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的兴国广嗣术与合阴阳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论文,阴阳论文,广嗣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9—0054—09
太平道的经典《太平经》，卷帙浩繁，内容庞杂，上承黄老、董子之学，广纳谶纬与民间信仰，下启黄巾起义，曾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太平经》宣传兴国广嗣术，汉代已有人如此说。其宣传合阴阳法，尚少人知。
一、《太平经》的编纂年代和作者
《汉书·李寻传》记载说：西汉晚期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扬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① 大有奉天命而救世的味道，不把执政者放在眼里。于是，中垒校尉刘向将甘忠可及其弟子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下狱治罪。哀帝初立，夏贺良取得几位官吏如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以及长安令郭昌等的支持，再次向朝廷进献《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夏贺良以绝嗣和天谴作为警告：“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秧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哀帝听从，改元易号。月余之后，哀帝因夏贺良所言不应验，诛夏贺良等，李寻、解光等充边。[1] (P.1080-1084)
《后汉书·襄楷传》记载说：东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朝廷门前，献上一部书，自称是他的老师干吉(也有文献记载为于吉)于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这部书有170卷，皆缥白素朱书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内容是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包括许多巫觋杂语。有司向顺帝报告，指责这部书的内容妖妄不经。于是顺帝将其束之高阁，没有研究和采纳书中的建议。桓帝时，善天文阴阳之术的襄楷又上干吉神书，并两次上奏章竭力推荐。其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但桓帝也没有采纳襄楷的建议。[2]
牟子《理惑论》提到“神书百七十卷”[3]。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著录“《太平经》五十卷……《甲乙经》一百七十卷”[4]。《神仙传》曰天仙授于吉青缣朱字《太平经》十部，吉付宫崇[5]。唐孟安排集《道教义枢》卷2《七部义第六》曰：“《太平》者，此经以三一为宗，老君所说。按《甲部第一》云：‘学士习用其书，寻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为主。’然其卷数或有不同。今《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按《正一经》云：‘有《太平洞极之经》一百四十四卷。’此经并盛，明治道、证果、修因、禁恶众术也。其《洞极经》者，按《正一经》，汉安元年太上亲授天师，流传兹日。若《甲乙》十部，按《百八十戒》云，是周赧王时老君于蜀授琅琊干吉。至汉顺帝时，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经》。帝不信之，其经遂隐……陈宣帝雅好道法，乃屈周智响法师往取此经……请还台城，帝见迎礼……因法师得经，故号太平法师也。”[6] (P.814下-815上)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襄楷传》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2]
以上是截至唐代与《太平经》有关的重要记载。唐以后著录或提及《太平经》来源的文献还有很多，说法不尽相同。需要申明的是，《四库全书》本《神仙传·宫崇传》并无授受《太平经》的内容，前引《道藏精华录》本《神仙传》所载是否后人妄加，尚难断定。
明《道藏》今存《太平经》残卷57卷、《太平经钞》10卷和《太平经圣君秘旨》。《太平经钞》为《太平经》的节选本。《太平经圣君秘旨》为《太平经》的一部分。敦煌道经S4226残卷保存着《太平经》170卷的361篇目。另外《太平经》的一些佚文散见在各文献中。
上述有关《太平经》的文献记载和今存《太平经》残卷、节选本等，自30年代以来，受到学者们普遍重视，发表了不少考证《太平经》编纂年代和作者的论著。1930年小柳司气太撰文，认为《道藏》之《太平经》即汉代旧著[7]。1935年汤用彤从文献记载和《太平经》所载之事实与理论，断定今本《太平经》为汉代之旧书。他说：“《太平经》者，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鬼教，其所记与汉末之黄巾、六朝之道士，均有差异，则谓其为最早之道教典籍，而非后人所伪造，固有相当理由也。”[8] (P.69)但他没有肯定今本即原本，说：“若欲确证其为宫崇所上、襄楷所见之原本，则自极难。”[8] (P.60)1960年王明据28种著作编成《太平经合校》，基本上恢复了《太平经》170卷原貌。《太平经合校》前言说：“《太平经》先有‘本文’若干卷，后来崇道的人继续增扩，逐渐成为一百七十卷。不能简单地说这书就是于吉、宫崇或帛和个人所著作。现存的经书里，固然不免有后人改写增窜，可是大体说来，它还保存着东汉中晚期的著作的本来面目。”[9] (P.2)1982年王明《论〈太平经〉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10]。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各个角度考证《太平经》，多支持东汉编著说，但对细节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如：大渊忍尔反驳福井康顺关于《太平经》为六朝道经之说[11]。蒙文通说西汉今文学家夏贺良、甘忠可始作《包元太平经》，其为《太平经》之权舆[12]。熊德基将《太平经》的体裁区分为问答体、散文体和对话体三种，认为散文体和对话体属于汉顺帝时宫崇所献神书，问答体出于襄楷之手，梁陈至唐贞观年间有人将两书合成一部[13]。陈撄宁说于吉的《太平清领书》脱胎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太平清领书》和顺帝时张陵的《太平洞极经》混合即《太平经》[14]。饶宗颐说甘忠可向成帝献《包元太平经》12卷是《太平经》之前身，《太平经》即于吉之《太平清领书》[15]。龚鹏程说真正为《太平经》之前身，或根本就是今传《太平经》者，乃东汉顺帝时宫崇所献《太平青领书》，《太平经》向来就是170卷，至迟在于吉时就是这种面貌[16]。王葆玹说《太平经》从西汉成帝至东汉灵献之际陆续成书，它的基本思想一直是承袭西汉黄老学派与汉武帝关于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的理论[17]。苏抱阳说《太平经》最初是由《太平本文》和围绕此书的神真对话形成的，撰者是《太平经》记载的神人。于吉是《太平经》中的六真人和神真对话的编辑者之一，宫崇是于吉所找到的献书人。《太平经》和《太平洞极经》同出一源。传授系统不同[18]。刘昭瑞为《太平经》成书于东汉说，寻找出考古资料的依据[19]。王平同意熊德基关于《太平经》三种文体撰写时间的推断，但认为将三种文体合成一书者就是襄楷。其曰：“散文体定属于今本《太平经》之底本。”“散文体成书于汉顺帝之前，问答体成书于汉末灵、献之世，而对话体则两种可能兼而有之，但在次序上为散文体之后，问答体之前。问答体之作者(或即襄楷本人)将三种文体之作品混为一书，定为百七十卷，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均分全书为十部[20]。王育成从道符推测《太平经》成书于汉安帝时期(107-125)的可能性最大[21]。笔者依从东汉编著说。
也有学者认为今本《太平经》为六朝或更晚时期的新本，如：福井康顺认为今《太平经》是六朝梁陈之际的《太平洞极经》的残卷[22]；吉冈义丰认为六朝末出现了新《太平经》[23]，《道藏》本《太平经》是六朝末新《太平经》的残卷，《太平经钞》也是新《太平经》的节录[24]；楠山春树认为今本《太平经》为六朝末至唐初写本[25]。另外，黎志添对东汉说和混编说提出了批评[26]。
至于另外两个问题，目前尚难结论。一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太平清领书》、《太平洞极经》和《太平经》的关系问题。《汉书》介绍《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述天命灾异、延年益寿和生子延嗣，《后汉书》介绍《太平清领书》述阴阳五行、巫觋杂语和兴国广嗣，用于介绍《道藏》本《太平经》也很合适。但仅根据这些介绍，还无法确定三者之间的继承关系。故笔者曾指出：“关于《太平经》与另外两种书的关系问题，由于资料不足，学者们很难得出一致意见”[27]。《太平洞极经》也是这样。二是《太平经钞·甲部》真伪问题。王明说：“《道藏》中《太平经钞·甲部》乃后人据《灵书紫文》及《后圣道君列纪》所伪补”[28]。《太平经合校》前言重申了这一观点。李刚修正说：“汉晋以来，《太平经》已有卷数、名称不尽相同的抄本流传于世”，“《钞》甲所反映的《太平经》甲部中确有一些内容是属于汉代道教的，保存了《太平经》的原始风貌，除此以外便是后世道流根据需要做了加工或者说‘作伪’”，“作伪者或者说加工改造者极大可能是东晋南北朝时的上清派道士”[29]。
二、儒家思想宗教化对《太平经》的影响
黄老学说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在汉初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使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使久受暴秦统治和秦末战火之苦的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从而安定了社会，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带来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汉武帝时的国力强盛奠定了基础。
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只是权宜之计。这种方针不能满足封建政治大一统的需要，也不符合统治者树立权威、追求享乐生活的口味。汉武帝时，儒家思想适时地取代黄老思想获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黄老思想逐步走向民间，走向宗教化的道路。黄老学者和方士试图建立的是退隐者和出世者的宗教。在儒家思想开始登上独尊舞台的时候，一些儒家学者和官员试图将之变为统治者的宗教。这样，在汉代，政治地位下降和上升的两种思想同时在努力向宗教转化。
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就是开启儒家思想宗教化的总代表。董仲舒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董仲舒把“天”奉为“百神之大君”，奉为宇宙最高主宰，宣称天有意志，司赏罚，统领天上和人间，能够决定国家的治乱、予夺国君的天命以及掌握百姓的生死祸福，能够通过显示祥瑞和灾异对国君施行鼓励和谴责，所以人应当敬天、畏天。他宣称天有阴阳五行，故而天具有最完美的封建道德，是王道之三纲的来源，所以人应当法天。他用人副天数、天人合一的理论阐述天人感应的思想，要求国君顺天而行，施政遵从阴阳四时和五行之顺，自觉接受天谴，用善行感动天，避免更大的灾祸。总之，天和自然现象被拟人化、神化、神秘化，人的行为也被神秘化、宗教化，儒家学说被神学化。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为汉代成功地提供了有效的统治思想，并且对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的成功距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还有距离。神学化的儒家学说仍然是学说，是思想，是名教，不是宗教。仅从建立新宗教的角度说，他失败了。
儒家思想宗教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神化孔子和儒经，炮制谶纬神学。张衡曰：“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30] 光武帝刘秀提倡谶纬，谶纬神学盛行起来。白虎观会议后，谶纬盛极一时，成为官方神学主流，几乎取代经学的地位。当然，炮制谶纬神学的不止是儒家学者。谶纬神学中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谶语神话、神仙方术等内容，可谓古已有之，源远流长，陈槃说当溯原于邹衍及其燕齐海上之方士[31]。汉代黄老方士也独自制造谶纬，王祎在《青岩丛录》中说谶纬“盖夏贺良之徒为之”，其指的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②。不过取得官方地位的还是儒家成体系的谶纬神学。谶纬神学也没有成为宗教，而且不久就失去了官方地位。
《太平经》是黄老思想宗教化的产物，是太平道编著的宗教著作，总的目的是宣扬成仙，给人以精神慰藉，同时鼓吹理想的太平社会，包含着治国理民的内容，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方案。其继承了道家的阴阳二气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和贵生思想，与方仙道的神仙信仰及方术相结合，吸收、融会了先秦的五行学说、汉代的元气说、三才论等，建立了比较庞杂的哲学和神学体系。
还必须指出，汉代儒家思想宗教化的努力为《太平经》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成为《太平经》的理论骨架之一。《太平经》也吸收了一些儒家谶纬的内容。汤用彤说：“颇疑其(《太平经》)中学说多合于谶纬。”[8] (P.62)
由于《太平经》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以至于蒙文通说：“道教之始为太平道，而太平道则似源出儒、墨。西汉今文学家夏贺良、甘忠可之流，始作《包元太平经》，是为早期道教之权舆。”[12] 有学者说得更鲜明，认为《太平经》“不是汉代道家思想，而是伪冒‘道’名的汉儒神学唯心主义”。“道教其名，儒教其实”[32]。这些话虽然说得绝对了一些，却也不无道理。近来又有学者说：“可以推测，甘忠可等人乃是西汉黄老学派的继承者，汉成帝时的宗教改革剥夺了黄老学派在官学中的地位，他们便对黄老一派学说加以改造，撰成《包元太平经》，以新学派的面目出现，以求与日益得势的儒家相抗衡。太平道的经典的前身，就是这样形成的。”[17] 这一说法别有新意。
汉代儒家思想宗教化的努力对《太平经》的影响，还表现在《太平经》宣传兴国广嗣术上。“兴国广嗣术”是襄楷对《太平清领书》宣述的房中术的称名。现存《太平经》残卷等以及已知佚文，述求子交合术时，多用施化、阴阳等词，常褒之为大道、真道、天道、皇道、太灵自然之术、无极之术等，有的融在诀中，有的称为一男二女法、阴阳施法，尚未发现“兴国广嗣术”一词。今仅借用兴国广嗣术之称。
三、兴国广嗣论
《太平经》从黄老思想、神学目的论、儒家伦理道德和社会需要等角度，论述兴国广嗣术的神圣性、合理性与重要性。
《太平经》讲生育，从宇宙生成谈起。其宇宙生成论，以元气论为基础。《太平经》描述说：“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天)，名为天(一)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9] (P.305)这一描述将元气的阴阳分合套在《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模式里。它承袭了《老子》的宇宙生成模式，但将起点“道”换成了元气。这是因为汉代黄老之学比先秦道家更重视元气，《太平经》吸收了同时代的思想。如《淮南子》之《俶真训》篇从“始未始”、《天文训》篇从“太始”、《精神训》篇从“惘像无形”描述宇宙生成，是很著名的。最终还是《淮南子·本经训》一句话：“天地之和合，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33]。《论衡·言毒》曰：“万物之生，皆禀元气”[34]。汉代各家普遍重视元气，如《春秋繁露·重政》亦曰：“元者为万物之本。”[35]《太平经》说元气凝一分二生三，也把元气推到了宇宙本原的高度。
《太平经》有的地方说到宇宙本原时，仍是道，暴露出理论不严密的缺点和二元论的倾向。有的地方也把道作为宇宙生成的规律或法则，这一点与汉代黄老之学也是一致的。《太平经》曰：“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9] (P.16)又曰：“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无柱而立。”[9] (P.21)这里说的道乃是规律和法则。
根据元气宇宙生成论，《太平经》强调人与天地同生于元气，人从天地分身。其曰：“人本生受命之时，与天地分身，抱元气于自然。”[9] (P.43)这种人类起源论实际上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说法，目的是要人顺天地、法天地。其曰：“为子言，事无当反天道，而以俗人之言，不顺天意……当纯法天。”[9] (P.38)
《太平经》又运用阴阳学说，阐述说阴阳和合生养是大道、天地和万物的本性与本能。其曰：“大道以是为性，天法以是为常，皆以一阴一阳为喉衿。”[9] (P.653)“天阳主生也，地阴主养也。”[9] (P.220)阐述说阴阳生养具有普遍性，曰：“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9] (P.221)强调阴阳相交才能生养，曰：“一阳不施生，一阴并虚空，无可养也；一阴不受化，一阳无可施生统也。”[9] (P.211)《太平经》宣称阴阳相交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使天地传统不绝，使宇宙永恒。其曰：“故阴阳者，传天地统，使无穷极也。”[9] (P.44)它可以使生物种类永远延续，其曰：“阴阳雌雄守道而行，故能世相传。”[9] (P.21)
《太平经》强调天使人分男女两性，成一阴一阳。其曰：“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然后能生也。何乃正使一阴一阳？夫阳极能生阴，阴极能生阳。此两者相得，比若寒尽反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术也。”[9] (P.43)这里的天，指天地，指元气。在具有阴阳属性这一点上，天人相副。不仅如此，连男女生理差别也是天造成的。其曰：“夫天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故男所以受命者，盈满而有余，其下左右，尚各有一实……阴为女，所以卑而贱者，其所受命处，户空而虚，无盈余，又无实，故见卑且贱也。本名为阴阳男女者，此二事也。”[9] (P.388)以受气是否有盈余，来解释男女生理为何有差别，自然是不科学的，而且包含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其目的在于说明人之能生，男女相交，合于天道，合天意。这是说，人分男女阴阳，男女相爱，阴阳相交，乃是天赋予人的生养本性。人顺天地，法天地，就是要尽自己的阴阳生养本性，去生男育女。
总之，《太平经》从不同的哲学角度论证生育子女的合理性，要求人们顺天、法天、守道、合阴阳，尽自己的本性。与此同时，《太平经》也没有忘记神学。
《太平经》根据天人感应神学，提出男女是阴阳的根本的反命题：“阴阳所以多隔绝者，本由男女不合。男女者，乃阴阳之本也。夫治事乃失其本，安得吉哉。”[9] (P.38)所谓本，就是说男女是否交合决定着天地阴阳是否施化，统绪是否中断。故《太平经》要求人们效仿天地，进行交合，以避免天地之统中断。其曰：“天统阴阳，当见传，不得中断天地之统也，传之当象天地一阴一阳。”[9] (P.43)《太平经》吸收阴阳家的神秘思想，宣称如果天地失统，阴阳不化生，则必有凶咎。其曰：“阳气一统绝灭不通，为天大怨也。一阴不受化，不能生出，为大咎。”[9] (P.221)《太平经》警告曰：“男不以施生，为断天统，地不以受化，为断地统。阴阳之道绝灭无后，为大凶。”[9] (P.221)这就是“失其本，安得吉哉”的意思。这无异于宣告，人们是否积极生育，关系到宇宙天地的存坏，关系到社会的吉凶，人们必须对宇宙和社会尽自己神圣的生育义务。
《太平经》要求国君在尽生育义务方面做出表率，曰：“夫王者静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长生自养，和合夫妇之道，阴阳俱得其所，天地为安。”[9] (P.17)《太平经》为帝王后妃众多进行了辩解，称后妃是土地的精神，帝王是天的精神，帝王从各州都娶一位女子，普遍与她们交媾，使得天气与各州地气普遍交通，从而保证各地可以及时得到降雨，土地化生万物[9] (P.38)。这种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实际是一种模拟感应巫术，与古代性巫术一脉相承。
汉代的确有人实践这种巫术。《汉书·王莽传》记载，更始元年，兴兵造反、攻城掠地的汉将拥立刘圣公为帝，拜置百官，王莽愈发恐惧。王莽采取的应急措施是立皇后，率120名妃嫔与皇后成同牢之礼，成礼时妃嫔皆执弓衣。这是仿照《礼记·月令》所载祠高楳之礼而行。执弓衣是求男子之祥，弓衣是一种象征性的道具，整个仪式保留着性巫术的残余。王莽意在通过包含着性巫术内容的婚礼感应天地，平息叛乱。然后，“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36] 一些学者读此条，批判王莽荒淫无耻，却没有看出这是王莽在乞灵于房中术，妄想通过性交退却造反的汉兵。
《太平经》还吸收了阴阳家关于天地与人相感应的三才思想。吴韦昭注《国语·越语下》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37]《老子·二十五章》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8] 前两个“人”字原为“王”字，据傅奕本、范应元本改。二书表明范蠡和老子都将天地人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指出范蠡思想和老子哲学是黄老学天地人一体观的主要思想渊源[39]。战国中后期，道家黄老学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天地人一体观。如《十六经·前道》曰：“王者不以幸治国，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40]《管子·内业》曰：“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41] 黄老学的天地人一体观对先秦诸子带来了普遍的影响，如《易传》称天地人为三极、三材或三才，阴阳家则以五行四时配天地人宣扬天人感应思想。《太平经》则将天地人合称为三统，曰：“三统共生，长养凡物。”[9] (P.305)其三统说建立在阴气、阳气、中和共三气的元气说基础之上。其曰：“天，太阳也。地，太阴也。人居中央，万物亦然。天者常下施，其气下流也。地者常上求，其气上合也。两气交于中央。人者，居其中为正也。”[9] (P.694)这是从天人感应的三才神学，鼓吹人当阴阳交合，尽自己对阴阳万物应尽的义务。
《太平经》抨击自我绝后的行为，曰：“今学者纯当象天为法，反多纯无后，共灭消天统。其贞者，尚天性也，气有不及；其不贞者，强为之雍塞，阴阳无道，种其施于四野，或反弃杀；穷其妻子而去者，是皆大毁失道之人也。”[9] (P.658)疑“贞”字作坚持不交合解。坚持不交合者(贞者)无后，固然有客观原因，因为没有与异性交合。进行交合者(不贞者)忍精交合、婚外野合、弃婴杀婴。另外一种是已婚者离家出走。《太平经》指责这三种人都是大逆不道。
《太平经》特别抨击坚持不交合的人，曰：“夫贞男乃不施，贞女乃不化也。阴阳不交，乃出绝灭，无世类也。二人共断天地之统，贪小虚伪之名，反无后世，失其实核，此天下之大害也。汝向不得父母传生，汝于何得有汝乎？而反断绝之，此乃天地共恶之，名为绝理大逆之人也。”[9] (P.37)
《太平经》抨击的贞男贞女，有可能指信佛者。《太平经》抨击信佛者的四毁之行曰：“其第一曰不孝，第二曰不而(能)性真，生无后世类，第三曰食粪饮小便，第四曰行为乞者，故此四人者，皆共污辱天正道。”③ 贞男贞女不婚，与第二毁之行颇相似。也有可能指立志终身不嫁娶的人，或丧偶后不二娶不二嫁的人，后者即朝廷旌扬的节妇。这些信佛者及守贞之人，在当时一些人的道德观念中可能是受到称赞的。但《太平经》却称他们为恶人，说圣贤不与他们共事，并诅咒说这些人将死于不毛之地、无人之野[9] (P.658-659)，态度十分激烈。这是因为《太平经》遵奉儒家的孝道[42]，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43]
在哲学和神学的外衣下，在伦理道德的说教下，《太平经》提倡广嗣，为了解决现实中有关治国兴国方面的实际问题。其曰：“如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天下无人，何有夫妇、父子、君臣、师弟子乎……天下无人，不可治也。”[9] (P.44)《太平经》认为无人即无封建秩序，国不可治。无人，一是指皇帝没有后代，无法延续君臣关系。统治阶级十分重视这一问题。汉成帝因无继嗣，决定恢复已经废除的杂神祭祀，求助方术[44]。大臣上书桓帝，劝他解决无子问题：“今宫女数千，未闻庆欲。宜修德省刑，以广《螽斯》之祚。”[2] 二是指家庭没有后代，无法延续夫妇、父子、师弟子关系。这也是关系到维护封建宗法以至封建国家秩序的大事。所以《礼记·哀公问》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45] (P.186)《礼记·内则》规定男人应当同妻妾普遍交合，曰：“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45] (P.106)后将军朱子元无子，王莽深知生子延嗣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故选择买婢女作为厚礼送他。[46]《太平经》提出“天下无人不可治”的思想，是为维护封建秩序服务的。
《太平经》提出“天下无人不可治”的思想，也是由于认识到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太平经》强调增加人口才能富国兴国，认为人少则国贫：“理国之道，多人则国富，少人则国贫。”④《太平经》之所以单纯强调增加人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少地多，生产力低下，只有增人广种才能使国家粮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战乱、灾荒、疾病流行、弃婴等经常造成人口负增长⑤，甚至出现“天下无人”即人口急剧大规模减少的情况⑥，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以至停顿。有学者说，《太平经》的广嗣思想对我国人口膨胀产生了影响⑦。笔者以为这种情况大概是很晚以后的事。
由于理论上的神圣性和上述实际需要，故《太平经》把男女交合作为圣人治理国家最急迫的三件事之一。《太平经》曰：“故阴阳者，传天地统，使无穷极也。君臣者，治其乱，圣人师弟子主通天教，助帝王化天下。故此饮食与男女相须，二者大急。”[9] (P.44)另外一件最急迫的事是解决穿衣问题。提出这三件急事是为帝王治国出谋划策，也反映了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迫切愿望。
《太平经》从哲学、神学、社会学等多角度阐述的兴国广嗣论，内容之丰富可谓空前。此论将黄老学说、儒家思想、神学目的论、谶纬神学以及独创的三统学说等融合在一起，标新立异，极富特色。这一点可谓绝后。但任何一件事物都有两面。《太平经》的兴国广嗣论过于庞杂，显得粗糙。
四、兴国广嗣术
对于如何施行兴国广嗣术，《太平经》也提出了一些办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先守家，后弃家
《太平经》主张修道，劝人走度世长生之路，这与男女相交的主张是两相矛盾的。《太平经》卷117《天咎四人辱道诫第二百八》(按：《敦煌目》无此篇名)用分两步走的办法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主张在道成之前，必须住在家里，尽自己的家庭责任，可以逐步减少夫妻性生活。道成之后方能弃家而去。真人问曰：“自今以往，求道皆当于何哉？”天师答曰：“皆求之于闲室，无远父母而去妻子。以渐为之，僻漏乃止……然道成，去而已。如道未成，为日守父母，保妻子，日日以渐，清静为之，旦(且)自知其意矣。”[9] (P.666)
2、一男二女法
《太平经》卷35《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曰：“凡人亦不可过节度也，故使一男二女也。”[9] (P.38)一男二女的主张来自天数一、地数二、阳数奇、阴数偶的阴阳学说，并无什么科学依据。一男二女法突破了当时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表面看是一种倒退的男尊女卑的主张，但与实际上实行的一夫多妻制相比，自是对上层统治阶级的一种限制。不过《太平经》考虑的不是婚姻制度，而是针对当时重男轻女、杀害女婴的恶劣社会风习而提出的矫枉过正的办法，可谓用心良苦。《太平经》卷35《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严厉批判了这种恶习：“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或有一家乃杀十数女者，或有妊之未出生，反就伤之者，其气冤结上动天，奈何无道理乎。”[9] (P.34-36)
3、男子应把握自己的生育年龄。
《太平经》卷59《阴阳施法第九十一》(按：卷数和篇题据《敦煌目》补)将阴阳学说与象数相结合，确定男子25岁可以放心地生育，30岁生育能力最强，60岁以后应停止生育。其曰：“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气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强，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统，以传类。会三十年而免，老当衰，小止闭房内。”[9] (P.217)《太平经》初步掌握了一个男人性能力发育和性心理发展的生理过程。其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所述相似。比南齐褚澄在《褚氏遗书》中提出的男子“必三十而娶”的说法要早。关于男人性能力和性心理到30岁才最终成熟的观点，与现代医学的结论完全一样。《太平经》关于把握生育年龄的宣传，对于古代优生优育和保护男子的身体健康，有积极作用。
4、男子要把握女子的生育年龄和受孕日期
《太平经·兴帝王篇》述天师分析汉代出生率低的原因曰：“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审，今无子之女，虽日百施其中，犹无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处，比若此矣。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名为亡种竭气而无所生成。”⑧
天师以耕作播种为喻，说明应注意把握女子的最佳生育年龄。因为季节有春秋，人生也有春秋。花季少女为春，徐娘半老为秋。天师说，当女子处于玉户张开的生育年龄时，应及时与之交合，就象春季及时播种一样，容易使之怀孕。如果与超过了生育年龄的老年女子交合，就象秋天才播种一样，等于把精液洒在不生之地，浪费气力。
从一个月之中的受孕日期来看，也可以找到春秋。最容易受孕的日子是春，不受孕的其它日子就是秋。“无子之女”即不受孕之女，她可能是老年女子，也可能是处于不受孕日期的年轻女子。天师教导说对于后者也不应该妄施。
5、在欢乐中交合
《太平经》卷22《以乐却灾法第二十二》(按：卷数和篇序据《敦煌目》补)非常重视乐，说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则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则利帝王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乐乃可和合阴阳”。[9] (P.13)《太平经》卷115《苦乐断刑罚决(诀)二百五》(按：卷数和篇名据《敦煌目》补。《道藏》本说原缺卷115，误。)又说，天有三气，上气称乐，中气称和，下气称刑[9] (P.632)。乐比和的地位还要高。其认为人对乐的理解与掌握的不同程度，可以带来不同的效果。其曰：“故举乐，得其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乐人也。”[9] (P.634)乐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心同意合，双方皆大欢喜。其曰：“夫心同意合，皆为大乐也。”[9] (P.629)
乐可以却灾断刑，可以生子，生子也是为了却灾断刑，所以交合必须乐。这就是《太平经》的理论。《太平经》卷48《三合相通诀第六十五》指出，心同意合则在交合时意见一致，配合默契，即“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9] (P.149)故《太平经》卷115《苦乐断刑罚决(诀)二百五》要求选择双方都欢乐的时候交合，说：男女欢乐则同心共生，凡交合没有不成功的。不欢乐，则不肯与对方有感情地交合。对对方的不欢乐感到愤怒，强迫对方与自己有感情地交合，交合之后双方都有灾祸[9] (P.648)。
此篇还提出男女都应主动地与对方前戏，引起对方的欢乐情绪，激起对方强烈的合作愿望。其曰：“牝牡之属，相嬉相乐。然后合心，共生成，共为理，传天地之统，御无极之术。”[9] (P.649)其认识到交合必须双方都有主观意愿，都有欢快的心情，是十分正确的，客观上起到尊重女性，增加男女双方快感的作用。
《太平经》的兴国广嗣术吸收了中医药学的科学知识，继承了马王堆帛书房中术合阴阳之方与嬲乐之道关于前戏的做法，关于“乐乃可和合阴阳”的思想与西汉阴道“乐而有节”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太平经》特别提出反对强迫交合，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相嬉相乐的思想，是说男女双方互相嬉戏，发展了马王堆帛书房中术和西汉阴道的规则。
据《敦煌目》，《太平经》卷131有《近命符孤男孤女能调阴阳决(诀)》，卷143有《使夫妻同居决(诀)》等，原文已佚。
五、合阴阳法
《太平经》称天地因不停地施化运转之故，得以永存，其曰：“故天者名生称父，地者名养称母。因六甲十二子八卦之气以为纪，更相生转相使，故天道得常在不毁败，是常行施化之功也。”[9] (P.658)以此推断，男女施化相交，也可以使自己获得长生。《太平经》对养生房中术的论述比较晦涩。
1、顺道还年法
《太平经》卷18《顺道还年法》曰：“合阴阳顺道法还年不老。大道将还人年，皆将验候。瞑目还自视，正白彬彬。若且向旦时，身为安著席，若居温蒸中。于此时，筋骨不欲见动，口不欲言语，每屈伸者益快意。心中忻忻有混润之意，鼻中通风，口中生甘，是其候也。故顺天地者，其治长久。顺四时者，其王日兴。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详思此意，与道合同。”[9] (P.11)
《太平经》残卷无此段，《太平经合校》据《太平经钞》卷2补[6] (P.314中)，将文首“合阴阳顺道法”六字拟为篇题。据《敦煌目》，此篇位于《太平经》第18卷，篇目为《顺道还年法》。
此段所谓顺道，即顺天地，顺四时，以一阴一阳为用。可用于治国，可用于合阴阳。《太平经》说，顺道可以治国，可以王业兴旺，可以神且明。神且明盖指合阴阳后还年不老。其描写练功过程中的感受和征候是：瞑目内视，看见洁白一片。虽然快要天亮，身体仍平静地贴在床席上，好像处在暖气的蒸腾中。此时，筋骨不想动，口不想说话，每插入(屈伸)都更加快乐。心中舒坦，有一种温暖湿润的感觉，鼻中通风，口中生出甜味，这些是成功的征候。
《太平经》叙述了许多修炼方法，有守一、守一明、存思、食气等等。如其曰：“入室始少食，久久食气，便解去不见者，是也。”[9] (P.278)又曰：“但思其身洞白，若委气而无形。”[9] (P.282)“欲寿者当守气而合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合以为一，久即彬彬自见，身中形渐轻，精益明，光益精，心中大安，欣然若喜，太平气应矣”。[9] (P.739)“顺道还年法”将存思和服气纳入了房中术中。
2、和合阴阳法
《太平经》卷11《和合阴阳法第十一》(卷数和篇序据《敦煌目》补)曰：“和合阴阳，白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阴有阳，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昼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里，自白有黑，自明有冥，自刚有柔，自男有女，自前有后，自上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自子有丑，自五有六，自木有草，自牝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此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至意也。”[9] (P.728)
此段据《太平经钞》卷10补[6] (P.381上)。《太平经合校》疑“和合阴阳”之后脱法字，拟“和合阴阳法”五字为篇题。
《太平经》提倡中和思想。其曰：“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9] (P.20)但这里的和合阴阳却不是一般地泛指万物生长、生活幸福和国家太平，而是指房中术。文中一连串以“自此有彼”为格式的排比句，在《太平经》另外一处有类似的论述。另一处论述阴阳生养之理，将元气与自然而化、天与地、日与月星、昼与夜、春夏与秋冬、甲丙戊庚壬与乙丁己辛癸、子寅辰午申戌与丑卯巳未酉亥、九与六、男与女、雄与雌、君与臣相对，一一说明每对中的前者“阳也，主生”，后者“阴也，主养。”[9] (P.220)《太平经》又一处为“录身正神法”，叙述说人身中有阳神和阴神，曰：“故人乃道之根柄，神之长也。”[9] (P.12)由这两处推测，和合阴阳法讲述的是男人和女人的交合之道，大概与存思身中神以及行善有关，全文大概是一种关于养生或成仙房中术的咒语或隐语⑨。
《太平经》的合阴阳法与马王堆帛书的合阴阳法相比，不仅增加了存思的内容，而且变得神秘起来。这体现了时代的色彩，也是房中术与宗教相结合的结果。
注释：
①有学者断为“《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两部。更有学者又将《包元太平经》断为《包元》和《太平经》两部(见王葆玹撰《西汉国家宗教与黄老学派的宗教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第206页)。
②上海涵芬楼影印明隆庆刻本《百陵学山》，盈字号，第1页。王云五主编铅印本《百陵学山》，第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2月台1版。
③《太平经合校》第656页。汤用彤在《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中指出：“出家弃父母，不娶妻，无后嗣，自指浮屠之教(《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69页)。该文原载《国学季刊》5卷1号(1935年)。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重申此语(上册。第74页。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巨赞法师于1962年第6期《现代佛学》发表《汤著〈佛教史〉关于“〈太平经〉与佛教”的商兑》一文，不同意“四毁之行”是指佛教的说法。二人就此问题又接连发表信函继续争论。有关文章后皆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六朝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曰：“若见贞人，当愿一切履信正化，日入法门”(《道藏》6-156中)。此似说明贞人包括佛教徒，进而可证“四毁之行”指佛教徒而言。
④《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注引《太平经·兴帝王篇》，4-1081.
⑤南朝刘宋周朗说：“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复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宋书》卷82，7-2094。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
⑥西晋学者皇甫谧《帝王世纪》搜集了夏代至东汉人口发展的大致资料。我国学者说：中国在战国末午时，全国人口2000万，到秦末汉初只剩下600万；汉代中兴，人口增至6000万，而到亡国期间又减少至不足800万(见潘纪一、朱国宏著《世界人口通论》，第53页。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国外学者指出，汉代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至公元7、8世纪以前，中国的人口继续徘徊在5000万的水平上(见[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第2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 The Ch
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220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Uu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1986)。
⑦参阅龙晦撰《〈太平经注〉序》(《道家文化研究》7辑174页)和《论〈太平经〉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研究》9辑62页)。
⑧《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注引，4-1081.
⑨《太平经》卷98《男女反形诀》曰：“天地之性，阳好阴，阴好阳。故阳当变于阴，阴当变于阳。凡阴阳之道，皆如此矣。更相好，故其开练日疾，但宜□□以品诀之耳，不可迳以教人也，且入邪中。然子明听，阳者以其形反为阴形，阴之以其形反为阳形，正自以其身，为其人形容也，不可迳及也，且中于耶……但便自以自身为其形。阳者，若阴人身也；阴者，若阳人身也”(《太平经合校》第449页)。罗炽主编《太平经注释》评析说：“《男女反形诀》主要讲述阴阳交合之道及男女‘开练’方术。此房中术是《太平经》兴国广嗣之术的组成部分”(中册，第776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古今皆有变性之方术或手术，此诀似讲变形术。此诀当然也有可能是隐语，《太平经注释》的评析可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