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欧盟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和欧洲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中国是亚洲的一个主权国家，而欧盟是由多个欧洲主权国家组成的，正在准备吸纳更多新成员的大型超国家组织。在冷战终结，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与欧盟均发生了由内向外的重大变化。双方的综合实力、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彼此间的吸引力均在增强，中国在同世界的交融中迅速崛起，而国际社会越来越把大力推进一体化的欧盟视为一个国际政治实体。一般而言，评估二者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因双方的不对称性及其他复杂因素而有一定的难度。较之相对成熟的经贸关系，中国同欧盟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尚处在萌发阶段。摆脱了冷战的阴影，“中欧关系由从属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关系的派生性关系逐步向独立性关系发展”（注：宋新宁：《中国与欧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载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第5辑，《外交及安全政策：欧亚趋势与发展》，1999年8月，第1版，第54页。），双方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可比性和相互合作的可能性随之增大。中欧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与共识增多，合作呈上升趋势，其战略重要性愈益凸显。
1998年，欧盟通过《建立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文件，提出应“将同中国的关系提升到欧盟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同等重要的水平”，这同中国对欧盟的认知和深化彼此关系的意愿是相符的。中欧关系是一种完全新型的、面向未来的关系，外交与安全合作可望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的重要领域。同时，这一合作关系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尚未成型，无论是“务虚”，抑或进入“务实”，均存在一系列有待梳理和厘清的问题。
二、多极化、全球化下的中欧安全互动——合作的可能性
（一）“以合作求安全”是中欧致力于外交与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因
尽管全球化给世界不同国家所带来的利弊得失有很大差异，对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复杂，但中国和欧盟基本认同的事实是：全球化减弱了大国关系的对抗性，降低了发生大战的可能性，提高了国家之间的依存度。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国际安全范围扩大，安全问题已成为空前广泛的跨国现象。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空间距离已不再是安全的屏障或彼此隔闽、自保平安的藩篱。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仅凭武力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和跨国界的安全问题。多边主义、综合安全、合作安全日渐成为中国和欧盟双方所认同和践行的基本共识，是维护世界安全、和平、稳定的有效途径。这些共识和理念已基本成为中欧双方的行为准则，是双方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增强合作的基础。
中国与欧盟在经贸等领域的长期合作和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日益发展的双边关系为双方在政治领域开展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而衍生出新的利益契合。双方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有可能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长期行为。随着中国与欧盟在安全理念上的基本共识日益扩展和深化，相互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从而达成合作安全的效益共享，中欧将可能发展为对国际政治产生实际影响力的、新型的安全伙伴关系。
（二）欧盟“多边主义”和“综合治理”的借鉴意义
解析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欧洲理念”，可以清晰地看到蕴含其中的“多边主义”和“综合治理”这两大关键性因素的份量。其对中欧安全和政治关系的发展有正面意义。
欧盟的“多边主义”包括：强调联合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重视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作用，维护国际法和多边协定，倡导和推动国际及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协商化解国际争端和冲突等。
欧盟的“综合治理”包括：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贸、外援、文化、民主、法治、人权和道义等手段来预防、处理危机和严重安全事态，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以共同遵守的规则、制度和法律秩序来保障共同安全，促进共同繁荣。
“多边主义”和“综合治理”构成了欧盟所特有的“软实力”，不仅对其内部关系产生凝聚力，对其内部建设产生推动力，对近邻、远朋产生吸引力，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影响力。“欧洲理念”中的智慧和欧盟模式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对促进中欧合作有积极作用。
（三）中国外交与安全的重大战略调整和转变
与欧盟相比较，中国的历史体验和现实处境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中国和欧洲同样都曾饱经战乱之苦难，深受冷战之拖累。中国与欧盟对和平的珍视，对安全的需求并无不同。自1975年与欧盟前身欧共体建交以来，中国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向外部学习，吸收人类进步的共同经验，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注：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载《环球时报》，北京，2002年2月18日，第3版。）。尤其是近20多年来，中国通过改变自己，改善了中国同外部的关系，也改善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中国对所处时代特征的认知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为中国外交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将其与世界的关系定位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多样性产生互补性，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注：江泽民：《人民日报》，第一版，1994年11月16日。）。因此彻底告别了封闭和孤立状态，代之以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外交思维日益理性、务实和多元化，并在2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与国际体系和规则的逐步对接。
中国改变安全的传统思维模式，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将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的理念吸纳其中，并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社会安全和个人安全。
开放的全球视野使中国改变以往偏重将安全问题置于双边关系之中的单一作法，更加积极、主动地同各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安全对话、磋商与合作，在参与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如与东盟地区论坛），创建新的地区多边安全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综上所述，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进行了重大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和转变使中国与欧盟在总体战略目标和利益上有了更密切的关联，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及安全理念上有了更多的一致性和互通性，为双方发展战略互信，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四）欧盟新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欧盟在1994年推出《走向亚洲新战略》后，于1995年和1998年两次调整对华政策，分别通过《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和《建立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两个对华政策文件，在欧盟各成员国对华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总体统合，将中欧关系由经贸领域向政治、安全等领域全面拓展，这在中欧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显示出欧盟在推进一体化方面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在对华政策方面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开始体现在对华关系上，表达了欧盟希望与中国结为安全伙伴关系，在一系列全球和地区性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的良好意愿。欧盟新的对华政策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中国与欧盟双方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条件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善。
（五）多极化道路上的合作伙伴
除了以合作求安全的现实需求外，中国与欧盟致力于开展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在战略目标指向上同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首先，多极化绝非中国或欧盟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和主观愿望所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仙境”，而是世界循客观发展规律所必然进入的历程。其次，中国与欧盟都十分强烈地意识到它们各自未来的战略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再次，合力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是中国与欧盟首要的战略契合点，并赋予双方合作关系以本质性含意。在共同推进多极化这一战略目标指引下，中国同欧盟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会对世界力量格局向“独超”倾斜产生有力的平衡作用。中国与欧盟成为多极化道路上的伙伴，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顺应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且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受各种因素影响，中欧外交与安全合作任重道远——合作的局限性
中国与欧盟致力于开展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因双方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政治互信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尚处在萌发阶段。双方均处在变化之中，将良好的意愿化为切实而稳定的战略合作还任重道远。
（一）中国与欧盟在国际行为主体方面的不对称性
所谓不对称性，主要是指独立自主的中国同尚未实现政治一体化的欧盟在国际行为主体方面的不对称性。主权国家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外交与安全这些“高政治”领域。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础目前仍然是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而非欧盟整体的主权和利益，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以来还不到10年，尚处在发展成型的过程中。欧盟虽有了新的共同对华政策声明，但协调一致的实际运作仍不会完全顺畅。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因其“双层结构”和复杂的内部决策运行机制的缺陷而步履艰难，欧盟成员国的特殊利益和相互矛盾将可能限制中国同欧盟外交与安全合作的具体实施。
（二）中国与欧盟的安全目标和安全重心存在不对称性
中国的安全目标虽然开始向追求综合安全转移，但仍侧重基本安全层面的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反对外来干涉，重心仍是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而欧盟的安全目标已超越基本安全转向更广泛的安全，安全重心已明显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更加突出个人安全，保障安全的手段也包括中国并不完全认同的“人道主义干预”等在国际上有较大争议的作法。
（三）中国与欧盟在相互发展前景估测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在中国看来，欧盟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其政治一体化进程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山回路转并时而发生顿挫。如伊拉克战争的冲击所造成的严重分歧，再如欧盟东扩有可能加剧其低效率的机制性、功能性缺陷等。成员国和候补成员国中的“安全消费者”对欧盟作为“安全提供者”提供安全保障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寻求外部势力保护的倾向，以及欧盟同北约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的矛盾关系使欧盟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陷入困境。
欧盟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存在不同的估测，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的发展仍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在欧洲虽不甚喧嚣，但认为“中国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的观点仍不时出现在媒体和某些人士的言论中。
（四）影响中欧双方政治互信的战略关切问题
1.中国的主要战略关切——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因涉及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的根本安全利益和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国家战略目标，一直是中国国家基本安全的焦点和最大战略关切之一。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同别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前提。反对外来干涉，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基本立场。
欧盟了解中国的上述立场，认同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另一方面，欧盟新的总体对华政策显示了较高的一致性，但在台湾问题上却表现出“双重的两面性”，即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在欧盟层面，因“欧盟同台湾只有经济往来而无官方政治关系”，凡遇涉台事务一概归入经济管辖范围，采取“政治规避”，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售台武器问题于是被“经济化”。
由于欧盟的军贸政策至今未见有实质性的协调统一，因此，售台武器问题被“分散化”，在“经济利益优先”的原则下，成员国各行其道。欧盟由于机制和功能方面的缺陷对涉台事务在政治上管不着，经济上管不了，无为而“治”。欧盟某些成员国在对台军售和迎合台湾“访问外交”上时而卷入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伤害中国民族感情，冲击中欧关系的逆流。
“对欧盟成员国来说，台湾不仅仅是台湾，它是其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而对华政策又不仅仅是对华政策，它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支点”（注：肖元恺：《世界的防线—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北京，2001年6月，第1版，第348页。）。以欧盟成员国中的英、法两国为例，较长时间以来，英国与台湾从未发生过军售，亦未出现过“高官”互访案例；而法国作为欧盟对华关系最亲近的大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有过欠佳的记录。可喜的是法军工界在这方面周期性发作的“痼疾”近年来有所好转。
台湾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干扰固然有欧盟机制方面的原因，但欧盟在正确处理台湾问题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战略估量和政治决心。
明智地、稳妥地处理好台湾问题，是欧盟建立和加强同中国政治互信、推动双方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的关键环节。
2.欧盟对中国的人权关切
中国了解并理解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权关切程度不断提高。通过不懈努力，中国的人权状况已取得诸多改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人权状况将会达到应有的更高水平。
中国不能接受美国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的作法。无数事实证明，美国的行径对改善中国的人权并无补益，相反，以人权为施压工具危及中国的政治安全是必然要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感和正当防卫的。
欧盟对中国的了解不及中国对欧洲的了解，因不了解而产生诸多误解。在欧盟有人包括一些政界人士和媒体在内对中国人权状况有不少误解、曲解，一些对中国成见很深的人甚至别有用心地借“人权”问题攻击中国。这同欧盟总体对华政策格格不入，对中欧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和干扰。从总体看，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同美国的“关切”是有所不同的。1998年2月，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欧盟15国外长一致同意并宣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4届会议上，欧盟无论作为整体，还是单个成员国，都将不再提出，也不再与别国联合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议案。在人权问题上“对话优于对抗”，是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对美国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的企图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中国真诚地希望与欧盟继续对话合作，抹去以往人权问题在中欧关系中的阴影，使其不再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消极因素，从而使双方的政治互信进一步改善。
（五）影响中欧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美国
冷战后的中欧关系正在“逐步向独立性关系发展”。目前，其独立性是发展趋势，还存在相对的不稳定性。影响中欧关系向完全的独立性关系发展和影响双方开展外交与安全领域合作的最主要外部因素来自美国。
美国是欧盟成员国的盟国和西方的盟主，它的超强综合实力及其追求“惟一世界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它对欧盟对华政策和对华关系会产生重大影响，并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和欧盟的综合实力和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均进入上升阶段，中国与欧盟既要发展彼此的关系，又要巩固和稳定各自同美国的关系，后者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无论在中欧双方的构想中，还是在实际中都远高于前者。
冷战结束后，欧盟独立性增强，欧美战略纽带趋于松散，双方矛盾上升。特别是近年来，美利用反恐战争大搞单边主义，损害了欧盟的战略利益，双方裂痕扩大、加深。但欧美作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联盟关系不会改变，且基本保持稳定，双方关系仍以合作，协调为主。
中美关系在反恐形势下大为改善。但双方之间固有的“战略结构性矛盾”依旧。中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相对不稳定、较脆弱但又最具发展潜力和对改变世界力量格局影响最大的关系。
尽管中国与欧盟致力于开展外交与安全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但这种合作关系对美国所造成的心理效应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均难于被美国接受和认同。美国对欧盟致力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都难以容忍，更何况欧盟在该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如果显示偏离美国全球战略的倾向，或产生某种美国认为对它不利的影响，美抱怀疑、否定以至反对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从政治力学的角度看，欧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既可能对中欧关系产生“离散”的排斥力，也可能产生“聚合”的推压力。美国既是中欧关系发展的限制因素，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促成因素。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变化的、双重性的，但毕竟是外部因素，美国并不具备完全阻止中欧合作的直接影响力。中国与欧盟的外交与安全合作的意愿能否成为现实，主要取决于中欧双方，关键在于双方的根本利益需求和战略决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