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人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灾害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人性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2)04-0075-05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并且灾害的种类繁多，既有水灾、旱灾、风灾、雹灾等各种气象灾害，还有蝗灾、螟害、鼠灾、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灾害，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在所有的灾害中，最为严重的是水灾，在37年期间全国共有7 408个县次受灾，年均200个县次；其次是旱灾，共有5 935个县次受灾，年均161个县次；排在第三位的是蝗灾，共有1 719个县次受灾。[1]
苦难最能考验人性的真面目，自然灾害往往会造成人类基本伦理规范的失衡，导致人性发生畸变。有的人为了活命无所不用其极，抢夺食物、伤害别人，卖妻鬻子，甚至发生掘墓盗尸、“人食人”之类违背人伦的惨剧。自然灾害也能照亮人性光辉的一面，在困难来临之际，许多人能够扶危济困、相互关怀共渡难关，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得到增强，甚至会产生一种灾时共产主义的现象。
一、人性变异的一面
大灾之下生存极端艰难，粮食与钱物就显得极端宝贵，人与人之间往往会为了一点活命的东西而相互争夺，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视。萧乾在《流民图》里写了一个刚从鱼台逃上来的老太婆，饥饿和灾难让她变得多疑。她用破衫前襟兜着发给她的黑馍，倚着铁道旁的电线杆不停地发抖。她用枯柴般的手牢牢抓着黑馍，死命地向嘴里填，恨不得一口全都吞下去。旁边有个妇女劝她慢些吃，她赶快勒紧前襟，狠狠地瞪了那妇女一眼，还以为是要来抢她的那份。许多灾民到处哄抢别人的食物，而有些被抢的人也是处境艰难。流萤在《风砂七十里》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在十字路口，一个老头伏地痛哭，肩上搭着一个空的口袋。原来他卖了锄头镰刀，换了一升米，正预备回去，救一救病中的孙孙，不料走到这里，被一个乞丐从后面抽开扎袋口的绳，米撒了一地，于是四围的小孩一窝蜂围上来，乱抢乱抓，等到警察赶来，用棍子把小孩子赶散的时候，他的米已经所剩无多，早被那些孩子连土生吃掉了”。[2]范长江的《川灾勘察记》中也多次提到了灾民哄抢食物的行为。在重灾区卖食物的小贩，要用铁丝网罩住食物，否则会被饥民一哄而光，甚至还发生了下面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某军失业书记官，生活无着，乃将其所着哔叽裤当得一元余，尽买麦饼，欲卖饼以为生，乃甫将麦饼买好，即被饥民蜂拥而上，抢去大半！同是饥寒人，互解心中苦，警察捕去几个抢饼的饥民，他们已把饼放进胃囊里，大家只好叹气，不了了之”。[3]562
灾荒之下生存日益维艰，许多人对别人的苦难和生命漠然视之，麻木让人们失去了人类应有的同情和怜悯之心。许多诗歌都描写了那些可怜的乞丐得不到同情，到处遭遇白眼的悲惨经历。随梦醒的诗歌《乞丐》描写了乞丐悲惨的生活，喊破喉咙也惊醒不了富人的睡眠，只得每天与狗争食。“吃着讨来的残饭，走起路来也怯怯地靠近墙边；每日几乎总得与狗争食，生活里充满了白眼。”[4]刘如水的诗歌《求乞者》写了躺卧在街上的乞丐，从天明求乞到黄昏也没有人给予一点同情，连小金鱼、百灵鸟、狮子狗都比自己高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反倒比不上人与物的关系，他终于明白“同类相爱，完全是说谎者的高歌”。[5]吕之芜的诗歌《末路》写了遭受水灾的妇女在街灯下抱着孩子徐徐蠕动，“她的眼里恍惚想起被黄河洗涤的家乡，想起了丈夫被谁吞咽的惨象；老父弱母还不知道在地狱或是天堂？只把她和孩子剩给了苦难与荒凉”。[6]399-400她凄惨地呼叫以寻求帮助，但却没有人肯用慈善的心肠来看她一眼。陈雨门的诗歌《春》写了春荒之下，人们饥肠辘辘，村民为了食物而大动干戈。“不——是小孩子的胡闹。为了一棵白榆的树皮，东村和西村也值得大动枪刀！”[6]155-156
清代的朱彝尊曾写过诗歌《题施粥厂联》对施粥人员进行劝诫，要求他们尊重难民的人格，不要侮辱耻笑落难之人。“同是肚皮，饱者不知饥者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表现了作者对灾民的同情和关爱，体现了追求人格平等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警世作用。荒煤的短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描写了灾民不但不能靠粥厂以延生，反而遭受了更多的苦难。赈灾施粥人员对灾民不但毫无同情之心，还趁火打劫玩弄欺骗灾民，根本不把灾民当做人来看。他们凭借自己的权力，肆意的侮辱那些可怜的难妇。“你妈的！谁白玩你的？瞧！钞票，米票子都有！白米票！比你底肉还白！”“女人也笑了；但泪珠子滴落下来，象哭。”他们熟悉地把女人拖进了棚子里，嘴里面还在嘲笑着：“咯！咯！这么脏！谁高兴来哩，还这么板着脸！”“女人又笑了，但还是滴落着泪。眼闭了，死了似的。”那些丈夫们怀着羞愤的心情彷徨在土坡上，眼都胀红了，但为了全家的生计只好悄悄地躲开。“天还是那样的天，夜还是那样的夜。一群就这么活着！”其中就写了一个叫贵生的汉子，忍受别人污辱的眼光与嘲笑，但那些人给自己老婆的却是假的票子，领粥时粥厂的人还奚落他，要他给自己的女人吃饱些不要饿瘦了。他握紧了拳头，可一想到孩子只好赔着笑脸。小说充分展示了那些粥厂负责人倚仗权势滥施淫威，揭示了他们身上人性的变异，刻画了他们的无耻与残忍。
有钱的富人根本不管灾民的死活，范长江揭露了那些豪奢的一掷千金的军阀。“灾情虽重，而利用灾情以致富者，仍不乏其人。某下野军人，去年囤米，曾赚三十余万元，特别从海用飞机接去一著名妓女，到成都享乐，费去数万金。一部分军人，在成都仍大肆欢乐。仿上海开设华贵奢侈之沙利文饭店，每日赌博动辄十数万元之出入。上海某著名舞女亦曾被由空中迎去，热闹一番，数万法币，因彼而消费！”[3]539萧乾在《流民图》中也写了一些富户只顾自己行乐，不愿捐助难民。“我们走过富户的门前时，在灯火辉煌中，畅快的笑声荡漾着。他们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着炮台，上面日夜有人守望着。这次邳县成灾，向富户募集救济粮，面现难色的也颇不少。这些富户多拥有五六百顷地，一家便占据一整个村庄。庄丁平日打杂，遇到佃户抗阻或袭击时，那些壮汉子便是机关枪小钢炮的操纵者了。胆小的地主远躲在上海租界里，留在庄上的，便以藏书、种菊一类雅士安闲地消磨他们无忧无虑的日子。”作者望着那森严的朱漆大门，不由得吞了一口冷气。流萤在通讯里描写了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不但没有同情之心，而且还成了天灾的帮凶。“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却是这些两腿动物。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他也帮助了旱灾，加速人们的死亡。”[7]
沉重的苦难使得许多人把别人的生死看得轻如鸿毛，对一些灾民的悲惨遭遇置若罔闻。靳以的小说《人间人》里描写了一个大学教授刘文涵，他在大水灾中不愿捐一文钱，听说仆人的家乡被洪水所淹时，安慰仆人说水头只有八尺，人们可以躲到楼顶，当仆人说家乡没有楼房时，他的妻子也感兴趣地插进来说“那也不妨事，躲在屋顶上，挨上个两三天，自然会有人来救的。”仆人哭着回答说“我们那里只有茅草房，禁不住一阵水，走得快的还能逃到十五里外的黑沙屯，要不就一定得淹死！”仆人家乡的水灾丝毫不影响他们欣赏雨中美景的心境，“他们舒适地坐在沙发里喝浓咖啡。他们都想着世界上没有大不了的事，即使有二十丈高的洪水冲了来，也还不能沾湿他们的鞋底”。从中，我们看到了富人对灾民的冷漠与麻木。流萤描写了一个还没断气的老太婆被人给活埋了，“当往高粱秆箔上放的时候，她还呻吟挣扎着，我想替她说个人情，用这钱给她买些吃的东西，看是否会活转来，但谁也不睬，在她的呻吟声中，两个人已经抬着她，背上铁锨走了。掩埋死人的短工，在市面已成为一种职业。”[8]好多灾民去剥死尸的衣物，甚至对还能动的人也照样下手，流萤就曾写到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年老的人，大约是才昏厥不久，四肢还会动弹，但身上却已经被剥得一丝不挂了”。更为令人惊悚的是，他还写了一个老头因害怕死后尸体无人掩埋，为了不被野狗撕食，就出钱请人活埋自己，而一些灾民贪图一点工钱真的挖坑把老头给活埋了。
灾荒之下，亲人之间也会为了一点食物和金钱而丧失日常的温馨，往往会争吵不休，变得暴虐无常，甚至发生人伦惨剧。好多作品都写到了灾荒对亲情伦理的腐蚀与瓦解，如易巩的小说《杉寮村》写出了灾荒之下婆媳之间的争吵不断，而这些争吵的内容与主题完全是生计的艰辛激发出来的，婆媳之情被这煎熬的岁月黯然销蚀了。田涛的小说《灾魂》描写了在洪水的袭击下，夫妻之间因为逃荒的事情而争吵不断。一日夫妻百日恩，可这对水灾之下的夫妻已经被饥荒逼得快要发疯了，平日的恩情被连续不断的争吵所代替。他的长篇小说《沃土》也描写了仝云庆一家人因为自然灾害不断，使得他们整天都要像牛马一样去辛勤劳作。一家人之间的亲情往往为生活的艰辛所冲淡，饥荒的日子使他们本已不平静的的生活又平添了许多争吵。吴组缃的小说《樊家铺》写了在生活日益艰难的逼迫下，线子嫂因母亲不肯借钱给自己，与母亲发生矛盾，在与母亲抢夺包头里的钱时，拔出烛台铁签把母亲杀死了。灾荒腐蚀了这一对母女之间的亲情，为了生存互不相爱，终于酿成有违人伦的惨剧。林淡秋的小说《散荒》曾写一个长工阿二与妻子从前是一对非常要好的夫妻，可灾荒中因为一个南瓜给狗偷吃了，就用菜刀把老婆砍死了。
卡斯特罗在《饥饿地理》中曾说过，“没有别的灾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9]灾荒使得人性幽暗卑劣的一面得以彰显，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精神戕害，并带来极为严峻的后果。在灾荒逼迫下，许多人的人性发生严重的扭曲与畸变，人们可以抛弃妻子或者卖儿卖女去求生，甚至发生人食人的惨剧。释敬安的《江北水灾》描写了父母无力抚养子女，只得出卖亲生骨肉的残酷现实，“饥来欲乞食，四顾无人炊，儿乳母怀中，母病抱儿啼，仓卒骨肉恩，生死终乖离，不如卖儿女，療此须臾饥，男儿三斗谷，女儿五千赀”。[10]钧天的独幕剧《卖儿声》描写了父母为了一点干粮和一块钱，狠心地卖掉了女儿。李尹实的诗歌《荒村》描写了灾荒下一幅人性变异图，三月里的春天带给农民揭人皮的灾难，“丈夫顾不上妻子，孩子也喊不应他的爹娘，妈妈还从哪里去找到她的儿郎！”倔强的农夫变得最不守“本分”，拿起锄头来也可以杀人，邻村还传来了人吃人的消息。[6]286-288
饥饿瓦解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道德准则和美好品格，使得人们的伦理道德一步步地沦丧。食人现象一开始还只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基本上恪守着传统的“孝”的原则，亲人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随着饥饿的一步步升级，骨肉亲情也弃之不顾了，父母、子女的肉也照样能够下咽。刘心皇的诗歌《西门外》写到了食人的场景，“西门外，建筑了一口大锅，里面塞满了死人的尸体；枯槁的人们，围着那口锅，围着那口锅，拿着人腿或臂膊，在一旁大嚼”。[6]252父母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一边吃自己的孩子，一边大哭，使人灵魂深处受到极大的触动。
流萤在通讯中描写了许多人食人的惨剧，甚至许多是亲人之间的骨肉相残。“在隆冬那些时，吃人肉的事是常常有的。下午倒一个死尸，夜里便会少一只大腿或臂膀。被枪毙的罪犯，如果当时没有亲属去收尸，第二天便被肢解了。”一对夫妇，“他们因为饿得太很，把亲生女儿杀死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了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婆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搜出人肉一包”。[11]《风砂七十里》也描写了亲人相食的惨象，在巩县东山，有一个农民“预备把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勒死，到市上卖掉换成粮食，但又怕被人发觉，便打死了一条野狗拉回家中，准备夜里下手把女儿杀死，和狗一并煮熟去卖。但是女儿已有觉察，趁他去打水磨刀的时候，乘势逃去。这个人回来后看见没有了女儿，知道事情不妙，便也跑了”。在洛河北岸，一个男人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了，女人抱着一个最小的孩子逃到了邻居家里，等到五邻四舍都被惊动跑过来看的时候，这个“凶手”已经把自己“就地正法”了。[2]灾荒冲决了传统道德伦理的堤防，致使人性的残忍与冷酷从内心升腾而出。灾难中人性的扭曲畸变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读后令人不寒而栗。
二、人性光辉的一面
灾荒能使人性卑劣的一面发挥到极致，但灾荒也同样能使人性复苏，在幽暗中烛照出人性的光芒。芷茵的独幕剧《米》写了米行老板高文甫囤积了几十万包大米，准备高价抛售，但在儿子高定远的开导下良心发现，低价开仓售米稳定了上海的米价，使许多人避免了妻离子散的悲剧命运。虽然遭到奸商钱鹤山的持枪威逼，他们父子也不为所动，人性的正义的光辉压倒了贪欲的炽焰。章泯的独幕剧《弃儿》描写了饥饿的灾民为了孩子不被饿死，含悲忍痛地把其抛弃，但最后被人抱走的一刻，母亲舐犊之情爆发出来，发出耀眼的人性的光芒，内心的痛苦一下子爆发出来，用手在自己的身上拼命地乱抓，喊叫道“我要撕下我身上的肉来养他……我能养活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一些穷困潦倒沦落为乞丐的灾民为了生计，迫不得已做了一些错事，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台静农的小说《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叙写了“我”返回故乡的见闻，描写了一对贫穷的夫妇的悲剧。由于旱灾，老柯夫妇讨饭来到了“我”的家乡，后来落户于此靠理发为生。他们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着，虽然贫穷不幸，但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朴实和忠诚。丈夫为了饥饿的妻子偷拿了人家的腊肉，之后又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甚至在那些打家劫舍的匪徒身上也能见出人性的光芒，张铁夫的小说《荒年》就写了一个良心未泯的土匪形象。小说写出了年轻的劫匪虽然被迫深陷污泥，但依然有着同情之心，不愿多取钱财、害人性命，内心深处仍然不失人性的光辉。阿英先生也曾描写了那些被迫沦为盗匪的人群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悲悯与同情。一群盗匪光顾了一个七口之家，发现室内一无所有，锅盖生尘，坛罐也都空空的。这家人全都无力地躺在地上，眼光迟钝，一问才知道他们家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看着那些可怜的孩子，连这一班匪徒们，也竟有些不忍心起来，反而从自己的腰带里，拿出了一张五元的票子，交给睡在地上的主人：‘你去买些东西，给孩子们度度命吧。’”[12]342-343
在放赈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关怀民瘼，急灾民所急，想灾民所想，能够身体力行、严于律己的办赈人员。中国华洋义贩会的创始人之一的章元善先生，在长期的办赈生涯中对办赈人员的资格有过严格的要求。他认为募赈难，放赈也甚是不易，他们经手大宗款项，负着出生入死的责任，就像修牙补眼一样属于一种专门技术人员，他们应该有自己特殊的资格。救灾服务人员，除了应有的普遍常识、专门学问、处世经验等条件外，最要紧的还是人格。[13](P21)他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民国时期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山东兖州勘灾时，写了一首《赈灾纪事》的诗篇，来警戒自己和手下的办赈人员要为灾民着想，表明自己对赈灾的基本态度。“救灾如救火，救人须救彻。查灾要查明，放赈要放活。布粟与金钱，毫厘悉膏血。苟使一念差，必丧一身节。操行罔或愆，勤劳以补拙。春日不畏雨，夏日不畏热。秋日不畏凉，冬日不畏雪。手泽及穷氓，足迹遍陋穴。卖妻弗得生，弃子复自诀。安得大慈悲，普救哀遗孑。”[14]173他要求办赈人员把救灾看同救火，行动要迅速；要洁身自好、清廉自律，同时还要不畏严寒酷暑，能够吃苦耐劳，并怀有一颗普救众生的慈悲之心。他本人也是严格按照这些要求去身体力行的，《廿四年视察黄河水灾》就反映了他为灾民奔波辛劳的身影，表现出其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千里征车赋远游，洛阳城阙百花稠。抚怀王业成周盛，极目秋光缠涧浮。海内徒余丧乱感，江南况有别离愁。斯民昏垫谁为主？憔悴秋风老白头。”[14]158他虽然官至赈务委员会总长、总理，但却是家无余财、两袖清风，既没房产，也无现金。在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按照政府颁布的《文官俸给暂行条例》的规定，他应该享受较高的官俸，可他却自请减半，同时又以其半数资助属下，只能过着中等人家的生活水平，时常感到经济上的拮据。他移居香港后，还曾长期以卖字为生。[14]176后来有人在回忆中也指出：“身为赈务委员长的许世英，收入不多，生活不太稳定，靠亲友周济度日”。他自己曾说过：“我五十年从政，从不曾取过公家一分一毫非分的钱财，这是我心里一直觉得安宁的。”[14]54-55
共产党人在救济百姓的过程中更是身体力行，体现出关怀民瘼、爱民如子的高尚情怀。1943年苏中地区发生严重的春荒，“地方工作的同志，在春荒的过程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惜劳瘁地在灾区奔走，调查，慰问，分头的散发粮食。在严重的期间，甚至整日整夜的工作，连睡眠的时间也没有。他们半夜三更，也要去访问被灾者。停在每一家的门前，倾听着里面的呻吟，推开门去殷勤慰问，调查人数，开发粮单。有时，在路上，看见那些睡在地上的灾民快死了，更是急不择地的自己动手，为他们煮米汤，煮豆汁，亲自灌到他们的嘴里去，慢慢地待他们的苏醒，来救活他们。尤其是海边，午夜荒凉，数里始得一屋，而他们，也是餐风饮露，毫不畏惧，无日无夜的奔走救援”。[12]347-348
三、人性的思考
当代文学继续了现代文学对灾害下人性的思考，如钱刚的《唐山大地震》写唐山地震时期曾经发生令人震惊的抢劫风潮，抓捕的“犯罪分子”有1 800多人。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一周之内，查获被哄抢的物资有：粮食670 400余斤，衣服67 695件，布匹145 915尺，手表1 149块，干贝5 180斤，现金16 600元。这就是赤裸裸的历史事实！作品较为细致地描写了人们心理变化的过程。死亡和伤痛之后，人们紧接着面临的便是饥渴和寒冷。那些商店倒塌时抛洒出来的罐头、衣物，使人们意识到废墟之下有维持生存的物品，他们开始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起初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救急。可是当人们的手向着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伸去的时候，当废墟上响起一片混乱的‘嗡嗡’之声的时候，有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16]这种行动和情绪开始弥散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在瓦砾上奔跑、争抢着，甚至去抢夺死人尸体上的手表。相反，那些因各种原因被抓起来关在看守所里的罪犯，由于受灾较轻，听着周围凄惨悲切的呼救声主动要求出去救人。“几把刺刀其实是管不住分散在废墟上的这一群囚犯的，可是囚犯们没有忘记有一道无形的警戒圈”，最后他们又都能够主动回到看守所，成为抗震救灾的英雄，许多人因此立功而减刑或释放。罪犯和英雄就是这样发生着急剧的逆转，有的人在突发的自然灾害下因一念之差沦为阶下囚，而那些在押的犯人并没有因牢狱的囚禁而掩盖了人性的光辉。
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些都是千百年来东西方哲人们一直探讨不休的话题。有的人主张人性本善，代表人物有孟子、卢梭；有的人坚持人性本恶，代表人物有荀子、叔本华；有的人主张无善无恶，代表人物有告子、洛克；还有的主张善恶并存，代表人物有王充、柏拉图。纵观整个现代文学，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国灾荒下人性的精神影像。苦难既能彰显人性中残忍自私的一面，也能凸显人性光芒的一面。善与恶，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性是由一个人的原始本性和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共同作用而决定的，没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表明，人们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往往会有多种的需求，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结构，外力的冲击会导致需求层次的降低，引起心理活动的失调或重整。民国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人们的需求结构必然降低到最原始、最低级的生存需要的层次上，发生哄抢以及人食人的现象就难以避免了。所以，卡斯特罗在其《饥饿地理》中一再强调饥饿对于人类品格的伤害和破坏远远高于其他灾难。这样就需要通过法律和道德规范去调节人们的行为，把人类原始本性约束规范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人又是有精神追求的，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仅仅满足于生理本能与需求。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当其精神性的需求战胜原始本性时，便会显示人性的光芒，照亮幽暗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