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序念设计与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案论文,侠义论文,清代论文,策略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是清代中后叶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合流发展所形成的一个新的通俗小说类型，它刚一面世，便深受欢迎，各书坊争相刊印，其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远超过当时及前代艺术水平很高的小说，形成近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畅销书现象。胡适先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回顾近代文学的发展时，曾感叹说：“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传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等等续编，都是三十多年来的作品。这一类的小说很可代表北方的平民文学。”[1]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产生和繁荣是许多文化因素有机融合作用的结果，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读者的接受心理、审美趣味、前代文学传统、戏曲、曲艺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发达繁盛及许多具体文化因素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类小说自身的艺术魅力是其畅销风行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讲，正是体现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悬念设计使这类小说魅力大增，广为流传。探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不能忽略其悬念设计艺术。
根据谭霈生先生的界定，所谓悬念，指的是人们对文艺作品中人物命运、情节发展变化的一种期待心情。[2]这是从艺术效果的角度来谈的，在本文中，悬念被看作是一种叙事策略，属技术操作的层面。悬念可以出现在所有叙事类作品中，如小说、戏曲、叙事诗等。就小说而言，那些重故事情节、娱乐性强的小说如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尤为重视悬念的设计，这是这类小说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
中国古代的叙事类作品很重视悬念的设计。在说唱文学尤其是评书中，悬念一般被称作“关子”、“扣子”、“柁子”，它是说唱艺人看家的本领，悬念运用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饭碗。正如著名评书表演家连阔如先生所云：“评书界的人常说戏听的是‘大轴儿’，书听的是‘扣儿’。要想多挣钱，书里的‘扣儿’得引出‘大柁子’来。”他还指出：“不论哪部书亦有好扣子，大柁子。”[3]在说唱文学中孕育成长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十分重视小说的情节安排、悬念设计，象《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侠义小说在成书刊印前，其主要情节均曾以曲艺、戏曲等形式流传过，受鼓词、评书等说唱艺术的直接影响，这些小说具有许多说唱艺术的特点，重视悬念的设计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
一般来讲，中国古代小说中悬念构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情节突转法，以情节突然向读者意想不到的方向转化，使其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期待落空，从而引起读者对书中人物命运、结局的强烈关注，构成悬念；另一种是心理蓄势法，即在作品中，作者反复强调某些人物、细节或某种关系，逐渐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期待，从而构成悬念。后一种方式显然适合那些描写细腻、故事性不太强的作品中，结合中国古代小说看，它主要出现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中。就《红楼梦》而言。其反映的生活面很广，事件繁多，但全书的核心事件是宝玉与一群少女的感情纠葛。作者通过许多日常琐事的细致描写，反复暗示和强调贾宝玉与其身边少女尤其是林黛玉、薛宝钗的关系变化，逐渐引起读者的强烈关注：贾宝玉的婚事如何，那些少女的归宿如何。这样，便形成悬念，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其他如《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部分的描写、《水浒传》中武松打虎部分的描写，也都运用了这种悬念构成方式，它不靠情节的大起大落、曲折变化，是一种不奇之奇，更注重对读者的心理影响。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悬念构成方式属典型的情节突转法。它多借助情节的起伏转折、故事的跌宕变化而成，构成悬念的事件一般为清官的被劫持或受刺杀、宝物的丢失被盗等。例如《小五义》中，众英雄收服钟雄、捉到彭启，眼看就要破铜网阵。突然，清官颜查散失踪，群雄无首，情节突转直下，读者不禁要问，颜查散被谁劫持，其命运如何，从而构成悬念，后面的故事即围绕此事而展开。这种悬念构成方式并非无意为之，而是作者们自觉运用的，连阔如先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到这一点：“评书界人常说，‘书说险地才能挣钱’……不论是袍带书、公案书，凡是听书的人，都是一样的心理，喜爱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侠义英雄，都恨奸臣佞党、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绿林的采花淫贼。就以《施公案》说吧，施清官往苏州上任，就有一枝兰万永拦轿行刺、府衙行刺、错杀舅老爷这三段书，叫听主儿听着净替清官施大人担惊受怕，坐着不走，要听到清官没有危险了才肯走，这样事，便算书说险地；如果叫听书的主儿知道施大人没危险那就不听了。评书里的情节，段段书都是这样的。”[4]显然，险是这种悬念构成方式的必然产物，有其特殊的美学效果：紧张、刺激。从这种角度讲，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可称得上中国古代的惊险小说。
清官受困和宝物丢失只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故事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悬念的开端，在解决这一悬念的过程中，小说的作者又设计出许多小悬念，情节起落转折、反复多变，直至所有悬念解决，罪犯擒获归案。以七续《施公案》为例，书中御马丢失，皇帝命施仕纶破案，构成总悬念。接下来，侠客黄天霸受命查访，在醉白楼受一道士指点，“所失之物，现在西北方”，案件有所进展，但又引出一个悬念：这个道士是谁，所言是否真实可信。后另一老侠客朱光祖提供线索，黄天霸至连环套，设计混入山寨，得到确切消息。但盗匪窦尔墩拒交御马，其功夫超绝，有一对虎头倒刺软索钩，十分厉害，读者不禁为之担心：黄天霸能否战胜对手，夺回御马。果然，黄天霸出战失利，形势急转直下。朱光祖盗双钩无功而返，更让读者担心。后朱光祖再进山寨，盗钩成功，但藏御马的石室十分险固，黄天霸能否安全取回，这又是一个悬念。直到众英雄三进连环套，活捉窦尔墩，夺回御马，故事才算告一段落。在故事情节展开过程中。悬念迭起，使读者始终保持一种紧张急切的期待状态，吸引其读完全书，这正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魅力之所在。其他小说如《三侠五义》、《彭公案》等无不如此。
在悬念解决过程中，为了保持悬念的吸引力，不断加强读者的期待心情，小说的作者们经常使用延迟法，即当情节发展到关键紧张的时刻，故意叉开话题，调整叙事聚焦，另叙一件事，推迟悬念的解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卖关子”。如七续《施公案》中，黄天霸三打连环套，在寻找破案线索的过程中，作者又穿插了两个不相关的公案描写，造成叙事的间断，以延迟悬念的解决。再如《彭公案》中，清官彭朋微服私访李新庄，被恶霸李小侯识破，他举刀要杀彭朋，正当这一关键时刻，刘典史来访，接着作者详述刘典史造访缘由，迟迟不肯解决悬念，让读者一直为彭朋的安危而担心。这种延迟法还可起到调节叙事节奏的作用，使故事情节的展开张弛相间，错落有致，使读者的紧张心绪得以调整。
从悬念的表现方式看，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文人小说在叙事重心与指向上也各不相同。前者中的悬念主要靠人物的外部冲突形成。作者一般把故事的缘由或结局向读者保密，在叙事顺序方面，多采用倒叙、补叙的方式，造成悬念，以曲折起伏、惊险刺激、反复多变的故事情节来维持悬念，直至故事结束。例如《三侠五义》中，清官包拯刚审理完杨氏女儿私奔所引起的婚姻讼案，忽然得了一种怪病，昏迷不醒，从而构成悬念。接着作者把笔锋一转，叙写侠客展昭的活动，直到他斩除妖道，读者才知道包拯之病是奸臣庞吉请妖道作法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一直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这种视角会造成叙事的空缺，有利于形成和维持悬念，若采用全知视角，则收不到这种叙事效果。该书中郑屠强奸杀人案、白玉堂结交颜查散等描写，也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再看《红楼梦》，它采用预叙的叙事方式，在开篇的第五回就已把全书主要人物的结局暗示给读者，不象清代公案侠义小说那样严守秘密，不到故事结束，不揭开谜底。其叙事的重心在于引导读者关心事件背后的缘由与内涵，而不是事件本身的离奇与惊险，它更注重描写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属平话小说，《红楼梦》属文人小说，它们的创作意图、成书方式各不相同，因而对悬念的表现和解决，也各有自己的特色与处理方式，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两种类型，并无高下之别。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称作情节小说，把《红楼梦》称作性格小说。它们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悬念设计的两种风格。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解决悬念的方式比较简单，清官或侠客陷入困境时，总有高人相救，大难不死，可谓有惊无险。如《三侠五义》中，包拯金龙寺遇险，展昭挺身相救；盗匪方貂行刺颜查散，有侠客智化、艾虎相救；包拯侍从马汉中毒箭，侠客蒋平、卢方帮助找解药。总之，好人不死。象《三侠五义》中侠客白玉堂三探冲霄楼铜网阵，受害身死。这种写法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绝无仅有，即使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不多见，是创新和突破。《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等小说的这种解决悬念的方式和《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相同。以《西游记》来讲，唐僧遇险落难，总有孙悟空等高徒相救，孙悟空如果不行，则自有法力更高的救兵如观音菩萨、如来等相救，反正唐僧是死不了，就象《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屡屡落难而总能脱险一样。这种悬念解决方式是模式化、雷同化的，它会使读者产生一定的心理定式和期待，久而久之，会失去新鲜刺激感，减弱悬念的力量，淡化小说奇险风格所带来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失去阅读兴趣，产生厌倦心理。这是这类娱乐性通俗小说的一个特点，并非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所固有。相比之下，《红楼梦》、《金瓶梅》等文人小说解决悬念的方式则较为丰富多样，它们遵照生活的必然逻辑，精心安排情节，解决悬念，能做到既出人意料又在人意料之研，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如《红楼梦》中的金钏投井、晴雯屈死、尤三姐自刎等，无不如此。但我们不能据此作高下优劣的判断，因为它媚分属不同的文化层面，各有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群，各有自己的存在需要和独特价值。
总的来看，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在情节安排、悬念设计方面较其他小说类型有自己的特色，产生了较强的艺术魅力，它情节曲折、惊险刺激，娱乐性强，尤受社会下层民众的欢迎。鲁迅先生对此有很高的评价：“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5]
注释：
[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4]连阔如《江湖丛谈》，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