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述评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6)05-0037-07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内哲学界开展了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讨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的问题之多、影响之广泛，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仅有。围绕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性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广泛讨论了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弊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的一些口号或命题如“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马克思走入当代”、“马克思与我们同行”等，成为当下学界的流行话语。讨论取得的成果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而其中的不足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本文旨在概括这场讨论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以及学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作为“问题”被提出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和讨论的热点，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根源。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时代和人类实践发展的要求，但又各有侧重。一些学者认为这直接源于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另一些学者则把它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空前挑战的理论回应；还有学者强调，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人类实践的发展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过去被忽视的观点和理论的价值，重读、重估“不可避免”。
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提出的直接原因。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哲学界就对源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了反思。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这种反思被纳入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性关系的总问题而得到进一步深化。欧阳康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视角提出了超越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禁锢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哲学界过去是通过前苏联哲学这个中介去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缺陷必然造成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理解，甚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因此，克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偏见和误解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前提。[1] 张一兵在解释提出“回到马克思”这个标志性口号时，也把对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超越作为重要的支援背景。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对30年代前苏联东欧斯大林教条主义体制的简单移植，而非中国读者经过自己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独立的、具有原创性的见解。我们“回到马克思”，是为了重建我们从未曾抵达的全新(文本阐释)的历史视域，以使我们真正有可能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当代生成。[2]
时代的变化和人类实践的发展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被提出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张传开认为，自马克思哲学创立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都使马克思哲学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境域。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出，不仅仅是理论本身的诉求，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即要求我们从时代本质的高度去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3] 杨学功把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这一个半世纪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得到检验和证实的变化，如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另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没有预见到的新变化，如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而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的，这些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由于种种原因，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失误和挫折，乃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东剧变的“逆转”，使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作为问题提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4] 杨耕从理论本身入手，认为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理论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如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等等，同时又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于是，重读、重估马克思哲学便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5]
高清海和贺来结合理论和时代两方面说明“问题”的提出，认为走近马克思，客观上是因为与其他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更多的科学性、不可比拟的思想解释力与时代感召力；主体上是因为这种理论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从而不断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发展。[6]
二、对传统教科书哲学模式的评价
传统教科书哲学模式是指作为我国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它是以前苏联20～30年代的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为依据而形成的，并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定型，因而又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模式。对传统哲学教科书反思的核心，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模式的评价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类实践的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日益显露出弊端，需要建构新的反映时代性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但在如何具体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缺点问题上，论者存在着较大分歧。
一些学者从哲学与时代、实践的关系方面分析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弊端及其根源。孙承叔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使命之一就是回答时代课题，哲学的生长点也在于回答时代课题。传统教科书体系显露出来的弊端主要是由它的体例和理论旨趣决定的。其体系结构主要是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的，它的中心是政权，而不是建设。一旦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变化，转向经济建设，其内在的不完善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7]
一些学者通过分析前苏联教科书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区别，说明传统教科书哲学的非正统性。高清海指出，传统的教科书作为体系化的哲学，并非马克思制定的，而是前苏联学者遵循斯大林指示，在20世纪40年代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水平编写的，它至多只能看作是体现编者观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代表更不能等同于马克思哲学，而且今天已经证明其中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正好相反。多年来我们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模式，不仅吃尽了苦头，而且还严重败坏了马克思及其哲学的声誉。教科书体系的最大弊端，就是与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相对立的绝对主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8]
一些学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教科书的理论形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理论形态属于近代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其要害是割裂了自然与历史，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杨耕指出，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类生存的实践本体论。但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和解释自然界的理论，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而且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中，自然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自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经过这一分离、一抽象之后，“抽象的物质”便构成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基石，形成了以自然为基石的本体论。这种根本性的缺陷，实际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的逻辑解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漠视了。[9]
在反思传统教科书弊端的过程中，出现了通过批判传统教科书而全盘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倾向。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呼吁，要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教科书体系，不能“一棍子打死”。黄楠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其理论框架虽然是苏联学者制定的，但确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制定的，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基本上是科学的，不能推翻，只能进一步发展。[10-12]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也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哲学。不能用实践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离开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理解，只能导致哲学唯心主义。我们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和它的基本原理。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为理由，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成立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为对苏共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常识教育的目的服务的。作为联共(布)党史中的一章，它起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某些不足。它的结构、体系和某些论述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在60多年之后还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缺点为由，用所谓“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棍子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打倒是不能成立的，也做不到。[13]
三、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内涵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性的关系问题。人们都同意马克思哲学没有过时，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具有当代价值。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为什么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哲学在时代、人类实践和科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种生命力和影响力是基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没有过时，还是马克思探讨的主题或问题没有消失，抑或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仍然有效？在这些问题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孙伯
强调，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首先必须明确当代性的具体内涵。虽然中国与西方“同在一个屋檐”下，现在都在讲当代性、现代性，但由于二者各自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课题，因而所讲的当代性具有不同的内涵。西方思想界提出的个性化、多元化等所谓“后现代”问题，虽然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显然不能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切不可以为我们目前也已经真的进入现代性甚至可能超越它而大谈其所谓后现代了。我国正在进入和追求的现代性应当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性。[14] 杨耕认为，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之所以不可超越，就在于它实现了西方哲学主题从近代认识论到现代生存论的根本转换，即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本体，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现代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及其视野，甚至仍在用马克思哲学的话语在说话。马克思哲学抓住了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形成一个思维整体，并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源头活水。[15] 高清海也认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对西方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但他把这种哲学变革的实质归结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从先验思维方式向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16] 王南湜分析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三重意蕴：首先，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范式，它超越了作为理论哲学的实体性哲学与主体性哲学两种范式，构成了现代哲学之典范；其次，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超越于与市场经济实践方式相匹配的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实践哲学，能够通过社会批判而起到一种使现代市场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再次，马克思哲学与作为古代实践哲学之典范的中国传统哲学同属实践哲学理路，在思维范式上所具有的亲和性，使之可能构成当代中国哲学重建的一个积极的、非常重要的中介。[17] 张传开从本真精神、时代本质和存在论三个层面理解和阐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从本真精神层面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体现在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哲学，是具有科学批判精神的哲学；从时代本质层面看，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人类实践具有内在的关联：当代人类实践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就资本还牢固地控制着整个社会而言，本质上仍属于“马克思的时代”，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解放的理论在当代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存在论的层面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在理论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还在于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黑格尔形而上学以及全部近代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现实的内在关联，认为形而上学终结的关键在于改变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现实。正是这点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优越性，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18]
四、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路径
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具有当代价值。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是在与当代人类思想、实践的结合中实现的，是在学者的理论阐述中发掘的。围绕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实现路径，学界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一些学者注重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度解读，认为只有“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境界”，才能用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去解决当今社会的实际问题，达到“开新”的目的；另一些学者提出“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认为只有立足于当代视野理解马克思，才能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而与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生存论哲学“对话”是其中的一条重要路径；还有学者提出，既要“回到马克思”，又要“让马克思走进当代”，认为只有同时选择这两条路径，才能发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也有学者否认上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学方法的科学性，主张立足于当前中国实际，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核心问题中发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建构当代中国主流哲学形态。
吴晓明坚持“从存在论的根基”阐明并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认为正是在这个根基处，马克思哲学作为近代范围内之种种对立的排除而彰显其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而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存在论基础的深入阐释，已决不可能局限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即决不可能依据任何一种形式的理性形而上学，否则就会削弱马克思哲学之革命意义并把这一哲学之最关本质的当代性遮蔽起来。他还认为呈现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乃是“对话”。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阐明取决于此种对话的开展，而此种对话之真正积极的和有效的开展既引发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同时也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揭示。[19] 以张一兵为代表的“南大学派”则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认为要让马克思走进当代，就必须“返本”，这种“返本”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通过解读文本，首先造就“在世中”的“上手状态”。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的对话，实际上无不是在原有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外在连接。马克思与当代乃至后现代主义对话的前提是在厘清理论地平的基础上寻找出历史新话题。但光有“对话”(哪怕是内在层面的)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我们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承袭者，如何在解读并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运用其批判精神来解决今天中国也包括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这也是马克思得以成为“我们同时代的人”的最重要的一步。[2] 高清海也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但更强调理解文本中所体现的理论境界。认为要走进马克思首先要认真钻研马克思的理论本文，了解马克思说了一些什么，是如何说的，同时透过原文进一步把握那种体现在字里行间的理论境界，即“实践优先”和“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实践优先”和“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是马克思哲学的“体”，而马克思的具体论述和文字则是由这种“体”所体现的“用”，与“用”相比，“体”更具有根本性。因此，只有在充分掌握马克思理论本文的基础上，再去体会、把握和发挥其蕴含的理论境界，我们才能切实地走近马克思。一方面是走近其“文本”；另一方面，更关键在于走近其“境界”，二者统一，我们才能真正走近马克思。最好的方式是既尊重马克思的具体论述，同时又不把马克思完全束缚在现成词句中，而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从产生于一时一地的词句中解放出来，让马克思与不断变动的人类文化和生活实践进行新的“视界融合”，以使其不断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态。[6] 王金福致力于从解释学上统一“回到马克思”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他认为，这两个命题虽然旨意不同，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因为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发生三重关联：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文本的关联、研究者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关联，以及这两种关联之间的关联。前一个关联决定了研究的目的是把握马克思思想，即“回到马克思”；第二个关联决定了研究的目的是用马克思理论解决当代人类生活问题，即“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第三种关联表现在：“回到马克思”是手段，“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是目的。手段与目的相互依存：为了“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必须“回到马克思”，而“回到马克思”，应该是为了让“马克思走入当代”。[20]
陈学明反对运用现代西方解释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其要害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虚无化、相对主义化，对于“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也有所保留，认为不能把“回到马克思”归结为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应该把“回到马克思”同马克思“与时俱进”统一起来。然而问题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学问，而是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真实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面对的不仅是书本，更主要的是现实。必须迅速走出对马克思主义经院式、学究式的研究路子。要抛开无谓的争论，紧紧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并通过总结新的实践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现代化，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在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过程中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21-22]
孙显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人本哲学。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就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形态，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包含的、有待于深入发掘和全面阐发的民本哲学。[23]
五、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的成就、误区与出路
总观近年来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讨论及其走向，我们以为，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误区。
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完善了研究方法；二是进一步暴露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弊端，开始建构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反映科学文化发展的最新成就、体现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就第一个方面的成就而言，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从观点体系的探讨深入到文本学分析。学者比较自觉地注重对经典作家文本的研究，形成了文本研究的热潮。文本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观点和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原初语境和史料支持。第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从范畴和观点的客观描述深入到意义的发掘。学者在坚持对马克思思想的客观研究、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的同时，更加注意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发掘，使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始终具有当代内涵。第三，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不仅运用马克思哲学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而且运用了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的解释学方法，从思想与文本、思想与语言、作者与读者等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解释学方法虽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毕竟适应了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和思想研究所具有的主观性特征，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就第二个方面的成就来说，有两点最重要：第一，厘清了走出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禁锢、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思路，这就是回归马克思与回归当代人类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要回到原典，清除长期以来附加于马克思身上的错误“前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又要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发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只有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回归当代实践的内在统一，才能保证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建设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生命力。第二，暴露了在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及其当代价值问题上的一些误区，有助于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少走弯路。
总体上看，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中暴露出来的误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割裂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哲学是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包括占主体地位的成熟的科学思想和某些不成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由其后继者坚持和发展了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说，成熟的马克思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只有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和创新，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实质。割裂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统一，必然割裂马克思哲学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联系，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脱离无产阶级实践、没有历史发展的哲学家个人的纯粹思辨。这种倾向直接违背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武器的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因而不仅不能实现哲学与实践的内在联系，而且也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第二，否认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性质，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实践哲学或生存哲学。这突出表现为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术语、观点解释马克思哲学思想，使马克思披上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时髦外衣而彰显其思想的当代性。其危害在于，在种种解释和改造中，马克思哲学终将成为一种没有自己的固有本性的、任人搓揉的面团，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构；更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失去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第三，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由于把马克思哲学定性为生存论哲学，就必然否认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性质，从而把马克思哲学中的这些成分看作是由外人强加于马克思的，这个强加者首先是恩格斯。这样，就必然把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变成马克思哲学的歪曲者。这种倾向表面上是维护马克思思想的纯洁性，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因为“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值一顾，马克思本身的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24] 第四，淡化意识形态的唯学术化倾向。一些学者出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哲学和理论研究政治化，以至于成为政治甚至是错误政治的注释和工具的教训，提出“学术深入、思想淡出”的口号，力图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不偏不倚的客观性研究。在这种“价值中立”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哲学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方式，并从近代以“心物二分”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方面把马克思哲学看成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所有这些理论误区，已经不是存在于个别人的学术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而是有着很大市场和影响的错误思潮。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批评和纠正，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必然因为远离文本和脱离现实而走入死胡同。
出路是有的，这就是坚持并科学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学风。马克思哲学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具有当代价值。研究马克思哲学，当然要注重史实，实事求是，但也要从当代的实践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水平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给予当代的评价。就是说，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但研究的视角应该是当代的，必须把对马克思哲学文本事实的把握同对这个事实意义的发掘和评价结合起来。具体地说，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按照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研究它，切实区分“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这就意味着，不仅把马克思看作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要看作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这就意味着不仅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单纯的解释当时世界的理论工具，而且看作是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这就意味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是历史、理论、现实研究的统一。历史研究要尊重史实、注重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回归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理解马克思”是可行的和有意义的，离开马克思文本的所谓马克思哲学研究只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强奸与歪曲。理论研究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文本研究必然变成单纯的历史考据学。现实研究要求从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关注、研究和评价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价值和地位，离开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马克思哲学研究就会陷入毫无结果、毫无价值的单纯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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