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和发展：文献回顾与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的总体性回顾
在20世纪下半叶，那些于1950年代被称为“贫穷”或“欠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过程与其自身分配变迁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不但可以为检验各种发展理论提供多种检测变量，而且还有助于制定相关政策，以更好地影响或控制发展过程和分配活动。既有文献探讨了增长与公平之间共同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本文认为，得出这一结论为时尚早，因为增长与公平之间原本就需要抉择，二者能否共同实现将取决于各经济体自身的社会政治结构。
1.相关文献
收入分配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有多篇综述对理论界的研究进行过梳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文综述的对象将被限定为人均收入（或消费）水平及其增长率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这就避免了将更宽泛的发展或分配概念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然而，考察收入或消费分配的演变过程必然会涉及到全部分配活动。我们将会对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前者是用来测度收入分配分散程度的一个量化指标，后者则集中于分析收入分配中的低收入群体。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不会讨论如何衡量不平等或贫困等技术细节问题。此外，我们也不会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问题。
既然我们将不平等、贫困和增长的演变过程放在一起来讨论，那么考虑它们两两之间的关系就是必然的了。这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个人收入的任何变化都是与分配中位数的变化、不平等测度方式的变化、贫困测度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这些变化之间相互影响。在会计学意义上，个人收入变化的约束条件可能会影响到中位数、不平等或贫困之间的结构关系。因此，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按同样的比例发生变化，那么，不平等的独立测度指标的均值（如基尼系数）将会保持不变，而贫困的所有标准量度都会下降。此外，如果收入发生了变化，而均值保持不变，洛伦兹曲线将整体外移，那么不平等指数就会增加，贫困的等级也会发生变化。
利用以上会计原理，许多学者开发了多项分解技术，使得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变化过程都可以被分解为增长和不平等两个方面。这些分解技术很有价值，但难免会被机械地拓展。例如，如果收入按比例增长，我们便可以计算出，贫困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减轻，即“增长效应”有多大，这很容易使人们将分配的中性增长看作是一种标准化的增长。实际上，即使分配是中性的，大量的政策干预也必不可少。因此，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这些宏观的简化关系忽略了政策和国家的特殊性，这正是本文所要强调的。
在某些文献中，贫困常常被视作最高的政策议题，而不平等只有在影响到贫困并与增长相互作用时才可以被看成是相关的政策议题。以上讨论的会计原理在技术上同样适用于分析贫困问题。本文将讨论增长过程和贫困与不平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没有将不平等看作一个纯粹的附属物，原因如下：首先，即使贫困是政策议题，不平等的演变仍然可以给发展过程的研究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其次，不平等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政策议题。发展和增长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受到了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收入过度增长的影响，即使贫困的测度指标并未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但还是导致了强烈的政治后果。同时，相关的社会政治群体的分配和再分配也是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会影响到政策选择，不管这种政策选择是以贫困或不平等的变化来衡量，还是以其他方式来衡量都是如此。
因此，尽管我们会用大量篇幅来评述有关增长和分配之间关系的文献，但是本文的目的却是为了在特定经济体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寻求政策启示。
2.文献评论
“二战”后，有关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战后初期，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这并不是不关注贫困问题，而是在那时，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被认为是减贫的最好和最快捷的途径。正如罗森斯坦-罗丹所言，“一般地说，国际贫困地区的工业化……是世界上不同地区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因为贫困地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富裕地区。”
在1950年代，有不少学者明确地讨论过增长的分配结果。库兹涅茨（1955）提出了著名的“倒U”假说，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不平等程度将先增大而后减小。刘易斯（1954）的剩余劳动力模型则认为，当劳动力开始从低收入的传统部门向高收入的现代部门转移时，不平等程度会增大。在庆祝这篇文章写作30年的时候，刘易斯（1983）再次强调了为什么发展和分配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因为增长的短期分配结果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当然，从长期来看，发展的好处可能会更加公平地扩散开来。
在1960—1970年代，有大量文献讨论了快速增长的分配结果。例如，Fishlow（1972）以巴西经验为例，认为尽管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分配却处于恶化状态，贫困因此而加剧。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明确地提出了分配的目标。世界银行（1973）将制度建设的重点从基础设施调整到了农村地区和城市贫困阶层。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增长的再分配》（1974）是对那一时期相关研究的最好总结，它反映了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提出的大推进理论（平衡增长理论）及国际社会对它的改进，认为这一理论因其分配模式而无法惠及穷人；同时，为了控制增长的分配结果，政府必须进行积极的干预。此外，它还讨论了为扶贫而进行的转移支付的目标问题。
世界银行的报告《增长的再分配》提出，增长和分配之间不存在冲突和权衡，相反，增长和公平可以同时实现。到1980年代末期为止，这方面的文献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库兹涅茨假说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跨部门的数据不支持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系统关系。第二类研究探讨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高度扭曲的经济体中进行“结构调整”的可能后果，结论是，这些调整和政府干预既没有带来效率又不能实现公平。因此，推行政策改革不但可以提高国民收入，还可以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第三类研究认为，1980年代的文献由于过分关注债务危机中的政策改革而忽视了对增长与公平之间权衡关系的研究，因此，它们对东亚公平增长的奇迹进行了探讨：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证实了在国民收入和公平之间不存在冲突，因为在这些地区，公平的初始条件确保了增长成果可以被公平地分配。为什么公平的初始条件既可以促进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又能够促进更高的增长呢？第四类研究探讨了个中原因，特别是对减少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互补关系进行了探讨。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在1990年代初的发展规则上达成了共识。正如坎布尔（1994）所言，这两份报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方面，增长是减贫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增长和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密不可分，当然，这需要以正确的政策作为支撑。199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提出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two- pronged strategy），似乎可以用来解决历史文献所提到的各种冲突问题。这种战略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建立在私人部门激励基础之上的劳动力需求型增长；另一部分是基础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公共投资，这两项战略均受到了社会安全网的支持，可以用来保护最为贫穷和最弱势的群体。Lipton和Ravallion（1995）在一篇综述中提出，“虽然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在减贫战略的基本要素方面，这两份报告达成了更广泛的共识”。
然而，在1990年代，一波新的思潮对这种共识提出了挑战，认为增长和公平之间根本就不能权衡。这些文献关注的是短期的情况，它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政策改革结果的不当证据进行了检验，也对近20年来的公平增长实践进行了检验，结论是，不平等程度在一些东亚经济体中开始逐渐扩大。因此，建立在1970—1980年代经验基础之上的共识可能不适用于21世纪。
综上所述，对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可被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1940—1950年代）的文献将增长和工业化看作是减贫的重要举措，但它们没有对分配的结果进行研究。第二个阶段（1950年代中期—1970年代中期）的文献强调了增长和分配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因而需要政府来干预发展过程。第三个阶段（1970年代中期—1990年代早期）的文献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如果政策可以恰当地发挥作用，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快速增长和分配之间都不会发生冲突。第四个阶段的文献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我们预测，在未来，分析家和决策者将会重新发现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文献所强调的（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冲突和权衡的可能性，增长战略和增长路径也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变得越来越清晰。
二、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有关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范围很广，从泛泛的讨论到数学建模，从描绘发展与分配之间的关系到检验二者之间的联系，应有尽有。刘易斯和库兹涅茨的经典著作集中探讨了发展对分配的影响，将分配的变迁视为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刘易斯（1954）描述了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即增长和积累在“现代飞地”（modern enclave）中出现，他进而分析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分配结果，以及分配演变对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刘易斯模型中有两个部门，即资本家雇佣劳动力的现代（或城市、工业）部门和传统（或农村、农业）部门。现代部门的工资既定，生产利润用于再投资，从而对劳动力产生了更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通过传统部门来满足。在这一模型中，假设劳动力可以以某一固定的工资无限地供给。当这些假设成立时，投资会带来经济增长，资本家的利润会增加，而工人的工资则保持不变，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如果继续假设在现代部门有一个固定的工资溢价，挣工资的人之间也会出现不平等，因为某些工人将会获取比其他工人更高的工资待遇。我们可以继续将模型设计得更加复杂，例如，除了工资溢价假设之外，还可以在现代部门中再导入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假设（Todaro，1969）。尽管工资和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只要传统部门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过程将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如刘易斯写道：“这种响应失灵也是发展导致不平等程度扩大的一个理由：收入在飞地中不断增加，而所有传统部门的收入却可能维持不变。差距也许非常大，例如可可生产区的平均工资可能是周边省份的5倍，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维持不了多久，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将会迅速地流向富裕地区，而资本的流向则正好相反。”
刘易斯的这一思想表明，传统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资源最终趋于枯竭，其工资水平将会增加。如果技术水平（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些部门可以以更高的工资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劳动力，而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则会使该部门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保持不变，工资的增加将会减少现代部门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可以假定积累将以增长的速率而减少。可见，人均收入或人均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简单的模型里也会变得多么复杂。
在刘易斯模型中，只要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不平等状况便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恶化。一旦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人均收入还会继续增加，但与此前不同，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将得到改善。这种模式只不过是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另一种表达。那么，增长和不平等会如何变化呢？在简化的刘易斯模型中，由于没有技术进步，现代部门回报的减少使得利润出现下降，进而积累和增长也会减少，而增长率的下降将会带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很明显，技术进步的导入将会增加模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程度。
库兹涅茨重点讨论了人口的部门间转移问题，并将其作为发展过程的一个界定性特征（defining characteristic）。然而，与刘易斯1954年的文章不同，库兹涅茨没有将这种转移的源泉模型化，而是直接讨论在各种假设条件下这种人口转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发达国家，增长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因此，在简化模型中，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可以被看作是农村和城市收入分配的一种结合。关于这两种收入分配的结构，我们有如下认识：第一，农村的人均收入通常低于城市；第二，农村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程度要小于城市。通过这种简化模型，我们能得到哪些结论呢？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大，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其次，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的相对差异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相反，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相对差异是稳定的，甚至还会扩大，因为城市人均生产率的增长比农村要快得多。如果这种判断成立的话，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可能会增加。”
库兹涅茨对英国、德国和美国的长期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不平等程度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小。结合这一发现，库兹涅茨继续了上述讨论，认为人口转移最终会减轻不平等程度，不同的政策措施和干预也会减少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不平等。
许多作者在其讨论或模型中将短期和长期的收入分配路径纳入了发展过程。他们确实想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中就可以解释这两个问题。因此，在刘易斯的分析框架中，只要还有剩余劳动力，不平等程度就会增加。类似地，在库兹涅茨的分析框架中，50多年的分配实践证明“倒U”假说是成立的。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不能被过分地夸大，毕竟某一简化的关系不可能说明事物的全部。特别地，正如我们在实证研究的文献中所看到的那样，许多研究者力图在现有的数据中证明“倒U”假说的正确性。一旦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他们将会抛弃增长和分配之间的任何关系，甚至在短期也是如此。事实上，在长期，或者在跨部门中，结构性和政策性变量可以抵消其他效应，因此，在增长和分配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关系并不表明二者在短期内就没有关系。
可以说，刘易斯和库兹涅茨之后的理论文献除了使这两位作者的思想形式化了之外，别无其他贡献。实际上，刘易斯和库兹涅茨所开发的分析框架反而成了桎梏，抑制了新思想的产生。在使发展和分配模型化的每一次努力中，研究者们至少有一半的精力用于观察他们的模型是否能够产生一条（不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倒U”曲线。
库兹涅茨（1995）关于隐含的分配过程的形式化也存在于Anand和Kanbur（1993）的研究之中，这一思路来源于Robinson（1976）和Fields（1980）的研究。通过将国民收入分配模型化为两部门分配的人口加权数，Anand和Kanbur（1993）考察了各种库兹涅茨假说下人口权重变化的含义。这篇文献显示，如果某一部门的人口出现增加，它的收入分配将一阶占优于其他部门，那么人口转移将会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一阶显性变化。这一变化使得所有的社会福利函数都依个人收入而递增。类似地，对于“二阶占优”分配，因为人口转移将会引起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所有社会福利函数都将是递增的、对称的和拟凹的。这种分析可以通过洛伦兹曲线、特殊的不平等指数来刻画。在一个全部人口都发生转移的案例中，Anand和Kanbur（1993）研究了人均收入和6个不平等指数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特殊情形可以产生库兹涅茨“倒U”曲线。
Anand和Kanbur（1993）的研究表明，虽然以上富有启发意义的讨论将会使“倒U”曲线的预测合乎情理，但是人口转移的效应和不平等的衡量手段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非常复杂。即使在全部人口都发生转移的案例中，都不一定存在“倒U”曲线，无论哪种转移模式都是如此——这依赖于在实践中各种条件能否得到满足。
正如Anand和Kanbur（1993）所言，库兹涅茨假说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但是它有些机械化。刘易斯（1954）也对发展过程的模型化做出了努力，尽管人们批评说，他没有讨论分配结果问题，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资本积累的动态变化和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上。刘易斯（1954；1983）本人总结了这一过程的分配含义，Anand和Kanbur（1985）拓展了其基本模型，将城乡人口流动的决策融入到Todaro（1969）的思想之中。这就表明，通过经济决策的模型化，对刘易斯剩余劳动力模型的每一次拓展都会使发展和分配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很难有什么明确的结论，更别提存在库兹涅茨的“倒U”关系了。
另一类有关增长和分配问题的理论文献对索罗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正。在基本模型里，部门同质；人均收入水平恒定并依赖于技术和偏好；经济体可以获得一种稳态的均衡增长路径。如果经济体的初始人均收入低于这一恒定水平，那么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会单调地增加。如果假定部门异质，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不平等终究会出现。斯蒂格利茨（1966）的研究就是这类文献的一个早期成果。不幸的是，这一模型在最近10年被推翻了，原因是导入了一些最新的研究发现，例如对内生增长的分析。在最近10年中，增长和分配模型的一个特征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许多模型的结论是，增长和分配可以同时达到均衡。
Galor和Tsiddon（1996）将以往文献中出现的多种因素较为全面地综合在一起，试图得出一种关于分配与发展之间的一般关系。这篇文章的基石是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产出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函数，总生产效率是全部人力资本的函数。此外，模型还假定所有人具有相同的偏好，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依赖于父辈的人力资本水平：这同样会影响到他们在子女教育投资上的决策，等等。虽然较为标准的假设通常是由消费偏好决定的，但是，在早期假设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分配的动力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投资会随着父辈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技术的总效率又依赖于全部人力资本。
如果引入非线性和反馈机制的假定，不难发现，与基本的索罗增长模型的结论不同，多重局部稳态均衡（即两极收敛）甚至在长期也会产生不平等。假定经济系统的技术外部性只有在人力资本超过某一临界水平之后才能出现，只有达到这一临界点，世袭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才会发挥作用。Galor和Tsiddon（1996）的研究表明，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经济体将出现两极分化，分化为富人和穷人。但是，当全球性的技术外部性出现时，它可能会导致动力系统的质变。在某种假设条件下，分化的两极又发生收敛，从而产生惟一的稳态均衡。在这类模型中，通过改变人力资本的初始分配，我们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对于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关系，近来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提供了分析框架。Alesina和Rodrik（1994）的一项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所用的基本模型仍然是内生增长模型的一种。产出依赖于资本、劳动力和通过比例资本税融资的公共物品。个人的资本和劳动贡献是不同的。假定消费是同质的、在时间上可分，且具有等弹性的效用，则所有资本的贡献会以一个相同的比率而增长，这一比率取决于比例税率。对于这一比率究竟是多少，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因为税收收入将会为所有人提供共同利益，但是成本却是根据资本所有权的比例而分配的——资本收入越低的人越偏好高的税率。利用中位数投票理论，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分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中位数与平均财富的比率越大，分配就越平等。
Alesina和Rodrik（1994）的这一思想在同期的其他文献中也或多或少出现过。例如，Perotti（1993）开发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个人为自己的教育进行投资，所有人都将间接地从其外部性中获益。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中，总有一些人在教育上的投资多于另一些人，他们在下一个时期将获得更多的收益。这种经济结构与Galor和Tsiddon（1996）的研究相似。在一个非常贫困的经济体中，只有以一种极不公平的分配才可以筹集到足够的资源，从而在教育上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将会产生外部性，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Perotti（1993）拓展了库兹涅茨的研究，认为他自己的模型能够提出一种（关于增长和分配之间的）一般性的简化关系。
一时间，理论著作大量涌现，都致力于探讨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假设条件下，有关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各种关系琳琅满目，当然也包括库兹涅茨的“倒U”关系。的确，大多数的文章似乎都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目标，即他们在其模型中所提出的关系是成立的。
三、收入分配、发展和政策
库兹涅茨主义文献所导出的（关于增长和分配之间的）一般性的简化关系倾向于将政策的作用最小化，并将分配和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视为一种规律。不管是否明确表达出来，“倒U”关系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承认这一趋势。更为左翼的评论人将这种趋势看作是一种警告，即增长将会在短期内产生破坏性的分配效应，使得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甚至出现贫困。更为保守的评论人将这种趋势看作是推动增长的一种动力——既然不平等程度最终会缓解，那么加快增长速度以超越“倒U”曲线的顶峰便是最好的选择。那些没有在数据中得到“倒U”关系的人将会利用这一典型的发现去与那些反对增长的人进行辩驳——既然增长和分配之间不存在任何系统关系，不平等程度不会随着增长的加速而恶化，那么为促进增长而制定的政策可以放心地执行（这些政策也许包含了更大的公平因素）。这些评论人还提出，即使不平等程度随着增长而恶化，增长对贫困的净效应仍然为正。Deininger和Squire（1996）对此进行了总结：
“首先，虽然决策者应该关注不同政策选择的分配结果，但是担心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会产生系统性的负面效应也是没有道理的。其次，资产而非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可能是快速增长的一个障碍，这就意味着再分配政策可以促进增长。再次，虽然再分配政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穷人带来好处，但是只有再分配活动在不危及生产性投资时才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对于第二和第三个结论，我们大致认同。但是，第一个结论对于决策者来说不是特别有用，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特定的政策工具。在分配没有恶化的情况下，增长可以达到最大化吗？如果不是这样，哪种政策组合效果更好呢？Ravallion（1996）认为，他所研究的案例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情况是，贫困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
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关注的是政策或政策组合能不能产生没有负面分配效应的增长，而不是人均收入和不平等之间到底存不存在一种一般性的简化关系。
我们关注的是如下三种主要的政策，即宏观经济调整和自由化、资产再分配、目标导向型公共支出。每一种政策的影响都取决于特殊的国情。
在以下政策的作用下，增长和公平之间是否是一种权衡关系呢？我们设想，增长和分配的演化可以由政策仪表上的按钮决定。按下某一个按钮被认为是执行一项特殊的政策（如关税改革、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取向的公共支出）。政策仪表可以扩大到所有可行的政策选择。按钮组合形成了政策组合，它在经济上的影响被经济模型所决定。我们现在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是否存在这样一套政策工具，如果执行这套政策，人均收入和公平都会提高？
第二，是否存在这样一套政策工具，如果执行这套政策，短期内可以提高人均收入，但需以增加不平等和产生贫困为代价？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认为，决策者无需担心增长会产生负面的分配效应，他们明确提出，政策调整能够在中期带来公平的增长。他们认为，在短期内，现实中可行的政策也许没有多到可以抵消增长的负面分配效应的程度。例如，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刘易斯（1983）那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他认为，增长一般开始于飞地之中，因此，增长本质上就是不均等的。的确，他认为，飞地中的增长甚至可能使周边地区更加贫困，因为“飞地的发展也许掠夺了传统部门的资源。”
现在，在足够多的时间内，通过充分的政策调整，以上困难可以得到克服。当然，它取决于时间和政策可获得性。例如，如果没有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将会毁掉投资和长期增长的机会，并导致长期的不公平。很明显，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减少财政赤字，不同的方法对短期内的增长和公平来说可能完全不同。财政赤字削减太快将可能给投资和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公共支出的减少也可能会带来双向的结果。因此，在增长和不平等之间如果没有一种系统的关系，决策者们将很难进行政策选择。
四、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20世纪下半叶，有关收入分配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充满了活力，在提出新问题的同时，也更新了老问题。本部分将在总结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强调一下未来的研究方向。
1.国别个案研究
本文的研究表明，最近30年的文献大多是通过检验各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来寻求（不平等和发展之间的）一般性的简化关系。这种做法就其现状来说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很难用于发展过程自身的假设检验，也不适宜于当作检验政策响应是否恰当的指标。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从历史和政策细节上来研究国家发展的经验，以便直接和单独地处理政策问题——那种对人均收入或增长的不平等进行跨国回归分析，并据此去支持或反对增长和发展之间是否存在权衡关系的做法似乎意义不大。
2.日益恶化的不平等问题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文献认为公平的增长是可能的。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验似乎表明，增长与公平可以同时实现。但是，至少在东亚地区，这一结论一经提出便受到了质疑。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偏重技能的技术进步，以及全球非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大量增加，使得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开始扩大——即使贫困状况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改善。对这种新趋势的分析及其可能的政策响应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3.收入分配和发展政策的分解
在收入分配和发展领域，许多重要的政策问题总是分开出现的。因此，如果在发展过程中贫困总指数有所下降的话（这是贫困状况改善和扭曲的综合结果），实际的政策常常变成了因发展致贫的人们的困境。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注意这些分解效应。类似地，如果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改变（或者有所改善），各种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可能会影响到实际的政策。便利的分解技术的运用强化了不平等测度的个人主义倾向，因而忽视了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更多的关注。
4.家庭内部分配
直到1980年代中期，家庭内部和性别上的收入分配和发展问题在分析性文献中均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在最近10年中，受到增长政策的影响，诸如家庭内部分配、筛选模型、不平等和贫困的分解技术、贫困的代际传递等问题被提了出来。例如，许多政策可能会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因此，按性别的不同而制定的政策对改善分配状况和促进增长均有好处。
5.再分配的多种模式
如果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会加剧21世纪初期的不平等状况的话，那么再分配问题将会像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文献一样，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理论研究的任务便是从以往的再分配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为决策者提供一种讨论框架和多种再分配模式的优先次序。
本文编译自A.B.阿特金森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主编的《收入分配手册》（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2000年第1卷，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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