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几种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几种论文,常态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预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别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①。但是现在对新常态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存在认识上简单化、静态化、片面化、绝对化、泛化的偏差：不是历史、动态地而是固定、静态地理解，以为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保持静止不变的状态、增长速度就是年年固定不变的中高速度；不是全面、准确、辩证地而是简单、片面、绝对地认识，以为新常态只是增长速度新、能够自然而然出现和保持的状态，可以心安理得、消极等待、无所作为、无需作出艰苦努力；以为新常态不是只指经济发展的态势，而是泛化到其他领域。这些偏差，不利于正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采取合理的对策，甚至成为有些人从“GDP崇拜”的一个极端走向“去GDP”的另一个极端的借口，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止步不前、“为官不为”的挡箭牌，必须予以澄清、纠正②。 一、中国的新常态与外国的新常态不同 用“新常态”(new normal)来概括新的经济发展状态，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在国外首先开始兴起的，中国则是在2014年5月习近平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后才开始流行，并且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解各不相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对国外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不一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说，西方媒体出现的“新常态”是“后危机时代全球(主要是占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经济新特征的专用名词”，其经济特征被概括为“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在李扬、张晓晶看来，旧常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长达20余年的那一段时期”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态，“旧常态以持续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和经济周期波动并存为基本特征”③。李稻葵则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④。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解的不同，还表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旧、新常态的认识不一样、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旧、新常态与中国的旧、新常态的差别的看法也不相同。 厉以宁提出，“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期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不能持久的”⑤。这种界定实际上是把“旧常态”等同于“非常态”，“新常态”等同于“常态”，而且只是从经济增长速度上去理解新常态。吴敬琏认为，“所谓旧常态，就是高投资支撑高速度”，这种理解主要从高投资、高速度两方面把握旧常态⑥。 李稻葵提出，“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文本认为，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⑦。这种理解把新常态的内容、特征、表现与决定新常态的原因混为一谈，不利于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外延和成因。 李扬认为，“何以有旧、新之别？旧、新是如何转换的？理解这些问题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新常态’是以全球危机为界”；“第二个要点是这是一个常态，常态的概念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是周期性事件，不会很快就过去”；“第三个要点是新常态蕴含着发展的动力，但这种动力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导向我们希望的结果”；“第四个要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常态具有普遍性、全球性特征”⑧。他还提出，“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说新常态，那就意味着供应链重组、重新塑造分工体系、经济结构调整、智力体系重塑、大国关系再造。就中国的新常态而言，除了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具有上述共性之外，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我们要完全脱离过去的发展方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轨道；要完全调整旧的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要完全摆脱过去的动力结构，找到新的动力结构”⑨。这种理解虽然指出了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必须注意的要点和部分重要内容，但是“新常态具有普遍性、全球性特征”的观点可能不太准确，全球范围内的新常态的说法显得过于笼统，是否存在各国具有共同特征的全球新常态也值得推敲，因为发达国家的旧、新常态与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旧、新常态差别很大，中国则更加特殊。 郎咸平指出，“众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新常态。我注意到很多学者和官方机构对新常态所作的阐释，告诉各位，他们都是就现象论现象，并没有抓住新常态的本质。我的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透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⑩。这是一种更加独特的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见解，实际上是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理解新常态。的确，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和演进的关键，但并不是新常态本身，也不是新常态的本质。文本认为，改革的新情况、新任务、新举措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是一回事，新常态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而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效益不高的状态逐步转向速度合理而且发展比较平衡、协调、能够持续、效益较高的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提质增效”，而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实现这种状态的根本途径。 张占斌等认为，新常态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主要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速转换，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11)。这是从经济发展状况的表现和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等方面全面理解的新常态。 为什么国内外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新常态的理解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别呢？主要原因在于用于衡量经济发展状态的指标和方法不一，大多数都只是从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去说明新常态，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很不全面，而且有的对新常态的理解也不准确，往往把经济发展状态的表现(如速度、结构、水平、成效、宏观经济状况等)与经济发展状态形成的原因即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发展途径(要素条件、发展方式含动力和体制机制、制度等)混为一谈。从现有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解来看，虽然存在只从发展状态的表现方面理解的狭义新常态，也有从发展状态与影响因素和发展途径两个方面理解的广义新常态。文本认为，虽然可以从广义上理解经济新常态，也可以从狭义上界定新常态，但是发展状态与发展方式不能混为一谈，衡量经济发展状态的指标最好只应是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的表现。即使是广义新常态，在全面分析其特征时，最好能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归纳，不要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因为把经济发展状态的表现和原因混为一体，就不能准确地判断和把握经济发展的状态、正确地认识状态与原因之间的因果联系、采取针对性更强的合理有效的对策。明确区分经济发展状态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方式，可能更有利于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状态和形成的方式、更好地应对新常态。 二、新常态不只是追求中高速增长，更不是去“GDP” 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是相对“旧”而言的，而且来源于“旧”，要准确把握新常态，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旧常态。 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状态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状况、经济发展的水平、成效、宏观经济状况等五大方面，以此为标准来分析，中国2012年以前30多年经济发展的状态就是“旧常态”，其主要特征是：1.在经济增长速度上：10%左右的高速增长，起伏波动较大；2.在经济结构状况上：低层次，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3.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呈现中低收入水平、技术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4.在经济发展成效方面：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太高，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较重，贫富差距扩大、发展成果共享不够；5.在宏观经济状况方面：就业增加较多、物价起伏波动较大、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呈现增加趋势、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贸易顺差、外汇结余过多、人民币呈现升值趋势。 旧常态之所以会是如此，主要是由于:1.劳动力充足价廉、资本短缺、技术和管理落后，更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能主要采用粗放经营、外延扩大、数量扩张、低消费、高积累、高消耗的方式发展经济，再加上数量庞大的人口必然产生巨大的消费和排放，因此资源消耗必然多、环境污染自然严重；2.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协作变化和产业转移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加工贸易和一般制造业，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机遇；3.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缺衣少食的温饱问题，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工农业生产，尽快提供尽可能多的消费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还顾不上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和美化生态环境；4.实行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转变，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发挥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形成了低成本带来的低价格的竞争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大国规模优势，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由于改革开放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还不科学、经济结构还在调整优化过程中、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低端，所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层次和经济效益都不高。 国外的新常态是指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后的时间段，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从2012年开始的呢？这是因为，中国2012年的GDP增速由2011年的9.3%下降到7.7%，随后再下降到2014年的7.4%，表明中国经济开始告别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而且，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服务业出现新的发展势头，2012年全国的第三产业GDP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的7.9%；2013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也最快，达到8.3%，比第二产业的7.8%高0.5%，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14年第三产业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上升到48.2%，在三大产业中保持最高，增长速度为8.1%，也保持最快。这表明中国从2012年开始由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中期进入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的工业化中后期。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基于这三方面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状态。之所以没有以2011年或者2013年为起始时间点，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的转变以2012年为标志，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新常态的第一表现。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率这三个重要指标，之所以在2011-2013年期间几乎同时发生标志性变化，绝不是偶然的，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相对旧常态而言，从已经初步显现和可能出现的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1.在经济增长速度上：5%-7%的中高速增长，起伏波动较小；2.在经济结构状况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入中高层次，基本实现高质量的健康的新型城镇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基本实现协调平衡发展；3.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技术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4.在经济发展成效方面：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贫富差距缩小、发展成果共享；5.在宏观经济状况方面：就业稳定增加、物价起伏波动较小、财政收入增长合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减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国际贸易基本平衡、外汇结余适度、人民币币值合理变动。 本来“新常态”指的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态特别是新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多个方面，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人们往往过多的是看速度，这不利于全面准确把握新常态。不能认为前30年的“旧常态”是高速增长、“GDP”至上、年均增长10%左右，新阶段新常态就可以不考虑经济增长、甚至不要GDP，年年都将稳定在7%左右。实际上，旧常态中虽然多数年份是增长10%左右，但个别年份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1984年达到15.2%，最低1990年下降到3.8%，新常态也不能完全排除特殊情况的出现。比如，有可能个别年份由于突发的或难以预见的天灾人祸、国际环境的严重恶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也可能因为新出现的有利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又达到两位数的高增速。新常态更不是不要GDP，而是要以人为本、成本更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更好、成果公平共享的“GDP”。 三、新常态是动态，也不能自然形成 从语义上来看，所谓常态，《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正常的状态”，非常态则是“不正常的状态”，这种理解可能不是十分准确。因为，常态仅仅是对事物状态的客观界定，不存在对这种状态是否正确合理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正常、不正常则不仅是对事物状态的客观界定，更是对这种状态是否正确合理的主观价值判断，人们往往认为正常的是正确合理的、不正常是不正确不合理的。常态应该是通常(平常、经常、时常)存在(出现、发生)的状态，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稳定存在的状态和变化发展的态势；非常态(也称反常态)则是偶然出现的少数情况或者状态。无论是常态还是非常态，都只是指事物存在的客观状态，本身并不包含对事物状态好坏、对错、褒贬的价值判断。旧常态是以往的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存在的状态和变化发展的态势，新常态则是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存在的状态和变化发展的态势。旧、新常态也只是指事物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的客观状态，本身也不包含对事物状态好坏、对错、褒贬的价值判断，不一定旧常态就肯定不好、新常态就肯定好，两者的区别只在于旧常态是指事物在以往的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存在的状态，新常态则是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存在的状态。 从上述关于“常态”内涵的说明可知，常态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事物所处的比较稳定的状态和变化趋势、表现出基本相同的特征。常态里的状态是一种“态势”，是存在一定幅度起伏波动和一定程度变化的“动态”，不是年年都一样、一成不变的“静态”，不能把常态理解为固定不变的凝固状态。当然，常态里的变动一般不会很大、变化的方向基本相同，否则就不称其为常态了。 常态不是现在或者将来每一个时间点的经济状况，而是一个时期(即时间段、时间区间，比如20年左右)的经济状况。郎咸平也指出，“新常态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域””(12)。在常态存在的时期内，每一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可能都完全一样、一成不变，多少都会有一些差别和变化，只是基本特征差不多、变化趋势也大致相同而已。而且常态的基本特征也非一日之功，而是逐步形成的。 新常态不是自然形成的，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比较合理的新常态，更需要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经济新常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具备许多必要的条件，有利的因素需要去利用和发挥，不利因素需要努力去改变，不具备的条件需要去创造。新常态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努力才能出现和保持，“双中高”(经济发展的中高速度、中高水平)不是不用费力就能够自动实现的，相反可能比仅仅追求高速度更困难、要花更大的气力。因为新常态不只是增长速度新，更重要的是结构新、水平新、成效新、宏观经济状态新，还需要发展条件新、方式新、动力新、制度新、体制机制新，难度更大。 四、新常态不是只由创新和消费驱动，不要投资和出口 旧常态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根本之策是扩大内需，将主要依靠创新驱动，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新常态中投资、外需出口已经不重要、可以忽视，只要抓住扩大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和创新、创业就行了。因为，创新、创业都需要投资，如果完全没有投资的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内需不仅是国内消费需求，还包括投资需求，中国新阶段城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仍然非常艰巨，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巨大，而且消费需求的满足也离不开投资，也需要增加投资、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和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活消费服务；中国劳动力数量十分庞大、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保持出口的稳定和适度增长，能够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更有利于促进就业和收入的增加；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实现现代化不能完全依靠本国资源，不得不进口必要的国外资源和包括石油、铁矿石、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甚至进口量还可能不断增加，另外还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还没有的先进技术专利、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其他各种产品，如果不稳定甚至适当扩大出口，则很难保证进口或者到国外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外汇资金。因此，新常态下也要合理重视和适度增加投资和出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常态的形成和演进，如果只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以扩大内需为根本之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全部，更包括由粗放型、外延型、追求高速度、数量扩张、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消费、低效益、不可持续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型、内涵型、速度实在、质量优先、积累与消费协调合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高效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方式；还需要由市场不成熟规范、作用发挥不够和过度并存，政府掌握资源太多、调控过度(越位)和不合理与该管的没管或没管好(缺位)并存的经济体制机制，转向市场成熟规范、作用合理充分发挥、政府恰当掌握资源、调控合理适度、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坚决不管的经济体制机制。新常态的形成和演进，要真正实现新阶段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的中高端化、经济发展水平再上一个更大的台阶、资源环境的状况明显改善、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五、新常态专指经济发展，不宜泛化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在还出现了把新常态扩展到其他领域的泛化现象，认为新阶段中国所有的方面都出现了“新常态”，提出所谓“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生态新常态”等等(13)，也需要予以澄清、纠偏。虽然从常态的语义上看，任何变化着的事物都会存在旧常态、出现新常态，但是新阶段中国是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出现了“新常态”，这需要经过深入科学研究以后才能准确断定和说明，不是简单地套用一下新常态的概念就能了事。这些“某某新常态”至少现在还很难准确科学界定。比如，很难判定中国目前政治有无新常态与旧常态之分、是否开始出现新常态，无法清楚准确说明政治旧常态与新常态中的腐败、民主、法治、党的领导等是什么状况、有什么区别。什么是“生态新常态”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生态平衡被破坏之前的状态，就是其自然状态或者说是生态的常态，能够讲生态平衡被破坏的状态是生态旧常态、恢复生态平衡的状态是生态新常态吗？显然说不通，因为恢复生态平衡就是恢复生态原来的常态，无所谓“新”。而且，追求时髦、形式主义地到处套用“新常态”，会造成“新常态”概念泛滥，引起思想混乱，干扰对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指经济发展态势的“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合理应对。 而且，如前所述，“旧、新常态”是客观地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态，是中性名词，既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本身不存在好坏、对错之分。如果对旧、新常态进行价值判断，都可能得出好或者坏、不完全好或者不完全坏的结论，旧常态不一定必然是坏的，新常态也不一定必然是好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两低一高”(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发展状态，被称之为从来没有过的“新经济”，相对于现在的美国经济发展状态，被称之为“旧常态”；而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进入了经济衰退、失业严重的所谓“新常态”。如果对美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作出判断，显然20世纪90年代的“旧常态”比2008年以来的“新常态”要好得多。可见，旧常态并不肯定不好，不一定都要转变为新常态，只有不好的旧常态才需要转变为好的新常态。所以，不能认为中国的各个方面的状态都要像经济发展一样，由旧常态转变为新常态。 ①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2日。 ②简新华：《“新常态”不能静态化、绝对化和泛化理解》，《经济要参》，2015年第12期。 ③李扬、张晓晶：《论新常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④⑦李稻葵：《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新常态改变中国》，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2页。 ⑤厉以宁：《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⑥吴敬琏：《旧模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要记住这几点》，《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⑧⑨李扬：《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速度、结构与动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10页。 ⑩(12)郎咸平：《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1)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经济新常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82页。 (13)常修泽：《中国改革发展的四个问题之我见》，《凤凰大学问》，第195期，201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