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1]2014年在《超文本语境下的翻译形态变化研究》文中认为超文本指包含两种以上的符号系统并由超链接连接各符号元素的多线性电子文本。对于翻译活动而言,一方面,由无数超文本(网页)构成的互联网构成了译者新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现阶段,以超文本作为工作对象的“本地化”已经成为全球语言服务的主流,人类的翻译活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研究主要以传统翻译模式作为比照,探讨了超文本语境下翻译形态的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变化对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尝试从信息视角透过“多维符号转换”现象去解析翻译的过程及其本质,并进一步分析了“符际翻译”拓展到“非语言符号转换”的可行性。本论文重点研究了以下内容：超文本的主要特点及其对现代翻译活动的影响、超文本语境下翻译伦理的变化、超文本语境下技术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本地化中“多维符号转换”的特点及规律、符际翻译拓展到“非语言符号转换”的可行性等。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传统纸质文本翻译,超文本语境下的翻译在文本形态、翻译伦理、翻译技术、翻译过程、翻译主体、翻译模式、译者认知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翻译工具(翻译记忆工具与机器翻译等)的广泛应用以及文本的多模态性质,译者的认知过程也已发生了改变。基于超文本语境下“多维符号转换”现象的分析以及信息视角下对“符际翻译”的研究表明,翻译的本质其实就是“信息跨越符号边界的流动”,信息是符号转换的“内核”,不仅自然语言符号之间可以相互转换,非自然语言符号之间也可以进行转换,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也可以实现“符际转换”。“翻译”与“语言”的概念原本就适用于非自然语言符号,将“符际翻译”拓展到“非语言符号转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超文本的多线性、虚拟性、多模态、交互性等特征对翻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超文本的多线性特征使得需要翻译的内容被计算机代码分割,造成了翻译的“去语境化”,使翻译变得更为困难,容易造成误译。交互性特征则改变了传统翻译主体模式中“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译文的“虚拟出版”则使得超文本语境下的翻译必须考虑搜索引擎优化,而这又直接影响到译者对译文的选择。在“符号消费”的背景下,超文本语境下的翻译更加关注数字产品的“用户体验”,用户体验成为翻译的重要目标。译者的工作状态在超文本语境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译者工作日趋复杂化,对互联网的依赖日益加深。在超文本语境下,翻译伦理也发生了改变。翻译伦理研究实际上经历了由“忠实伦理”、“差异伦理”到“翻译职业伦理”研究的转变。超文本语境下,作者与译者的集体化、“国际化”步骤对原文的“阉割”、本地化对目的语文化的“一味妥协”、众包翻译对翻译主体关系的颠覆等,都对翻译伦理构成了直接挑战。随着翻译职业化、产业化程度的加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翻译职业伦理的探索。超文本语境下,技术因素对翻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翻译的本来面貌。翻译对象的数字化、复杂化是电子工具得以应用的前提,而翻译商业化、产业化则催生了电子工具的研发与使用。翻译记忆工具、机器翻译以及其他翻译辅助工具的大量使用在提高翻译效率的同时,也改变了翻译的认知模式,影响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翻译记忆对译文的“克隆”以及“机器翻译+人工编辑”模式使得超文本语境下的翻译表现为一种“去主体化”的倾向,已经很难辨别到底是“机助人译”还是“人助机译”。电子工具实际上是译者主体的异化,传统人类译者正经历着向“电子译者”(Cyborg translator)的转变。以超文本为工作对象的本地化过程中出现的“多维符号转换”现象,表明自然语言符号翻译与非自然语言符号转换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相通之处。符号是信息的抽象载体,而翻译是符号的本质属性,因为任何符号存在都依赖其它符号对其的阐释。信息是反映事物结构的时空秩序,具有客观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之一,它并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但是人却可以通过符号实现信息的感知、储存与传播。文字符号化其实是一个由高维符号向低维符号的“去图像化”过程,是信息表征的过程,而文字符号的解读则是一个逆向的“再图像化”过程,其实质是信息释放过程。从信息视角下对“符际翻译”的研究表明,翻译其实就是一个“信息跨越符号边界的流动”过程,不管是生物体内的DNA转录及蛋白质翻译、计算机高级语言与低级语言的“编译”,还是人类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都是如此。本地化中的“多维符号转换”现象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符际翻译”现象都表明,翻译其实都是“符号转换”,转换的“内核”是信息。在符号转换的“解码、去符号化、重新编码”过程中,“去符号化”是信息脱离原符号以生物电或化学信号在大脑中“短暂驻留”的过程,这是类似于低级动物以“信号”而非“符号”信息储存方式,尽管这种信息储存状态带有“短暂性、动态性、不稳定性”等特点,但这足以让译者完成信息的“重新编码”。对图像与文字符号共性的分析以及对图像符号“翻译”的可行性考察结果都表明,在符号学及信息视角下将“符际翻译”拓展到“非语言符号转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有助于拓宽“翻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会给翻译研究带来一定的冲击。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及方法、超文本概念的起源及定义、国内外超文本翻译研究现状等。国内外与此相关翻译研究主要是有关超文本本地化的研究,因此笔者还对翻译与本地化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与比较。在超文本语境下,翻译活动在文本形式、翻译手段、翻译过程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会产生何等程度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第二章首先研究了超文本相对于传统文本的差异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超文本的形态变化对当代翻译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与变化。第一节主要比较了超文本与传统纸质文本的差异,归纳出超文本的新的特征；第二节主要研究超文本的新特点,包括多线性、虚拟性、交互性、多模态等特点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第叁节尝试分析超文本语境下译者工作状态的变化。第叁章探索了超文本语境下翻译活动的变化对翻译伦理产生的影响及变化。第一节首先简单回顾了翻译伦理由“忠实伦理”到“差异伦理”的转变历程,然后分析了数字化翻译对上述伦理概念形成的挑战。第二节分析了相关的翻译职业伦理研究,并尝试探讨了超文本语境下翻译职业伦理的构建。第叁节主要分析了众包翻译带来的新的翻译伦理问题。第四章主要研究超文本语境下技术对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与变化。第一节首先对超文本语境下使用的各种电子工具进行功能性分析及分类,接下来分析超文本语境下电子工具被普遍应用的深层次原因,具体主要从翻译对象、翻译环境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第二节研究翻译记忆工具(TM)对现代翻译的影响,尤其是对译者认知过程的影响,并讨论翻译记忆工具带来的新问题。第叁节探讨机器翻译工具对翻译的影响,首先分析超文本语境下,机器翻译获得更多应用的原因,然后再探讨自动翻译对翻译模式和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第五章重点分析超文本语境下“多维符号翻译”中符号转换的特点及规律,并将其与传统文学翻译进行对比,探讨其与文学翻译的差异与共性。第一节研究超文本翻译中自然语言符号转换的特点,并分析其类似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翻译特征。第二节探讨超文本语境下“多维符号转换”的特点及规律。第叁节研究超文本中文字与图像符号的关系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第四节尝试分析多模态语境下译者认知过程的变化。第六章探讨“符际翻译”拓展到“非语言符号转换”的可行性。第一节分析了信息、符号、翻译、语言、文字、图像等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讨论做准备。第二节首先分析了“翻译”概念拓展到“非语言符号”的可行性,然后考察了DNA转录与蛋白质翻译现象以及计算机高级语言与机器语言之间的“编译”现象,并进一步分析了图像符号“翻译”的可行性和可译度。第叁节主要考察了现实生活中的符际翻译现象,并尝试从符号学及信息视角对符际翻译进行解释。此外,还分析了“符际翻译”拓展到“非语言转换”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最后一章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并指出了本研究在研究内容与方法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并为后续研究做了进一步展望。
佟颖[2]2010年在《社会符号学与翻译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符号学,自提出以来,就作为方法论广泛地应用于各个现代学科。随着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大,符号学逐渐与其他学科结合,出现了很多跨学科的现代学科,社会符号学就是其中之一。社会符号学是融符号学、社会学与语言学于一身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运用中的社会性的符号理论。到目前为止,社会符号学已经作为方法论应用在语篇分析、儿童语言研究、教育、翻译和建筑等领域,且初见成效。我们认为,社会符号学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潜力还有待挖掘。鉴于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的研究现状不容乐观,我们想通过介绍社会符号学建立的必要性、可能性、建立过程、学科性质以及该学科的功用性尽量对社会符号学作细致阐述,建构这一学科的简单的理论框架的同时,阐述该学科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通过介绍语言学翻译理论和其他符号学翻译理论,并通过分析现存符号学翻译理论的不足来阐述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的优势,从而得出结论:从理论角度看,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是目前较为有效的研究翻译的途径。由于社会符号学的新兴性和边缘性,我们只能从社会符号学的几个主要概念与翻译基本问题的对应关系入手,对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模式作一尝试性的研究。具体说来,我们将社会结构与翻译动机相结合,探讨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间进行翻译活动时,通常译者选择归化策略。但现在的翻译研究理论对归化或异化手段的选择,已经不再是探讨单纯的翻译技巧的问题,而是拓展到翻译外部,涉及到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如果对弱势文化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段,则有助于弱势文化的传播,让世界听到更多的文化声音;将社会结构/社会人与译者角色相结合,来探讨译者的产生、作用,以及与翻译中其他参与人的关系,进而说明译文的语言特点应该如何;将语篇与翻译单位相结合,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确定符号关系为翻译单位,并分出涉及句法层面的转换单位和涉及语义层面的分析单位,从而理清了长久以来译界对翻译单位的纷争;将语义系统与翻译等值相结合,根据社会符号学翻译模式中翻译等值的多层次性,我们要对意义进行取舍,而文本类型对此影响颇大;将语域与翻译标准相结合,通过对与语域相关的语境叁要素的多层级复杂性分析,我们认为,翻译标准应多元化,并以“忠实”为准则;将语码/语域与翻译过程相结合,探讨翻译这一时刻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非“中”性的符号活动过程。在这些对应关系中,有些是显性的,能通过翻译手段表现出来,而有些则是隐性的,不能通过翻译手段表现出来。在论文中我们只对显性关系作实例分析。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而以理论建构和方法展示为导向、面向社会符号学的主要概念与基本翻译问题的研究只是第一步,具有探索的性质,其中很多认识还很不成熟,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
王少娣[3]2007年在《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文中指出林语堂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本着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对中国讲西方文化的目标,通过一系列优秀的创作和译作履行着一位文化使者的使命。他除了大量的译作以外,还就翻译理论做过近万字的论文《论翻译》,从多个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在当时中国的翻译理论中,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价值和超前意识。因此,这位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于一身的翻译家,为翻译领域里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文化分析的引入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不仅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空间,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为更全面、更客观地考察研究对象开辟了新的渠道。近年来,从文化角度探讨翻译成为翻译研究新的发展方向,而翻译研究的文化取向也很自然地与翻译主体产生联系。在这个背景之下,译者的文化观和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等问题逐渐引起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林语堂出身于东方文化,对之有成熟的认识和深厚的情感;同时,其基督教牧师家庭的影响和后来30余年旅居海外的生活创作经历也赋予了他西方文化的背景。由于这种特殊的双重文化身份,林语堂对于东西方两种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东西融合的文化身份,与当时不平等的文化势力和话语权等时代特征共同造就了林语堂的复杂的文化观,即深厚的东方文化情结与潜意识里和不得已的东方主义思想的矛盾统一。根据广义的互文性理论,文本除了受其他文本的影响,还可能受到文本以外的无处不在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的影响。所以林语堂的创作文本与其文化取向之间必然存在着互文关系,即其文化观对其创作会产生影响作用,而同时其创作文本也能折射出其矛盾统一的文化立场。而同时,其翻译文本与其文化观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同样的互文关系:其文化取向会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而其翻译文本也会体现译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立场。由于文化与翻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要研究林语堂这样一位具有特殊文化身份和双重文化选择的翻译家,从跨文化角度来观察和透视其翻译必然是客观全面地解读其翻译现象的合理而可行的途径和切入口。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从林语堂的文化选择入手,即通过对其由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构成的文化观的探析,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文化选择背后的根源。在跨文化的视角下进一步观察其汉英翻译,将林氏的文化观与其翻译通过互文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试着通过林语堂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的文化选择对其翻译现象进行解读和阐释,从不同角度分析其文化观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其翻译态度和翻译策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要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其翻译理论及主要的翻译观点是必要的基础和依据。因此,笔者对翻译理论及其价值与意义做了综合评述,并通过描述的方法对表现在其翻译作品中的翻译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的特点作了总结和梳理。其次,在东方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林语堂个人所处的主客观文化环境,探究林语堂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的文化立场的形成根源;同时,通过互文性的视角结合林语堂的翻译和创作作品分析林语堂文化观中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具体表现。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汉英翻译的相互关系。笔者在互文性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林氏文化倾向的分析来阐释他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由此体现出来的翻译现象和特征。通过本研究,笔者拟提出和证明以下要观点:其一,林语堂在东西文化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双重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文化观体系中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其二,因为林氏的文学创作大多以东方文化作为叙事的题材,其内容与汉语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其英文的创作语言大多以对汉语的翻译为基础。另外,林氏在英文创作中为真实再现汉语语言文化的原貌,会特意采用汉语式的英语(Chinglish)表达形式。针对于以上两种情况,林氏的部分英语创作语言可以被视为汉英翻译。其叁,由于文本与其他文本以及文本以外的社会知识和实践因素之间存在广义的互文关系,所以林语堂的文化取向与其英语创作以及翻译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互文关系。其四,林语堂矛盾复杂的文化观影响了他对源语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反之,表现在文本中的翻译现象也会折射出林氏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矛盾统一的文化立场。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是:首先,脱离了翻译人物个例研究的面面俱到的传统模式,由林语堂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矛盾统一的文化观为切入点来观察和研究其翻译。这个视角不仅适应了当前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趋势,也为翻译人物和翻译流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为更全面、更客观地解读林语堂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其次,笔者在近年来大量阅读林语堂的着作、译作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期间收集整理了丰富的一手翻译素材,这些素材将在本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也是本研究中论证的有力依据。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笔者独立收集的大量翻译实例分析构成了本研究的亮点之一。另外,在论述主题的过程中,该研究涉及到如东方主义、互文性等相关的理论和概念,笔者根据论证的需要对这些理论做了清晰的解释和灵活的运用,为更透彻地说明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理论的运用在丰富翻译研究的视角的同时也增强了论证的严谨性以及说服力。本研究采用方法和思路是以理论分析为主要框架,以史料的整理为研究基础,以林语堂的翻译实例解读为研究的依据,顺着林氏文化观的主线,深入到其翻译当中,挖掘其翻译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笔者在本研究第一章的绪论里首先分析了林语堂及其翻译研究的价值,并针对林语堂研究的发展与现状,阐明在该领域里还存在着进一步开拓的研究空间,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而论述了本研究的意义。在本章里,笔者还对论文中关键的理论之一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概括性介绍,并以此为参照,分析总结了林语堂的双重文化取向中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成因,为接下来的研究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由于包括翻译理论和翻译现象在内的译者的翻译概况能够为主题的论证提供充实的依据和参考,所以笔者在具体讨论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翻译的关系之前在第二章里对林氏的汉英翻译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梳理。首先,针对林语堂的翻译理论,笔者从翻译标准、审美以及翻译心理、翻译单位等其他角度对林氏的翻译观点作了梳理。除了翻译理论,林氏的汉英翻译文本中表现出诸多典型的特点也颇引人注目。笔者对其归化与异化并用的翻译手段,以及其英译文本的种种翻译现象诸如汉语式英语、增译、漏译、省略、改译以及注释等等作了描述性的阐述。此外,笔者还在本章里对林氏的语言观和翻译语言的特点作了总结。以这些翻译现象的概括和整理为参考依据,笔者可以进一步对林氏的翻译做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译者的文化观与其翻译和创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全面了解其文化观有助于客观地解读其翻译现象。在第叁章里,笔者在互文性的视角下对林语堂文化观中的东西文化来源作了分析。林语堂的哲学观体系中,基督教代表西方哲学观念的成分,而以道家哲学、儒家伦理和佛教观为主的思想则代表了林氏的东方哲学。佛、儒、道这叁种东方哲学在林语堂身上融合在一起,但是最终以道家思想的性灵闲适为主导,体现了林氏眼中的中国文化的灵魂。由于互文作用,这些宗教哲学观在林语堂的作品中都有相应的体现。笔者通过对主题、人物塑造等角度的分析,在林氏的作品找到了其宗教哲学观的具体体现。此外,林氏双重的文化背景从客观和主观上决定了其女性观也同样兼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他既有东方传统文化中保守的女性思想,也带有西方崇尚女性自由开放的观念。通过互文性的分析,其作品中的女性在思想道德观念、品行举止以及审美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林氏相互矛盾又相互交融的女性观。林氏的审美观与其哲学观一脉相承。首先,其审美观深受以道家为主的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提倡“性灵”,强调文学应以平实、本真、自然为审美之本。而同时,在林氏所处的时代,由于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身处西方文化的林语堂同时也深受克罗齐的表现说理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解读和发挥,将之用于文学和翻译的审美认识,这对于研究其翻译理论和翻译倾向都是重要的依据。尽管林氏的审美观同时受到东方哲学观和西方美学观的共同影响,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来源实际上在林语堂的审美体系里相互契合,因而从根本上看并不矛盾。本章对于林氏东西文化观来源的探析以及互文性分析,为从跨文化视角全面解读林语堂的翻译打下了必要的基础。第四章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笔者在本章通过东西文化的视角对林语堂的汉英翻译现象进行解读。首先,在源语文本的选择上,林语堂倾向于选择体现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宣扬性灵、闲适、知足常乐等主题的文本。这类文本一方面代表了林氏本人的哲学观,而另一方面更迎合了西方物质化世界里人们对神秘的东方哲学的精神需求和期待。此外,其他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题材的作品也在林氏源语文本的选择之列。概括来看,林语堂的翻译文本选择特点折射出了林氏的文化观的特点和他所面对的读者群的审美品味和文化期待。其次,通过互文性的理论来观察林语堂的翻译现象,可以发现每一种策略的背后都有其文化观的影子。例如林氏以译文读者为中心,通过文化置换的翻译策略,尽力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期待而,表现了林语堂在翻译上的东方主义;而通过另一类翻译手段,如文化借用,林氏则极力在译文中维护源语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体现了林语堂不可磨灭的东方文化情结。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文化立场在林氏翻译策略的选择中交替作用,也因而表现出二者相互交融的特点。在翻译的审美方面,包括韵文、模糊语言和修辞语言的翻译,林语堂针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实际差异而采取的翻译措施也仍然折射出林氏在文化选择上东方文化情结和东方主义交互作用的特点。本章通过互文性理论,将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翻译联系起来,从文化角度对其复杂的翻译现象作了相对全面的阐释,同时也为合理解读其翻译提出了一条可行的思路。笔者在第五章对本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回顾。本研究在观点视角、研究方法和素材的收集方面具备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在研究范围和深度方面也明显存在可拓展的空间。总之,林语堂的翻译和创作为翻译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发掘,以便为林语堂的翻译研究乃至于翻译研究的整体带来新的思路、引发更深的思考。
袁卓喜[4]2014年在《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尝试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西方修辞学的核心思想——劝说理论，在外宣翻译和修辞劝说理论之间开展跨学科应用研究。本研究基于这样的外宣翻译实践现状与对对外宣翻译的认识：一是外宣翻译的实效与国家对外宣翻译投入还不成正比，外宣翻译质量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二是目前外宣翻译研究偏重于翻译的共性研究，缺乏对外宣翻译的个性（即作为外宣工作的一部分的特点）的关注。叁是外宣工作实质是国家的对外交流与劝服工作，是面对西方受众的对外宣传与说服，因而将西方的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实践将能更好地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现状的总结与认识，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问题：第一，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是否具有契合之处？在外宣翻译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进行研究是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可行性？第二，在修辞学诸多理论着述中有哪些最具代表性的劝说理论？这些有关劝说的修辞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有何启示意义？第叁，在修辞劝说理论观照下，如何重新认识外宣翻译行为？提高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有何因应之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论文首先在厘清外宣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总结目前外宣翻译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深入解析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的基础上，论证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论文着重梳理了修辞学，尤其是西方修辞学中有关劝说的理论，并以此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对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以及译者的再认识，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等。基于对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的新认识，论文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并通过对叁种不同类型的外宣文本的翻译分析来进一步阐述、验证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以及基于这一视角下提出的翻译原则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价值。基于以上思路，本研究分四个部分、共七章对上述研究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对本研究启动的背景和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交代本课题选题的源起、研究问题的提出、课题研究的意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外宣翻译相关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外宣翻译研究视角的概述。本章主要对外宣翻译研究中所采用的视角进行综述，包括基于实践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及基于跨文化传播学理论、语言学相关理论、功能学派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建构主要学派理论以及生态翻译学理论等进行研究，并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对外宣翻译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第叁章则在第二章的综述基础上着重讨论了这些理论视角的不足之处，以及论证了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进而提出有必要从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外宣翻译的目的、任务、原则及译策选择等问题的设想。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之一，论述的内容大致分为理论溯源和策略构想两部分，分别通过两个独立章节来展开论述。第四章对修辞学，特别是西方修辞学研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劝说理论进行梳理，为外宣翻译研究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及修辞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叁模式——诉诸修辞者的人格（ethos）、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及诉诸论证的理性（logos）；佩雷尔曼的受众中心论——所有的论辩都必须适应受众，以受众所能接受的信念为基础；佩雷尔曼的选择、在场与交流理论——论辩中应选择论辩出发点来创造“在场”，由此，“选择”便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创造“在场”本身就是选择强调、凸显事实或观点的某一方面，从而引导听众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方面上来，这是修辞论辩中一个重要的运作机制；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劝说”等同于“同质性”或“同一性”，修辞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修辞者能否获得受众的认同，即“劝说”是“同一性”的结果；比彻尔的修辞情境理论——修辞性的情境或环境触发修辞性话语的产生，规定了话语必须对之作出适当的回应，即话语应当适应于目的和场合；谭学纯教授的广义修辞学中的修辞互动论——“完整的修辞活动是交际双方互动的结果”，其中预设是双向交流的认知前提，一种修辞表达可能暗含了某种预设，而一种修辞接受也可能认同了某种预设。上述有关修辞论辩与劝说理论精辟地解析了实现话语交际有效性的策略问题，成为现代交际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来源。第五章以第四章所梳理出来的修辞劝说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启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外宣翻译的策略构想。本章分叁部分展开论述。一是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由于修辞劝说理论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与外宣翻译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外宣翻译进行新的认识，从新的角度再审视外宣翻译活动的本质、外宣翻译参与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翻译过程等问题。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本质上也实践国家修辞的活动，有着明确的对外传播与劝服的目的。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修辞者，肩负着实现外宣目的任务。对外宣翻译的新认识有助于我们厘清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他参与要素的关系，如与委托人，原语文本、译文文本、译文受众等关系。二是论述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实践指导意义。首先是要提高外宣译者的修辞意识，这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加强“受众中心”意识和把握好翻译话语构建的修辞情境因素。而在翻译策略上，要善于借鉴修辞劝说策略进行外宣译文话语构建。这些具体方法包含叁个修辞诉诸手段的运用，外宣译材选择上根据“内外有别”原则“选择”和“呈现”外宣信息，以及翻译中建立“认同”，实现外宣翻译的有效劝服目的等。叁是尝试提出提高外宣翻译效果的因应策略。论文在对外宣翻译的重新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任务和目的：知之、好之、同之。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另外，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努力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再认识，本文进而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的原则：忠诚、求效、适切。外宣翻译的“忠诚”原则指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求效”原则则要求译者的翻译活动要为实现外宣目的服务。这是外宣翻译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而“适切”原则要求外宣翻译适切外宣目的，适切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此外，本章还就外宣翻译过程中的修辞运作策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论证外宣翻译过程中修辞策略运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叁部分为案例分析。第六章选取对外新闻，对外推介资料以及典籍外宣叁种不同的外宣文本类型的翻译进行译例分析。本章尝试论述修辞劝说相关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可以更契合外宣翻译的“忠诚、求效、适切”原则，因而能更有效实现外宣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第四部分为总结论述。第七章分为研究总结和研究展望两部分。总结部分回顾了全文内容，总结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贡献等。而展望部分则在对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局限性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所应当努力的方向。本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而对外宣传工作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对外传播与劝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必要视外宣翻译为一种修辞行为，而译者在翻译中既是外宣信息的传递者又是践行国家对外宣传活动的修辞者。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同时，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新认识，本文认为外宣翻译应该遵循“忠诚”、“求效”和“适切”叁原则。简言之，外宣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同时，能否实现外宣目的是衡量外宣翻译质量和效果的最重要标准。具体在翻译实践上则要求外宣翻译在适切外宣目的，贴近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基础上进行适切的译策略选择。本文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对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为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视域，有助于形成多途径、跨学科的外宣翻译研究格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观点不是要否定、取代前辈外宣翻译学者所总结和探索的理论成果，而是旨在补充和促进我国外宣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为探索有助于提高我国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提供一个的新视角。
唐艳芳[5]2009年在《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文中指出赛珍珠是世界上首位以中国题材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首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但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焦点基本局限于她作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成就与贡献，而她耗时近5年完成的《水浒传》英译本则不是被忽略就是受到“不懂”、“歪曲”之类的简单批评，一直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系统的高层次研究，成为赛珍珠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鉴于此，本文运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及历史研究与汉英对比研究等领域的成果与方法，对赛珍珠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主体性、其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以及她的翻译策略的文化、伦理和当下意义等作一全面的探索与研究，试图将一个完整、真实的译者赛珍珠的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并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理论视角与启示。全文内容分五章展开。第一章为引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基础、目的与内容、方法、范畴以及全文框架等。第二章研究综述主要解决研究基础的问题，内容包括：(1)赛珍珠研究回顾。指出赛珍珠在中美两国的接受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1930年代——1940年代中期尽管不乏争议，但以肯定为基调；1940年代末——1980年代中期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大背景影响下受到双方的排斥和冷落；1980年代末以降的“重新发现”和“历史地评价”。与这种大起大落情形形成对照的是赛译水浒研究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尤其是前两个阶段，基本无人开展翻译角度的专门研究；至后一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局面虽有所改观，但研究数量及影响相对仍严重不足，研究基调以负面评价为主，而且研究方法存在较大问题。(2)近年赛译水浒研究述评。承接前一部分关于赛珍珠翻译研究的讨论，指出近年来赛译水浒研究中存在着立论基础流于道德评判、论证方法以偏概全、理论视阈和文本研究匮乏等问题，并提出引入史学研究方法和拓展理论视阈、加强文本研究等解决方法。(3)后殖民理论概述。对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后殖民理论统一于对差异的关注与尊重、对主体权力与身份的关怀以及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倾向；后殖民翻译理论则致力于颠覆传统翻译观的霸权预设和倡导平等对话、揭露并批判翻译与殖民化之间的“共谋”关系、以及对译者主体行为的本体关怀。并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分别作了探讨，指出赛珍珠翻译研究至少在理论论域、译者身份以及差异性翻译策略等叁个方面适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第叁章对赛珍珠的翻译主体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论述由两部分构成：(1)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理论探讨。首先阐述译者主体性的定义及内涵，指出译者主体性既有能动的一面也有受动的一面，而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片面夸大主体能动性、不加甄别地提倡以译入语为取向的“创造性叛逆”等问题，本质上并未脱离传统的二元对立研究理路；其次对神权和形而上学支配下的译者主体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西方翻译的宗教渊源使得“忠实”成为两千多年来翻译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翻译和译者也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工具”的烙印，处于受压制的边缘地位，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长期影响则使翻译及翻译研究长期困陷于对绝对“意义”的追求以及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争之中停步不前，译者主体从未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哲学领域对形而上学的全面拒斥，尤其是解构主义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权威的颠覆，译者主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译者主体性与后殖民理论的权力和差异诉求联系起来，通过译者的“抵抗”、“在场”或“可见”，使其成为文化干预的重要力量，并引入主体间性概念，避免片面张扬主体性可能导致的主观主义和唯我论倾向，从而在提升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完成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2)赛译水浒的译者主体性分析。赛珍珠的文化身份超越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或种族范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划为“美国人”或“中国人”、“白人”或“黄种人”，而应看到其身份的杂糅性，亦即“文化混血儿”特征；这一身份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同时也使她常常处于身份焦虑与矛盾之中，对她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选择《水浒传》，既是出于对原着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个人喜爱与推崇，但也有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考虑，而且在不同时期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和不一致；她的翻译策略总体上以原文为取向(异化)，但译本中却又不乏与原文无关的陌生表述，甚至还有少数归化表述，等等，都与她文化身份的杂糅特征不无关联。除此以外，本节还以事实和史料为依据，对赛珍珠在原作版本选择、书名翻译以及文本操控等方面的主体行为的真实面貌进行了探索，揭示了译者主体动机及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指出赛珍珠作为译者的价值在于：她在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自觉选择了一个“东学西渐”的翻译立场；在一个要求译者“隐身”的时代却选择了一个反抗强势文化的、“在场”的角色定位。第四章重点揭示赛珍珠差异性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首先阐述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指出“和而不同”精神的核心本质，以及此种文化差异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即对异质话语的重视和对陌生化翻译策略的标举。其次，通过深入的文本调查，证明赛珍珠的陌生化翻译策略贯穿了词语、句法和篇章话语等叁个维度，其中词语层面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字面对译、固定词语的“拆解”、词序及搭配的移植、与原文无关的陌生表述等，文化上则表现为原文时间语汇、姓名及称谓语、詈辞、用典及其他文化语汇等的直译，但无论语言还是文化，其中均有少量归化的译例；句法层面主要表现为原文并列句式、句内顺序、主体变换以及句子节奏等句法特征的保留和移植；篇章话语层面则表现为原文说书体风格和人物话语形式(直接引语)的保留。最后对赛珍珠翻译策略的文化价值、翻译伦理意义以及对当前汉外翻译的启示等进行了探讨，指出她的差异性翻译策略是对中国小说价值的肯定与弘扬，对于全球化时代和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她的这种超越了时代、种族及地缘政治等局限的、对差异的尊重态度，既为当代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树立了榜样，也为当代译者树立了一座翻译伦理的丰碑；而在我国推动汉语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背景下，她的翻译实践也在翻译的必要性、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为汉语的国际推广战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第五章为结语，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及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后续研究设想。
陈圣白[6]2012年在《口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文中提出口译作为沟通中外的纽带和桥梁，在国际间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频繁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口译研究也随着口译事业的日益繁荣而不断发展，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纵观口译研究的发展，口译界先后出现了几种较为成熟的口译研究范式，如释意理论的研究范式、认知处理的研究范式、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范式、目标文本产出范式、对话语篇互动范式等。这些口译研究的范式分别遵循语言学、认知学、心理学、文体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西方理论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口译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了口译研究的学术体系。生态翻译学对开拓翻译科学领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同时译界许多学者也领略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强大解释力。然而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国内外学者运用自然生态的术语或概念描述口译问题的整体性与持续性研究目前却鲜有出现。因此，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展开口译研究，通过文献计量法、个案分析法、语料库研究法及定性描述法等研究方法，将口译与口译生态环境相关联，并对口译过程中译员的多维适应与选择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口译，尝试对口译的过程、本质与标准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旨在不但能扩充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畴，而且也能拓展口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依据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范式，本文对“口译是什么？”、“谁在译？”、“如何译？”、“为什么译？”进行了创新解答，依此也就形成了论文框架中的四大主要章节。首先对于“口译是什么？”，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进行了口译本体研究，阐述了口译的过程、口译本质和标准的生态内涵。其次对于“谁在译？”，本文提出口译生态过程中应以译员为主导，就译员的主导作用进行了深层解读，并通过语料的分析和研究确立了译员主导角色的定位。接着对于“如何译？”，本文通过对2010-2012年温总理答中外记者问的交传语料进行文本转写和个案研究，通过语料库定量研究与实例定性研究，探讨了译员的多维适应和选择在口译现实活动中的应用性及适用性。最后对于“为什么译？”，本文创新提出模因论与生态翻译学的跨科际整合，从“繁衍”和“进化”方面拓宽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从模因的复制、嬗变对口译生态的影响揭示“译”只为口译生态的平衡、和谐、共生，只为口译实践提出开拓性的建议。最后，本文尝试着提出基于生态翻译学与模因论的口译教学研究，并构建了生态化口译教学模式旨在探讨生态翻译学对口译教学的有益启示。口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和多元化发展是口译研究的必然走向。随着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交叉与融合态势的不断发展，借鉴了生态学中核心原理的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胡庚申教授创建的生态翻译学为口译研究带来科学合理的跨学科的生态学研究视角，也为口译研究带来了系统全面的及富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支撑，既能很好诠释口译的过程和剖析口译现象的种种问题，又能为丰富和深入口译研究提供开拓性的指导。基于此，本研究将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与释意理论、模因论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了口译生态学视角研究的四大模式，如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口译过程模式、口译过程中译员主导模式、口译生态中模因传播模式及生态化口译教学模式，通过统一语料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使其对口译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口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效用性及对口译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本研究以理论描述和阐释为研究基础，以个案研究、实例分析及语料库统计分析为研究手段，依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架构，结合释意理论探索口译本体研究，对口译的过程、本质、标准及方法等赋予了生态内涵并进行了整体描述，论证口译生态学视角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立足于生态翻译学与模因论的契合之处，探索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延伸和完善，使口译生态学视角研究的可靠性得以提升、研究范围得以拓宽，并为口译实践和口译教学的研究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总之，本研究基于生态翻译学对口译进行了更为科学、更为系统的生态学视角研究，从而构建出新的生态学途径的口译研究体系，对口译实践和口译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孙炳文[7]2017年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机构话语研究通过描写和分析特定工作场所中的话语来了解话语在机构中的呈现方式及话语与机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机构话语(institutionaldiscourse)领域的研究者常用互动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的方法揭示机构成员在机构语境制约下进行互动时所遵循的话语机制,强调微观层面的分析。本文将机构话语和语用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学科之间融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理据是翻译行为有其特定的目的。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功能主义目的论认为应该废黜原语中心的翻译等值论对译者的束缚,译者不应该优先考虑对等原则而是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翻译行为不仅关涉语言问题,还关涉文化、社会机构体系、话语使用者的评价态度体系,所以翻译并非只是语言转换活动。翻译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有目的,翻译行为开始之前必须确定翻译目的。传统翻译对等理论界定对等为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的关系。Nida所谓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指的是原语和译语对于它们各自的读者具有相同的效果。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译文不是由原文决定的,而是由译文自身的预期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是由翻译发起者和译者根据目的语接受者的需求来确定的,完全不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口译活动的及时性不同于笔译活动的历时性,口译活动中的译员绝不能完全忽略原语发出者的交际目的。对原文和原文作者意图的忽视削弱了翻译目的论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翻译理论对于口译的解释力。本文的目的范畴认为,为实施不同的功能,达到不同目的,原语可以不同方式翻译。目的范畴把对等范畴从语言框架扩大到了人际框架。许多在对等范畴中被忽略的目的因素被整合进了这个延伸的,更有开放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中。本文选题目的旨在构建目的等效翻译分析框架;验证目的等效分析框架在宏观层面上的机构话语翻译中和微观层面上译员处理机构话语标记语的解释力;描述和解释法庭口译中话语标记语生成、理解、转换过程中的目的要素的作用机制。国内外语言学界近年来开始对话语标记语这一“语言学的新兴产业”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哲学和社会学早已把目的作为解释世界的一种重要途径。目的是决定相同的话语标记语语言表象表现不同的话语意义的内在动因。译文的差异可以通过不同的目的因素表现出来。法庭问答互动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体现不同的目的等效维度。机构话语及其话语标记语的使用贯穿了目的关系和目的互动。话语参与人由于目的关系不同,常需要借助话语标记语这一语用单位作为话语策略实现话语目的。话语标记语没有命题内容,重在刻画说话者意图,增加语调和语力。本文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是检验语言学理论的有力工具。交际目的是目的等效范畴的关键。机构话语中目的关系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的复杂性。法庭话语中话语标记语被用作辩论和对抗的手段,主要是在交叉询问中引起反对或挑战,在直接询问中用作控制信息流和标示故事进展的手段。每一次翻译行为的主导因素不外乎是目的,法庭口译员每一次处理话语标记语其实就是在不同目的要素间选择。本文借鉴法庭话语分析“目的原则”、功能主义目的论、认知语用理论、传统翻译对等理论,试图以宏观层面的机构话语翻译和微观层面的机构话语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提出与传统翻译对等理论不一样的“目的等效”(Goal Equivalence)翻译分析框架。本文认为,目的支配话语行为,也是翻译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要素统率翻译行为中译员的选择。基于目的等效分析框架的四个理论渊源,本文选择使用“Goal Equivalence”的作为“目的等效”的英语对等术语,以保持学理的承继性。本文认为,宏观上影响机构话语翻译的目的要素可划分为语言文化体系、社会机构体系和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叁大类,分别在本文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加以阐述。微观上机构话语翻译中经常被忽略的话语标记语按照其语用功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和八小类。本文第七章集中探讨了第一大类即语篇功能标记语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其中包括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和重述标记语四个子范畴。本文第八章集中探讨了第二大类即人际功能标记语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人际功能标记语四个子范畴包括含糊表达标记语、明确表达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和交际主体标记语。在目的参数影响机构话语译员处理话语标记语的作用机制中,目的等效分析框架认为译员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专家所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桥梁,为了使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各种机构角色的话语目的达到一种“目的等效”,即交际目的在同一频率上清晰准确、充分必要地完成信息处理和语码转换,作为“桥梁”专家和责任人的译员,需要处理好“语言文化体系”、“社会机构体系”、“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这叁个桥梁系统目的参数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由于机构话语尤其是其中的话语标记语目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附属于叁个“桥梁”下的各层次目的因素或参数也相应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给译者具体处理带来许多挑战和变化。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笔者近些年一直在建设的机构话语翻译小型语料库,其中大部分为法庭口译子语料库。该语料库目前包括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国内外机构话语翻译语料,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从录音录像或记录中转写语料100余万字,与研究目的关联性不强的部分就没有全部转写。语料库的建设流程主要是:收集尽量多的机构话语翻译录音录像一手资料→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抽样→转写和标注→语料库容量定期扩展。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九章,各章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机构话语翻译中目的等效的选题背景,分析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局限性,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语用学和口译研究之间的共性,以及机构话语口译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其次,对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语料来源和篇章结构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机构话语中的话语标记语、语用翻译研究、机构话语翻译中的语用目的和等效进行了概述,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叁章,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的理论构建——从“言有所为”到“译有所为,”。本章对机构话语翻译中的基本问题、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从传统翻译对等范畴到机构话语翻译的目的范畴的范式转变进行了阐释,并对目的等效理论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性进行了探讨。基于几种翻译范式的相似性以及互补性,本章对目的等效翻译框架进行了理论构建,并对目的等效理论框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第四章,语言文化体系中的目的等效探析。本章从语言文化角度对机构话语口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从词法层面、句法层面、语篇层面和语用层面等语言层面探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其次,从文化层面探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第五章,社会机构体系中的目的等效探究。在社会机构体系中,机构话语主要受社会规则和机构规则中叁个向度隐形规则制约:社会量度、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社会量度包括年龄、性别、教育、阶层、经济状况和民族等叁级参数。意识形态包括信仰、价值观和感知等叁级参数。权力受外部与内部两种权力的制约。外部权力制约来自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内部权力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也表现在两个方面:译者的明确追求和译者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叁个向度之间的参数和变量并非泾渭分明,有时也呈现交叉包含关系。第六章,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的目的等效探析。本章从机构话语使用者的角度对法官和律师的态度系统、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的伦理思考和法庭被告应答信息短缺的目的分析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1)—以语篇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本章例析了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注释说明标记语等四类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及其应用,以目的等效为分析框架,探讨分析了优译和劣译。第八章,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2)—以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本章例析了含糊表达话语标记语、明确表达话语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交际主体标记语等四类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及其应用,以目的等效为分析框架,探讨分析了优译和劣译。第九章,结论。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概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反思了本文的局限与不足,并对后续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并构建了一个机构话语翻译中目的等效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对机构话语翻译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翻译原则和标准、语用目的和等效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机构话语尤其是机构话语中话语标记语为例,用目的等效的理论框架来检验和评估译员的翻译质量。其次,本文将法庭话语分析中的“目的原则”和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以及翻译中的对等原则和等效原则相结合,提出了目的等效翻译分析框架及其叁桥模型,设置了机构话语翻译质量评估的具体参数,克服了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经验性局限。目的范畴把对等范畴从语言框架扩大到了人际框架,从语言世界引向到了人文世界。目的等效通过吸收融通相关学科理论,形成了以语言为本体,更具开放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语用翻译学注入新鲜血液,开辟新的发展空间。第叁,本文为了检验目的等效翻译理论对于机构话语及其中话语标记语翻译的解释力,花费了大量时间构建了“机构话语翻译小型语料库”。该语料库为目的等效翻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翻译语料,为语言学、法学和翻译学的交叉研究奠定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由于水平有限,本文所构建的目的等效翻译理论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语料还有待丰富,研究方法还不够全面,这些都是后续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陈奇敏[8]2012年在《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典诗歌既有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学载体，又融入了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并在唐代取得了巅峰成就。在中西交流日盛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2007年推出了许渊冲英译的《唐诗叁百首》，旨在帮助西方读者认识和了解唐诗之美，弘扬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拉近民族心理距离。在国内古诗英译领域，许渊冲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同时最具争议的人物。他在古诗英译的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古诗英译实践和理论形成过程大致分为叁个时期——储备酝酿期、发展高峰期和改进完善期。国外学者针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研究还相当零散、不成体系，且由于评论者的专业背景、个人审美和文学倾向各不相同，其观点也褒贬各异、主观随性。而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针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文论，近几年在数量和质量上突飞猛进，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但仍存在一些主观随意的感悟式点评，质量良莠不齐、观点褒贬不一。国内研究的常见局限性在于：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批评标准比较单一，观点论证不够严密。笔者针对许渊冲研究现状中的局限与不足，对许渊冲英译《唐诗叁百首》一书进行了描写性个案研究，归纳分析译作的特点及译者的策略抉择，重构译本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同时考察其翻译规范的形成原因和运作效果，力图公正客观地评价译者及其译诗，为古诗英译的实践与批评提供些微有益的观照。本文采用了对比、描写、分析、推导等系列研究方法，重构许渊冲唐诗译本中隐含的翻译规范。为提高分析的效度与信度，本文尽量使客观描写与逻辑论证相结合，统筹对文化历史语境的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兼顾文本分析中的人文判断和科学论证。此外，在检验译本翻译规范的运作效果时，本文借鉴了比较权威的实证调查结果，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规范”这一概念本属于社会学范畴，是某一文化群体共同遵守的引导正确社会行为的观念或指令。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翻译规范研究逐渐从零散走向系统、从规定走向描写。系统开展翻译规范研究的学者首推以色列籍译论家——图里。通过对希伯来翻译文学进行大量而系统的考察，图里提出了规范运作于整个翻译过程的论断。图里认为，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通常受到叁类规范的制约：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初始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指译者首先须在源语文本规范与目标语文化规范之间做出基本选择；预备规范影响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操作规范支配着翻译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实际抉择，指导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使用的翻译技巧。在翻译规范研究中，研究者应以目标语文化为取向，关注译文中的常规性“迁移现象”，并根据译者的抉择倾向，重构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本文确立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笔者同时认识到，图里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而笔者根据实际研究情景，适时调整主体理论的应用方式并发掘其它理论的多元互补价值。笔者遵循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分类，采用描写性研究方法，分别考察了许译《唐诗叁百首》所遵循的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许译唐诗的预备规范顺应了国家的翻译政策，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需求，涵盖了直接翻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前，英美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典籍文化的译介，总体表现出开放的接受态度；而中国也以空前积极主动的态度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推出中国文化精粹。中西文化背景共同营造了开放有利的翻译环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依据国家的翻译政策制定了适宜的翻译目的，所选翻译材料兼顾了弘扬民族文化精粹和激发目标读者兴趣的需求。中国译界认同并偏爱直接翻译方式，翻译发起方根据翻译能力和创作倾向选择了合适的翻译人选，使直接翻译能够顺利进行，文化交流能够增加深度。许译唐诗的操作规范隐含于译者在文本微观层面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之中。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许译唐诗中的主要翻译问题可归为内容和形式两大类，主要位于十个层面，即：体裁之选择、建行之形式、音韵之表现、节奏之安排、标点之处理、语句之衔接、语义模糊之处理、意象之传递、文化专名之翻译、数词之翻译。而译者灵活处理这十个语言微观层面的各种翻译问题，其操作规范受到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双重影响,在不同的翻译语境下有不同的体现形式。译者以传达原作的主要形式特点和整体意境为目的，使译诗的体裁、建行形式、音韵特征和意象尽量贴近原作，并在此基础上适度融合英语诗歌的诗学特征，在最大程度上争取译诗的表述地道、逻辑清楚、语义明晰，呈现给读者带有唐诗韵味的格律译诗。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灵活使用了增添、省略、转换、合并、切分、反译等翻译技巧，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许译唐诗的初始规范体现为宏观的译者翻译倾向和译诗面貌特征。许渊冲对于唐诗的本质风格要素十分重视，在翻译中尽量保留传译，以展现唐诗的特色和魅力，从而表现出靠近源语文化系统的翻译整体倾向。这种选择倾向是由译者的终极翻译目的决定的，即：让唐诗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精粹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在具体操作策略中，如标点、衔接、选词、句法等关联主题意义理解的细节方面，译者又兼顾了目标语语文化规范，比较均衡地处理了两种文化规范的制约作用。回顾总结许译唐诗的特殊文化语境，本文认为译本隐含的翻译规范体现了双重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因素对译者的影响，具体而言，其形成主要受到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翻译目的、主流诗学、主流翻译观念和译者主体性等因素的影响。通过考察目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态度，可以认为，译本所遵循的翻译规范运作效果良好，许译唐诗的质量得到了目标读者的基本肯定，部分实现了跨文化交流的预期效果，为唐诗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提出，要使中国的古诗英译事业蓬勃发展，翻译实践者、批评研究者和出版发行方仍需共同努力，克服局限、发挥优势，切实提高中西跨文化交流的效果。本文从翻译规范角度对许渊冲唐诗英译进行了描写性研究，开拓了古诗英译领域的研究新视角。同时本文丰富了描写性翻译研究的成果，探索了翻译规范理论的实际应用模式，对翻译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此外，本研究以国内典型译者的典型译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应用推广价值，期望能给古诗英译爱好者以理论及方法上的启迪。本论文只是关于许译唐诗的初步研究，还存在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探讨不够全面深入、数据不够直接充足等研究局限，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拓宽视野、改进方法、深化研究，力求发掘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胡妤[9]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庄驰原[10]2015年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与误读（1995-2014）》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解构主义阵营的灵魂人物,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的哲学理论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不可忽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从语言哲学的层面对翻译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探讨,在中国翻译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任何其他翻译理论,不仅对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还为翻译学的理论构建开拓了新的思路。本文以我国1995年至2014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试就近二十年间中国翻译界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研究历程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勾勒出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大致脉络,总结出引介(1995-1999)、论争(2000-2007)和理性回归(2008-2014)叁个不同时期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对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误读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德里达本人的着作分析来厘清相关误读与误解内容,认为解构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不会导致胡乱翻译,同时,解构主义翻译没有提出任何理想化的翻译标准,也不会导致译者主体性无限上升。本文希望通过文本细读和论证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真实内涵,从而正确评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我国翻译研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促进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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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符号学与翻译基本问题研究[D]. 佟颖. 黑龙江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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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袁卓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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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口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D]. 陈圣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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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与误读（1995-2014）[D]. 庄驰原.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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