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述评论文,中共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0周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因素”进一步凸显，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受到格外关注。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国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推出一批研究成果。本文仅就了解与掌握的信息作简单梳理与介绍。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
随着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日益关注，国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热情在减退。在研究目的上，除一些学者意在还原历史细节、呈现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外，许多研究者只是将其视作现实研究的历史延伸，更多的是为反映和理解现实问题服务。
(一)关于党的建立时期
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方面，俄罗斯学者索特尼科娃发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①一文。此文针对过去俄罗斯历史文献提出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作是从共产国际二大开始的说法，利用大量档案资料证明：俄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代表的接触，早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就开始了。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揭示了与中共建立相关的共产国际、俄共(布)机构的演变和相关人员的活动，展现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进程和俄共(布)、共产国际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中共一大研究方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发表《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②一文，对中共一大研究中至今仍被视作重要史料的3份资料——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作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后中共一大研究所需要的，不是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和分析资料内容及其形成过程的“史料学”。
在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特点的形成方面，俄罗斯学者马马耶娃发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与国共合作路线的特点》③一文。此文着重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推动力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增长和社会上工人阶级地位的增强，还有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这表明在社会政治运动和政治进程中，精神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组织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学生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工人运动脱节。在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最初阶段，已经明显展示出它的另一个特点：既要从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整体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同时又善于修正原有的政策，制定出适合形势变化要求的决议。正是这种做法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关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一直是各国学者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由于史料和国家文化、价值取向及利益的不同，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交流不够，有些观点过于注重交锋，仍然以各自的研究为中心。2011年出版的两部汇集中、日、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文集，对加强抗日战争国际学术研究交流有一定作用。
《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军事史文集(1937—1945)》④是在2004年1月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举办的“中日战争军事史专题研究”国际会议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全书共收入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研究成果20篇，从军事史角度多侧面地观察分析了这段历史。文集分6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战争综述”，包括中日战争大事记，中日战争期间主要军事战役综述，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和平”研究所研究员马克·皮蒂追溯中日战争起源的文章。作者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写起，全面回顾了日本对中国一步步的侵略政策和行径，同时也介绍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军事情况，用历史事实表明中日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事件所致，而是日本侵华政策发展与中国国内形势相结合的产物。第二部分“战争前夜的两国军队”，研究了战争前夜中日两国军队的军事实力。第三部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陷落”、第四部分“战争发展与寻求军事解决”和第五部分“日军后期攻势：缅甸和豫湘桂战役”则按照战争进展情况，详细考察了中日战争中的重要军事战役和与军事相关联的一些事件。在第六部分“历史视角”中，日本学者等松春夫提出，战争后期日本的军事阻滞在于自己的缺点；英国剑桥大学的方德万认为，中国进行战争的重要性并不是其在全球战争中的重要性，而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断裂，为中共的胜利打开了道路；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特指出，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民战争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对战争史的最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全书附有大事记、战争发展形势地图、近年来中日战争史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英文、中文和日文图书书目，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线索。
《国际关系中的日中战争》⑤是由日本学者西村成雄等人合编的论文集，收录了日、中、英、俄等国学者的16篇论文。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作为全球政治的日中战争、两国关系中的日中战争及战时日中关系。主要论文包括：日本学者田嵨信雄的《日中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石岛纪之的《关于经由云南援华渠道的国际关系》、姬田光义的《未完的战争责任》，中国大陆学者杨奎松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杨天石的《蒋介石与印度独立运动》、中国台湾学者杨维真的《关于越南问题的中法交涉(1945—1946)》，英国学者拉纳·米特的《日中战争前后的英国外交与中国观的变化》以及俄罗斯学者马马耶娃的《日中战争时期苏联、美国与国共统一战线》等。这些论文都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抗日战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由日本学者野村浩一、近藤邦康、蓝木赖寿和砂山幸雄等合编的《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7卷本)⑥也值得一提。此书是在1976年出版的《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原书收录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200份资料，而《新编》对其中的100份资料进行了修订，并将资料收录的时间扩大到从清乾隆末期到1953年，还新增了100份资料。此书于2010年2月出版第1卷，2012年完成最后2卷的编写。这套丛书以文明、近代和革命为原则，将中国近代思想史划分为7个阶段，对近代东亚史以及构建新的中日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其中第6卷《救国与民主：从抗日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分为5个部分：全民抗战与构建战时体制、持久战下的国家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抗日战争、共产党管辖地区的思想运动展望、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已成为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历史时期，近年来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
(一)关于这一时期的总体研究
本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⑦是200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文集以“政治”、“社会转型”、“财产与福利”、“文化、信仰与实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去看其未来”5方面分类，共收录论文26篇，代表了一批知名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成果。主编柯伟林在题为“当代中国历史的奇迹与教训”的前言中，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简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60年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认为新中国前后30年是一个连续的有机的连接。
日本学者久保亨的《面对社会主义的挑战》⑧一书，则将1945年至1971年的中国称为“希望、挫折和考验的时代”。此书共6个部分，分别是“战后复兴的希望与混沌”、“冷战中建国”、“激进社会主义路线‘大跃进’的挫折”、“试行错误的社会主义”、“激进社会主义的再挑战：‘文化大革命’”、“被迫转变的文革路线”。作者认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中国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后构想，中国充满了理想与希望。但迫于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中国被迫作出选择。在握有政治实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但其间遇到了许多挫折和考验。有学者评价此书是一本了解现代中国起源的非常不错的入门书。
(二)关于“大跃进”运动
以往国外学者对“大跃进”历史研究的重点都集中在中央决策层，并且主要依靠官方的文件和媒体资料来支撑。近年来，随着资料公开程度的加强和多样化，个人访问、口述史料和地方史料的运用，该领域研究视角有所转向，对于“大跃进”运动灾难性后果的细化研究成为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课题。新的研究除关注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还关注到社会基层、农民所经受的影响、基层干部所起的作用和他们对这一运动的反作用，中国不同地区历史命运的差异性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等问题。在方法上，以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统计分析方法运用为主，同时大量依靠地方档案、统计资料和访谈口述资料。
英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的《中国四川省的机构与饥荒1958—1962》⑨，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直接使用县级统计数据，包括气象数据、粮食产量数据等，通过介绍四川省各县在这一时期的死亡数字，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人均占有谷物量的下降是四川饥荒的主要原因。虽然天气是谷物整体减产最重要的原因，但人均谷物减少，与中央粮食征收指标有很大关系。作者还以成都地区为例，分析并认为地方干部对中央和省政府命令反应和态度的不同，成为许多县自然条件相似但死亡人数不同的重要原因；并指出在当地干部坚持激进地推进中央政策的地方，死亡率就高。但是，作者认为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地方干部不应被谴责。
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程强兵(音译)的《“大跃进”的再解释：过度投资、强制存留与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⑩一文，则研究了过度投资和强制存留在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中的影响。文章指出，在农业部门能够提供充足供应的不现实设想下，中国于1958年开始工业化的高潮，结果导致大量无法完工的工业项目的上马。为完成这些工程，当时中央计划者加大了粮食征购和城市劳动力使用指标，并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而对开始发生的饥荒反应不够迅速，加上其他诸如天气灾害等因素，最后导致十分严重的灾难后果。
同样涉及“大跃进”及其后果研究的，还有奥地利学者金伯利·恩斯·曼宁和加拿大学者文浩主编的论文集《吃苦：关于中国“大跃进”及其灾荒的新视角》(11)。论文集涉及的内容包括：关于“大跃进”的历史记述、“大跃进”时期文学作品的浪漫化、从妇女工作的性别政治学看“大跃进”中的激进主义、1957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公社分配体制、公社化运动个案研究、安徽与江西死亡比例差异研究以及这一时期城市、农村等社会情况的研究等。为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编者在前言中简要回顾了中国近代多次饥荒的历史和1957年至1962年间“大跃进”的历史过程，概述了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大跃进”历史研究情况，以及近年来中国及西方学者对“大跃进”研究的新视角。本书的出版被认为是该领域一项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
此外，美国学者夏亚峰和中国学者沈志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苏分裂》(12)一文中，利用最近得到的中、俄两方面的资料以及相关媒体报道，揭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中苏分裂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
美国肯塔基大学何若书的《革命化的文物：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文化机构》(13)，利用上海文化局档案和一些未出版的“文化大革命”传单等资料，考察了1966年至1968年，上海文化机构针对红卫兵“破四旧”所做的大量文物保护工作。作者指出，1966年夏上海“破四旧”运动开始，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官员很快行动起来，参与抄家罚没物品和历史遗迹文物的收集和抢救；1967年4月，上海市查抄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建立；《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于1967年5月14日下达后，上海市文物小组积极开展了大量工作。通过分析“文革小组”的报告及相关资料，作者还指出，在红卫兵“破四旧”活动中，上海市文化机构人员充分利用革命语言和领袖的语录，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许多文物图书保留下来，而不是销毁和破坏，并且充分利用中央和地方及“文革小组”个别成员的指示和要求，组织人力开展文物抢救。最后，作者认为，上海文化机构人员这么做的原因，与这些官员多为能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定关系。
日本学者谷川真一的《“经验交流”与造反运动的扩散》(14)一文则指出：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只是城市、而且还将农村卷入其中的全国性的大乱。但对于这场开始于城市的政治运动是如何扩散到农村的问题，几乎还没有任何实证性研究。以陕西省93个县为例，此文考察了“文化大革命”由城市扩散到农村的过程。文章总结认为，造反运动由城市到城市近郊，然后至偏远地区，呈阶段性扩散。在这个过程中，红卫兵的经验交流起了主要作用。但此文同时分析指出，造反并不都是城市红卫兵煽动起来的，其中有10％至20％是因内部因素而起。内部因素主要来自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地学生。
此外，中国学者董国强与美国学者魏昂德合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政治学：军管下的南京》(15)和《官僚制度设置中的派系：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16)两文，均从地方史角度分析了南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有一定的价值。
(四)关于对外关系
近年来，美国学者亚当·卡斯卡特和查尔斯·克劳斯非常关注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已发表了相关论文。2011年，他们合作撰写的《兄弟关系：中国和北朝鲜交往新材料(1950—1954)》(17)，运用最近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研究了中国和朝鲜在朝鲜战争中的双边关系，包括1950年至1953年中朝两国之间回国部队协调、难民安置、学生交流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还对中国参与战后朝鲜重建的情况作了初步的分析。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尼古拉斯·胡在《间接伤害：中苏敌对与中越联盟的中止》(18)一书中，则运用了“首要敌人理论”(principal enemy theory)来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认为：1964年标志着中苏联盟事实上的中止，并且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8年勃列日涅夫掌权之后，苏联成为中国头号敌人；把苏联作为首要敌人也决定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包括中越伙伴关系走向中断。强调苏联因素在中越关系交恶中的作用并不是新的提法，但作为一名政治学学者，作者能有效利用历史例证加强他的理论说明，根据竞争理论的方法论标准评估了竞争双方的力量比重，展示了苏联因素在中越交恶中的作用。有学者从历史学角度指出，此书存在的问题是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偶然性、细微差异和因果关系多样性，政治学理论的演示性超过了历史的记叙和分析。
日本学者石井明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变迁——以毛泽东的革命外交展开为中心》(19)一文，则以毛泽东推动的革命外交为焦点，对中共建党90年来外交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回顾与分析。作者认为，自建党以来，中共和斯大林及苏共虽然存在种种分歧，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及中共对斯大林仍表示出“恭顺”之意。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不断推行其革命外交路线。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虽然新的领导人忠实地遵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但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外交必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从90年代起，中国更加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认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必须实现富强。这一主导思想渗透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冈田实的《“对外援助国”中国的形成与变化：1949—1964》(20)一文，考察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对外援助的原因、政策和体制。此文利用大量资料，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由战后复兴走向发展之路，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开始向“兄弟国家”提供援助，并进一步发展为有着“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对外援助国。
此外，美国学者斯蒂芬·洛贝尔的《在强权斗争中赢得朋友影响敌人》(21)一文，描述和分析了1969年至1979年的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变化。日本学者服部龙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及官员们的挑战》(22)一书，则再现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等紧密协作，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
(五)关于这一时期其他事件、人物
美国学者盛慕真的《毛泽东与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精英政治：高岗事件再回顾》(23)一文，依据最新资料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的高岗事件，重点研究了毛泽东运用精英政治加强自己领袖地位的问题。美国学者贾斯汀·雅各布的《为大规模赦免准备：1956年沈阳和太原的日本战争罪行审判》(24)一文，介绍了1956年沈阳和太原的日本战争罪行审判在中共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毛时代中国城市管理与危机：1963年天津大洪水与“大跃进”的灾难管理之比较》(25)一文，以1963年天津市委在中央支持下应对天津大洪水情况的个案，研究了当时中国的城市灾害管理原则和实践，并认为1963年天津大洪水的灾难管理是比较成功的，至少在中国城市中，毛主义政府管理的技术和结构是非常有益于成功的危机管理。澳大利亚学者泰伟斯与孙万国的《华国锋领导下的新经济政策：党的共识与神话》(26)一文，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78年间中共高层领导，尤其是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等关于国家经济工作的方针。作者认为：中共权力斗争没有影响中国1977年至1978年正在发展中的经济道路，在经济的关键问题上，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
2011年国外关于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且数量众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本年中依旧是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更加重视中共的独特性，认为中共执政体制的最大优势是保持稳定和具有效率，因此持续关注中共长期执政对西方和世界的影响。其中很多研究成果的选题、方法和视角都值得关注。
(一)关于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2011年9月，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27)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达876页(其中引文和注释达150余页)的著作出版后，被誉为西方学者有关邓小平生平的最权威著作。此书正文共分6个部分，包括“从革命者到建设者到改革者(1904—1969)”、“邓走向高层的曲折道路(1969—1977)”、“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邓小平时代(1978—1989)”、“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此书共50余万字，仅用3万多字介绍邓小平从出生到“文革”期间下放的60多年，而用大量篇幅详述了邓小平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并正面评价了其贡献。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是20世纪所有政治领袖中最重要的几位之一，他不仅带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改革，而且让古老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他指出，“在提高如此众多的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上，20世纪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在20世纪，还有其他领导人能像邓小平那样，如此深刻、持续地影响世界历史吗？”有评论家认为，傅高义的写作平实、流畅、明白，虽然没有披露什么前所未闻的独家消息，但让邓小平的形象变得清晰，让中国的迷局变得可以理解，让那些小角色都栩栩如生。因此，此书不仅是一部领袖传记，它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一本涵盖面极广的史书兼传记。
(二)关于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之外：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比较视角》(28)一书是美国学者斯科特·肯尼迪主编的一部文集，目的是把中国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更直接地放在政治学中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子领域中。文集由前言、7篇论文和结论组成。通过与法国、韩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等国进行比较，作者把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二是权威主义背景下利益群体行为的资源支持和结果；内容则相对集中在与日韩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比较和与俄罗斯及东中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通过比较，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比东亚发展国家更为分散和复杂，在保持相对的经济平等和激励创新方面比上述国家要弱。而与后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及东欧相比，中国的经济政策更有优势。针对近年来西方学者过于强调中国因地域辽阔，文化历史悠久而形成独特性的倾向，书中多篇研究文章表示，其实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由日本学者中兼和津次主编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制度·政策的变迁与评价》(29)一书，收集了当今日本研究中国经济或中国经济史比较有名的学者论文11篇，从宏观政策及制度、财政与金融、劳动、国际贸易与产业4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制度及政策的变化与发展。论文包括田中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变迁》、加藤弘之的《地区开发政策》、中兼和津次的《价格政策制度的变迁及其评价》、内藤二郎的《财政体制改革的再检证与评价》、曾根康雄的《金融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制度》、木崎翠的《雇佣与劳动的转移政策》、大桥英夫的《出口振兴政策的调整》及菅沼圭辅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与粮食自给战略》等。这些论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的变化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资源分配体制由计划转为市场，所有制由公有制为主转为包含公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分配制度由平均主义转为能力主义，决策体制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企业分权转变，企业制度也由过去单一的行政附属物向以利益和自己责任为行动原则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这30年间，中国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体制。
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属于新版的新经济政策。但皮沃瓦洛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0)一书中将二者进行了比较，提出二者存在着相似性毋庸置疑，但其区别也显而易见。此书认为：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而且预计要“用几代人的时间”；中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广泛运用马克思列宁著作，但他们放弃了人剥削人的理论，发展生产力和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成为改革效率的主要标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方面，此书认为：过去30年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偏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规范，为了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不仅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也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不仅是按劳分配，还有按资分配，中国建立了宏观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这种经济既不属于古典的社会主义，也不属于新经济政策类的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社会化生产”思想仍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两极分化，此书认为：目前中国只存在分化而不是分级，分级发生在富人愈富、穷人愈穷时，而中国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财产差距在增大，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都在增长，只是增幅不同；改革期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2.5亿至2.7亿。
俄罗斯学者波尔加科夫还对深圳发展进行了研究。他的《深圳改革成就》(31)一文认为，30多年时间，深圳从一个靠近香港、仅几万人口的渔村发展成为生产总量位居中国第四，对外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居国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深圳的发展成为中国实行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标志；而让深圳引以为自豪的不仅是其发展速度，更是30多年来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挥的先行者和实验田的重要作用，这体现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及其所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尝试中；深圳的发展为1997年香港回归营造了有利环境，也为近年来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深圳发挥了不同的功能。研究深圳特区的建立、发展和各阶段对国家、社会功能的演变及其未来的发展命运，不仅有助于中国学研究，对于更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俄罗斯学者斯米尔诺夫《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现代化思想政治基础演变之特点》(32)一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逐步强化了中共在宪法内的领导地位，这也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所在；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不同于俄罗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并没有伴随出现国家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深刻的经济改革与权威政治并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之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弱化中共对国家政治机构直接或间接领导，包括对各级干部政策的监督、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使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深入人心，等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实现多党派竞争政治的根本性改变，而是要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适应时代召唤，通过经常性的自我完善，总体保持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政治架构，并在此基础上肩负起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责任；而市场经济本身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中共必须处理好改革进程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避免因两极分化过大引起的社会冲突，二是协调政治制度民主化与保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关系。
中共的适应性是近年国外学者和政治家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这种适应性产生的原因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从中共的历史发展中去探寻这一特质的来源与形成，则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作为集中反映中共适应性治理的研究成果是德国学者韩博天和美国学者裴宜理主编的论文集《毛的看不见的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33)。此论文集指出，所谓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是有弹性的治理，是对新挑战作出变化的能力，进而从不同方面，结合中共思想、政策在其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一个总的思想，即中国当下仍然与中国的革命经验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一种革命)。对当下中国成就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必须基于中国的革命遗产，无论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最终会对其执政的适应性产生重要意义。论文集收入美、英、德、加拿大、韩国、中国学者的主要文章有：韩博天和裴宜理合写的《适应不确定性：游击战风格与中国的适应性治理》、裴宜理的《从群众运动到管理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韩博天的《通过实验决策：有特色的政策过程的建立》、王绍光的《通过实践和试验学习：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温奈良的《治理公民社会：采用革命的方法服务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目的》、李本的《民粹主义者法制的一种回归？历史遗产与法制改革》、赵月枝的《革命遗产在媒体和意识形态中的保持与争论》、帕特里夏·桑顿的《从动员群众到服务公众》、傅士卓的《难以捉摸的乡镇有效管理》，郑在浩的《中央—地方动力学：历史的延续性与制度的弹性》等。
近年来，中共领导干部的培训体制成为国外学者不断着力关注的课题之一。他们试图以此作为探究中共应对挑战的适应性和自身变化能力的窗口。加拿大约克大学陈宗翼的《创新与保持：重建中国的国家领导干部培训体系》(34)一文，从创新角度考察了中国国家领导干部培训体制，提出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国家领导干部培训正在中组部的领导下加强和改进，着力强调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尤其表现在浦东、井冈山和延安干部学院的创建上；二是中国的政治精英把领导创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虽然他们也正努力把这种创新与确保中共执政地位的努力与资源相平衡；三是通过建立中组部领导下的培训学院，中共正在使自己的干部培训体系呈现出包括党校体系在内的多样化。文章指出，2005年浦东、井冈山和延安三所新的干部学院的正式开学，表明了党的领导干部培训体系的重大改变。文章认为，这些改革背后的逻辑表明，在培训研究方面的不断创新可以促使中共不断满足市场转型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改变的治理的需要，同时辅以维护党的执政方式。
四、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关注与研究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各国学界与政界以不同方式对这一重要纪念日表示了关注。既总结中共执政成就，也预测未来挑战和走向。
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日共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不破哲三(曾任日共中央委员会议长)对中共取得的成就、中国发展及中日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及未来世界的意义，不破哲三认为：21世纪将是考验资本主义体制继续生存的资格及能力的世纪；对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言，这个世纪也是考验社会主义是否真正有资格和能力承担人类未来的世纪。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中国毫无疑问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更需要以这种角度来看待问题。具体有，在经济政策上如何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最优先解决的位置上？在国际事务中如何确立杜绝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横行的国际秩序？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如何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在全球变暖及废除核武器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如何发挥积极作用？(35)
俄罗斯共产党也在莫斯科举行了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的圆桌会议，就中共发展历程、经验教训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的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指出：90年来，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取得新胜利，摆脱了落后和贫穷，目前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强调，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开拓创新，是中共极为可贵的品质。(36)
古巴各界人士于本年6月30日在首都哈瓦那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教部长卡内尔在会上致辞表示：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十月革命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之后震惊世界的事件，是马列主义的胜利，鼓舞了受压迫及不发达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国人民持续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获得世界人民的赞赏。
此外，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为中共成立90周年分别举办“关于中共执政经验的座谈会”和“中共工作机制研讨会”。会议由马达里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主办。马达里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总裁皮埃尔·德弗雷涅指出：中共是一个改革的政党，欧洲人习惯用自己的理论审视中国，而这次研讨会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了解创造中国奇迹的动力之一——中共。德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研究学会也举办了“中共成立90周年研讨会”。原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罗尔夫·贝特霍尔德表示：我非常高兴中共找到了能够克服困难、改正错误的力量，找到了前进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共产党学习借鉴；中共为世界各国共产党树立了榜样。保加利亚反法西斯联盟、保中友好联合会、保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和“新曙光”党在索非亚共同举办“中共成立90周年”研讨会。保社会党议员团主席米科夫宣读了党主席斯塔尼舍夫发来的贺词，指出：中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推动中国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Сотникова И．Н．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чал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1№6.
②［日］石川祯浩：《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③Н．Л．马马耶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与国共合作路线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2011年。
④Mark Peattie,Edward Drea,Hans Van de Ven,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⑤［日］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編：《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争》，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7月。
⑥［日］野村浩一、近藤邦康、砂山幸雄編：《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岩波書店，2011年。
⑦William C.Kirby.ed.,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
⑧［日］久保亨：《社会主義への挑戦1945—1971》，岩波書店，2011年。
⑨Chris Bramall,Agency and Famine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1958—1962,The China Quarterly,208,December 2011.
⑩Chen Qiangbing,Excessive Investment,Compulsory Saving,and China's Great Famine of 1959—196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20,Issue 72,2011.
(11)Kimberely Ens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ed.,Eating Bitterness: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and Famine,Vancouver:UBC Press,2011.
(12)Zhihua Shen & Yafeng Xia,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 People's Commune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20,Issue 72,2011.
(13)Denise Y.Ho,Revolutionizing Antiquity:The Shanghai Cultural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68,The China Quarterly,207,September 2011.
(14)［日］谷川真一：《「経験交流」と造反運動の拡散》，《中国研究月報》2011年3月。
(15)Dong Gaoqiang and Andrew G.Walder,Local Politie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0,No.2(May) 2011.
(16)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Walder,Factiou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The China Journal,Issue 65,2011.
(17)Adam Cathcart and Charles Kraus,The Bonds of Brotherhood:New Evidence on Sino-North Korean Exchanges 1950—1954,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ume 13,No.3,Summer 2011.
(18)Nicholas Khoo,Collateral Damage: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19)［日］石井明：《中国共產党の対外政策の変遷——毛沢東の革命外交を中心に》，《東亜》，2011年2月。
(20)［日］岡田実：《「対外援助国」中国の創成と変容：1949—1964》，御茶の水書房，2011年11月。
(21)Steven E.Lobell,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Enemies among Great Power Rivals:The Case of Washington,Beijing,and Moscow,1969—1979,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011.
(22)［日］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5月。
(23)Michael Sheng,Mao and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n the 1950s:the Gao Gang Affair Revisited,Twentieth-Century China,36.I,67—96,January 2011.
(24)Justin Jacobs,Preparing the People for Mass Clemency:The 1956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in Shenyang and Taiyuan,The China Quarterly,205,March 2011.
(25)Lauri Paltemaa,The Maoist Urban State and Crisis:Comparing Disaster Management in the Great Tianjin Flood in 1963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The China Journal,Issue 66,July 2011.
(26)Frederick C.Teiwes,Warren Sun,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The China Journal,No.66,2011.
(27)Ezra F.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8)Scott Kennedy,Beyond the Middle Kingdom: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Stanfor University Press,2011.
(29)［日］中兼和津次編：《改革開放以後の経済制度·政策の変遷とその評価》，早稻田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2011年3月。
(30)Пивоварова Э．П．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Форум，Москва，2011.
(31)Портяков В．Я．Шэнъчжэгъ：история успех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1№6.
(32)Смирнов Д．А．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 КНР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очной экотомик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1№5.
(33)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Perry ed.,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4)Gregory T.Chin,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205,March 2011.
(35)“不破社研所長、中国新華社のィンタビュ一に答ぇゐ”，「しんぶん赤旗」2011年7月2日，http://www.jcp.or.jp/akahata/aik11/2011-07-02/2011070204_01_1.html。
(36)http://kprf.ru/2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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