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183;伊肯伯里国际秩序思想及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秩序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伊肯伯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6)03-0048-53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受到冲击，美国是否衰落以及权力转移成为被热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涉及如何理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而这一议题正是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学术研究的核心。伊肯伯里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著名的国际政治学教授，美国对外战略的理论大家。作为享誉学界的知名学者，伊肯伯里著作颇丰，学术涉猎较广，但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想是以《大战胜利之后》与《自由主义利维坦》①为代表的国际秩序思想。这种国际秩序思想，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论内核，以批判小布什政府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为切入点，强调美国在冷战后应该奉行自由国际主义的对外大战略，并对当今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伊肯伯里国际秩序观的思想体系 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步入民主政治以来的一个纷繁复杂的政治哲学流派，自由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体现经常冠之以自由国际主义，但何为自由国际主义，学界尚未做出明确的概念界定。正如伊肯伯里所说，自由国际主义并非体现一套固定的原则和惯例，它无论在概念还是形式上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②不过，自由国际主义仍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特点，即自由国际主义优先考虑观念和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相对轻视权力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按照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亨利·诺(Henry Nau)的说法，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并且寻求通过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法、国际组织、经济相互依赖等多边途径来传播和维护这些价值。③在当代美国学术界，作为自由国际主义学派的典型代表，伊肯伯里在继承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国际机制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国际秩序层面理解美国该如何领导世界。关于国际秩序这一议题，在美国外交史上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尝试”，即一战威尔逊政府时期关于国际联盟的构想、二战罗斯福政府时期倡导的“大西洋宪章”以及建立联合国的构想、冷战后老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构想。这些对外大战略构建，似乎都在试图建立一个符合美国长久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可见，建立何种“国际秩序”是解决“美国如何领导世界”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就伊肯伯里而言，其国际秩序思想正是沿着自由国际主义的这一理论大框架，结合美国世界领导力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伊肯伯里的这种国际秩序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战后霸权国的宪政秩序选择。伊肯伯里在研究历史上的大量案例之后认为，世界秩序的建立似乎都经历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大战之后的主导国在如何运用权力的问题上有三种选择：一是“主导”(dominate)，即运用其自身至高无上的物质性权力，在收益分配中取胜，其结果往往会引发国家间无休止的冲突；二是“放弃”(abandon)，即不论战后的争端如何，都采取不理睬和不承担的态度，选择“休养生息”，多体现为“孤立主义”的外交色彩。三是“转化”(transform)，即为建立一种持久的秩序，并获得其它国家对此秩序的忠诚而选择对自身权力进行约束，使自身的实力转化为持久的、合法的、互惠并符合自身持久利益的秩序。伊肯伯里进而指出，与上述权力选择相对应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也分为三种形式：即均势秩序、霸权秩序和宪政秩序。④伊肯伯里最终指出，宪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是最符合主导国持久利益的选择。“宪政”一词，最早来源于西方式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而伊肯伯里创新性地将其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他认为领导国通过限制自身权力，使其限定在某种秩序中，来换取其它国家的默许和顺从，这样的秩序就带有宪政性。对于领导国而言，其最大的动机便是将战后力量的绝对优势转变为持久的政治秩序，而这种秩序需要确保其它国家在基本规则、原则上达成一致，这便促使宪政秩序的建立。伊肯伯里指出，宪政秩序体现着三个特点：“对秩序的基本规则、原则达成一致；规范和制度的建立，用来绑定和限制权力的运用；在宪政秩序中，规则和机制存于更广泛的政治体系中，且不易改变。”⑤更为重要的是，宪政协议降低了对“获胜”意义的强调，这同国内秩序中的宪法具有同等作用，既限制了获胜国随意使用权力，也减少了权力回报的可能性。这种秩序，使失败的国家意识到它们的损失是有限和暂时的，失败并不等于失去一切，它也不会赋予胜利国永久的优势。因此，宪政秩序的建立，需要考虑两个主体之间的问题：其一是领导国为什么愿意限制自身的权力，其二是次要国家为什么愿意接受这种安排。伊肯伯里认为，对于领导国而言，之所以愿意限制自身，是因为“保存实力”符合其长期利益。因为领导国意识到自身的绝对优势是暂时的，若想将自身的优势得以延续，就需要“投资”，即创立一种次要国家都认同的“规则”，次要国家认同和接受可以避免“强制”所带来的高昂的成本。简言之，领导国旨在“将实力锁定于未来的回报之中”，来确保自身的领导地位。而对于次要国家而言，之所以愿意接受其领导国建立的“规则”，主要是因为可以同领导国“讨价还价”。宪政秩序的建立，使“讨价还价”不仅仅基于权力，更不用担心被“主导”或“抛弃”的危险。这样一来，宪政秩序对于双方而言，似乎都是利大于弊的交易，极具吸引力。⑥ 其二，宪政秩序的制度战略。在探讨了宪政秩序的内涵之后，还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宪政秩序如何得以稳定?或者说，建立宪政秩序应采取何种战略?伊肯伯里进而指出：“宪政秩序的稳定，源于制度。”⑦为了确保宪政秩序的稳定，领导者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这种安排，不但可以限制权力的绝对优势者对权力的任意使用，也可以确保没有永远的失利方。伊肯伯里指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领导国需要采取相应的战略，即建立“制度性协议”。进一步说，要“开放自己”、“约束自己”。“开放自己”，意味着领导国在政策制定上更具“透明性”，这样可以使领导国的行为具有可预期性，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约束自己”，意味着领导国限制“自主权”，从而使其它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⑧因此，“制度性协议”的建立，无论对于领导国还是次要国家都具有吸引力。伊肯伯里认为制度战略之所以具有优越性，是因为制度具有“黏性”，它将领导国和其它国家捆绑在一起，当双方都发现制度带来“回报增加”时，便形成“路径依赖”，使其它制度难以取代。⑨在伊肯伯里看来，制度性建设有赖于两大核心变量：即“权力的差距”和“民主”。一方面，权力越失衡，领导国就越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并获得其它国家对“制度性协议”的认同，因为它能够避免其它国家所担心的问题，即被“主导”或“抛弃”。另一方面，“民主”国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透明”、“分权”和“开放”等特征，为协议的达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具有相似国内政治秩序类型的国家，更有可能同意加入其中。因为，它们可能拥有相同的政治偏好乃至目标，在政治结构和政策上也具有相似性。因此，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标。伊肯伯里通过历史案例的分析，指出1815年后的国际秩序开始倾向宪政性，而1945年之后的国际秩序更具有宪政性。具体说来，二战后美国跃据世界霸主，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美国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同时，二战后的制度化更达到空前程度，并且这些制度大多是由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建立的。因此，与1815年和1919年不同，领导国和次要国家更有能力和意愿加入到宪政秩序之中。伊肯伯里认为1945年之后的国际秩序极具稳定性。他并不赞同学界“冷战后是一个分水岭”这一观点，他认为二战后形成了两种秩序：一个是两极对抗秩序，一个是自由民主秩序。而苏东剧变仅摧毁了两极秩序，并未打破由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建立起来的宪政秩序。因此，若要说变化，不过是1945年秩序变得更加广泛和强健。⑩虽然权力在世界的分配发生了巨变，但美国自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秩序则被更加制度化。因此，伊肯伯里认为，“自由国际主义”从未被打破，而是经历着不同时期的发展，并称冷战后为“威尔逊3.0”时代。(11) 其三，新时期宪政秩序的困境与发展。伊肯伯里认为，与威尔逊时期“同一个世界”的秩序蓝图不同的是，战后数十年来的国际秩序更呈现“等级秩序”的特征，具体说来，美国在各个领域具有更深远、更复杂的影响，它不仅是秩序的创建者和参与者，更是领导者，这使得战后的秩序逐渐发展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伊肯伯里认为美国期望的是普世秩序，而得到的却是美国主宰的世界体系。(12)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国大战略在老布什及克林顿时期的确有所继承与发展。然而，“9·11”事件的发生却让小布什政府偏离了以往的战略方向，美国政府采取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特征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在对外政策上明显地流露出“帝国”的特征，最终促使美国外交陷入困境，甚至被外界冠之以“流氓国家”的恶名。针对小布什政府试图以“反恐战”来重塑国际秩序的鲁莽举措，伊肯伯里进行了猛烈抨击。(13)小布什政府外交上的失利，也为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回归提供了契机。“宪政秩序”的重构，再一次成为探讨焦点，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对继任者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转变寄予厚望。2008年，伊肯伯里在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提交的战略性研究报告中指出，在新时期日益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并非是某个特定的敌人，即便能够指出某几个特定的对象，对象之间也具有极为复杂的关联，因此，21世纪美国面临的威胁具有多元性。(14)伊肯伯里进一步指出，美国所倡导的，旨在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基石逐渐受到侵蚀，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权威都处在危机之中，但这并非意味着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本身处于困境，并最终走向终结，而是秩序的治理处于困境。(15)为此，美国大战略并非寻求一个有针对性的威胁，而是重塑那些得到认可的、合法的制度体系。伊肯伯里将这种大战略称之为“自由秩序的构建”(liberal order building)。(16)此外，在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是否挑战现有秩序的问题上，伊肯伯里的态度体现出其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高度自信。伊肯伯里并不否认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但他认为中国实力的上升，或者说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并不必然引起国际秩序的巨大转变。当今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加入容易而撼动不易，伊肯伯里认为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并不想挑战现有自由国际秩序的规范及原则，它们更情愿加入其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让新兴国家共同参与并融入现有秩序。按照伊肯伯里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西方是贯通东方之路(the road to the East runs through the West)。伊肯伯里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称之为“美国有限公司”(America Inc.)。今天，美国所把持的这一“美国私人有限公司”要面对“公众”开放，崛起大国正在这一全球体系中寻求更大的权力与发言权。美国自身正面临将“美国私人有限公司”转变为公立的世界有限公司的压力，美国不得不邀请新股权持有者与新的会员加入到董事会中，但美国与欧洲将仍然是这个董事会的领导，不过它们不像过去那样有影响力。(17)从伊肯伯里的诸多论述中可见，未来的国际秩序仍然是美国意志的体现，是一种自由国际秩序或自由霸权秩序。这种国际秩序的主要特征有：开放的市场、民主共同体、集体安全、法治。 二、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观与奥巴马外交 面对小布什时期保守主义的外交残局，美国亟需新的战略转变。正如福山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所言：“美国近十年来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伊拉克战争，二是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者都是保守派思想引发的后果。”(18)而这些外交上的失利，让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并试图重塑美国形象。事实上，早在小布什政府第二任后期，美国战略界就已经开始反思时任政府的外交失误，并为新一届政府出谋划策，作为战略学家的伊肯伯里，其倡导的国际秩序大战略思想就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2006年，以伊肯伯里和安妮—玛丽·斯劳特为首的学者联合发表《铸造法制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报告(即“普林斯顿报告”)，(19)以及2008年“凤凰倡议”小组发表的《战略领导：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研究报告，(20)都体现出对建立自由国际秩序的倡导，为新任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转变提供了理论框架。普林斯顿报告由伊肯伯里和安妮—玛丽·斯劳特执笔，报告指出“美国必须主张、寻求并确保一个有法可依的自由世界，历史事实表明，美国经验的成功离不开自由和秩序，而秩序即法律”。(21)这一核心观点集中体现出自由国际主义关于构建国际秩序的思想。尽管伊肯伯里没有参与“凤凰倡议”研究报告的起草工作，但“凤凰倡议”的重要起草者之一安妮—玛丽·斯劳特与伊肯伯里共同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两人都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忠实捍卫者，都重视国际秩序构建对于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两个报告讨论的部分学者后来加入到奥巴马政府的对外决策层，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智囊团成员，并对奥巴马政府外交决策产生深远影响。2008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也是酝酿新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理念的关键时期，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2008年，伊肯伯里在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提交的战略性研究报告中指出，今天，对美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并非来自哪个具体的敌人，而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所倡导的、能够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全球秩序的制度基础遭受侵蚀。所以，美国的大战略并非寻求一个有针对性的威胁，而是重塑那些得到认可的、合法的制度体系。伊肯伯里将这种大战略称之为“自由秩序的构建”。(22)同年，伊肯伯里在《外交》期刊上撰文指出，美国领导下的单极时代最终会过去的。他告诫美国政府，如果美国要保持在当今世界的领导力，就必须强化当今的国际秩序，加强制度与体系构建，使这个秩序的根基尽可能非常牢固。(23)2009年，伊肯伯里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德德尼(Danid Deudney)联合在《外交》期刊撰文，进一步阐述他的国际秩序大战略思想。伊肯伯里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集权专制主义”崛起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将这些“专制体制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中，让这些国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24) 从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他的确深受伊肯伯里等人以国际秩序构建为核心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二是“立”。“破”即抛弃“单边主义”外交理念，反对“滥用武力”和“意识形态”式的外交政策；“立”则体现在对“巧实力”外交的推崇，更加倾向于多边主义外交。奥巴马认为：“美国追寻的是领导世界并非建立帝国。”(25)最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在相继出台的两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高度强调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将国际秩序上升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试图用建构国际秩序来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奥巴马政府看来，国际秩序与安全、经济和价值观三大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并为实现这三大目标提供重要保障。奥巴马认为，重塑美国领导力是其执政的核心任务，而重塑美国领导力的关键之一是重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奥巴马政府公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篇就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实力和影响力，塑造有利于克服21世纪所带来的诸多挑战的国际秩序。”(26)2010年报告体现出新任政府急于对小布什政府时期外交战略进行修正，强调用国际政治秩序的构建来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设想，而2015年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强调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更提出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将国际秩序分为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经济秩序两大方面。(27)该报告在强调亚太再平衡议题的同时，着重指出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大趋势下，推进TPP机制的重要性。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的外交战略，大都体现出对上述观点的吸收与采纳。同第一任期相比，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国际秩序的经济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从近几年奥巴马政府对TPP和TTIP的推动力度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此外，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大战略还利用规则与制度等软实力手段来掌控国际秩序构建的话语权，从而确保美国的绝对领导力。从近年来TPP的发展不难看出，美国虽然力邀中国加入其中，但与此同时又通过绿色壁垒等手段给中国施压，这集中体现制度或机制的建立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性。按照伊肯伯里的观点，规则一旦确立，就具有强制性。因此，奥巴马政府强调国际秩序的大战略，归根结底，是为应对新时期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力图在未来的中美世界秩序之争中确立话语权。 事实上，奥巴马的外交理念并非独创，而是自一战以来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乃至克林顿总统奉行自由主义外交传统的延续，奥巴马的“新式”外交，实则是对固有自由主义外交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但奥巴马的外交战略并不绝对继承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外交理念，而更倾向于一种“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实用主义外交，(28)这种特征与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十分契合。奥巴马政府对建立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主张，更表明其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秩序观的吸纳。 三、伊肯伯里国际秩序思想评析 伊肯伯里虽多年从事学术研究，但他并非只是书斋式的学者，更是具有现实视野和洞见的战略家。他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主张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正如伊肯伯里在《大战胜利之后》一书中所说：“关于国际秩序源泉的争论处于两个端点之间：一者强调实力的重要性，一者强调制度和观念的重要性。”(29)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关于国际秩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都提出了重要的建设途径，然而在解决现实问题上仍显不足。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实力造就了秩序，而国家实力的分配则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动。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物质性权力对秩序建构的重要性。而伊肯伯里认为，现实主义的困境在于，实力高度失衡下秩序如何构建。他认为，制度也是权力的来源，现实主义忽略了国际制度在国家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自由主义者虽然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但并没有考虑权力严重失衡对合作产生的制约问题，没有探讨“领导国如何利用政府间制度约束自身，缓解次要国家被主导和抛弃的恐惧”这一问题。伊肯伯里在此之上，提出特有的“自由国际主义”路径，即国际秩序的“制度路径”，创新性地提出“权力与规则并非敌人”，在解决现有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融合并发展成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价值。就现实层面而言，伊肯伯里用大量历史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按照历史的纵向时间顺序，对几次重要国际秩序建立的过程予以梳理和分析，赋予核心论点以有力论据，将理论提升到战略高度。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上可以看出，伊肯伯里的思想十分具有战略洞见，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对美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资深编辑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所言：“他是自由国际主义的桂冠诗人，是这一代最具天赋的国际关系学家。”(30) 当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任何理论都有无法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就伊肯伯里关于国际秩序的思想来说，仍存在以下缺陷： 其一，从研究路径来看，伊肯伯里的文献多偏重“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角度。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学派中的一种，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的演进置于历史进程之中，同时认为一种有效的历史进程在当下表现为特定的制度”。历史制度主义的特点是“路径依赖”，并认为制度的变迁是具有黏性的，制度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随着社会力量的进化而发生变化，并认为在某个“关键点”所做的选择会影响接下来关键点上的选择。(31)从伊肯伯里的学术文献中不难看出他的研究是具有“制度路径”偏好的，他认为“制度会嵌入政体之内，这反过来会使制度变迁变得困难”。(32)然而，这种从“过去”推“现在”的理论模式，放大了历史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国际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所以，伊肯伯里对制度的推崇与放大化似乎有待商榷。 其二，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思想带有鲜明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他所认为的国际秩序，实质仍是美国主导下的秩序，其思想过分夸大美式民主的社会化力量，实则强调美式观念的普世性和世界的一元性。伊肯伯里认为霸权国在“运用权力”和“赢得同意”的过程中，应依靠“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途径，即“改变其它国家领导人的实质性信仰”，当其它国家的精英领导层将霸权国关于国际秩序的设想内化其中，霸权国便实现了对它国的控制。他主张霸权国通过“规范说服”、“外部引诱”和“内部重建”三种途径来改造甚至同化其它国家。(33)伊肯伯里于2014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讲座中曾指出，如同他计划撰写的新书《同一个世界：中国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未来》一样，全球事务并不必然会划分为“两个世界”或是“三个世界”。(34)这些言论充分体现出伊肯伯里对美国价值观的高度自信，甚至忽略世界的多元性。当然，他的观点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对。查尔斯·库普乾在其著作《没有主宰者的世界》中最为直接地抨击了以伊肯伯里为首的主流学派的观点，即美国应将其它国家纳入西方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之中。库普乾认为，“21世纪不会是美国的，不会是中国的，不会是亚洲的，不会是任何人的，它不属于任何一方”。即将出现的国际体系将拥有多个权力中心，且具有多元性。(35)基辛格在阐述自己的世界秩序观时就坦承，从来没有真正的“世界秩序”，所谓“世界秩序”其实不过是欧洲均势秩序、古代中国朝贡秩序、伊斯兰世界秩序、美国式世界秩序等地区秩序。(36)所以，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国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观越来越不合时宜，伊肯伯里国际秩序观的理论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注释： ①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②(12)(15)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13,pp.142-146,p.145. ③Henry R.Nau,At Home Abroad: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p.55-59. ④⑤⑥⑦⑧⑨(29)(32)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24,p.27,pp.48-51,p.43,pp.55-58,pp.59-65,p.8,p.63. ⑩G.John Ikenberry,"The Myth of Post-Cold War Chaos",Foreign Affairs,Vol.75,No.3,May/June 1996,pp.79-91. (11)G.John Ikenberr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7,No.1,March 2009,p.71. (13)伊肯伯里对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以下论著：G.John Ikenberry,"Getting Hegemony Right",The National Interests,Spring 2001; G.John Ikenberry,"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Survival,Spring 2002; G.John Ikenberry,"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Survival,Spring 2004; G.John Ikenberry,"Power and Liberal Order:America's Postwar World Order in Transi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5,2005. (14)(16)(22)G.John Ikenberry,"An Agenda for Liberal International Renewal",in Michele A.Flournoy and Shawn Brimley,eds.,Finding Our Way:Debat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June 2008,p.45,p.45-46,pp.45-46. (17)G.John Ikenberry,"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Discontents",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8,No.3,2010,p.520. (18)谷棣、谢戎彬主编：《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M],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19)(21)G.John Ikenh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 Strategic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trategy,2006,p.6. (20)Anne-Marie Slaughter et al.,"Strategic Leadership:Framework for a 21[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A Phoenix Initiative Report,July 2008. (23)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uary/February 2008,pp.24-25. (24)Daniel Deudney and G.John Ikenberry,"The Myth of the Autocratic Revival",Foreign Affairs,Vol.88,No.1,January/February 2009,pp.77-93. (25)(26)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Preface,p.1. (27)关于2010年和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评述，参见杨卫东：《国际秩序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评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J],《国际论坛》2015年第4期，第65-71页。 (28)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参见杨卫东：《奥巴马外交：主义意识还是问题意识》[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4月(下)，第78-86页。 (30)G John Ikenberry,Liberal Order & Imperial Ambition,Malden,MA:Polity Press,2007. (31)宋新宁、田野：《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93页。 (33)G.John Ikenberry,Charles A.Kupchan,"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1990,pp.283-315. (34)[美]约翰·伊肯伯里：《中国的崛起将融入现存国际秩序》[J],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4年第5期，第1-4页。 (35)Charles Kupchan,No One's World:The West,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3. (36)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New York:Penguin Press,2014.标签：国际秩序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美国史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奥巴马论文; 大战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