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汴京（开封）城布局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局论文,汴京论文,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0—0111—06
开封作为七朝古都、国务院首批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历来备受史学界所关注，但对在开封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金代开封城却仅有少数学者论及，且多是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进行论述。① 本人作为长年工作在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结合近年来的最新考古发现，试对金代开封城的布局进行初步探讨，② 对汴京城的中轴线进行考证，草成此文，权作抛砖引玉，借以激发学术界对金代开封城研究的兴趣。
金人立国期间，都城曾几易其地，分别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燕京（今北京），其中金废帝（完颜亮，后称海陵王）和金宣宗（完颜珣）二帝还曾短时期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并对汴京城进行了一番营建。通过金人对汴京城的营建，使金代的汴京城较北宋时期的东京城而言，其结构布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内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宫室制度更趋完善。
金代开封城的总体布局，自外向内有外城、子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城垣围护，与北宋时期东京城的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垣之制略有不同。由外城南门南薰门向北经新筑子城南门丰宜门、原宋内城南门丹凤门（即北宋时的朱雀门）、再向北经州桥至金皇宫南门承天门之间的大道，为全城的中轴线。
一 外城
金代汴京城的外城来源于北宋东京城的外城。外城，又称罗城、新城、土城等，后周时期周世宗始筑，后经北宋时期多次大规模的增修，成为北宋东京城军事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在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取北宋东京城的激烈战斗中，外城首当其冲，遭到了极大破坏。当时，金军掌握了东京城池状似“卧牛”、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利用外城东南角地势便于进攻的有利条件，使用旋风炮，将磨盘、碌碡等大型石块，抛上城墙，“矢石飞注如雨”[1](卷六六，P496)。由于外城城濠宽阔，金军无法近城，就采用“洞屋”的方法接近城墙，在墙上挖穴，给宋军造成了极大威胁。同时，金兵还把城外的石碑、石磨、石羊、石虎等石料当成炮弹，用百余门大炮集中攻击城墙一段，砸毁了城楼等建筑。经过这场兵燹，“四城楼橹皆被焚烧”[1](卷六六至七○，P494～533)，城周林木皆为砍伐[1](卷七○，P526)，东京城到处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从此失去了昔日巍峨壮观的风采。
外城在宋、金战争中虽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在有金一代还保存的基本完好，其位置和格局较北宋相比未发生任何变化，有所改变的只是城门的名称而已。根据金朝中期曾出使金国来过汴京的南宋使者范成大在其著述中的记载，外城正东的“新宋门，即朝阳门也，虏改曰弘仁门”[2](P11～12)，有的记载则称弘仁门为宏仁门或洪仁门；另据楼钥《北行日录》、周辉《北辕录》、程卓《使金录》等中的记载，金代还将外城北墙上的新封丘门改为顺常门、外城西墙上的金耀门改为顺义门等。《金史·地理志》记载外城时说：“都城（外城）门十四，曰开阳，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远，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广泽，曰顺义，曰迎朔，曰顺常，曰广智。”文中只有顺义和顺常两个城门的名称与以上宋使者所记相符，而没有提到以上宋使者所记的“弘仁门”。门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系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所造成：一是对城门的称呼官方与民间会有差异，因此存在着一门多名的情况；二是《金史·地理志》所记的是金代晚期的城门名称，至此时部分城门的名称可能又有了新的改变，如按在金卫绍王时期使金的宋使程卓在《使金录》中的记载分析，当时汴京外城的安利门的名称就应是由原来的宏仁门更名而来。另按文献记载，北宋时外城的城门共有21座（包括9座水门），而《金史·地理志》所记的则只有14座，可见城门的数量也有明显的减少，应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汴河的水门被堵塞之故，金代随着汴河的断流已漕运不通，故封堵水门以加强外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应在情理之中；二是外城的部分城门可能在金朝末年金、元之间的汴京之战中被封堵，如在《金史·张浩传》就有“塞京城四门，以便守御”的记载，而个别交通位置不太重要的城门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就再也没有开通。
近年来，外城遗址已被考古探明：整个外城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实测周长为29120米，折合宋里52里左右，与文献记载的“50里165步”基本吻合。东墙基自南向北经今文庄、大花园村、自来水公司、范庄东、小巴屯村、大巴屯村西，止于辛庄东北，全长约7600米，墙基残宽10～20米。南墙基自东向西经今39231部队院内、药厂、烟厂、郭屯村、学堂门村、蔡屯村南、高屯村南， 止于市一建预制厂西侧90米外，全长约6990米，墙基残宽10～20米。 北墙基自东向西经大北岗村、东官庄和南官庄，全长6 940米，墙基残宽15米左右。 西墙基南起市一建预制厂西墙外侧90米处，经五顷四村、南郑门村、北郑门村、土城村、郭庄、堌门村、北至市林场院北围墙外1 520米的护城堤下，全长约7 590米，墙基残宽10～20米。[3](P52～53)
二 子城（内城）
金汴京城的子城是在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基础上展筑而成的。北宋东京内城又称里城、旧城，宋初又叫阙城，是北宋时期东京城军事防御的第二道屏障。在靖康元年的宋、金战争中，由于受到了外城的庇护，内城遭受破坏不甚严重，故金朝早期，也一直未对其进行整修，直到金朝末年金宣宗都汴之后，才对其南、北两墙进行了展筑。
金代后期，金宣宗于贞祜二年（1214年）七月迁都汴京。迁都汴京后所做的一件对后世开封有较大影响的事，就是对原北宋东京内城的扩筑，有些史籍中亦称“再筑子城”。
按《金史》中的《宣宗纪》与《术虎高琪传》记载，最早在贞祜四年（1216年）十二月，为了防御蒙古军队，术虎高琪就曾提出“修南京里城”，当时金宣宗说：“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朕亦何能独安此乎！”否定了修城建议。翌年（兴定元年，1217年）七月，完颜赛不又上书说：“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极高深，今外城虽坚，然周六十余里，仓猝有警，难于拒守。窃见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农隙筑而新之，为国家久长之利。”[4](卷一一三，P2480) 此建议最终为金宣宗采纳，于是就有了《金史·宣宗纪》所说的“筑汴京城里城”之事。对这次筑城事宜，《金史·侯挚传》中亦有记载：“（兴定）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可见当时侯挚任三司使，直接参与管理了这次修城事宜。在这次修城过程中，原来的宋国
子监，“当城所经，弗便也，坏而徙之东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为殿七楹，亦废宫屋也”[5](卷五《汴梁庙学记》)。
对这次修城之事，元人刘祁在《归潜志》卷七中亦有如下记载：“（宣宗）兴定初，术虎高琪为相，建议南京城方八十里，极大难守，于内再筑子城，周方四十里，坏民屋甚众。工役大兴，河南之民皆以为苦，又使朝官监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辄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议守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则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筑，土脉甚坚，北兵攻之，旬余不能拔，而新筑子城竟无用也。”
关于这次修城事宜，《金史》中所记为“城中有子城故基”，故才于农闲时节“筑而新之”；而《归潜志》中所记为“于内再筑子城”，可见二者的记载略有出入。考之史实我们认为，以上《归潜志》中所说的“子城”和《金史》中所说的“子城故基”、“里城”均是指北宋东京内城故基，金代并非是在原宋外城之内又新筑了一道“子城”，而只是对尚存的北宋东京内城故基“筑而新之”。文中所提到的外城周长“八十里”、“六十里”，内城“周方四十里”之说与《宋史·地理志》中“新城周回五十里百六十五步”、“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的记载以及我们对宋外城、内城遗址的考古勘探结果均不相符，无疑都是夸大之词。
根据近年来我们对北宋东京内城，宋、金皇宫遗址的钻探、试掘结果，以上文献中所谓的“再筑子城”，实际上是在北宋东京内城故基的基础上，将其南、北两面的墙基分别向外进行了展筑而已。我们在考古钻探和试掘中发现，北宋东京内城东、西墙的故基之上，为金代乃至明清时期的开封城的东、西墙所叠压；东京内城南墙的残基之上，为金、明时期的一般生活地层所叠压，没有发现晚期的城墙建筑；东京内城的北墙之上，则为金代汴京皇宫的北墙所叠压。这说明，在金代末年仅是对原宋内城的南、北两面墙体进行了展筑，而宋内城东、西墙的位置，历经金、元、明、清至今，一直没有变动。在金代完颜亮时期扩建汴京的皇城时，由于其皇城的北墙是在宋内城北墙的基础上改造而来，便形成了皇城的北墙与内城的北墙实际上同为一墙的局面，这与我国古代的宫室制度不相符合，既不利于对皇宫的管理，而且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于是在金朝末年尽管当时的国力不甚充裕，但金宣宗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对内城的南、北两面墙体进行了展筑，而东西城墙仍沿用宋内城。[6](P75) 展筑后的南、北城墙的位置也就是今日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南、北墙的位置，展筑后城墙的范围也就是明清城墙的范围，周长已达到了14.4公里。由此可见，金宣宗时期所展筑后的城墙也就是今日开封城墙的前身。
经宣宗时期展筑后的内城，其城门的名称较北宋时期也多有改变，如东墙上的“（旧）宋门，即丽景门也，虏改为宾曜门”，北墙上的“旧封丘门，即安远门也，虏改为玄武门”[2](P12～13)。另在《金史·地理志》中还有如下记载：“南外门（外城南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门曰丹凤，其门三。丹凤北曰舟（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文中所说的“新城门曰丰宜”，就是指宣宗时所展筑的子城的南门，而位于龙津桥北的丹凤门，是指原宋内城南墙故基上城门的名字，也就是由北宋时期的朱雀门更名而来。以上《金史·地理志》的记载，也是金代末年曾将原宋内城南墙向南展筑过的一个有力的旁证。
近年，宋内城遗址的范围也已被考古探明。勘探结果表明，整个内城略呈正方形，其南墙位于今大南门北300米左右的东西一线，自西向东经市二建预制厂、 市三建预制厂、迎宾饭店、包公东湖、封吉府街、南泰山庙街、青龙背街、至汽车发动机厂等地。北墙位于今龙亭大殿北500米左右的东西一线， 自西向东经市汽车公司停车场、塑料公司、市人民体育场南部、汽车四队、二十八中学等地。内城的东西墙与现在的明清城墙东西墙基本重叠。[7](P69)
三 皇宫
金汴京皇宫筑有皇城和宫城两道城垣，其皇城，系完颜亮时期由张浩等仿金中都燕京之制新扩筑而成，范围已扩至“九里三十步”；宫城，即沿用北宋东京皇城旧基而来，其位置、范围与宋东京皇城完全一致。
贞元元年（1153年），大金皇帝完颜亮将国都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迁至中都燕京（今北京），并称汴京为南京开封府，作为金的陪都。然而，雄心勃勃的完颜亮并不以迁都燕京为满足，他认为必须再迁都于“天下之都会，阴阳之正中”的开封，才能显示出金人君临万国，一统江山的赫赫气势，正如他对臣下所说：“朕欲迁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内一统。”[8](卷七四，P773) 为此，完颜亮于贞元三年（1155年）派遣参知政事冯长宁经画原北宋皇宫诸殿，为其迁都开封作先期准备。可惜不久之后贞元三年三月的一场大火，使刚刚筹划修葺的汴京宫室“烧延殆尽”完颜亮为此大怒不已，重罚了有关责任人。“贞元三年，南京大内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銶、同知安武军节度事王全按问失火状。留守冯长宁，都转运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国及留守判官大良顺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处勾当官、南京兵马都指挥使吴浚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并斩。谕之曰：‘朕非以宫阙壮丽也。自即位以来，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奸细，烧延殆尽。本欲处尔等死罪，特以旧人宽贷之。押宿人兵法当处死，疑此辈容隐奸细，故皆斩也。’”[4](卷八二，P1834～1835)。
正隆元年（1156年），完颜亮再以梁汉臣为提举大使主修汴京，重新营构汴京大内诸宫。正隆三年（1158年）十二月，又命“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明年，德基与御史中丞李筹、刑部侍郎萧中一俱为营造提点”[4](卷九十，P1996)。对南京宫室的营建，完颜亮时派宦官梁珫来汴巡视工役，对工程要求极为苛刻，修造时稍有不如意之处即摧毁重建，对此，《金史·张浩传》曾记载说：“浩至汴，海陵时时使宦者梁珫来视工役，凡一殿之成，费累巨万。珫指曰‘某处不如法式’，辄撤之。浩不能抗而与之均礼。”[4](卷八三，P1863) 《金史·宦者传》也有与以上大致相同的记载：“及营建南京宫室，海陵数使珫往视工役。是时，一殿之费已不可胜计，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虽丞相张浩亦曲意事之，与之均礼。”近来有学者考证，上文中所提到的梁珫可能就是梁汉臣，汉臣应是梁珫的字，而梁汉臣“本宋内侍陷虏，每思报仇”，他在营建汴京宫室过程中如此苛刻地要求是想“藉此耗竭金朝国力”[9](P88)。
由于完颜亮的不遗余力，此项工程金朝花费巨大，“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4](卷五，P117)。 工程所需木材，系从河东、陕西一带经黄河运来，“大发河东、陕西材木，浮河而下，经砥柱之险，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闻，乃诬以逃亡，锢其家”[4](卷八二，P1846)。后来干脆将木料散投于水，派人到下游捞取，运输困难可想而知。对此，宋方也曾记载说：“（海陵王）起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于汴。将旧营宫室台榭，虽尺柱亦不存，片瓦亦不用，更而新之。至于丹楹刻桷，雕墙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华丽之极，不可胜计。”[1](卷二四二，P1741) 如此修建的南京宫室，虽然尚不能及北宋皇宫那般大宇赫赫，高显宏焕，却也称得上是“制度宏丽，金碧辉映，不可胜言”[10](卷三三) 了。
根据有关史实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考证，张浩、敬嗣晖等在营建汴京宫室时，还结合当时金中都燕京的布局，对汴京皇宫进行了一些新的规划和设计，因此，较北宋东京皇宫而言，金汴京皇宫还是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除了体现在如《金史·地理志》中所记的其宫城门、大殿门及主要殿宇名称的变化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体现在其皇宫范围的扩大、皇宫格局的变化。金汴京皇宫的范围在五代、北宋皇宫“周回五里”的基础上，经过张浩等人的重新营建和扩筑，已经达到了方圆“九里三十步”的规模，并于原宋皇宫之外又新筑一道城作为其皇城，而将原宋皇城作为其宫城，完成了皇城与宫城的正式分离，从而使其宫室制度更趋于完善和合理。[6](P75)
金汴京皇城的北墙遗址和南墙上的五门（承天门）遗址近年已被考古试掘或探明。一是金皇城北墙遗址：1986年，我们选择内城北墙西段开了一个探方，通过对该探方内的城墙解剖结果发现，明代开封周王府萧墙北墙与金皇城北墙、宋内城北墙自上而下直接叠压。其中最上层的明周王府萧墙距地表1.9～4.15米，厚2.25米，夯土分棕褐色和灰褐色两种，质坚硬。金皇宫北墙叠压在明萧墙之下，距地表深4.15～4.45米，残存厚仅有0.3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较上层的明代城墙松软，很难看出明显的夯筑痕迹，夯层夯窝亦不明显。城墙底部铺垫有一层厚约5厘米的砖层，均为残青砖。 宋内城北墙叠压在金皇宫北墙之下，距地表4.45～7.32米，厚2.87米，城墙夯土呈灰褐色，土质纯净，坚硬细密，夯层明显。[7](P73) 二是金皇宫的正南门五门遗址：1996年5月， 在配合基建的过程中，在今开封市东西大街一线的新街口附近，探明了明周王府萧墙的正南门午门遗址，该门址距地表深约4.5米，东西约80米，南北近50米。之后我们又在午门遗址之下，距地表约6.3米的深度，发现了一处较早的大型建筑残迹，根据该残迹的深度、范围以及其中出土的少量金代或金代以前的文化遗物等情况综合分析，初步判断其应为金皇宫的正南门五门遗址。以上金皇城北墙、皇城南墙上的午门两处重要遗址位置的发现以及其地层叠压关系的揭示，说明周王府的萧墙是在金汴京皇城的故基之上直接修建而来的，故金汴京皇城的范围也理应与已探明的明周王府萧墙遗址的范围相一致：平面基本呈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南墙东起今开封市南京巷南口，向西经西大街、新街口、前营门一线，至河南大学医学院西墙止，长约1150米；东墙位于南京巷、开封二十八中学南北一线，长约1420米；西墙位于大兴街向北至开封渔场一线，长约1400米；北墙自开封二十八中学向西经人民体育场、文昌小学至汽车公司停车场，长约1 340米。[11](P46) 四墙全长约5 310米，与文献中记载的金中都的皇城周长“九里三十步”基本一致。
金汴京皇宫的宫城是在北宋东京皇城的旧基之上直接修建而来的，故其位置与范围也与宋东京皇城的位置与范围完全一致。近年来，北宋东京皇城也已被考古探明：据探测，北宋皇城位于今开封城的龙亭公园一带，为一东西较短、南北略长的长方形。东墙基略呈一直线，南起今开封图书馆北围墙北约20米，向北经市曲剧团家属院、文化局家属院、豆制品厂，止于豆制品厂北侧，西距龙亭大殿约230米，全长约690米；西墙基略呈一直线，北起龙亭公园西侧，自北向南经杨家湖西岸、杨家湖与潘家湖的断桥处，止于市麻刀厂西侧，全长约690米； 北墙基东起市豆制品厂北部，向西经原市人民检察院北侧，龙亭大殿后墙北侧，止于龙亭公园西墙附近，全长约570米；南墙基略呈一直线，自西向东经市麻刀厂西侧，经午朝门石狮子处、宋都御街停车场、市杂技团东院，止于市图书馆北围墙外约20米处，全长约570米；皇城周长约2520米。[12](P163～164)
四 汴京城的中轴线
金代虽然曾经前后两次以汴京为都城，完颜亮时期曾经大规模的扩建皇宫，金宣宗时期曾经展筑子城，但因两次都汴的时间都很短，当时金朝的国力也相对较弱且又与蒙古人之间的战争频仍，故有金一代，无暇对汴京城的布局进行大的调整，金汴京城的整体格局较北宋东京城相比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却变化不大，特别是许多城门的位置没有变化，因此金汴京的主要街道较之北宋亦基本没有改变。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南外门（外城南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门曰丹凤，其门三。丹凤北曰舟（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按以上记载，从外城南墙上的南薰门，向北经新修子城的南门丰宜门、蔡河上的龙津桥、原宋内城南墙故基上的丹凤门（宋朱雀门）、舟桥（州桥）直到金皇宫的南门承天门之间的这一条南北通衢大道，也即北宋东京城的御街，仍然是金汴京城中最主要的道路，也是当时全城布局的中轴线。另外其他几条分别通往宋门、曹门、郑门、封丘门等门的道路，也仍然是金汴京城中较为主要的道路。
金故宫建成的8年之后（金大定九年，1169年）， 南宋人楼钥曾随侍郎汪大猷出使金国贺正旦，后来在他撰写的《北行日录》中曾对完颜亮时期所修建的汴京皇宫有如下记载：“前逆亮（即指完颜亮）时，大内以遗火殆尽，新建一如旧制，而基址并州桥稍移向东。大约宣德楼下有五门，两傍朵楼尤奇，御廊不知几间，二楼特起。”有人据此认为，完颜亮在营建汴京城时，将原宋皇宫内的部分大殿（多数人认为是指大庆殿）的基址连同州桥乃至于御街都稍向东作了移动，故金代汴京城的中轴线较北宋东京城相比，也略微有所东移。本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完颜亮时期营建汴京皇宫时仅是改动了原宋皇宫内大庆殿的位置，而州桥和御街的位置则未作改动。改动大庆殿位置的原因是因为原来的大庆殿不在汴京城的中轴线上，而略偏西，改动的目的是为了将大庆殿与州桥、宣德门并直，从而纠正了多年来皇宫内最主要的大殿大庆殿不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这一尴尬的局面。楼钥在这里所说的“基址并州桥稍移向东”中的“并”字，不是“并且”、“和”的意思，而是“并列”、“并排”、“并齐”、“并直”之意。
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一中对北宋时期的皇宫有如下记载：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初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于昇龙、银台等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城，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开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群臣皆再拜。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
从上文可知，宋皇宫中的垂拱、福宁、柔仪、清居等殿应是建隆初年仿洛阳宫殿之制“按图修之”，故四殿位于一南北直线上，而大庆殿因是在五代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殿宇的基础上修葺而成，故才与“端门少差尔”。另《玉海》卷七十在记载北宋时期的皇宫时亦云：“今之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对，以此为异耳。”据《东京志略》所考，端门应是宣德门的别称，在不同时期被称作正阳门、明德门、丹凤门、乾元门等。在蔡絛所著《铁围山丛谈》中有“薛八丈、黄门昂，钱塘人也，始位左辖，其小君因出游还，适过宣德端门”的记载。另范成大在《揽辔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述：“侧望端门，旧宣德楼也，金改为承天门。”更可印证端门确系宣德门无疑。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可见在北宋时期大庆殿并不完全在由南薰门经州桥至宣德门这条东京城的中轴线上。直到金代贞元三年（1155年）的一场大火将原宋皇宫内宫殿“烧延殆尽”之后，完颜亮在营建汴京宫室时才有机会将大庆殿与州桥、御街取直，故才有了《北行日录》中“基址并州桥稍移向东”之说。
另从有关文献对宋东京皇宫和金汴京皇宫的记载中，亦能看出金代的大庆殿较宋代的大庆殿而言，的确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在《金史·地理志》中就曾对与州桥取直后的大庆殿有明确的记载：“丹凤（即北宋时的朱雀门）北曰舟桥（即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承天门（即北宋时的宣德门）北曰大庆门……正殿曰大庆殿。”据此可知此时的大庆殿已与州桥、承天门完全在一条直线上，这与北宋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的记载已大相径庭。另《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的大庆殿时说：“殿九间各挟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而《大金国志》在记载金代的大庆殿时称，“入此门望见大庆殿，殿前有两楼对峙：东曰‘嘉福’，西曰‘嘉瑞’。大庆殿屋十一间，龙墀三级，傍垛殿各三间，峻廊，后与两庑相接。”可见金代的大庆殿不仅是基址稍向东作了移动，而且其规模也较宋代也所扩大，由原来的面阔九间增为面阔十一间。
近年来，我们也相继勘探与试掘出了开封历史上的南薰门、龙津桥、朱雀门、州桥、五门（承天门）等多处重要遗址，结果表明，这些在历史上位于开封城中轴线上的重要遗址均位于今日纵贯开封城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路面以下，这表明今日开封城的中山路一线即是开封城历史上的传统布局中轴线。通过对开封城发展历史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观察可知，这条开封城历史上的传统布局中轴线早在唐汴州城时期已经基本确立，经五代时期的后周得到了发展，至北宋东京城时期渐趋完善，再后历经金、元、明、清直至今日，虽已经过了千余年来的历史沧桑，但这条城市中轴线的位置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动，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13](P188)
收稿日期:2006—2—18
注释：
① 主要有王曾瑜：《金代的开封城》，《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杜本礼：《金代汴京皇宫》，《中州今古》1997年第3期；杜本礼：《金代汴京的太庙》，《中州今古》1997年第4期；牛建强：《从中都（燕京）到南京（汴京）：金王朝的最终覆亡》，《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2002年第1期。
② 此前，本人曾撰写《金汴京（开封）皇宫考略》一文，见《文物》，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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