1908年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等总结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并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另订分会总章及通信办法。当时胡汉民认为会党首领不足为依靠，其会众乃乌合之众，不足恃之为革命力量，应注全力于正式军队。但孙中山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中人辄患恃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诸役虽无成，然影响已不细。今后军队必能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33〕可见，孙中山对于洪门会党的认识是辨证的，对于在国内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屡次失败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哲理，能够以伟大革命家的目光和气度看待失败与成功的辩证关系。1908年以前各次武装起义多依靠洪门会党，1908年以后，转向发动新军起义的重点，仍联络洪门会党以配合新军起义。至于海外洪门，仍然成为孙中山筹饷的主要依靠力量。
1908年11月13日，孙中山抵达纽约，洪门老友黄溪（号佩泉）至码头迎接。〔34〕12月25日晚间与华侨商人会议组织革命团体事宜。
1910年2月，孙中山赴旧金山将“少年学社”改组为同盟会分会，会名为“中华革命党”。对外仍用同盟会名义，该分会又称美国总支部，全美各分会由该会统辖。
1911年2月，孙中山赴加拿大，这里华侨多倾向革命，保皇势力大减。2月6日，抵温哥华，发动洪门筹集革命经费。〔35〕该埠致公堂首捐一万港元。孙中山游至域多利，经冯自由等授意该处会员，提议以公产楼宇抵押，由大会通过，计得三万元。多伦多亦效法域多利，抵押得一万港元。〔36〕据黄花岗起义后，香港总机关统筹部统计，海外各地捐款，共收到十五万七千二百十三元，其中美洲侨胞捐款即为七万七千元之多。该数额内包括了旧金山大埠致公堂和加拿大域多利致公堂变产助饷的两笔大款。〔37〕
1911年6月，孙中山抵旧金山。他总结此次广州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致公堂与同盟会未能合作，在美国仅由李是男筹捐得一万余元。为此他倡议旧金山致公总堂与同盟会实行组织联合。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大同日报》司理唐琼昌商议合作方法，欲令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而致公堂则开特别会，删除繁文褥节，以优待同盟会员之加入。获黄、唐等赞成，遂由双方各在《大同日报》与《少年中国晨报》刊登联合布告，以示合作。〔38〕
联合布告宣称：“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而大埠致公总堂之改革新章，更与本会三民宗旨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惟洪门内容含有秘密性质，而本会会员尚多未入洪门者，故不免窒碍。今得孙总理驾抵金山，主张联合，而致公总堂专开特别会以招纳本会会员之未入洪门者，本会集议，全体赞成，特此布告各埠会员，一体遵照，以策大群合大力而共图光复之大业，是为厚望。天运辛亥五月二十二日三藩市中国同盟会启。”〔39〕可见这一布告把联合的倡导者、联合的原因和目的说得很清楚。
同时刊登的致公总堂广告称：“孙文大哥痛祖国沉沦，抱革命真理，遍游五洲，驾抵金山。与众义兄聚集，倡仪与同盟会联合，结大团体，匡扶革命事业。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进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气。本总堂叔父大佬义兄等，备极欢迎，开特别招贤之礼，以示优遇，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翼赞将来光复之伟业，扫虏廷专制恶毒，复汉家自由幸福。仰我洪门人士，一体知悉。须知招纳天下英才，本总堂之主义。特此布告，统为鉴照。天运辛亥五月□日，美洲大埠致公总堂启。”〔40〕
美洲中国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后，孙中山又提议在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饷局，以资筹饷。于是，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成立了筹饷机构——革命公债债券局。这一债券的发行，是美洲同盟会和致公堂合作的产物。
1911年7月21日，孙中山在旧金山为洪门筹饷局手订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及革命军饷《约章》。〔41〕筹饷局分董事部与办事部，各定职能。所有收捐，“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筹饷约章》凡四款，规定“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通宝用，交纳税课，兑现实银”。凡认百元以上，除照第一款之外，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记大功者，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利权。
当天，筹饷局议决，派孙中山及黄芸苏等三人分途在南北各埠演说筹饷，并向各埠洪门通告，务祈优礼欢迎，慷慨捐助。〔42〕
孙中山领导的这次分南北两路周游各埠的演说筹款，在洪门各堂和华侨中广泛宣传了革命道理，从此，各埠“人心大变”，积极捐款资助革命军饷。当时，美洲清领事梅某承清政府命，劝捐博物图书馆经费，不下数十万，自孙中山一行周游演说后，“尽将此款拨充军饷，及新政府公债，梅某无如之何。”〔43〕企李夫仑的华侨革命党员梅光培，在洪门致公堂协助下，购买一飞行器（飞机）“转运中国为革命军用”。〔44〕加兰姐埠致公堂“趋向革命尤为热心可嘉。……众议提出公堂存款，尽行拨充军饷。……多有倾囊慨助巨款，争先踊跃者”。〔45〕墨国扶朗姐埠函称：“前奉孙大哥来书，所云提倡革命以图光复中华等语，同人当即通告全埠桑梓，十分踊跃，当场麇集巨款，并议定将致公堂递年所存积款，全数拨充军饷之用云。”〔46〕墨国点美利函称：“兹闻公堂筹饷起义，各大佬、先锋、叔父等，爰即开台演说，各手足俱热心捐助。”〔47〕墨国告路厦函称：“本埠致公堂手足为筹饷一事，即集议劝捐，并提议将公堂积存公款，尽行拨充军饷。”〔48〕
致公堂布告筹饷路程大小城镇共百余埠，洪门筹饷局自1911年夏历六月开始办事，至十二月由孙中山电令结束，“公布进款总数为美金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四毫一先，皆汇交香港《中国日报》、金利源商店等机关”，〔49〕除筹饷员所到各埠捐助军饷外，其余因影响所及，而自动筹集汇交筹饷局者，尚有加拿大温哥华，域多利等埠。〔50〕洪门筹饷局坐办职员则由致公堂、同盟会两方分配。〔51〕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仍在美国为革命筹款。10月15日，黄三德致函孙中山，报告汇给革命军二万元。27日，“黄三德又致函孙中山，报告汇款港银八万元等情况”。〔52〕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应国内形势需要，急于回国，但旅囊空乏，“路费四百五十元，还是由洪门兄弟阮本万、李圣策、伍钦雄、黎观长、司徒美堂等捐助，并送他乘船经欧洲回国”的。〔53〕
早在武昌起义前夕，芝加哥同盟会、致公堂建议购买军用飞机支援国内革命。经洪门筹饷局核准，至10月初，购买冠缔司式飞机六架，但经海运到达上海时，已是11月12日，此时孙中山正在伦敦，孙事先派人在上海接收了这六架飞机。袁世凯听到革命党人已有飞机的消息后，乘机威胁清帝退位，“声称倘不即议共和，行将轰炸皇城”，“故飞机队促进共和，其功不少”。〔54〕
美洲洪门筹饷局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办理了结束手续。筹饷局结束后，海外洪门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鼓舞下，仍有大量捐助。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兴中会成立期间，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微弱，民族资产阶级尚未以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阶级基础不在国内，而在海外华侨中。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上烘托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他们以华侨中的中产阶级为依托，联合颇有社会力量的洪门致公堂，在华侨汇集的地区活动，而这些地区则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这是辛亥革命初期的一大特色。
（二）辛亥革命前潮，支援辛亥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并非在国内，而是在海外。孙中山领导下组织的洪门筹饷局等机构，成为革命经费的靠山，充分显示出孙中山联络、发动海外洪门参加革命的重要意义。
（三）孙中山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为指针，为海外洪门制订了革命化的新章程，将海外洪门致公堂纳入民主革命阵容；同时海外洪门的组织状况、活动方式以及孙中山与海外洪门合作的经验，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孙中山以后的政治风格。例如：孙中山介绍华侨入芝加哥同盟会时，要求会员采用了类似洪门会党的联络暗号。〔55〕又如，以后孙中山领导下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所采取的仪式类似洪门会党。此后又发出《各埠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通告》，〔56〕把各埠洪门致公堂与中华革命党结为一体。再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要求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与他曾领导旧金山致公堂与同盟会实行组织联合时，采取同盟会员一个个加入致公总堂的“堂内合作”形式十分相似，二者不无经验上的联系。
兴中会、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与海外洪门的关系，成为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华侨革命史、海外洪门史上的重要篇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注释：
〔1〕（台）陈裕清：《美国华侨与国民革命》，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1册，第357页，（台北）《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1年10月出版。
〔2〕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台）张玉法：《清季革命团体》第199页。
〔4〕〔5〕、〔6〕冯自由：《中国革命二十六年组织史》第27页、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7〕（台）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1册（上）第1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8〕《辛亥革命资料汇辑》第1册，第8页，大东图书公司印行。
〔9〕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1页。
〔1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36～37页，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
〔12〕丁文江、赵丰田同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13〕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97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20～ 21 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以下凡引该书，不再注版本）。
〔15〕同〔3〕
〔16〕同〔1〕
〔17〕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1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01～102页。洪门称元帅为“洪棍”，另一说法，“棍”即先锋。
〔19〕黄三德：《洪门革命史》第2～5页，1935年版。
〔2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21页。
〔21〕、〔22〕、〔2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 105 ～106页。
〔24〕温雄飞：《回忆辛亥革命前中国同盟会在美国成立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第52～5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25〕、〔2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第113～114页。
〔2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9～270页。
〔28〕、〔2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2页。
〔30〕《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见《建国月刊》第2卷，第5期。
〔31〕《欧洲同盟会纪实》，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6页。
〔32〕同〔3〕第324～325页。
〔33〕陈良：《在西贡堤岸三次会见孙中山的回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0～31页。
〔34〕《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
〔35〕梁添口述，陈庆斌笔记：《孙中山先生主持纽约同盟会成立及其活动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52辑第1～2页。
〔3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0页。
〔3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326页。
〔38〕同〔24〕第57页。域多利致公堂变产助饷之三万元收据，曾陈列于广州市博物馆。
〔3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56～157页。
〔40〕张蔼蕴：《辛亥前美洲华侨革命运动纪事》，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以下凡引该文，不再重注出处版本）。
〔4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41页，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42〕张蔼蕴：《辛亥前美洲华侨革命运动纪事》，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7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3〕〔44〕〔45〕〔46〕〔47〕〔48〕〔49〕〔50〕〔51〕张蔼蕴：《辛亥前美洲华侨革命运动纪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70页、第76～78页、第80～81页、第82页、第83页、第83～84页。第84页、第86页、第86页。
〔52〕《孙中山藏档选编》第50、51页。
〔53〕树煦编写：《司徒美堂略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45页。
〔54〕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81页。
〔55〕梅斌林口述，朱宗海整理：《关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活动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66页。
〔56〕《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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