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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是公司俘获国家和通往“后民主制度”的时代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自2007年国际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各国对全球金融的救助会预示着民主政治重新获得超过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先地位吗？2007-2009年“大衰退”仍然可能演变成21世纪的“大萧条”，现在分析它的后果还为时尚早。然而，当前的危机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本质的根本问题。官僚国家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聚合主要与1989年后的“第三条道路”思想有关吗？或者说，这就是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特征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向何处寻找改造当前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思想和政策呢？
一、论《后民主制度》
在《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cy)一书中，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发展并不是直线性或周期性的，而是展现出一种抛物线的形式。按照这种观点，在一段时期内，政治通过扩大选民权利、定期选举和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说服力的政府变得越来越民主化。后民主制度的抛物线形式描绘了代议制民主在现实的民主实践弱化和权力转向更小群体后仍然保留正式地位的趋势。撇开新的民主创新形式不谈，这些和其他的“后民主”趋势已经出现，这是因为两种不同的证据：第一，各国的数据都表明政治组织、民间组织和兄弟会成员的减少，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党党员数量的下降；第二，代议制民主的突变，选民投票的减少，“投机政治”、“景观政治”(spectacular politics)不断扩大，以无休止的选举运动、电视节目和媒体噱头等被紧紧控制的景观以及越来越运用公关技术的选民沟通取代了大众的政治辩论。
这样一来，民主政权的形式延续乃至扩张同公众参与的加速衰落和权力在旧精英和新阶级手中的不断集中完全相容。这标志着“公司权力时代在政治上的降临和公民的政治去动员化”，由此民主变得越来越具有可控性，堕落成“颠倒的极权主义”。这并不是说民主政权是极权主义政权或者大众民主之后是后民主的财阀政治。相反，这是说代议制民主走向了政治的形式化和对它所声称代表的人民的脱离。因此，政治代表变成越来越自我指涉的东西，掏空了真正的民主参与内容，从内部改造了代议制民主。从其诞生以来，民主统治就包含着极权主义的种子。
这种演变是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一部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概念二元性和意识形态范式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在这个地带上，名义上的差别仍然存在，但国家与市场之间、“左”与“右”之间、民主与极权之间的差别已经开始消解。就像许多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一样，中央国家和“自由市场”已经相互勾结，牺牲了中间的自我调节机构和地方政府，因此，左翼和右翼变得越来越趋同和相同。这种趋同倾向于以后意识形态的管理主义来取代真正的观念之争。后意识形态的管理主义掩盖了新自由主义正统对中间主义现状的更深刻的信奉，而新自由主义的明显失败如今已经昭然于世了。
这里的关键是不要把新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混为一谈。撒切尔和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所开创的新时代事实上没有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在总体经济活动中，公共部门所占的比例不但没有改变(大约是GDP的35%—40%)，反而增加到45%。正如撒切尔和里根所承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没有缩减国家的边界”，反而把国家管制扩大到新私有化的公共事业和经济的其他部门中。此外，经济自由化和消除金融管制与中央政府的干预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干预的目标是把市场和国际金融延伸到目前仍然国有的企业和公共服务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克林顿和布莱尔把以前的工人运动改造成商业取向的组织，而那些组织已经接受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便为福利改革和公共服务现代化提供资金。同样地，他们的中间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哲学综合了左翼和右翼的一些最差内容：集权的官僚国家成为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最高保证者，市场则尊崇为满足国家设定的标准和目标的主要实现机制。在“9·11”事件后，作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国家的法律权力急剧扩大。与此同时，威权主义和后民主的“市场—国家”诞生了。
当然，这种新的“市场—国家”模式尚未取代目前其他一切形式的政治、经济组织。所有旧的中间机构也没有遭到破坏，新的中间机构也没有被边缘化。“市场—国家”仍然被说成是一种宪政安排，根本不同于目前仍然存在的所有现代国家制度：君主国家、王国、领土国家、国家—民族和民族—国家。博比特(Bobbitt)的系谱分类学指出主要的差别是在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但他没有说明非嵌入的市场——尤其是农业资本主义剩余、非互惠的商业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兴起——对国家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影响。由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博比特无法解释为什么市场像国家一样是政治现代化起源的核心。他的理论也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早在19世纪中期就诞生了“市场—国家”，当时公司借助金钱对国家的俘获创造了第一种管理主义国家形式和全球化资本。
二、长波：现代国家和市场的形成
1.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比较
如果使经济和政治相融合的市场国家是晚期现代性所特有的东西，那么在构成700年现代时期(从1300年到2000年)的“漫长的数个世纪”所特有的则是支撑战争国家和(后来的)福利国家的集权型财政—军事机器。但是，这里可能并不是如此。从各种对立的国家模式与市场的形成来看，根本的差异是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以及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数千年来，国家法律与市场交换支配了不同的社会，但是，恰恰是现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真正嵌入关系转变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唯名论式对立。与主权意志的更大关注相伴随的是，这种唯名论的辩证法巩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各种原则，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也坚持那些原则。与此相连的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市场的兴起，它们共同取代了古代末期和中世纪那些起源于教会、帝国和复杂中间机构网络的关键制度。
当然，自由主义传统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以一种线性的方式演进的。约翰·格雷(John Gray)正确地区分了“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张面孔起源于霍布斯和休谟，强调价值多元论，强调那些怀有不可通约的价值的个人之间的和平生活；另一张面孔起源于洛克和康德，关注普世原则和一致的政治政体。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兴起离不开所有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坚持的两项关键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第一是社会契约论的形成和实施；第二是非形体的普世价值对特殊传统和实践所体现的普世美德的优先性。这两个深刻变化推动了集权化官僚国家的兴起和使财产交换关系扩张到更多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同时反过来又被它们所强化。
因此，向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漫长而又不平衡的过渡，就是世俗的现代秩序逐渐取代神学的前现代模式。更具体地说，更现代的制度安排逐步取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非至善的共同体秩序(等级制和平等主义)和共有习俗的“道德经济”；在现代的制度安排中，个人从此服从于主权中心的绝对权力。集权化的领土国家和去集权化的无疆界市场紧紧包围着现代制度，正如福柯在关于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念的开创性讲座中所说的那样，它们共同对市民社会的所有成员执行统一的规训。
随着现代性的稳固，社会关系首先不再具有文化、宗教乃至世界的意义，而是越来越被视为抽象的契约关系。财产现在成为个人和商业的首要价值观，为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首先是英国和美国——提供了道德基础。随着国家和市场相互勾结并消除了地方性和自治机构，市民社会逐渐分化为为追求私利而不顾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原子化个体。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同情、互惠和互助等道德情感脱离了社会契约和经济生产或交换所包含的契约决定的形式化过程。于是，现代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精神开始生产出“贪婪的社会”。
至关重要的是，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复杂过程中，政治的形式化往往与经济的金融化相互合作。因为这两者促使人们日益摆脱对地方和共同体的依赖，由此消解了有机的人类和自然纽带。资本主义使世界、人类和自然服从于国家和市场的准神圣品德，从而剥夺了它们的神圣性。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双重的投机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抽象的、拜物教的、理想化的商品景观，取代了生产性投资和符号意义的日常市场经济。就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样，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因此是这样一种景观：在一种社会的实然等同于应然的永恒的同一性重复中，大众的意见和欲望再现在大众面前。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这就表明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解不开的死结。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都趋向更高水平的抽象化、集中化和集权化。
2.现代国家：应对财政—军事战争国家的权力
欧洲的现代国家实际上起源于中世纪。现代国家造成或者至少加速了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夺取了其各种制度所具有的普世性。无论是欧洲的东部还是西部，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来的教会和帝国总框架从根本上区分了各个领域和层面上不同类型的权力、权威和合法性，创造了一种水平的去集中化和分散化主权模式。在从中世纪到近代的非线性过渡中，新的“权力垂直”的绝对主义君主国家逐渐取代了中世纪末期这种关系水平化和重叠的多元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政控制权力和军事力量。现代国家诞生于各国君主及其强盗贵族反对教皇和皇帝的暴力冲突中。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话说，“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同样，现代国家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不断膨胀的财政—军事机器，在这种机器中，中央征税的强制性与庞大的常规军费的新要求正在相互强化。
帝国和教皇逐渐失去它们曾经共享的世界最高权力，从而使国家建设的重点从权力的跨国分离转向各国君主对合法权力的垄断。这一过程在布罗代尔所说的“漫长的16世纪”期间带来了君主国家和王国。至关重要的是，战争性质的变化(尤其是越来越多地使用轰炸和火炮)促使君主与寡头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后者为了换取来自前者的保护和安全而帮助增加财政收入。
这一过程诞生出一种全新的和典型现代的思想：一种永恒的、领土的、非人格的和不朽的国家，而不是一种由会死的国王统治的临时王国。战争现在是增加和扩大国家权力和寡头财富的首要手段。现代国家的形成相当于永恒的财政—军事机器的崛起。在这种财政和军事机器中，官僚和军队变成主要的正式结构，拥有自我扩张的相互强化权力。于是就产生了战争国家。
与之相悖，国家越来越脱离它试图成为其化身的民族和人类共同体。同样地，市场转向了国际金融和非互惠性的远距离商业贸易。这促使市场日益远离地方、地区和国家经济的真实生产关系以及互惠性的海外贸易。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开放的市场和资本的跨境流动，而这些资本并不致力于具体的长期投资。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只有促进金融的扩张，促进新的经济积累模式，才能抵御与之竞争的政治组织形式。从14世纪初期在意大利北部城邦开始扎根以来，跨国金融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摧毁中世纪的政体，就不可避免地创造出日益现代的政府模式。
集权化的政权与领土管辖权之间的现代关系产生了各种独特但又相关的主权民族国家模式和主权跨国市场模式。尽管法国的绝对主义主权国家与英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主权国家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属于从一种更分散的权力形式向一种更一元的权力形式的转变：诸如由主权国家的庇护保证和由市场力量调节的形式权利和财产关系这样的抽象标准。因此，民族国家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从一开始就连在一起。确实，主权国家近代初期的革命带来了“现代的两个独立的主要进程”：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
这些进程当然不存在任何的确定性或必然性，也不像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线性的或进步的过程。相反，现代国家和市场的形成是指数级和抛物线形的过程，在摆脱地方的日益高涨的浪潮中前进。跨国趋势没有遭到直接的抵制，反而几乎总是加强地方对全球的民族式从属。正如有疆界的国家和无疆界的金融在现代时期吞没了自主的地方经济一样，因此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现在推动了一种日益脱离地方、共同体和家庭的全球经济。
三、“漫长的20世纪”：民主与资本主义
19世纪政治和经济的融合掩盖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共谋这个“漫长的20世纪”的特征。欧洲代议制民主的建立和扩展纠正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不平衡，催生了现代的福利国家。但是，代议制民主没有限制或削弱新生的“市场—国家”的权力。在德国、奥匈帝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融合把一种更具竞争性和更多元的“自由资本主义”改变成一种更具有垄断性和卡特尔化的“金融资本主义”。
从概念上来说，金融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之间事实上存在一种明显的平行关系。像货币价值扩张到几乎所有生活一样，民主的进程也倾向把契约关系的程序和集权化的社会控制权力扩大到所有的社会和公共活动中。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主统治并不代表有利于“许多人”的权力民主化，反而以政府的行政部门加强对最高权力的篡夺为特征。问题是这种腐化的趋势可能堕落成一种自我腐化过程，因为在面对授权者不可能预料和选民不可能投票支持的环境时，民主选举的行政官员将会声称拥有合法的权威超越乃至忽视自己的被授权范围。
证明这一点的最新例证是对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反应。通过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西方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不同民主政体宣布进入“例外状态”，为了保护宪法免遭它们所认为的现实威胁而搁置了一些核心的宪法条款，如人身保护权。由于这个原因，卡尔·施密特当然正确地把主权者定义为“例外状态的决断者”。但是，当执行者决定进入“例外状态”时，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进入了“模糊”地带。虽然正式的民主结构仍然存在，但是行政官员堕落为威权主义者，以“反向的极权主义”的方式行使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生活的价值既不是普遍平等的，也不再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人的尊严不再得到真正的保护。
于是，金融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似乎由一种根本的辩证紧张关系所支配。恰如资本主义摇摆于积累—扩张和过度积累—收缩之间一样，民主也摇摆于宪法保证的人民主权与宪法批准的由行政部门单独行使的绝对主权权力之间。民主和资本主义都声称，“一”自然地诞生于“多”，也就是说，众多的竞争的个体自我总会产生出一种单一的人造秩序，要么是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要么是通过前契约的天生的同情和仁爱情感。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中，竞争性自我利益的暴力都由对长期利益和自我保存的诉求来调节，但这种原初的暴力还需要法律的管制和中央政府对物质力量合法使用权的垄断。从霍布斯经过韦伯和施密特到现在，作为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支柱，现代“生命政治”不仅把政治权力扩展到自然生命和人类生命的所有领域，而且使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神圣性服从国家和市场的权力。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自由主义，个人的实际上就是政治的。
既然现代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几乎完全是形式的程序性的，不包括任何对实质性价值的集体信奉，因此，所有物质的和(越来越)非物质的实在都服从于相同的抽象价值标准。结果，自然被抽空了任何稳定的意义，并且个人除了自我保存之外也不再与任何的目的相关。人类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在现在都被认为仅仅揭示了现存的秩序，它们把潜在变成了现实，认为现实是抽象的逻辑可能性的实体化。
但是，就资本的名义价值必须重新投入到现实的物质过程中而言，在虚空的生成性的基础上运作的虚拟实在几乎取代了现实的世界。资本主义对理想化商品的拜物教化，即相信物质客体的价值在于它们作为商品的身份，既不是内在于物体之中，也不是人类劳动添加在物体上的，就反映出了这一点。在取代了有机文化的法治形式主义的协助下，资本主义和民主削弱了现存之物中的现实关系。因为它们都使商品或个人的抽象个体性具有了一种特权，牺牲了社会的、文化的和宗教的结构或安排，恰恰是这些结构或安排才是个人之间的纽带，为生气勃勃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提供了所赖以存在的公民文化。
四、后民主阶段的“市场—国家”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后民主阶段的“市场—国家”的兴起。在这种“市场—国家”中，人民主权和政治代表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现实的民主实践——例如选民的投票和政党的党员——处在衰落之中，而且权力正在从人民重新回到旧精英或新阶级那里。在许多的反对意见中，“后民主”论的批评者主张，这一论断充其量适用于美国、英国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接受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变种的国家。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基本上保存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主权和自主。此外，2007-2008年的全球信贷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似乎削弱了全球金融，使权力的天平重新有利于当选的政府和国家机构。在实施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30年后，钟摆似乎正在重新摆向了新凯恩斯主义。
然而，这些和其他针对我的反对意见都存在着问题。首先，与现代时期相比，“现代晚期”的民主不再主要由领土、国家或个人和公民组成的人民的自我决定来规定。相反，民主的功能从此以后是管理风险和把客户及消费者的个人选择、物质渴望和经济机会最大化。在整个现代时期乃至1945年之后，经济和政治明显地融为一体。现在，随着民族国家日益融入由跨国公司和超国家机构——例如IMF、世界银行和WTO——构成的国际权力体系之中，政治和经济的融合已经超越了地理的边界。就像理查德·罗宾逊所描绘的那样，当前的全球化模式促进了“市场—国家”的诞生和扩张。
第二，即使那些在去殖民化后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或者冷战结束时独立的欧洲国家和欧亚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这个资本全球化和超国家共享权力的新体系的组成部分。确实，从全球资本流动、“自由”贸易、共享的监管结构和国际法等方面来看，发展中国家正在与经济发达国家共享它们的国家主权。同样地，地方的民主国家日益被纳入到这样一个由媒体驱动的全球景观中：永无休止的选举运动、电视表演秀、权力在旧的私人或部落王朝与新经济精英之间的转换。印度的民主是一个例外，但终究受到种姓制度的严重制约。
在巴基斯坦、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各种各样的国家中，军队和其他核心国家机构几乎不受公众的控制，反而成为少数权势家族手中的准私人组织，而那些权势家族拥有远远超过军队的庞大资产。就像这些国家存在一个庞大的影子经济和黑市(或许占到GDP的30%)一样，它们还有一个影子国家和一种非选举和不负责的非正式治理模式。既然这些机构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并且依附于跨国网络，那么旧的双重国家理论就没有完全理解全球经济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新独立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性。
第三，事实上，就俄罗斯等国家对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重视而言，它们是独特的现代国家。它们也没有向全球开放本国的所有市场。相反，它们谋求更渐进地、逐步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在俄罗斯“休克疗法”明显失败之后。但是，与这种比较传统的现代国家建设形式相伴随的是采取金融资本主义而不是代议制民主。诚然，俄罗斯是国家或政党驱动的寡头资本主义的变种，它的基础是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世袭式融合，国家官员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由此形成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既然资本主义的有效运转依赖通过征收和剥夺而进行的不断重复的“原始积累”，因此，资本主义能够在政治威权主义的条件下繁荣发展。结果，政治自由化的水平无疑跟不上经济自由化的程度。相反，自从2004年“别斯兰事件”后普京建立“垂直权力”体系以来，俄罗斯的民主化处于退步状态之中。
第四，尽管存在上述原因，国家仍然是行使主权的核心。与韦伯的“现代国家是对物质力量合法使用权的垄断的思想相似，国家保留了在名义上独立的管辖范围内执行国际协议、法律和法规的特权。恰恰是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失去了对于新管理阶层的权力，而这个新管理阶层本身由国家的行政人员、日益政治化的官僚和日益增多的跨国经济—金融公司组成，它们相互勾结，牺牲了地方政府、共同体和家庭。照此看来，当前的全球化模式与其说削弱了国家主权，不如说扩大了地方对全球的从属。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比自由放任思想具有了更多的干预主义含义，而民主则比自由主义代议制思想具有了更多的威权主义。
第五，到目前为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应对没有改变全球金融与地方经济之间的权力失衡。史无前例的国家行动——高达九万亿美元的现金注入、信贷担保和资金援助——试图拯救银行和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但是，这没有改善缺乏现金的企业或家庭，也没有使强大的私人部门恢复元气，从而能够创造就业岗位，消除大规模失业。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也没有重启正确的思想竞争。相反，左翼救助了全球金融，而不对其进行改革，而右翼则开动印钞机，但又准备削减公共开支。它们双方都支持一种把收益私人化和把损失国有化的体系，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行真正的权力再分配和财富再平衡，使之有利于公民、共同体、中间社团和小企业。
第六，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福利国家通过“自动稳定器”和其他财政措施进行收入再分配，缓和了衰退对失业者和穷人的影响。但在这里，重要的是认识到自俾斯麦以来所建立的集权化的普遍福利总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进步性的发展，试图纠正社会由于工业革命而逐渐加剧的两极分化。但实际上，福利国家仅仅是战争国家的补充，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惨痛的证明。同时，在1945年后，国家主义福利的一个重要负面影响是以一种统一的体制取代了传统的援助网络，而那种统一的体制产生了“自由选择的自反性的和冒险的个人”，他们摆脱了自然、家庭和传统的关系性约束。资本主义创造了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只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为了推动“工作换福利”，最近的改革削减了补贴，引入了经济状况调查。这些改革突显了民族福利国家对全球经济的从属性。因此，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所建立的福利项目可能有助于培育国内的需求和减少国际的失衡，但不可能遏制资本主义或改造“市场—国家”。相反，这将有助于把资本主义民主或官僚资本主义的普遍秩序合法化。
第七，后民主时代的“市场—国家”已经包容了“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往往被视为“市场—国家”的替代。“市民社会”要么被吸入到国家之中(霍布斯和黑格尔)，要么被私人化并被贬谪为私人领域(洛克和斯密)。无论如何，民间机构和公民文化都服从于国家，而且逐渐服从于市场。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市民社会部门和组织都在市场—国家的控制之下。相反，一些地方和跨国的网络避开了国家和市场的规训权力。然而，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基本区分仍然存在，例如个人财产和集体财产之分以及我们归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其他相关区分。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根本基础是国家监督的法律契约与市场强制的交换之间的结合。所有基于共同血统、地方或职业精神的社团都局限于本质上私人的“志愿”部门，缺乏必要的自主来抵制互动和互惠的法律化和商品化。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后民主制度的幽灵恰巧遇到了后人文主义的幽灵。可以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人文主义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和技术——在中央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密谋重新规定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的起源和界限。生与死的旧禁忌已经被僭越，而人类力量也祛除了各种伦理限制。与此相关的是把堕胎、安乐死和其他存在问题的行为——例如基因操控——自由化的史无前例的企图。关于生与死的决定——包括作为“全球反恐战争”一部分的特别引渡和虐囚——要么由主权国家作出，要么被归结为个人意志和消极自由的问题。因此，由于取消了那些捍卫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法律和道德规定，后民主阶段的“市场—国家”背叛了当代自由主义声称要维护但未能保护的人文主义遗产。
五、资本主义民主的诸种替代
要抵制现代有疆界国家与无疆界市场之间的权力结合，加强代议制民主或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无疑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当代的市民社会也无力防止秘密勾结的集权化官僚国家和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最卑劣行为。现在需要的反而是把政治和经济重新嵌入人类交往和社团关系的复杂网络中，从而实现主权的分散化、权力的多元化和财富的分配。在这里，我们能够沿着礼物交换的“政治经济学”方向发展不断增多的结社民主和公民经济文献。这样一来，同情、互助和互惠的思想重构了如下两者的抽象标准：霍布斯之后的社会契约和洛克之后的契约财产关系。这一解释的基础是如下根本的人类学观点：第一，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实在是不可还原的关系性实在；第二，个人和共同体的繁荣需要一个“礼物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礼物的馈赠、接受和返还不仅支配着社会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政治和经济。这些和类似的人类学观念变成了相互帮助和相互馈赠的实践，从而把重点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虚假二元论转向信任、关怀和合作的“激进中间地带”。
在经济上，这意味着一种激进的变革，即限制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抽取，使货币与实物资产重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当前的危机中，第一步是重组私人、公司和公共的债务，打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为资产价格设定下限。第二步是把资本输送到那些收益低而稳定，同时具有社会效益的长期投资中，包括地方经济重建、新住房、环境或地方福利机构——例如学校、养老院或托儿所。紧接着，这就需要通过把惩罚措施和积极投资激励相结合来把全球经济重新地方化。
嵌入的模式意味着，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应该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工人、商业和社区能够监管经济活动的公民空间。不是自由市场的自我利益或中央国家的家长制，而是市民社会的个人或法人集体地决定那些支配生产和交换的规范和制度。具体的措施包括把公平贸易的价格和标准从农业和食品工业扩大到包括金融和制造业在内的经济其他部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联合的框架，就要赋予不同部门更多的自主，让它们决定如何实施一组经过国家议会、地方议会和市政厅辩论和投票决定的追求目标。
此外，还必须以公正的、反映出劳动真正价值的“生活工资”取代最低工资。在此，“伦敦公民”的例子就非常具有启发性。它是一个由不同地方社区和宗教团体组成的网络，按照天主教教义的原则和实践联合行动，已经说服市政厅和越来越多的企业自愿签署和支付“生活工资”。推而广之，在地方委员会或政府的协助下，那些成员交叉的贸易联合会必须赋予为工人的公正工资进行谈判的权力。员工共同所有、储蓄和养老金也会同那些自我组织成为职业协会一部分的公司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样一来，经济和政治都得以重构，抛弃由供需驱动的个人消费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生产，走向相关产品和公民福利的共同生产和共同所有。相同的交往多元主义模式能够适用于代议制民主，因为它把国家的许多功能下放给地方。
在资本主义民主当前的危机中，越来越清楚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政策都失败了，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解释上。人既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追求私人利益的“赤裸裸的个体”，也不是一个由国家控制的整个集体的无名成分。对人的现实的、真实的解释必须是对那些约束我们并使我们成为独特个体的社会纽带的解释。在最好情况下，家庭、邻里、地方社区、职业协会、国家和信仰的纽带帮助培育公民美德和共有的目标意识。加上把国家最高权力分散化和把经济权力多元化的激进措施，这将会走向一种相互帮助的礼物交换经济，不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功利或法律义务之上的政治经济，而是一种具有这样一种精神的经济：比单个成员更多的社会有机体成员自由地馈赠和接受。
六、结论
在描绘后民主阶段的“市场—国家”的形成时，我曾主张，恰如马克思主义认为霸权积累周期更替的历史一再重演的思想一样，自由主义的近乎直线的普世进步主张也存在着问题。因为这两种思想本质上都是社会改良主义，倡导超越传统的进步，同时又主张个体或集体的首要性，贬低历史偶然性的重要性。结果，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系谱都破坏了那些不可能进入这种二元概念地图的替代理解和模式。悖谬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革命”的崩溃和启蒙思想的永久普遍进步的乌托邦的终结似乎消除了整个体系变革的可能性，往往把人的能动性归结为零零散散的官僚改革。
在全球信贷危机之后，当前的意识形态混乱和少量金融改革驶入了经济萧条、社会不安定和政治动荡的轨道之中。因此，现在的任务既不是修复破损的市场，也不是通过立法和管制重建社会。相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使人们培育和发展人与人之间互惠和互助的社会纽带。每一个人的发展需要培育人道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纽带，例如礼物交换、相互帮助和互惠性赠予。礼物社会把我们的社会有机体完善和提升到更高的现实性上，超越了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的总和，而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则为这样一个社会开辟了道路。
本文原载于《目的》(Telos)2010年第1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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