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二期抗战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期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开幕词中，把抗战分为两个阶段，“自从广州失守武汉退出以前，是第一期；武汉退出以后是第二期”①。这种阶段划分是否科学，我们姑且不论，借用这种划分法对正面战场的抗战作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认识，进而给其一个历史的、公正的评价。本文拟从如下五个方面作一系统比较。
一 国民党一二期抗战中的战略指导比较
1937年8月7日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上，首次提出“全面抗战，采取消耗战略”②。8月20日，由蒋介石签署的《大本营颁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中的第二点提出：“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③。从文史资料上看，似乎国民党在抗战之初就已确定了以“持久战”来赢得这场战争。其实不然，抗战初国民党确定的“持久战”，既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持久战”，也不同于白崇禧后来概括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
战争之初，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是缺乏预见的。他们一方面感到此次中日事变已完全不同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需要一个旷日持久的解决过程，由此提出要“持久战”；另一方面又企图把局势稳定在当时的状况。大本营在战争指导要领中，对北面的第一战区的指令是：“实行柔性之攻击，……如敌军企图真面目与我决战时，则应毅然尽全力以防制之”；对东面第三战区的指令是：“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对南面的第四战区的指令是：“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④。大本营这种北顶、东赶、南防的方针，目的是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与敌长期对峙。这种“持久战”，实际只是一种消极防御战。而且，这种“持久战”还夹带着军事上的投机性。当淞沪战役进行至9月底时，战场形势已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军队，此时，白崇禧曾提出应适可而止，保存国军实力。李宗仁也来电劝蒋介石，不要争一日之长短，应退到有利地带，诱敌深入，以达消耗战之目的。但蒋介石不听劝告。蒋介石所以如此恋战，是出于所谓的以“战略促进政略”，等待国际力量出面制裁日本，求得“速战速和”之目的。他当时曾对部下说：“9月28日，国际联盟大会已通过了‘谴责日本在华暴行案’，现在准备邀开‘九国公约’会议，我如在沪持久作战，将会引起国际的干涉。”⑤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权衡军事上之利害，决定撤退。翌日，蒋介石正式发布撤退命令，放弃上海。但到11月1日，蒋介石却在南翔军事会议上又下令，命已撤退的重返阵地，正在撤退的停止撤退，未撤退的不准再撤，目的是再好好打一下，以便11月3日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注重中日战争，“能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戒行动”⑥。遗憾的是九国并未“惩戒”日本，而蒋介石的“政略”却严重损害了中国战场的“战略”。
淞沪战役后，日军以8个师团兵力，乘势猛攻，多路并进，直逼南京。南京虽系国民政府首都，但并无现代化防御设备，背水孤立，地形特殊，就战略而言，不宜固守。但蒋又首先从“政略”上考虑，虽认识到南京实难守住，但因南京是首都，却竟下令派重兵固守，结果是丢了城池又折兵，也未达到持久战之目的。
南京沦陷后，国民党从实际战争的教训中开始注重研究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蒋介石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⑦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武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确定战略方针为“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⑧。这一战略方针在以后的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中初步得到贯彻。由此可见，国民党在一期抗战中是通过战争这所学校，逐步认识了战争的一些客观规律，逐步确定了比较正确的战略方针。
当国民党退出武汉进入第二期抗战后，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变得成熟多了。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层对“持久战”的含义有了比较一致的、正确的认识。即认识到这种“持久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应“侧重于游击战与运动战”，“非有利地形，有利时机，不轻易决战”⑨；这种“持久战”“用兵方面期贯彻消耗战略，以达最后胜利之目的”⑩；这种“持久战”基本形式是以防御为主，但不是消极防御，而要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来攻击敌人，“连续发动有限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11)。第二 ，通过重大军事会议和举办各种军事训练班，加强了对战略、战术的研究，使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将领对持久战的认识大大深化，促进了持久抗战战略的全面展开。如1938年11月25日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到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人，会议从战略高度全面研讨了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这无疑对第二期抗战持久战略的全面贯彻起了推动作用。第三，初步形成一套为实现持久战略的战术，以及培养训练新的战斗力，和民运、战场统一指挥及敌情判断的经验。这些从战争中学来的经验，对持久战略的实现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二 国民党一二期抗战的战术运用比较
与战略方针密切相关的是战场作战的战术运用。一期抗战在战场战术运用上，主要是采取了分散兵力的单线式的阵地战，无重点、无纵深、无突击力量，不敢集中优势兵力，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主动地出击及对敌人的迂回包围，把许多歼灭战打成消耗战。正是由于战术运用及其部署上的失误，导致整个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和退却基本上是被动的、无计划的和混乱的，它没有完成本可以在防御作战中完成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掩护人民和国家主要生产部门进行有计划的战略转移的任务，使国家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进入二期抗战后，一方面是迫于战场形势的危急；另一方面痛定思痛，对前期作战的失利进行了反省和总结。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特别强调了迂回包抄战术，他说：“告诉各位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就是迂回包抄的战术。关于这一点，希望大家本着过去的经验，特别加以研究，并要努力学习实验，精心运用。我们将来要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够迂回包抄敌人。”(12) 1943年，蒋介石对常德会战的讲评中又强调，“国军在守势时期，亦应充分准备作战，以便不适时机乘敌抽调转用时，攻略敌原阵地”(13)，处处牵制敌人，使敌顾此失彼。国民党各战区在实战中也总结了一系列有效战术及战术运用中应注重的环节。诸如：1.兵力的纵深配备，主要是正面层层设防；2.防御部队的功能变换，主要指担负第一、二线的防御部队，当消耗敌一部分兵力后，则退入山区担负侧击或返回敌后原驻地，进行广泛游击战；3.保留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在敌我交战势均力敌时，不失时机地把机动兵力投入作战，掌握战场主动权；4.敌丧失有利形势，不能继续进攻而返回时，我军即进行追击，退入山区的部队协同进行侧击，共同围堵消灭敌人。战事最为频繁的第5、第9战区，面对的是敌军第11军，这是一支战略性的兵团，经常保持9个师团的兵力。第5、第9战区常常运用上述战法，挫败敌人的进攻。薛岳在1941年11月17日召开的长沙战区会议上，将这一战法比喻为“火炉战术”。即当敌军深入我内线，兵力已分散时，我军在正面展开反攻、追击，原退入山区的部队包围、侧击，敌军“犹如坠入火炉，遭到烈火的焚烧而熔解”(14)。其他与战术密切相关的有效方法是：1.动员民众参战。如第三次长沙战役，9战区动员民众20万人参战，将新墙镇经荆州镇至长乐街的公路、桥梁彻底破坏，将田地里放水成为一片沼泽，使敌机械化牵引的重炮兵、骑兵部队无法通过。此方法被薛岳称之为“军民一体方针”。2.正面佯攻，大部向其侧翼包围迂回。新十一师对长湖及陈家桥攻击之成功均取此法。3.接替阵地时，须立时部署，以免为敌所乘。4.利用城市、村落战阵地中之房屋时，须多储水、沙，以对付敌机投弹火攻。5.山地构筑工事，应将柴草焚毁，以其灰烬散布阵地前后，使新土与自然土色彩迷离，既可防敌陆空军侦察，尤能避免敌烧夷剂延烧。6.敌退却时，常以飞机协力地上部队，实施掩护。我军以一部利用多数道路分散向敌挺进，主力则在拂黄昏夜间运动，常能出敌不意，使敌飞机无法施其伎俩。7.大军渡河，应选定数个渡河点，分成数纵队渡河，并须预先准备一切，以免迟滞行程或遭受敌机伤害(15)。
国民党在第二期抗战中，战术上表现比较灵活，能攻防结合，改变了原来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与敌对峙的几千公里战线上，有效地牵制住了敌人。
三 国民党一二期抗战中军队领导体制比较
在军队领导体制、作战指挥和组织上，一二期抗战相比较有以下区别：第一，根据变化了的战场势态，重新调整了战区，将全国分成南、北两战场，南战场由代理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将军指挥，北战场由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将军指挥。南战场由3、4、5、9战区组成。北战场由2、8、10战区，以及鲁苏、冀察等战区组成。第二，简化了作战指挥系统。过去自军事委员会起，中间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才能达到作为战略单位的师，以至命令转达迟缓。1938年11月25日南岳军事会议期间，最高统帅部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改军为战略单位，新编之师，不再设旅，使战略战术指挥比较迅速、灵活。尽管国民党对军事领导体制作了上述调整与改革，但随着战争的深入，落后的军事指挥和组织系统也暴露了诸多薄弱环节。其一，决策体制落后，个人决策占了主导地位，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史迪威曾在这一点上指责过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将军身居遥远之重庆，靠前方电报了解的一些简要情况，并不真正了解部队之士气和敌情，也不了解战场及交通情况，而竞作较具体硬性之指挥，并要前线的指挥官必须绝对服从，这就违背了战场指挥的原则”(16)。其二，敌情判断经常失误。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首先源于正确的敌情判断；瞎指挥则起因于错误的判断。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在敌情判断上先入为主，“始终认为敌第六师团系全部抽调他去”，敌之进攻“不过为其掩护撤退动作，及至久经鏖战不退，始疑别有企图”，以至延误战机，失去战场主动地位。(17)。又如，1940年的枣阳会战中亦有此种情况。“五月十日至十八日间之战斗，各集团情报均不加慎密考虑，咸报敌已溃退，且甚狼狈，殊不知敌系转用兵力，致使上级指挥部为扩大既得胜果，不惜投以全力，以求决战，而奏全功。殆敌悉力反击，遂发生五月十九日之变化”(18)。其三，军队不统一，战区与战区间，地方部队与野战军之间，常常不能协调一致。如宜昌作战，五、九、三战区在作战中，完全没有协同，三、九战区按兵不动，使敌从容由武汉南部抽调大批军队转用于第五战区，结果使敌占领宜昌。又如1944年的湖南会战，当野战军62A进至衡阳南郊之际，与核心守兵隔山相望，如守军与野战军适时配合，内外夹击，最少可收连击之效。但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外围攻击时，内徒固守，坐失良机(19)。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其四，军事情报信息的泄漏。战争中，敌对双方最机密的情报信息，无过于指导战争的方针、部署和意图。但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对各战区下达的命令，常常被日军通过各种手段而截获破译。结果，周密的军事策划，反成了打狗的肉包。
四 国民党一二期抗战军队战斗力比较
国民党在一期抗战中曾调动了全国军队对日作战，广大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对敌作战是英勇的。这些方面，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国民党军队在一期抗战中，整体战斗力是较低的。如“上海战役之初，中国军队以五师之众攻击敌海军陆战队五千余人，而终未奏效；徐州会战，中国军队以四倍于敌人的兵力而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20)。造成这种情况，不只是武器装备较日军落后所至，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制度腐败和内部的不统一。
进入第二期抗战后，国民党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表现为：第一，全军师以上指挥员基本统一了对“持久消耗战略”的认识，都能较自觉地环绕这一战略，策划和组织各项战役。第二，各战区、各部队，在协同作战、相互配合上，有了明显进步。第三，从战争实践中逐步摸索了一套比较灵活的、行之有效的战术。第四，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善，攻坚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第五，经过二期整训，部队中抗日教育得到加强，官兵的军事素质普遍得到提高。第六，在美国空军支援下，中国军队逐步掌握了制空权，实现了立体作战优势。国民党军队在第二期抗战中战斗力的增强，侵华日军自然是首先领教者。日军在1939年“南京参谋长会议上，亦承认我军质与量均有惊人进步，且曾不断修正教令，告诫部属，对我勿存轻视”(21)。
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在相持阶段的许多重大战役中都得到反映。如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我军灵活运用机动战术，处处设伏，节节抵抗，消耗敌军。敌孤军深入，日感不支，“我军乘隙蹈虚，突起侧击，加以后续援军到达，士气旺盛，遂将敌分别包围在上杉市与桥头驿两地区之间，经三日夜之围攻，……敌遗尸两万余”(22)。再如1939年底发动的冬季攻势，北起内蒙，南至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交界的附近，为时4个月有余。其中，最为惨烈的是昆仑关会战。是役，我军将据险顽抗的日军一个精锐旅团近5000人团团围住，“双方在昆仑关隘口四周的丛山峻岭上浴血鏖战，反复厮杀。我军将士在作战中象雄狮一样勇猛、顽强，以致日本这支素标‘钢军’的部队也不得不哀叹：‘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猛烈的炮火，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勇猛的士兵’”(23)。经10余天的搏杀，被围之敌5000余人，自旅团长以下全部被歼。此外，枣宜会战、上高会战，我军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敌被追杀之狼狈，失败之惨，为侵华战争以来所罕见。
我们肯定国民党在第二期抗战中战斗力有较大增强的同时，必须指明的是：第一，这不是指国民党所有部队。国民党各部队间，战斗力强弱极不平衡，一些杂牌军，一触即溃，而王耀武的第74军，连日军都感害怕。第二，这不是指正面战场所有战役。比如，1941年5月的晋南战役，不到40天，第一战区两个集团军被日军击溃，黄河以北的晋南地区被日军全部占领。又如，1940年2月的桂南作战。国民党军遭到惨重的损失，白崇禧、陈诚因指挥不力，予以降级，桂林行营被撤消，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被撤职查办的有8人。此役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高级指挥人员受处分最多的一次(24)。第三，这不是指第二期抗战的所有时期。在第二期的初期、中期，国民党军队总体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但后期（1944年）战斗力不断滑坡，战场上一片败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应有的巨大损失。为何在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已发生根本好转，国内抗战开始实施战略反攻之时，正面战场会出现这样的大溃退呢？粗略分析，大体有下述原因：1.后期部队训练敷衍塞责，士兵基本射术不精，战斗动作生疏。2.部队教育无人过问，战斗军纪废驰。第四次长沙会战中，“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25)。3.部队主官忙于应酬、或营商牟利，对以往形成的那套有效战术，未能很好运用。如第四军军部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物，用五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26)。4.军政关系、军民关系日趋恶化，导致军队作战困难倍增。如桂柳会战，部队未到，“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各部队副食品补给发生问题”(27)。5.自1943年底常德会战，中美空军掌握了空中优势后，“国军多养成依赖空军惯性，一缺乏空军协助，战斗即感觉困难”，“迨桂、柳机场破坏，盟机撤至滇、黔后，国军战斗遂行困难”(28)。上述五方面原因，还只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现之时，消极应战，保存实力，加紧反共的政略所致。
五 国民党一二期抗战中国共关系比较
在第一期抗战时，虽然国民党最高层对于共产党的本意未变，但因大敌当前，尚能顾全大局，共御外侮。而广大的国民党官兵，由于爱国之心和民族责任，能够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精诚合作，相互配合。具体表现以下各方面：第一，在战略战术上的相互探讨。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应邀出席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29)。1938年2月，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后，曾就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方针和部署等问题。向国民党方面直接提出许多积极建议。特别是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说后，周恩来当即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按自己的理解，把《论持久战》的精神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名义通令全军，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30)。第二，战略上的相互呼应。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步步后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深入敌后，中国抗日战场形成为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呼应。例如在武汉保卫战时期，为配合武汉会战，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各部，……积极在华北各地活动，吸引更多的敌人于自己周围，以牵制敌人前进”(31)。八路军在武汉会战时期，进行了大小战斗约1000次，毙敌2万余人，缴获马步枪8000余支，轻重机枪145支，毁敌汽车800余辆(32)。第三，战役上的相互配合。如在忻口会战中，八路军为配合友军作战，阻敌运输车500辆于雁门关以南；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将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1000余人解救脱围。周恩来、朱德都曾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共同部署和指挥过多次作战，真正体现了友党友军之协作精神。1938年2月，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军长李默庵等专程到吕梁山下拜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等领导人，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表示今后要“更团结更精诚”(33)。第四，经费与军事训练上的相互帮助。国民党政府从1937年至1938年10月，每月发给八路军经费50万元，米津10万元，河防米津1.4万元，共计61.4万元。除此之外，八路军、新四军还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在军饷、武器上的支援。中国共产党则应蒋介石之邀，帮助国民党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叶剑英曾出任副教育长，边章亚、薛子正、李涛、吴溪如、张经武等出任政治、军事教官。除中央性质的外，还有地方性质的军事训练班。如1938年1月，中共河南豫西特委帮助国民党第十五军举办军事训练班。同月，中共党员匡亚明、张勃川等出任第五战区“青年学生抗敌军团”训练班教官(34)。
进入第二期抗战后，出于反动阶级的本能，蒋介石对中共抗日武装在广大敌后迅速发展越来越不能容忍，并决心把对付共产党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出台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即是此种反动政策形成的标志。不过，在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蒋介石在做这件事时不得不讲究策略，“对八路军新四军之游击区域，由中央严格限制，不得任其发展”，“党部挑起磨擦，军队执行攻击，政府装做调解”(35)。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反动政策指导下，首先从冀中、冀南开始，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磨擦，甚至不惜动用千军万马，围攻北移的新四军，一手制造“皖南事变”的惨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即使在这种“同室操戈，相煎太急”的对待下，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尽其所能地在军事上积极地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随枣战役之初，国民党第五战区出师不利，12天中连失4座县城。中共豫鄂中、鄂中、鄂西北、鄂豫皖等四个区党委在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的领导下，发动部队，积极配合国民党作战。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深入敌第三师团驻地应山县活动，并在余家店击溃敌200余人。陶铸率领的应县抗敌自卫队也曾一度攻克云梦县城，有力地牵制了敌人。1941年1月下旬的豫南战役，国民党在半个月内丢失十几座县城。此时，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不久，新四军仍以抗战大局为主，不计前嫌，主动跟国民党军进行战役配合。2月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明令新四军各部出师，“援助友军，保卫中原”(36)。新四军遵照命令，对正面战场作了积极的配合。
通过国民党一二期抗战的比较来看，第二期较之第一期在战略、战术、战斗力方面，进步尤为明显。如果不是错误政略的干扰，这种进步将继续下去，遗憾的是第二期后期未能保持继续长进，反而出现军事上的大滑坡。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倒退，而抹煞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更不能因为国民党少数掌握政策的人们在第二期抗战中加紧反共步骤，而全盘抹煞国民党军队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8年抗战中，国民党官兵伤亡总数为3211419人。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几千公里的漫长战线上，牵制了众多的日军。与敌人进行了十多次大的会战，伤亡达200多万人。客观地说，国民党军队在第二期抗战中对日作战也是努力的。
注释：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27页。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63年版，第383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页。
④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2页。
⑤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1页。
⑥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1页。
⑦ 《抗日战史》，台北1966年版，第12页。
⑧⑨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8、795页。
⑩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62-263页。
(11) 转引自宋春编：《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第465页。
(12)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997页。
(13)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3页。
(14)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1631页。
(1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176页。
(16)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356页。
(17)(18)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106、970页。
(19)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297页。
(20)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33页。
(21)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市文海出版社。
(22) 《抗日战史》，台北1966年版，第110页。
(23) 郑洞国：《正义必胜，国魂永存》，《光明日报》1985年8月12日。
(24)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1250-1251页。
(25)(26)(2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264、1264、1335页。
(28)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339页。
(29) 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306页。
(30)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1页。
(31)(32) 肖向荣：《抗战三年来八路军的英勇战绩》，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7期。
(33) 《群众周刊》第一卷，第164-165页。
(34) 唐培吉等编：《两次国共合作史稿》，第308-309页。
(35)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11页。
(36) 《毛朱王致新四军将领电》，转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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