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是最辉煌的。然而，在他死后雅典民主逐渐堕落。文章以伯里克利去世为起点并从表现和原因两个层面来探讨其死后雅典民主的堕落。雅典民主的堕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政治领袖的堕落与雅典民众的堕落。而造成堕落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这主要与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品德与行为上的改变以及雅典民主政体自身弊端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伯里克利；雅典；民主；堕落
人尽皆知，雅典的民主在伯里克利当政的时候发展到了全盛状态。这时的雅典，在各个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进步。在政治方面,民主政治充分发展,城邦内部团结而稳定。在经济方面,海外贸易十分繁荣,雅典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财富。在文化方面,建筑、戏剧、哲学等方面都有着飞跃的发展。在军事上,雅典拥有着强大的海军,占据了海上最强的力量。总之,这些伟大的成就和进步使雅典变成古代希腊世界的文明中心。
然而，辉煌终究经受不住打击，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让伯里克利的伟大成就也随之消失殆尽。战争爆发后的两年多时间，伯里克利便去世了，他的离去无疑是对雅典民主事业的一次极大打击。直接表现就是雅典民主制走向了堕落。
一、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民主堕落的表现
（一）政治领袖的堕落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坛上先后凸显出了三个杰出人物尼西阿斯、克里昂和亚西比德。不过这些人虽然出身高贵，却不能做到德才兼备。[1]61当伯里克利是人民领袖之时，国家事务总能顺利展开；但在他死后，形势却急转直下地恶化。[2]106总之，再也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能够与雅典公民团体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1.尼西阿斯的优柔寡断
尼西阿斯是伯里克利之后为数不多受到广泛赞誉的政治家之一，为人谨慎、性格温和，被人誉为有君子之风。[2]107所以雅典人十分信任他，往往会将重大事务交付给他处理。但他是一个主和派，在战争中畏首畏尾，经常错失良机。公元前413年，他本人连同四万人的雅典军队及其同盟军由于他的犹豫不决，最终一起葬送在了西西里远征中。[1]62尼西阿斯为了争夺领导权，和其他政治家一样也开始讨好民众，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尼西阿斯拥有大量财富，就以此为手段来博取人民的拥戴。他企图用合唱队，竞技表演，前所未有的奢靡挥霍来吸引人民。”[3]540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哗众取宠的成分，目的就是为了抬高名望和满足虚荣。
2.克里昂的鲁莽放肆
克里昂，与尼西阿斯生活在同时代，此人被后世普遍唾弃。[2]107他不仅是个狂热的战争贩子、政治投机主义者和极端的强权主义分子，而且还是雅典民主政治绅士之风的摧毁者。在他之前，公民大会上的发言者大多都谈吐高雅、文质彬彬，并且将参与国政视为神圣高尚之事，而他却性情粗野，在会场上衣冠不整、语言粗俗、狂吼滥骂，甚至亚里士多德称其为民主政治堕落的罪魁祸首。[1]62克里昂是作为伯里克利的反对派出现在政坛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后，他积极反对伯里克利的谨慎战争战略，随后又反对尼西阿斯的和平主张，其最著名的恶行是公元前427年主张对反叛的密提林进行亡国灭种性的惩罚。克里昂起家于投机战争，最后也在战争投机中殒命。[2]107
3.亚西比德的狂妄自大
亚西比德自幼丧父，在伯里克利的监护下长大，是雅典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天才。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私德不佳，常常会传出一些家庭暴力、生活不检点的丑闻，从而让雅典人民对他总是半信半疑：既信他有能力完成所交付之事，又质疑他能否忠于职责。[1]62对于亚西比德，唐纳德卡根认为他“不是军事天才，只是个二流的有才能的军人，而且自信和野心远超过了他的才能。况且，他作为军人做出的贡献也毁于他在雅典政治中扮演的分裂角色。”[4]420亚西比德在远征西西里前曾被指控有亵神嫌疑，所以他便逃亡到了斯巴达，背叛了自己的城邦。他为了个人私利替斯巴达人出谋划策，为祸祖国。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制造分裂的人物，是城邦的负担。
（二）雅典民众的堕落
政治领袖的堕落，依然显现。如果象征最后堤坝的雅典民众再不肩负起民主制持续振兴的重任，那雅典民主制将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事实上，伯利克里死后的雅典民众已经与政治领袖一起消沉，变得盲从无知。
雅典民众在面对复杂的形势需要做出决策时，往往盲从于政治家的蛊惑。西西里远征便是个典型的例子。这次远征无疑是军事上的一次冒险，也再一次验证了雅典民众的不理性。修昔底德这样描述：“演说使大部分人丧失了判断力，人们完全沉浸在他描绘的美好图景中，几乎每个人都对远征充满了热情……面对大多数人这种过度的热忱，那些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都不敢做声，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自己提出反对意见，其他人会认为他不爱国。”[5]442从这段描述中不难看出雅典民众已经深受亚西比德的鼓吹纷纷支持远征的行动了。
二、雅典民主堕落的原因
（一）德才兼备的政治家的缺失
造成雅典民主堕落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国家缺乏德才兼备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当政时期他能够通过提高民众的自制力，塑造公民精神，用理性而非激情的判断来治理城邦。所以雅典民主在他的带领下，既可以实现自由又能够保证秩序。毫无疑问，伯里克利的领导达到了无可争议的高度，没有任何雅典人能与之相比。[6]105而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袖的个人素质发生了蜕变，前文已以尼西阿斯、克里昂、亚西比德三人为例分别进行描述。从中可以看出伯里克利的后继者们缺乏判断力以及缓和疏导雅典人情绪的能力，他们不仅不能有效地领导雅典人民，而且还都很自私、缺少城邦利益至上的高尚品德，“只是通过不表现出绅士气质，通过尽可能地阐明公民大会和法庭的喜好，想之所想，忧之所忧”[6]106，他们只想着用笼络群众的手段，得到公众的支持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居于首要的位置。显然，一个国家被这样一群人领导必然会走向堕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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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的恶性党争
雅典党争的特征大体为到底是实行贵族派的寡头政治还是实行民主派的民主政治。党争是古希腊城邦公民群体内部时常发生的现象，不过自公元前5世纪末以来，雅典党争变得恶性化，党争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城邦的整体利益，而是为了个人权势。总之，贵族派与民主派的斗争在雅典国内就一直激烈的进行着，时而贵族派崛起，时而民主派胜利，政局混乱多变，政体也几经变易。
在伯罗奔尼撒战役中，雅典在西西里败北，开始陷入窘境之中。此刻，人民情绪受创，贵族派开始活跃了起来。他们趁着国家危难之际，图谋政变，开始向雅典人民鼓吹只有改变政体，抛弃民主政治才能够挽救危机。盲目的民众不愿看到国家灭亡，便顺应了他们的做法。于是，寡头派在公元前411年发动了政变，将民主制度废除，并把城邦的权力交给由贵族组成的四百人议事会。手握权势的寡头们必然容不下民主党人，于是民主派被清算被杀戮。民众对此感到不满，四百人议事会并未存在很久，最终民主派在公元前410年战胜了寡头派，民主政治得以重建。战争结束后，雅典在斯巴达的干预下，建立了“三十人僭政”，又再次变为寡头政治，但是寡头政治并不不稳固，公元前403-402年，雅典民主制又再一次地恢复了。
从公元前411年到公元前404年，期间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不断的斗争其结果就是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而这种混乱现象已不能够为民主政治创建和谐氛围，雅典民主必然走向堕落。
（三）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普通民众的负面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后给雅典民众带来许多不好的影响，不仅有物质损失，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打击。战争不仅造成了城邦之间的相互敌视和猜忌，也使得城邦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普通民众的心态开始变得不正常，相互之间也同样充满了不信任，警惕性提高，防范心理过渡，先发制人，以反对那些正准备作恶的人和揭发任何根本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受到鼓励。[1]63
战争使得雅典公民团体与政治家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状态被打破，在伯里克利还未去世时就已初露端倪。前430年夏末，瘟疫还在肆虐，雅典人转而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瘟疫，它对城市的沉重打击此时已经大大削弱了伯里克利的地位，人们对其战略的信心动摇了，责怪他的顽固导致了这场战争。[7]95他们认为伯里克利是造成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是由于伯里克利的战略使得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内，才会让疫情变得更加严重。[7]96除了遭受言语上的指责外，伯里克利还被送上了法庭，虽然伯里克利最终被定罪，并被处以大笔罚金，但是由于他自身威望大，陪审团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有罪，或是不愿对这样一位领导他们多年的人施加极端的措施。[7]100不久后，雅典人以人民大众常有的方式又选举他为将军，并且把国家事务交托给他处理。即便伯里克利又重新被重用，但可以看出雅典人的反复无常，显然和战争前相比民众已经没那么信任伯里克利了，失去了和领袖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雅典必然会对雅典民主产生不良影响。
（四）雅典民主政体自身的弊端
1.难以做到任人唯贤
雅典民主政治实行的是抽签选举和轮番而治的制度，这样便很难让有才能的人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不能做到任人唯贤。虽然伯里克利声称他所选取的是有才能的人而非特殊阶级的成员，但在现有制度之下，只有十将军委员会的成员还可勉强做到这一点，因为只有他们实行举手表决和连选连任。但事实上，十将军是没有薪给的，“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将军似乎是最显赫的政治家。担任这一职务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仅这一点，就使一般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微薄的人无力胜任。”[8]252所以就算贫苦公民有才能也是无能力来担任的。其他的官职由于任期都比较短，最长的才一年，五十团的主席仅一天，所以即使有才能的人当选了也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2.决策缺乏科学性
由于缺乏仔细和冷静的分析，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以简单多数来决定问题的这种做法使得决策缺乏科学性。很多决策是直接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辩论决定的，很难长期辩论探讨出来一个合理的决策，所以缺乏科学性的决策是最容易犯错的。比如公民大会在任命远征西西里的将帅时便出现了明显的失当，即任命亚西比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卡斯为全权的将军。[5]430众所周知，尼西阿斯是个主和派，是极力反对远征的，而且他本不愿当选为将军，他认为雅典的政策是错误的，所以这难免会使他在战争中产生消极厌战的情绪。相反，亚西比德属于主战派，他对于远征一直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关键是他与尼西阿斯是政敌关系，这又难免使得两人在作战期间政见不一，进而导致军事行动上的不一致。一旦做出了错误决定又未得到及时补救，就必然要为错误付出代价，战争受挫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利于雅典民主制的发展。
三、结语
创造雅典民主政治“黄金时代”的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民主便开始走向堕落。美国作家伊迪丝·汉密尔顿曾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和寡头统治进行过比较，他认为：“君主极权的贵族制度在战争中体现了强大的力量。在一年又一年的持续战争中，雅典的人民政权同斯巴达的严格纪律与不受任何干扰所政策相比较，雅典的弱点日益明显，而领导人的任意变动又使它处于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摇摆不定之中。”[9]166雅典政治领袖的堕落以及民众的堕落再加之雅典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过于机械，都使得民主政治的优势愈发不能凸显。从某种层面上可以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堕落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同时也葬送了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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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雅茹（1996.06-），女，河南沈丘人，当前职务：学生，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古代史。
论文作者:赵雅茹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9/11
标签：雅典论文; 克利论文; 伯罗奔尼撒论文; 民主论文; 民众论文; 民主政治论文; 城邦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1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