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晚清上海报人与立宪运动——读季家珍《印刷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珍论文,立宪论文,晚清论文,人与论文,海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史在英语世界里研究成果众多。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研究上海工人罢工，旨在说明工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地缘、籍贯、技术熟练程度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工人政治取向的巨大差异性。韩起澜(Emily Honig)研究上海苏北人，试图分析同一个民族内部对某一族群的歧视形成的种种原因。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研究上海警察，顾德曼(Bryna Goodman)研究同乡组织，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研究上海妓女，都各有其独特的取向。他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上海史研究潮流。
在这股潮流中，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自具特色。季家珍(Joan Judge)，199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任教，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报刊史及妇女史。《印刷与政治》全称为《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6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全书凡三部分九章，第一部分介绍中间地带的形成，阐述自己的理论架构；第二部分讨论报人对“新民”的塑造；第三部分分析报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者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从《时报》入手，以“中间地带”理论为架构，融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于一炉，开辟了上海史研究的新途径。
一、“中间地带”理论渊源及其构成
“中间地带”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理论渊源远的说与“公共空间”的讨论有关，近的说与新文化史理论有关。
近20来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理论被广泛讨论，中国有无公共空间、有什么样的公共空间是西方中国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罗威廉(William Rowe)、魏斐德、黄宗智(Philip Huang)、斯特朗(David Strand)等都参加进去，这个讨论从美国到中国，几乎无会不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史研究的走向（注：关于公共空间理论与中国的讨论，见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季家珍的著作酝酿、完成于这一时期，其选题与理论背景都与这一讨论密切相关。
近几年来在欧美颇有影响的新文化史理论，代表人物是罗杰·查利(Roger Chartier)。其立足点是试图重新思考“社会领域与对社会领域的呈现(representation)之间的关系，这一呈现可能是意图反映也可能是扭曲”，以构建起“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新阐述”（注：季家珍：《印刷与政治》(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dford,California,1996),第3页。）。印刷品是这种呈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载体，因此罗杰·查利特别注意分析印刷品的日益增长对传统社会的深刻影响。他认为印刷品的大量涌现给传统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各种新观念通过它而畅行无阻，顺利到达社会各个阶层，而社会各阶层与官方的关系，即被统治者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它得以修正，它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
季家珍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印刷品开始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时期，其标志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时务报》，而1904年6月狄葆贤等创办的《时报》比《时务报》的时间更长，影响更大，这些政治性出版物同西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有可比性。“市民社会”在欧洲历史和社会科学中被简要归纳为“国家控制之外的自治性社会组织”。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空间”是指“公众将自身作为公共舆论的主体来沟通社会与国家”（注：季家珍：《印刷与政治》(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dford,California,1996),第10页。）。在晚清上海，随着政治性出版物的出现，虽然还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一部分以“中等社会”自居的知识分子借助于这类出版物，沟通下层民众与清王朝，推动清政府权力的下移的实现——地方自治和召开国会制宪，同时培养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开通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渠道。这些知识分子自觉地充当政治改良和社会转型中各方当事人的启蒙者、督促者和协调者，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公共空间”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是三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
首先是报纸，这是中间地带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国家，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官方的出版物——《邸报》，但推动近代中国各种印刷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是外来的因素。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中国主办的文化出版机构，为中国印刷出版业提供了技术，也提供了经营模式，外国租界的存在也使中国印刷出版业的发展获得了物理和法律意义上的空间。在上海，印刷出版业得天独厚，不但具备以上两个条件，而且印刷机器设备和新闻纸张的进口十分方便，加上国际性都市的文化氛围，上海便成为中国出版印刷业的领导者。政治性报纸的出现，对于政治信息公开、由少数统治者垄断变为民众共享具有革命性意义。只有这类报纸出现，通过报纸启发民众，沟通上下，中间地带的形成才有可能。
其次，《时报》周围，聚集着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文报纸虽然历史不长，但其编者身份经过多次变化。1850至1860年代，是中国失意文人帮传教士、外国团体办报纸杂志，如王韬等人。1872年《申报》创办以后，是中国文化边缘性知识分子帮外国商人或中国官府办商业报纸，如黄式权、袁祖志等帮办《申报》、《新闻报》，管才叔、朱逢甲帮上海知县办《汇报》。1896年梁启超办《时务报》，为有科举功名正途知识分子办政论性报纸之始。1900年以后，在日本的《国民报》、《译书汇编》，在国内的《竞业旬报》、《神州日报》，都有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新式知识分子参与其间。《时报》就是最后一种类型。《时报》的编者以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为主体，如狄葆贤、陈景韩等。他们是比较独特的一群，都受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同他们的前辈——传统士绅在社会背景和社会使命感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当中多数人在日本学过法政，热烈地追求西方的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同传统彻底决裂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成为政治上协商者，文化上整合者，社会上沟通者。他们的社会身份也与其前辈不同，以新式的职业者——报人的身份出现，这使他们成为对西方政治、社会观念的最活跃的传播者和各种新的政治、社会话语、价值观念的创造者。
再次，是中间地带的理论，即报人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沟通民众与清王朝。有了报纸和投身于新闻业的新式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中间地带。在《时报》出现以前，近代中国报纸等印刷品早已出现，即使是商业性报纸《申报》、《新闻报》也远早于《时报》，但作者认为中间地带开始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等创办的《时务报》，原因就在于报纸本身的理论方面，它不同于完全追求商业利益的《申报》和《新闻报》重在信息新闻方面。《时报》十分关心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尤其是在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的背景下，《时报》首创“时评”栏目，通过评论引导舆论，以西方的政治理论，评论当时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国家、民权、舆论概念，讨论中国宪政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时报》既扮演政治角色，也扮演重要的文化角色。
二、“中间地带”的协商者、沟通者和整合者
对于狄葆贤一类报人学术界通常的看法是反对革命的立宪派，温和的变法者，资产阶级代言人。季家珍则将他们的位置定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深入考察他们与宪政的关系。
书中认为，这些报人首先是宪政协商者。《时报》创办的直接目的，是推动宪政的实现，因此中间地带首先关心的是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如何推行。在他们看来，中国宪政改革有两方面的阻力，一是政府官员，二是无知民众。政府官员对于宪政、西学，既无知无识，又极端自私、腐败，新政的推行，只会使他们的利益受损，他们当然也不会积极地推行新政。无知民众在中国数量巨大，程度低下，他们对政治一无所知，更缺乏热情，毫无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能力，依靠他们自下而上推动更是不可能。知识分子自觉地扮演“中等社会”角色，借助于政治出版物，开拓中间地带，使之成为推动改革的根据地。通过中间地带，向下则启蒙民众，将其改造成国民，使其成为宪政主体，向上则反映民众的疾苦，通过舆论来监督政府，引导地方自治，推动国会的召开。通过这样向上、向下两方面的运动，中间地带逐步拓展，最终实现宪政。
书中对报人与民众的关系作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面对民众时，报人与他们的前辈即传统士绅不同，报人是新型士绅。在报人看来，欲实现宪政和社会转型，首先不能忽视的是下层民众。虽然在对下层民众基本素质的看法上，报人与传统士绅有共同之处，但报人确信愚昧无知的下层民众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具有政治潜力，传统士绅往往以下层民众利益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的身份出现，而报人则不仅关注这些问题，而且要把他们带进20世纪初的改革进程，使其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报人以此为己任，致力于对下层民众的启蒙，塑造与宪政和新型社会相适应的新式国民。
报人还在理论上探讨新国民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他们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只有皇帝与臣民，不存在国家与国民，皇帝对臣民要仁爱，臣民对皇帝要忠诚，但这种关系十分脆弱。历代王朝建立之初，这一关系尚能维持，但到王朝末期，因官员的腐败，民众生计的艰难，臣民往往揭竿而起，温情脉脉的仁爱与忠诚关系不再有任何意义。新王朝建立后，这种政治关系又随之重建，然后再逐渐式微，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晚清正处于这种政治关系的瓦解时期，民众已经疏离了朝廷，暴力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行为取代了他们以往对王朝的顺从，忠诚与仁爱的关系也因此被割断。在狄葆贤等知识分子看来，有必要重新构思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构思应建立在宪政基础上，以“国家”取代“朝廷”，“国民”取代“臣民”。这里的“国家”对应的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nation”，它是在宪法的框架之下政府和社会相遇并讨论决定一切国家事务的场所，“国民”对应的是西方政治学中的“citizen”（公民，指一个人因出生或后来获得公民资格，因而享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的所有权利），与传统政治观念中的既不享有政治权利也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臣民完全不同，他们是自治的，独立的，是权利的主体，当然也是中国国家事务决策的参与者。
晚清民众的素质，显然与报人理想的国民有极大的差距，因此，与严复、梁启超等思想家一样，报人尖锐地批评长期的专制制度造成了民众的依赖、顺从和奴性等不良品质，使他们只关心自身利益，毫无国家、社会等公共意识。与严复等人有所不同的是，职业报人的身份，使他们能够将思想家的思想转换成可以让民众接受的社会话语，并进一步思索如何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
国民素质提高途径有二：
一是普遍的国民教育。自梁启超以来维新派就主张通过“开民智”以“兴民权”。欲开民智，必得兴办新式教育，原因在于传统教育制度和科举制是精英教育，一般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其教育内容又今限于儒家经典。国民教育则是国家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给每一个人，教育的内容也大大突破儒家经典，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主体的新学为主，兴办新式学堂，也是1901年清政府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报人积极鼓吹国民教育，同时也是当时重要教育团体的成员和新式学堂的教师。
二是鼓励国民参与地方自治。报人在培养国民素质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诸如收回路权运动、抗税运动，特别是地方自治运动和请开国会运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政治实践才能培养起国民对国家事物的关心，培养社会责任感。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斯文败类：报人与掌权者》。作为中间地带的协商者，报人还要面对掌权者，为民众争得权利。在面对清政府掌权者时，报人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他们尖锐地批评在专制集权下，没有任何有效的制约，官吏权力不受制约，为所欲为。出路是扩大民权以抑制官权。民权是作为国民应具有的权利，即西方政治理论中的“civil right”，也是报人构建中间地带的主要话语。在他们看来，中国兴民权的第一步，不是民众以暴力手段夺取官权，而是要限制官权，即政府出让一部分权力给国民，官权越小，则民权越大。扩大民权，其一是要开放舆论，允许国民的对政府，对官员的舆论监督。显然，报人期望国民能够像西方社会的“市民一样”成为公众舆论的主体。其二是争取中间地带的制度化，建立起一套制度，保证国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最终实现法治。中间地带的制度化也就是使报人所开辟的协商空间制度化。报人认为中间地带制度化的基石是开国会和成立地方自治机构，事实上报人是地方自治运动和请开国会运动的参与者，他们有的是地方自治机构——咨议局的成员或者同立宪派成员有密切的联系。
季家珍认为，报人是政治上协商者也是政府与民间沟通者和中西方文化整合者。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的训练，拓展了报人的视野，他们选择西方的宪政模式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但宪政是西方社会水到渠成的政治制度，欲在中国推行，很多前提不具备。清政府对宪政无知，且无诚意，民众更无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报人以“中等社会”自居，借助于报纸来沟通社会与政府，也亲身参与地方自治与请开国会运动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追求西方的政治模式，必然面临中西文化的冲突，因为西方政治模式也是西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他们与五四时期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在以国家、民权、舆论等西方话语来讨论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时，并没有疏离中国的儒家传统，而是从其现实的政治关怀来重新解释传统。在他们的话语中，古老的“民本”思想与现代西方的宪政思想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即上下一体、社会福利和普遍政治参与；他们又以民权和公众舆论自由来重新定义“天下为公”。他们试图寻求儒家传统中能够与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相通之处，沟通、整合中西文化以形成新的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
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演进的路向，说明报人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中间地带没有为晚清实现宪政搭起平台。不管是政治上的协商者，还是社会上的沟通者，在当时中国，报人的努力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其时中国不具备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报人借助于报纸开辟的舆论空间，缺乏一个自觉充当舆论主体的市民阶层。虽然报人以“中等社会”自居，但这个中等社会除了知识分子之外，难以找到更广泛的社会对应者，而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中国就其数量上说，也无法成为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阶层。这就使报人不得不关注另外一个数量极为庞大的群体——民众，这是中国的宪政改革一个特别的重任，即必须同时将民众改造成国民。报人自觉地扮演了民众启蒙者的角色，从这一角度说，他们是平民主义者，但同时，他们又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不管在他们的话语中如何强调将民众改造成国民的重要性，但在事实上，他们同民众仍然有距离，这主要是来自于事实上精英分子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文盲之间的距离。在他们的眼中，民众愚昧无知，只关心自身利益，对国家、对社会毫无责任感。他们是精英主义者，从来不是民众的一员。报人的平民主义的倾向始终未能超过精英主义。虽然一直都在注意架起通向民众的桥梁，关注民众的疾苦，可是他们创造的一系列话语始终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民众的。他们基本上是一厢情愿地勾画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勾画着国民如何通过普及教育和参与政治活动而培养新国民。他们的理想还不是民众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们以报纸作为主要的工具，揭露官员的腐败，呼吁实行法治，实现宪政，这使其与清政府之间也不可避免地的产生冲突，随着第四次请开国会运动被清政府拒绝，报人们也疏离了清政府。报人们既没能够构架起通向民众的桥梁，又对清政府的缺乏立宪诚意感到失望。中间地带在推进清政府改革的努力目标未能实现。报人的平民主义的倾向，体现的恰恰是其精英主义实质。
书中指出，报人不仅在政治上扮演的沟通者角色不成功，文化上对中西的整合也充满一系列紧张，如将激进的西方法治主义思想注入“民本”思想，认为宪政可以在维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和谐关系的“民本”的基础上实现，忽略了在追求宪政过程中新的政治模式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作者认为，不管怎样，中间地带展现出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风云的诸多变数，是新闻报业最终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
三、“中间地带”开辟的研究新视野
季家珍是受当代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影响的青年学者，其研究的视野和视角对中国史研究者来说相当新鲜，作者自己也认为采用“中间地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这还是第一次（注：季家珍：《印刷与政治》，第3页。）。研究晚清中国的政治，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史学界对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研究已相当多，即使是对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报刊研究也不算少，但作者的视角则是以报纸来剖析晚的政治风云，关注这些政治事件是如何在报人的笔下呈现出来的。20世纪初是中国报刊繁盛时代，报刊对政治和社会影响巨大，各派政治力量都争相办报，报纸成为各派争相利用的政治工具，报业也因而同政治联系在一道，这无疑是挑战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力量。对于海外报纸如《新民丛报》和《民报》在内地的流通，清政府还可以有所控制，但对《时报》这类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报纸，清政府则束手无策。这意味着被统治者控制了几千年的思想和舆论，到这时可以借助于报刊喷涌而出。激情洋溢的知识分子用各种新理论、新话语来解释中国的各种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西方的政治话语进入了中国社会。不管鼓吹革命还是鼓吹改良的报纸，都在中国社会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体，《时报》的读者群体就是知识分子和学生。20世纪初人们对中国现状普遍不满，各式的印刷出版物又在为人们构思、描述着理想的社会、理想的政治，支撑传统专制的政治观念因之瓦解，其他一些传统观念也逐渐被人们淡出、抛弃。政治性报刊书籍的大量流通，成为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瓦解清朝专制统治的极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力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报刊业的蓬勃发展时期，各种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时报》仅是其中一种，而且并不是发行量最大的一种。作者选中《时报》，选择自其创立到辛亥革命一段进行研究（《时报》直至1939年9月才终刊），在于这个刊物在这一时段的舆论特点和报人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所扮演的特有角色。与鼓吹排满革命的革命派报纸不同，《时报》的舆论主体是“专讲平和，专讲立宪”。他们是民众启蒙者，而不是革命鼓动者；他们是立宪的不遗余力的鼓吹者和真诚推动者，不满于清政府仅有推行新政的姿态而无实行宪政的行动；他们自觉地充当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者、协调者、磋商者、整合者，而不是与王朝体制决裂者。
书中认为，中间地带不仅是知识分子自由论政的空间，更是报人开辟出来的磋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众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磋商主题是宪政，协调人是报人知识分子。报人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这一地带，并使其制度化，使这场涉及到民众和掌权者利益的政治变革得以实现。报人主张扩大民权以限制官权，而不是像革命派主张的推翻专制制度以建立共和国家。报人的商调者身份也表现在文化方面。他们是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整合者。他们虽然使用西方政治理论和话语来发表议论，但并不完全将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忽略或抛在一边，而是试图在其中寻找到同西方政治思想相互沟通、整合的空间，如他们从儒家的民本和天下为公的思想来为民权思想寻找合理解释。
20世纪初的中国，许多领域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与矛盾，但也有自觉的沟通者、协调者，本书的研究显示，以《时报》为核心、以报人作为主体的改革者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建设性的努力方向，形成20世纪初晚清历史的独特轨迹（注：季家珍：《印刷与政治》，第4页。）。
季家珍的这一研究视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一定开拓意义。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盛行传统性与现代性、西方冲击与中国本土回应，在国内则长期盛行改革与革命二分法，“中间地带”这一解释模式，对上述二分法提出了挑战和补充。
关于近代中国有无“公共空间”的问题，国际学术界争论得很激烈，在罗威廉关于汉口的著名著作问世以后，黄宗智提出“第三领域”的命题，另辟蹊径，不再纠缠于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季家珍的“中间地带”理论，与黄宗智“第三领域”架构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避开概念纠缠，回到社会实际本身，这对于推动研究深化，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在书中展开的“中间地带”，不只是阶层、社会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地带，官府与民众的中间地带，传统与现代的中间地带，中国与西方的中间地带，激进与保守的中间地带，是20世纪初年特殊时代的产物，也是上海社会产物。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不受清政府管辖的租界的存在，没有五湖四海知识分子云集上海，没有云蒸霞蔚般的报纸刊物，没有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中间地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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