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商和低技术：香港成功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高智商论文,成功之道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由于技术进步，香港经济的生产率明显提高。这表明，它的“高智商和低技术”的结合可能提高效率。东亚对高技术工业的需要被夸大了，建立在这种臆想需要的基础上的政策和企业战略是误导的。这种观点仅供参考。
亚洲经济增长的“神话”颇受关注，研究表明，东亚“小龙”们的发展并无特别之处，它们的经济增长与苏联的产量增长有很大的共同点，苏联50和60年代的增长主要依靠大量增加投入，而效率很少甚至没有提高。然而，大多数研究没有指出，香港的总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所以是个特例。
香港的研究开发经费甚少，它的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部门，技术机会有限。香港企业家和当局都受到批评，说他们在技术方面是近视眼，不注意战略升级。但是，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少有国家和地区像香港那样成功。
经济增长的源泉
可以依靠两个不同来源增加国民收入。第一个来源是积累，就是增加劳动和资本形式的资源。第二个来源是改善总要素生产率的各种要素，以同样多的资源取得更多的产出。这就要依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也可以来自三个不同的源泉：
（1）提高“配置”效率， 将资源从低生产率利用转变为高生产率利用，而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这不是狭义的技术进步，因为不需要采用对这个国家（地区）来说是新的知识和技术。但是，它可以使总要素生产率提高，它要求目前用于高生产率部门的技术扩散到整个经济。这是广义的技术进步。
（2）提高“技术”效率。 采用对本国和本地区来说是新的但对世界来说并不新的技术，迎头赶上最优秀的实践。
（3）创新。这是狭义的技术进步， 它采用对世界来说是新的最先进的实践。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不同增长源泉的相对地位因一个国家或地区已达到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而异。发达国家提高配置和技术效率的机会已不多，因为它们有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在技术前沿赶上也已不太可能，因为最有效的技术已经到位。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一部分要依靠资本股本的增加，另一部分要依靠世界水平的新技术的开发。
发展中国家在增长源泉方面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中国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扩充和资本积累，而利用比较陈旧的技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贸易与外资之后，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资源被重新配置，从低生产率利用转移到较高生产率利用。产权的发展和法制的改善也用助于改进刺激措施。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利用现有技术股本，这些技术对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来说是成熟的，而对中国来说是新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达到经济增长。
香港的技术进步令人迷惑不解
与其他三个小龙相比，香港的技术进步较快，但它的经济是“低技术”的，在结构方面存在重大弱点，所以，这个现象令人迷惑不解。
在整个制造业和个别产业的水平上表现了这一点。1989年，它的研究开发投资仅占国民收入的0.04%，新加坡为0.8%（1992年已达2.0%），台湾为1.2%，韩国为1.9%。据瑞士世界管理发展研究所的1993年《世界竞争力报告》，香港1991年每10万名居民才获得0.33项专利，而韩国和台湾的这个数字分别为6和60。 香港的制造业严重依赖非熟练劳动力。附加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比例长期不变。
在香港的制造业中，创新公司也有一些，但它们不代表整个制造业。香港主要是奖励增量创新，而不注重根本突破的创新。即使是技术相对密集的部门，制造商们也不热心于创新性研究开发活动。
一些人的研究认为，与其他小龙相比，香港的技术薄弱，需要通过政府更多地参与的政策予以加强。但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香港公司的技术行为不应被理解为弱点。它们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对香港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香港公司的“低技术”战略是一种很合适的“高智商”战略。原因有很多。香港的的制造业起源于50年代初，那时这个贸易中心的活动受外部政治环境所左右。为了生存，香港的企业家们建立了制造企业，并被迫选择准入壁垒低的部门，这样技术就容易获得而且便宜，还可以通过劳动密集的经营来竞争。这些部门的技术机会少，创新的回报率低，但迅速模仿和理性适应的回报率高。香港经济易受外部冲击，所以必须强调柔性和短期收益。香港的公司尽可能少地将生利的钱用于购置固定设备，它们喜欢购置通用资产，这样可以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个用途，以响应市场变化。结果，制造部门依靠成本优势获得高竞争力，并通过向内地转移生产保持竞争力。然而，香港制造部门的能力对“世界新技术”的生产或利用不很适应。
如果说香港制造部门是低技术的，但香港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却很快，这种现象又如何得到解释呢。
第一种解释是经济结构快速变化，制造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服务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第二种解释是，承认技术进步不只是研究开发经费、专利数量以及世界最新设备和技术的问题，它还涉及“对该地区是新的”现有技术的采用，并通过一系列小改进来提高现有技术的生产力。这个分析体现了几个涵义。第一，它说明东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未必需要依靠高技术工业和本土创新能力的发展。第二，香港以其他小龙的经济为榜样制定的技术政策是被误导的。如新加坡的技术政策就有明显的败迹。第三，若香港的技术升级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则应集中在两个方面：在制造方面重视现有技术的改造；应由公立组织促进通用技术的开发。最后，香港应当更加重视服务部门的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