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百年问题”及其破解——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中国论文,周年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政治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开始的重要标志。辛亥革命从制度上促使传统双轨政治解体，并引发了现代双轨政治重筑的所谓中国政治“百年问题”的探索。
一、中国政治的“百年问题”
任何政治形态，都应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政治轨道。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被拆除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既进行了单轨政治的试验，也试图重筑新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但均未成功。时至今天，已是百年，这条轨道仍未建成。轨道不通，普通民众权益受损，最后只能选择“上访”。因此，政治轨道再造问题，可谓中国政治的“百年问题”。“百年问题”解决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真正成型并稳固。
关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双轨，费孝通先生曾给以经典性的分析。他指出，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往来自如的双轨形式。如果这双轨中有一道尤其是自下而上的轨道淤塞了，就会产生桀纣之类的暴君。在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到县为止。知县是亲民之官，但不与老百姓直接接触。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的，是衙门里皂隶、差人之类的胥吏，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低。而在地方自治组织里负责的，那些被称为管事、董事等的地方领袖，并不出面和衙门有政务上的往来。应付衙门这件事另外由一种人担任，即被称为乡约的一类地方代表。虽然在传统政治里表面并不承认有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但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谁也不敢保证一定是人民乐于接受的，所以事实上一定要铺设双轨。衙门里差人到地方上来把命令传给乡约。乡约是个无人愿干的苦差，他接到了衙门里的命令，就得去请示自治组织里的管事，管事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命令被违抗了，这乡约就被差人送入衙门，打屁股，甚至押了起来。而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政治活动也开始了。地方的管事用他绅士的地位去和地方官以私人的关系开始接头了。如果接头的结果是达不成协议，地方的管事就自己或委托亲戚朋友再往上活动，到地方官上司那里去交涉，协议达成了，命令自动修改，乡约也就回乡了。在这种机构中，管事决不能在公务上和差人接头，因为如果自治团体成了行政机构里的一级，自下而上的轨道就被淤塞了。
然而，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展开，乡土性的自足时代成为过去，国家扩权扩能成为历史性趋势。近代国家在社会基层开始推行生硬的保甲制度，把自上而下的轨道向下伸延。保甲是执行上级机关命令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合法的地方公务的执行者。这两重任务在传统结构中由三种人分担：衙门里的差人、地方上的乡约和自治团体的领袖管事。现在保甲把这三种人合而为一，传统绅士为着他的地位是不愿进入这种政治结构的(做保长)，基层有些有声望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旦进入，就得放弃地方立场，因为他不能拒绝上级命令，不能动用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样，政府行政机构向下伸延的结果是：传统政治双轨被拆除，基层社会被逼入死角。费孝通先生1947年即指出：“怎样去防止权力的滥用，还是个急切得加以回答的问题。……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所有防止权力滥用的机构又十分脆弱。我们是否将坐视双轨体系的被破坏？坐视中央权力无限扩大？坐视地方自治的式微？如果我们果真没有能力学习英美代议制，我们有什么代替品呢？”果然，由于制度变更造成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淤塞后，中国社会形势岌岌可危，最终引发革命。人民没有渠道表示反对意见，“当局势变得不可忍受时，唯一的出路便是造反”。
应该承认，传统中国的双轨政治设置有其道理，从基层铺设的自下而上的轨道是对官府侵蚀社会下层的阻拦与缓冲，也是底层怨气的重要释放通道。可以看出，在传统的双轨政治中，自上而下的轨道到县为止，而自下而上铺设的政治轨道的作用对象首先也是县衙的“父母官”，而基层民众向“父母官”施压借助的中介，则为从基层民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贤能型代表”，即被称为“管事”的绅士。地方绅士以其学识、修养，作出表率，提供服务，赢得尊敬。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分层是传统双轨政治维持的社会基础(官与绅社会地位相当，而绅士保持地方立场，因此才能形成力量抗衡和政治均衡机制)，然而，今日中国经过社会革命，已向着“平权”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型，传统的双轨政治绝无起死回生的任何可能，旧有的防止权力滥用的消极办法(如政治无为)和私下接触防控的非正规途径(传统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是制度外的非正规途径)已经丧失意义，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在防止权力滥用的途径上进行积极的制度创新。也就是说，要从传统双轨政治向现代双轨政治转型，从基层民众利益维护的传统“贤能型代表”机制向现代的“选举型代表”机制转型。然而，这种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20多年，仅使国家大体上统一并再造了国家新的高层机构，其在基层的政权建设努力并不成功，在败退台湾岛前最多使县下的区一级实现了半官僚化。中国共产党则通过社会革命与其高效的组织能力，为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结构。新中国建立不到10年，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即已插入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组织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党的组织不仅在城市伸延，而且下渗入村(党支部建在村上)，实现了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与领导。这样，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就以党的组织为骨架、以党政合一为组织形式，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纵向贯通。然而，此仅为自上而下的轨道建设，中国尚缺乏对基层政权的有效控制及在国家的上下机构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
与自上而下的轨道顺利打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下而上的轨道建设非常滞后。在毛泽东时代，防止党政干部脱离群众和保持政治上下畅通的办法是发动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然而，在每一次群众运动造成巨大混乱以后，我们不得不靠更大的权力集中来解决问题。今天，群众运动已经停止了，但我们仍未创造出有效的监督途径。中国基层在政治形态上仍未完成现代转型，基层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仅具形式，普通民众更是无法监督约束基层政权，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如上访)借助上级政府来施加间接影响，其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基层政权的监督主体由上级变为民众(官员的产生由上级任命变为真正的民众选举)，监督手段由非正式制度变为正式的制度约束。也就是说，在约束基层官员上，要进行由下到上的现代政治轨道重筑。
轨道建设的“百年问题”悬而未决，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困境：一是基层民众政治参与不畅，难以监督约束公共官员，从而难以有效预防与抑制腐败；二是没有民众选择压力的干部会日益脱离群众，造成干群关系高度紧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于建嵘教授就这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发出严重警告：“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既不是中央的地方政府，也不是人民的地方政府，而只是地方官员的政府。”自下而上的轨道建设滞后，就不能形成正常的政治能量的交换与循环，中国就难以有效抑制腐败并真正做到政治上下畅通。
二、关于“百年问题”破解的思考
由于传统的双轨政治已绝无起死回生的任何可能，因此，中国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再造的基本思路只能是积极推进现代民主。
现代政治轨道再造有一个路径选择问题，其初始选择正确，才能在此基础上走上规模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的道路。然而遗憾的是，中国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再造的初始选择(在村级层面搞村民自治)似乎存在明显问题。
目前，中国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再造从村级启动，似乎存在先天不足与基础不牢的问题。首先，从发展大势看，随着社会转型和非农化的加速发展，现有的行政村和自然村很有可能会逐步消失；其次，由于大量青壮年农民常年在外务工，村民自治的开展丧失了主体性支撑力量；再次，税费改革后，村治组织已无多少实质性功能，成为夹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空壳子，村民自治会走向纯形式化；最后，由于村大多为自然的聚落，加之人口流动、繁衍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历史上从来没有稳定过。很清楚，由于村级组织的社会构造极不稳定，在村级层面进行轨道重筑的民主试验，成果不易积淀下来。
自下而上的轨道再造在村级层面不理想，那么，挪到乡镇层面会如何？确实，随着农村改革发展，农民的利益已由家庭、村庄延伸到乡镇。乡镇政府的作为与农民的利益关联度越来越大，包括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税费改革后征地扩大引发的土地纠纷以及新时期尤其是废除农业税后中央支农惠农资源的分配，在所有这些作为中，乡镇政府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这一背景和发展态势，引发了乡镇民主的政治试验，如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率先进行了乡长的直接选举试验。乡镇长直选，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轨道重筑在乡镇层面的试验。然而，该试验也不甚理想，结果一度停顿下来。出现这种情况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中国乡镇政府的独立性很弱，其更像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基层民众与其说受乡镇政府影响，不如说更受县政府影响；二是乡镇的组织构造极不稳定且远未定型，目前的“乡镇合并”运动更使其处于过渡之中；三是乡镇政府是现代革命的产物，是存是废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由此看来，在目前的县级权力格局(乡镇更像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未被触动与乡镇构造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就没有多大的理由花费精力在乡镇层面进行轨道重筑的政改试验。
很清楚，中国传统双轨政治的着眼点与着力点为县级政府，目前中国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重筑的最佳路径选择也只能在县级层面寻求突破。县级组织是真正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中国社会基层的政治中心和服务中心，也是目前政府层级中对基层民众影响最大和最为关键的一层，如果在这里铺设现代的双向政治轨道，当代中国政治的面貌将会有根本性改变，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形象将会彻底改变，当代中国许多棘手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另外，县是政治改革和政治试验的最理想单位。乡、村“麻雀虽小”算得上，但“五脏俱全”却不够格。县才是真正的“五脏俱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五套班子都有，各种协会、商会等也俱在。因此，县级政改(自下而上政治轨道在县铺设)一旦成功，对向上层推进也有示范和引路的重要意义。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明确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普选只有先在县级突破，才能往上推进。
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铺设到县的重要标志，是行政官员直选到县，要探索县级党政合一基础上的直选制，从而让全县选民真正形成对县级官员的选择压力。果真如此，对基层社会影响最大的县级官员的行为模式(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将得到彻底改观，县级官员在日常公务行为中自然要体现全体选民的意愿，否则，将面临下台的威胁。
今天，我们需要保持清醒认识的是，现代政治轨道再造只有推进民主一途，别无其他门径。我们已经走在通过发展民主进行政治轨道再造的路上，而且民主发展已有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自主的个人)，退不回去了(最多只能延迟而不能后退)。很清楚，“富强、民主、文明”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绝不惧怕民主。既然传统中国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绝无起死回生的可能，我们惯常使用的集中用权和管权体制的修修补补也已于事无补，那么，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只有坚定地往前走，直至往来自如的双向轨道建设成功，我们才有更为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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