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炼丹术传入印度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炼丹术论文,印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炼丹术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重要现象，很多地区如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等均曾出现过，并对相应区域的化学、冶金学、药物学等科学技术领域产生很大影响，其中以中国炼丹术最典型，它包括金丹术和黄白术两个部分，融道教学、化学、药物学、冶金学、矿物学、植物学等多门学问于一体，不仅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还曾向域外传播，对印度、阿拉伯甚至欧洲的炼丹术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关于后一个方面，学术界关注相对较多的是中国与阿拉伯以及欧洲的交流和比较研究，而对与印度的关系讨论则较少①，很多历史细节都不为人知。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就印度炼丹术形成前后中国炼丹术传入印度的情况作进一步综合考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关于印度炼丹术的起源 印度早在上古时期就形成内涵丰富的长生不死思想，其早期医学体系进一步发展出专门的长生不老学或长年方(rasāyana)，炼金术(包括金银冶炼技术和纯粹的造伪金活动)至迟在公元前后也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但在中古以前，印度长生药的炼制主要使用植物而非金属或矿物，炼金术则在冶金范畴内发展，这两方面的活动虽然蕴含了炼丹术的种子，但显然都不是炼丹术。印度炼丹术的出现以及走向繁荣，也即长生不老学与炼金术的合流，是在密教或怛特罗时期(Tantric period，约8 & 14世纪)得以实现的，密教经典或怛特罗(Tantras)成为印度炼丹知识的宝库，印度著名学者P.C.Ray最先指出印度炼丹术与怛特罗崇拜的密切关系：“印度炼丹术的色彩和风格很大程度上源于怛特罗崇拜……—一种一方面是炼丹过程，另一方面是古怪、隐晦、有时令人厌恶的仪轨的奇怪混合物——一切皆以湿婆及其配偶帕尔瓦蒂的崇拜为中心。”② 印度炼丹术同样包括金丹和黄白两部分，主要以水银为中心而展开，因此也称为水银之学(
)。当然它也延续了此前长年方的特点，大量使用各种植物、动物等非金石药物。其炼丹文献以梵语为主，其中最早的一部是题名龙树(Nāgārjuna)的《汞宝的制作》(Rasaratnākara)，主要介绍矿物和金属的提纯、净化等炼金术操作，只记载了一种用金、水银、硫黄、硼砂等纯金石药物合成不死药的方法。该书标志着印度炼丹术开始形成，不过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有争议，或以为在8世纪前，或以为在8世纪。关于印度长年方到炼丹术的转变，我们应特别注意三种唐代史料和一个现象。第一种史料，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进药方法”介绍印度绝食疗法时顺便提到炼丹术，明确说炼丹服石在当时是神州独有现象，印度诸国皆无：“旧人传云……其有服丹石及长病并腹块之类，或可依斯。恐有丹石之人，忍饥非所宜也。又飞丹则诸国皆无，服石神州独有。然而水精白石有出火者，若服之则身体爆裂。时人不别，枉死者无穷。由此言之，深须体识。”③义净在公元673年到达印度，685年踏足东归，游学五印度十余载，熟谙当时印度社会及文化。他的记载表明，7世纪后期印度仍然没有形成真正的炼丹术。第二种史料，贞观二十二年(648)，印度长年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为唐太宗炼制长年药，唐史反复强调他使用“灵草秘石”、“怪药异石”，表明当时印度长年方已多用石药。第三种史料，《金石簿五九数诀》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支法林辨识硝石的故事：“近唐麟德年甲子岁(664)，有中人婆罗门支法林负梵甲来此翻译，请往五台山巡礼。行至汾州灵石县，问云：此大有硝石，何不采用。当时有赵如珪、杜法亮等一十二人随梵僧共采试用，全不堪，不如乌长者。又行至泽州，见山茂秀，又云：此亦有硝石，岂能还不堪用？故将汉僧灵悟共采之。得而烧之，紫烟烽烟，曰：此之灵药，能变五金，众石得之，尽变成水。校量与乌长，今方知泽州者堪用。金频试炼，实表其灵。若比乌长国，乃泽州者稍软。”④这位支法林可能即师子国长年方士释迦弥多罗，他通晓硝石性能，但又仅言炼金，同样反映了当时印度长年方多用石药而又不具备丹药功能的特点。一个现象，即在印度炼丹术形成以前，印度佛教与炼金术已有密切联系，但是炼金术和长生术并未在佛教中发生融合。例如龙树的传说尽管广为流传，但他精通药术和炼金术的故事未发生重叠。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10“憍萨罗国”中记述了龙树(书中译作龙猛)的三个神异故事，其中第二个提到龙树精通药术，服饵致长生，并以药术度化引正王：“龙猛菩萨善闲药术，餐饵养生，寿年数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药，亦寿数百。”第三个说龙树精通炼金术：“龙猛菩萨以神妙药，滴诸大石，并变为金。”⑤以上论据也是《汞宝的制作》成书时间的重要参考依据。《汞宝的制作》记载有丹药的制作方法，但又以炼金术内容为主，反映的正是印度炼丹术形成之初的特点。 印度早期的长生术和炼金术的确为炼丹术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从最初的不死药苏摩汁、《阿闼婆吠陀》中确保长寿与健康的咒术赞歌，到阿输吠陀长年方，再到密教时期的炼丹术，尽管长生术的形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某些传统一直贯穿始终(比如一些印度本土宗教内容、对植物药的重视等)，密教思想更直接推动了炼丹术的发展。然而，对于印度炼丹术出现的直接根源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一些西方学者主张阿拉伯人将炼丹术传入印度，他们尤其强调，水银在印度炼丹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关文献较晚才出现。⑥截然相反的意见则认为，炼丹术的起源和发展是印度文化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从早期长生术和炼金术到后期炼丹术，二者之间没有断裂带，印度炼丹术完全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并非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⑦尤其是当一些印度早期佛典中发现有炼金术的记载时，这些技术和思想被认为是印度早期长生术和炼金术与后期炼丹术之间的过渡环节，似乎明显增强了第二种意见的可信性。这些佛教记载均来自汉译佛典，为了更恰当地理解其含义，我们有必要再次讨论，并补充一些新的材料。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最先注意到这些佛教记载，他从四部汉译佛经中找到7条记录。⑧根据其论文笔者现将这些记载的原始出处及原文查出，列之如下： 1.《华严经》，唐·实叉难陀于695-699年译出 如有药汁名诃宅迦，人或得之，以其一两变千两铜，悉成真金，非千两铜能变此药。(卷78)⑨ 2.《大智度论》，后秦·鸠摩罗什于402-405年译出 (1)药草咒术，能令铜变为金。(卷16) (2)譬如工巧之人，以药力故，能令银变为金，金变为银。(卷18) (3)譬如神通人，能变瓦石皆使为金。(卷32) (4)譬如石汁一斤，能变千斤铜为金。(卷47)⑩ 3.世亲《摄大乘论释》，唐·玄奘约于650年译出 如欲令土成金等宝随意成故。(卷7)(11) 4.《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唐·玄奘于656 & 659年译出 且外事者如遮诺迦与臣怀月，十二年中学造金法。初成一粒如穬麦量，便师子吼：“我等今者能造金山。”(卷80)(12) 以上四部汉译佛典的原梵文本的具体编撰时间不确定，但基本都远早于唐。韦利误以为《华严经》实叉难陀译本中的记载不见于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本(418 & 421年译出)，从而认为这部分内容应当晚于晋。实际上佛陀跋陀罗译本卷59有类似记载：“譬如一两阿罗娑药，变千两铜以为真金，于彼药分无所损减。”(13)唐般若译本(759 & 798年间译出)卷36亦云：“如有药汁名诃樀迦，人或得之，以其一两变千两铜，悉成真金，非千两铜能变此药。”(14)唐澄观述《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甚至将《华严经》提到的这种药汁与道教的九转还丹相比，是书卷89云：“药汁名诃宅迦，此云金色水，甚于九转还丹之力也。”(15)实际上，一些较早的佛经中出现与炼金术有关的内容并不罕见，还有其他例证。如《大智度论》卷16云：“……便入大海，求诸异宝；登山履危，以求妙药；入深石窟，求诸异物、石汁、珍宝，以给众生。……药草、咒术，令铜变为金，如是种种变化，致诸财物，及四方无主物，以给众生……”卷28云：“石汁作金，金败为铜，或还为石。”又云：“令金作瓦砾，瓦砾作金，如是诸物，各能令化。”(16) 以上记载似乎表明，印度炼丹术的雏形在密教时代来临之前已经形成，尤其是它与佛教似乎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据此认为，印度人相信金属可以嬗变，正如相信人的生命可以无限延长一样，在阿拉伯炼丹家的影响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龙树的著作已经清楚地表明，嬗变既可以通过药物也可以通过瑜伽来实现，炼丹术业已取代那些神秘技术，因此印度炼丹术源于阿拉伯文化的观点无法令人信服，水银即使确实是阿拉伯炼丹家介绍到印度的，它也不是印度炼丹术的根源。(17) 毋庸置疑，上述佛经记载的确为探索印度炼丹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必须指出，这些佛经提及炼金术往往是在说法时将其作为例证使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炼金术已经成为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佛经提到炼金术时一般不涉及长生观念，反之在提及长生术时也与炼金术无关。以《华严经》为例，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本多次提及长生药，如卷58云：“烦恼病者，令服法药；生老死者，授甘露法。”卷59云：“譬如有人得解脱药，终不横死。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得菩提心妙智慧药，生死过患所不能害。”“譬如有药，名曰莲华，其有服者，住寿一劫。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服菩提心莲华药者，阿僧祇劫而得自在。”(18)又唐般若译本卷36云：“譬如有人得最胜药，服之延龄，长得充健，不羸不瘦，不老不病。”(19)很明显，这些关于长生药的讨论中没有炼金术的踪迹。这反映出炼金术和长生术在印度密教时代来临之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融合，二者仍然并行发展。即便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龙树以药术致长生和以神妙药点石成金仍然作为两个传说出现，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前一种药术与后一种神妙药有关。若再结合义净所说炼丹服石在当时是神州独有现象而印度诸国皆无，以及支法林辨识硝石的故事，笔者的判断就更容易理解。 然而，如果说密教时代来临之前印度便存在一种自然万灵药，它既能点铜成金，又能使人长生，那么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惊讶。上文所引诸佛经中反复提到一种能够点铜成金的石汁药，《华严经》佛陀跋陀罗译本称作“阿罗娑”，实叉难陀译本称作“诃宅迦”，般若译本称作“诃樀迦”。据佛陀跋陀罗译本记载，该汁药又可使人长生不死，其卷59云：“譬如有人服阿罗娑药，不瘦不老，延寿无穷。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服菩提心阿罗娑药，于无量劫在生死中，修菩萨行，无所染著。譬如阿罗娑药，初用净水。菩提心药亦复如是，一切菩萨所修行中，最为先首。”(20)唐法藏(643 & 712)论释“六十华严”(即东晋译本)之作《华严经探玄记》卷20对此药有详细解释，云：“阿罗娑药者，具云呵吒迦阿罗娑，此云金光汁药。呵吒迦云金光明，阿罗娑云汁药。出于山中井内，诸龙守护，若有得饮皆成仙人。”(21)此外，《华严经》佛陀跋陀罗译本卷59又云：“菩提心者，则为金药，消烦恼垢，令清净故。”(22)般若译本卷35云；“菩提心者如炼金药，能治一切烦恼垢故。”(23)其“金药”、“炼金药”盖即阿罗娑药，能消除一切烦恼垢。按呵吒迦(即诃宅迦、诃樀迦等)对应的梵文词为hataka，《梵和大辞典》的解释是从Hataka(某国名)出产的黄金。由此可知，呵吒迦阿罗娑实际上应该是出自Hataka黄金矿中的水(与道教炼丹术中的金液完全不同)，故法藏译为金光汁药。 呵吒迦阿罗娑药兼具炼金药与长生药两种功能，从它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印度炼丹术的影子。然而，它毕竟只是一种自然汁药，非人工炼制，也许后来印度炼丹家对水银的重视与这种汁药传统有关，但毫无疑问阿罗娑药与炼丹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对于印度炼丹术的出现和繁荣，既应该肯定其深厚的自身文化根源，同时对推动它诞生与发展的外来文化绝不能轻视。在那些外来文化中，中国是一个比阿拉伯文化更早更重要的因素，印度炼丹术早期发展阶段与中国炼丹术具有深厚渊源，正如印度密教发展轨迹中有道教的明显痕迹，印度炼丹术的出现应当与道教炼丹术的西传有关。有很多迹象表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在炼丹术领域表现得同样十分突出，只是由于一些原因使得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很多历史事实被尘封在时间长河中。 二、中国炼丹术传入印度的途径 与那些世界性宗教相比，道教始终缺乏对外传播的动力，历史上影响很大的老子化胡说虽然在佛教界激起很大波澜，但波及之范围基本上囿于中土，道教的对外传播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道教曾向周边多个国家传播，只是这种传播的宗教目的相对比较淡薄，自然锋芒内敛，温文尔雅，波澜不惊，犹如涓涓细流，然而却能长流不息，深入骨髓，在文化层面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中国炼丹术向印度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很难找到像佛教、基督教等传入中国那样的标志性事件，而是在中印文化长期交流过程中默默结出来的果实。因此，对这一传播过程我们更多的只能从间接途径进行探索和揭示。 中国古文献的一些记载表明，中国炼丹术很可能通过药物交流、道教传播以及佛教交通等途径传入印度。 药物交流方面，古代中国与印度的药物贸易非常繁荣，其各自产品在对方国土均享有崇高声誉。据称在中世纪的印度，大量贸易商品名称的前缀都是“cīnī”或“cīna”，这种前缀名称标志着这些商品来自中国，同时也表示这些商品的质量优秀，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从中国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传来的商品都具有上乘的质量，与炼丹术有关的药物如“至那粉”(
)指铅朱或铅丹，“至那铅”(
)指铅，这些名称表明了唐朝的工业用矿石在中世纪亚洲所享有的崇高声望。(24)中国古文献也提及某些中国炼丹药物与产品曾输入印度。如隋末唐初时方士成弼精于黄白术，所作伪金流布国外，被印度人视为宝物。宋初李昉《太平广记》(成书于978年)卷400引《广异记》云： 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因得道，居山数十年。有成弼者给侍之，道者与居十余岁，而不告以道。弼后以家艰辞去，道者曰：“子从我久，今复有忧，吾无以遗子，遗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铜，则黄金矣，足以办葬事。”弼乃还，如言化黄金以足用。办葬讫，弼有异志，复入山见之，更求还丹。道者不与，弼乃持白刃劫之。……弼多得丹，多变黄金，金色稍赤，优于常金，可以服饵。家既殷富，则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黄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问之，召令造黄金。金成，帝悦，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尽天下之铜乃已。弼造金，凡数万斤而丹尽。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后有婆罗门，号为别宝。帝入库遍阅，婆罗门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宝耳。”……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25) 又同书卷35引述《集异记》的一个故事表明，唐代时有西域胡商专门贩卖中国炼丹家的产品。这个故事说洛阳尉王琚有侄名四郎，琚赴调入京过天津桥时，四郎忽于马前跪拜，对琚说：“叔今赴选，费用固多，少物奉献，以助其费。”随即取出一金重五两，色如鸡冠，并嘱咐琚说，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后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后来琚果然在京中金市找到张蓬子，遂出金示之，蓬子惊喜道：“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胡商，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但四郎本约多少耳，逾则不必受也。”(26)不仅如此，一些中国炼丹家还渴望到海外寻访药物，甚至有付诸实施者。道经《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题“抱朴子序述”，记述作者游历扶南、顿逊、林邑、杜薄、无伦五国以及途闻东亚南、南亚、西亚、欧洲等地区近二十国的风俗与物产，尤其重点记载了各国所产与炼丹有关的药物情况。伴随着中国炼丹药物及产品输出海外，以及海外药物输入中国用于炼丹，中国炼丹理论及相关药物知识很可能随之传入印度、阿拉伯等地区。 道教向印度传播方面，很多研究指出道教曾传入印度并对密教的产生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密教很多特征即源于道教。(27)尽管这个问题很多细节还有待深究，但印度密教与道教具有密切关系则属于历史事实。因此，随着道教的传播，炼丹术随之传入印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故有推测认为炼丹术的传播者肯定是道教徒：“道教大规模的传至印度应在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四至六世纪)，即道教在中国形成和发展，并在滇缅线的交通更为频繁之后，密宗的开山祖师七世纪的龙树是一位炼丹家正说明这一问题，中国炼丹术曾传入印度，可说已经定论，炼丹术的传播者，只能是道教徒而不可能是佛教徒。”(28) 道教传播在炼丹术传入印度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如果说炼丹术的传播者只能是道教徒则有失片面，佛教徒或其他人未必就不能担任此角色。佛教是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最重要的文化交流纽带，一方面许多印度佛教徒到中国传教，另一方面也有大量中国信徒赴印度求学访经。唐代以前，入华的印度佛教徒很多人融摄道教神仙方术，通过这一途径可能将中国炼丹术间接传入印度。此外也有迹象表明，借助佛教传播活动，道教和炼丹术曾被直接介绍到印度。例如北魏神龟元年(518)，宋云与沙门惠生等人奉胡太后之命到印度求经，当他们到达北天竺乌场国时，其国王询问魏国是否出圣人，宋云遂详细介绍了儒道圣人之德，并神仙、卜筮、医学、方术的代表人物。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引述宋云等人的传记云： 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29) 从老庄到蓬莱仙圣，再到方士道术，宋云对道教的介绍可谓全面。以往论者只注意到宋云将道教介绍到印度，殊不知他的介绍也包括炼丹术。左慈是汉末著名方士，《后汉书》云其少有神道，并记载其诸种神奇方术。除此以外，左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即丹鼎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一批丹经《九鼎丹经》、《太清丹经》、《金液丹经》等均由左慈传授给郑隐，郑隐又传至葛洪。左慈与管辂、华陀均为三国时著名方士，其中管辂被后世卜者奉为祖师，而华陀则成为神医的代名词，二人在当时便名满海内，《三国志·方技传》云：“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30)宋云既然将左慈方术与管辂善卜、华陀治病相提并论，说明左慈是方术的代表，而金丹术鼻祖最符合他的这一身份。因此，宋云所谓左慈方术即使不是专指炼丹术，至少也包括炼丹术。 由上所见，汉文古文献记载表明，通过药物交流、道教传播和佛教交通等多种途径，中国炼丹术在唐代以前当已传人印度。无独有偶，古代印度文献记载和历史传闻同样表明药物交流和宗教传播途径所起的关键作用。 药物交流方面，例如印度现存最古老的政治著作《利论》(Arthashastra)(31)，同时也是印度早期化学、冶金与医学的重要文献，书中有使用外来药物的迹象，有学者认为硫化汞来自中国，锡石来自马来亚与波斯，银矿来自阿富汗与波斯等。(32)由于印度相关文献的缺乏，我们很难找到关于中国炼丹药物的直接记载，不过通过语源学研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印度学者Vijaya Deshpande介绍，梵文丹砂“
”一词在梵语中找不到语源，而古代印度又从中国大量输入丹砂，因此有意见主张这个词应当具有中国根源，如S.K.Chatterji认为其源于tsintung，意思是中国铅，不过Vijaya Deshpande否定了这个看法。(33)她认为，铅和云母的梵文名称应与中国炼丹术有关。在古梵文中，Nāga一词的意思是蛇、眼镜蛇或居住在pātāla(地下世界)的半神蛇龙，因此在汉译佛经中Nāga一般翻译为龙，如Nāgārjuna译为龙树。但在印度炼丹术中，Nāga同时也是铅的名称，这种情况与中国炼丹术相近，因为后者有时也将铅称为龙。云母虽然在印度谷文明时期已见有使用，但因早期阿输吠陀文献《阇罗迦本集》、《妙闻本集》等均未提及云母，因此印度人对云母药用价值的认识可能较晚，但在炼丹术中它却是一种重要成分。云母的梵文名称有多种，其中Abhraka的意思是云的制造者(Maker of the cloud)，与汉语“云母”一词意义相同。(34)基于语源学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另一方面，古代印度有中国炼丹术传入的传说，正与汉文古文献记载相呼应。据印度学者介绍，泰米尔语文献提到18位悉达(sittars)，其中有一人名为博加尔(Bogar)，很多泰米尔语炼丹术与医学文献均托其名下。据说博加尔是中国人，大概在3世纪时到达印度，游历了巴特那、伽雅与南印度，从泰米尔圣人那里学习印度炼丹术与医学，同时向泰米尔人传授这方面的知识。然而那些托名博加尔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佛教文献。博加尔游历阿拉伯后返回中国，更有传闻说他的一些泰米尔徒弟跟随其到达中国，在掌握了一些机械工艺后回到泰米尔纳德地区。Iyer在文章中提到另一位中国人普里巴尼(Pulipani)，说他曾与博加尔一起在泰米尔居住，很多泰米尔语的魔法、炼丹术与医学著作出于其名下。(35)关于博加尔的传说长期以来在印度南部流行，学者们试图通过文献找到其历史依据。如Vijaya Deshpande称，
是一部撰于中世纪早期的印度密教经典，数章内容涉及炼丹术，其中第一章提到一部中国典籍
，她认为这是中国炼丹术传入印度的证据。此外，她还对一部题名为博加尔的泰米尔炼丹著作Bogar Karpam-Three Hundred进行过研究，发现书中一些炼丹方法、药物使用等与《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内篇》的一些内容很相似，尤其书中记载了一种名为“中国银”的炼银技术，这说明博加尔很可能的确来自中国，并将中国炼丹术传播到了印度。(36)这种基于文献的炼丹比较研究是另外一项有待深入进行的重要工作。 泰米尔大师们的著作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关键线索，即中国炼丹术向印度传播过程中，密教很可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印度著名学者德·恰托巴底亚耶持相当肯定的看法，他说：“所以泰米尔大师们这些著作的特殊关系有两方面。第一，它们指明印度和中国之间科学或原科学思想和技术的某种交流。……第二，根据这些泰米尔资料的证明，这些科学知识的交流是通过密教的媒介才发生的。”(37)李约瑟早先曾怀疑唐代中土密教僧人可能与炼丹术有关涉，但苦于难以求证。他说僧一行是当时最伟大的中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仅仅这一事实就要使我们停下来考虑一番，因为它提供的线索说明这种形式的佛教对于各种观测和实验科学可能具有的意义。如果没有和炼丹术方面的联系，那就会使人惊奇了，但是这个题目是很难研究的，因为由于明显的原因，密教徒并不大肆宣扬他们的方法”(38)。事实上，印度来华僧人对道教方术并非一味排斥。长期以来我们多关注佛道之间的尖锐对立，神仙方术尤为佛教所不齿。然而考诸史籍佛典发现，在佛道交锋激烈的六朝时期，西域来华僧人竟然多以术显，其通晓道教神仙方术如尸解、辟谷、服气、服饵、房中者多与密教有涉，相关记载多见于《高僧传》和《续高僧传》。至于中土佛教融摄道术者在六朝后期也大有人在。梁净土宗大师昙鸾(476-542)曾向陶弘景求取长生之术，陶赠以仙经十卷。昙鸾准备依方修炼，后至洛下碰到印度僧人菩提留支，便问他道：“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遂授昙鸾《观无量寿佛经》，昙鸾顶受之，并将陶氏所赠仙方焚毁。(39)论者多将此事视为佛教排斥道术的典型，事实上昙鸾不仅注意到印度有长生不死之法，他本人也没有放弃道术修炼，精通炼气，并著有多种炼气著作。天台宗二祖慧思(515-577)甚至提出“欲安众生先自安”的思想，认为护法须先求长寿命，其方法竟是“得好芝草及神丹”、“藉外丹力修内丹”。(40)总之我们可以确信，在六朝时期道教神仙方术向印度传播过程中，道释二教与印度密教往往交融在一起形成合力，其中密教很可能起到枢纽作用。这种似乎颇为隐秘的文化传播行为实际上在持续地进行，其影响很快在唐初汉译印度密教典籍中露出踪迹。 三、唐译密典所见印度炼丹术的中国影响 印度陀罗尼密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便传入中土，唐初时持明密教又流传开来，但长期以来密教在中土一直未能形成宗派体系，直到唐玄宗开元(713-741)初期印度密教高僧善无畏(637-735)和金刚智(671-741)先后来到中国传法译经，才最终创立了密宗一派。8世纪是印度炼丹术初步形成的时期，但当时炼丹文献流传下来的仅有一部，而唐代密教大师们翻译的印度密教典籍中保存有一些关于炼丹术的材料，我们期望从这些8世纪初的译作中能够发现初期印度炼丹术一些特点，特别是受中国炼丹术影响的痕迹。 题善无畏译《慈氏菩萨略修俞誐念诵法》卷下提到长生药，其中包括中国炼丹术最常用的丹砂、水银和雄黄，此长生药还可点铜铁铅锡成金。其文云： 其药物者，一朱砂二牛黄三雄黄四龙脑五水银。上件药等皆具三种悉地。若得火焰现飞空自在者，得驮啰尼仙，证入五地菩萨之位。若得烟者，隐形仙中为王。若得煖者，得世间一切所求善事无不随意，多闻辩才他心道眼无所不通。若求长生不死唤神仙索仙药喫，亦得如意自在。或得伏藏悉地，或得合炼悉地，点化无穷，所点铜铁铅锡皆成为金，贫乏众生广施利益。(41) 以上药方中丹砂和水银的使用，以及炼制的仙药可以用来点化普通金属成金，这些观念与印度中古以前主要使用植物药的长年方和单纯的炼金术有本质不同，成为名副其实的炼丹术。类似记载如《大佛顶广聚陀罗尼经》(42)卷2“造珍宝品”的作金方与作银方均用到延寿药，其法如下： 作金方及药。铜百两(成练好者)，合灰一分，延寿药一两，诃利多罗(黄如金色好者新明为上)坚故瑟咤一两，摩咤罗娑一两，蜜二两，膏油一两，并向土堣中取前膏油及延寿药涂铜上及诸药上，取前呪竟，芥子膏油一分并不在处蜜覆之，取合灰一分，梵云菩脂迦灰，亦云乞沙(二合)罗。总和著，即须结界作坛祭火神，种种饮食乳酪杂果及供养佛顶。呪师著新净衣裳，坛前诵呪守之，妇人孝六畜狗等并不得见，见即不成，慎之大吉。欲熟之时，即点延寿药少许，欲熟时，状如日色，即出向郁金汁中写著，变金色如日，即成紫磨金，作任意所用，千练不坏。 作白银方及药。锡百两，铜三百两，延寿药三两，螺蚬五两，油王三两，金矿三两(好者)，银矿二十两，合灰三两，阿迦吏罗三两，罗娑嚩吒二两，多罗二十两。右以上准前和合，欲熟时光如月色，即知是熟，于器中著牛乳一升写，置具紫矿三两(取汁)，蜯蛤末百两(杂明好者)，白琉璃末百两(明净者)，延寿药一两，膏油王一两，多罗一分，细槝为末，密和化丸，取多罗一分相和作珠，随意大小，置土堣中，微著火令熟，欲熟之时有紫色光出，即写向石密水中，即成好宝珠，任意所用。(43) 以上作金银方中延寿药亦作为点金药使用，检索该经前文，此延寿药乃以牛乳、牛苏、天门冬与眼药方和丸而成，虽无金石成分，但人工炼制的长生药作为点金药使用在印度中古以前未见先例。相反，丹药点金却是中国炼丹术最早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汉代《黄帝九鼎神丹经》中点金便被视为检验神丹的方法：“作丹华成当试以作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者药不成。”(44)作金方中的“妇人孝六畜狗等并不得见，见即不成”，此禁忌在中国炼丹术最初时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正如唐初《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0“炼药禁忌法”所云：“凡炼一切药石，经云皆斋戒，忌妇人六畜丧孝产乳。”(45)此外，作银方中用蜯蛤末，此物在印度炼金术或长年方中的使用不知始于何时，在中国自汉代始炼丹家即经常使用类似药物牡蛎粉。 武周时来唐的南天竺僧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13记载了一种包含金石成分的药方，亦可使人长生，亦可点铜成金，其方亦不乏中国炼丹术常用药物： 应以雄黄、密陀僧、紧俣瑟诧、郁金香、旖叔迦花、上雌黄、杜仲树汁、上牛黄、惹暮娜那、紫磨金、菩提树汁、赤牛乳、素韈啰拏讫使罗、半努捺罗弭耶药、塞努
乞使罗药、毘瑟努羯摩使罗等数精治。白月十五日，净治涂地严曼拏罗，置十一面观世音像，置药坛上，以诸香花香水饮食灯明随力供养……当和合治，加持赤蜜、石蜜，和合盛赤铜合，复置坛上结印作法……现煖相烟相光相，时真言者身出光焰，坛地震勤，应自欢喜证验药成。……若药一两，点化赤铜百两成金。(46) 唐译密典中的炼丹术不仅大量使用中国炼丹家常用药物，十分崇尚水银，其修行或合药过程亦可见明显的道教影响。道教炼丹首先须择大山等无人之处造作丹屋，然后沐浴斋戒等，如汉代《黄帝九鼎神丹经》云：“欲合神丹，当于深山大泽，若穷里旷野无人之处。若于人中作之，必于高墙厚壁，令中外不见，亦可也。结伴不过二三人耳。先斋七日，沐浴五香，置加精洁，勿经秽污、丧死、嫁女之家相往来。”(47)又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6“飞丹作屋法”云，“先择得深山临水悬岩静处，人畜绝迹，施带符印，清心洁斋”，然后起土作屋。(48)题名不空(705-774)译《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呪王经》之“放钵品第一”所记佛教修行有类似记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飞空钵行佛圣道利益众生者，先选高山及以深谷，若如覆钵若如仰钵，寂寞无人最胜境界，作造菴室唯好独住此清净道场所，断语无言，断五谷粒，餐食松叶，吞水吸气，禅定静思……尔时金翅鸟王及娑伽罗大龙王等乘其风轮，顶载空钵，臻于天上诸龙王宫及阿修罗宫，即取长年仙药施与行人，行者服已住寿一千岁，神通如意，能堪修行佛妙法道。若亲近女色及食肉类不得飞钵，神力顿止。是则先佛修行要术神仙秘法。(49) 四、藏梵文献所见印度炼丹术的中国来源 当然，鉴于汉译佛经文本的复杂性，我们应当考虑到其中的炼丹术内容是否完全来源于原印度文献，不过藏文文献一定程度上为汉译佛经记载的可信性提供了旁证。密教传入西藏后，大量梵文经典被翻译为藏文，故藏文大藏经中保存有一些与炼丹术有关的内容。张晟曾对藏文佛经中的炼丹术资料做过整理和研究，他发现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工巧明部有一篇古印度学者跋里巴(Bha li pa)原作，由藏族学者邬坚巴·仁钦贝(u rgyn pa rin chen dpal)译为藏文并验证过的关于“去水银毒之法”的文章《水银成就论》(藏文转写为Dngul chu grub pavi bstan bcos zhes bya ba)，其去水银毒法操作如下： 将水银和酸性物质放入陶制容器中，再反扣一陶制容器为上盖，外部涂泥密封，封泥外用布缠裹，稍用水打湿，下面用火加热，上部容器内壁就有水银凝结，注意收集上部凝结之水银，下部容器中余下的水银会变干。 张晟指出，酸性物质藏族医学中一般指酸酒、矾、醋柳等。(50)邬坚巴·仁钦贝(1230-1309)为藏传佛教僧人，主要活动于元代前期，曾应忽必烈之诏至大都为之授时轮曼陀罗灌顶，由此可以判断跋里巴的原作最晚也应在元代以前。 《水银成就论》所述操作是将水银升炼制成氧化汞以“去”其毒，这种思想和方法与唐初炼丹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的记载完全一致。例如该书卷3云，“五金三汞九铅八石皆有毒”，又引早期炼丹家狐刚子的话说，“五金尽火毒，若不调炼其毒作粉，假令变化得成神丹大药，其毒未尽去者，久事服饵，少违诫禁，即返杀人”(51)。其卷11专论水银长生及调炼去毒之术，去毒的要旨便是狐刚子强调的“调炼其毒作粉”，具体方法有很多种，醋是必需之物，然后加入一些其它药物，其中有两种方法只用醋和水银一起加热，汞凝干后即堪用，其操作为： 又方云：以[汞]铁器中，以上醋，微火煮之，数添勿令竭，三十六日不凝，更煮满百日已来凝下之。又方云：取上汞纳铁器中，以淳苦酒泊汞上，微火煮之，其苦酒消更添之，恒令不竭，三十六日以汞凝干可用，不尔徒自苦也。(52) 很明显，与上述思路相近，《水银成就论》将水银和酸性物质一起加热制取氧化汞，从而去水银之毒，至于它使用的器具以及操作方法，则与《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非常相似。《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主要内容为汉代《黄帝九鼎神丹经》，其九种神丹的炼制均用一对土釜，一个作反应器，一个扣在上面作盖，缝隙处用封泥密封，其中第四神丹还特别提到用湿布加在釜上防止药飞，“常以湿布加釜上，令药不飞。视布干，取复濡湿之。凡八十一日止，寒之一日发之，药皆飞著上釜……以鸡羽扫取之”(53)。此操作中湿布除防止药飞外，还起到降温作用，有助于氧化汞的凝结。《水银成就论》用两个陶制容器、外部涂泥密封与九鼎丹的制法完全相同，而封泥外用湿布缠裹显然也是为了防止药飞，同时也可起到冷凝作用。 张晟等还提到西藏著名药物学家帝玛·丹增彭措(生于1672年)在《帝玛·丹增彭措医著选集》中记载了15种伏水银的方法，其中邬坚巴·仁钦贝的伏玄珠法帝玛·丹增彭措说来自印度学者跋里巴，张晟猜测此人与上文所言《水银成就论》的作者为同一人。在进一步将邬坚巴的方法与《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所载狐刚子等方法比较后，张晟等发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1)狐刚子与邬坚巴的伏玄珠法都是用煮伏之法，狐刚子是以凝白为制伏的限度，而邬坚巴是以白如月色，能竖立小木棍为度，也是凝白之意；(2)邬坚巴伏玄珠法所用原料多数都见于狐刚子方法中；(3)狐刚子与邬坚巴对某些伏玄珠所用原料和术语的称谓出奇的相似。根据以上几点张晟等认为，不能将它们解释为水银自身的性质使各地炼丹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原料、去毒方法和术语，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反映，邬坚巴的伏玄珠法是由内地传到古印度，再由古印度传入西藏。(54) 以上藏文文献提到的印度炼丹资料不论其作者是否同一人，其内容都与《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具有重要关系，该书约编撰于唐高宗显庆年间，是一位炼丹家进呈皇帝阅览之作，辑录了大量唐初以前的炼丹资料。(55)中国炼丹术自唐代开始出现重要转变，原本非常朴素实用的技术逐渐被一些哲学或神学思想僵化桎梏，渐趋形而上之空泛，自唐末以降内丹术兴盛后此风尤甚。《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出现在这一转型起点附近，其承前有余但启后不足，长于资料汇集，秉承唐前炼丹术风格而注重实用技术，于炼丹理论少有发明，因此它虽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历史上影响不大，其它炼丹著作很少有引用它的。从这一情况来推测，《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对印度产生影响很可能就发生在唐代。高宗不仅在宫中供养多位印度长年方士，而且还广征道士合炼金丹，最盛时有近百人之多，《旧唐书》卷191载：“道士叶法善，括州括苍县人。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56)在这种氛围中，胡僧道士相互交流切磋是很自然的事情。麟德甲子岁来唐的长年僧支法林，他介绍硝石时说“众石得之，尽变成水”，他说的其实是道教的水法，众水皆须硝石而成之，这是汉代三十六水制作的关键，可见他对道教炼丹术很熟悉。这是一个来唐印度长年方士通晓中国炼丹术的典型例证。 事实上，印度最早的炼丹著作龙树《汞宝的制作》很可能也受到中国炼丹术的影响，它记载的唯一一种丹药的制作方法为： 将水银与等量的金合捣，再和以硫黄、硼砂等，将此混合物放入坩埚内合上盖，然后以文火加热。服食此金丹(即升华物)，虔信者便获得不朽的躯体。(57) 西藏医学中有类似药方，如著名藏医学家字妥·元丹贡布编撰于8世纪下半叶的藏医巨著《四部医典》第四部第十一章珍宝药物中治疗热性疾病的配方，首先将金、银、铜、铁锤打成蜂翅般的薄片，切成小块，注入水银，再加入硼砂和硫黄，然后放在容器中，其口用牛粪灰密封，其上再用泥糊，用炭火加热煅烧至粉状，最后再加入其它药物配成药方。(58)中国炼丹家很早就将黄金用于神仙服食。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记载有两种炼饵黄金的方法，不过未使用水银和煅烧法。但狐刚子指出五金尽有毒，必须炼令毒尽作粉方可服饵。《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9记载有多种炼金法，其一种用水银、盐加热制成粉： ……打为薄，细剪下投无毒水银为泥，率金一两配水银六两，加麦饭半盏许，合水于铁臼中捣千杵，候细好倾著盆中，以水沙去石，详审存意，勿令金随石去。以帛两重绞去半汞，取残汞泥置瓷器中，以白盐末少少渐著，研令碎，著盐可至一盏许即止。研讫筛粗物，更研令细，惣置土釜中，覆荐以盐末，飞之半日许，飞去汞讫，沙去盐，即自然成粉。(59) 此法首先将水银和金制成汞泥，再加入盐末研碎，然后放入瓷器中加热，飞汞去盐后制得金粉。《汞宝的制作》其丹药系在密闭容器中缓缓加热制得，最后得到的产物应当是金粉、氧化汞以及硼砂粉末的混合物，此法将飞汞作丹和金粉制作融合在一起，这两种技术都是此前印度所无而中国早已成熟的重要炼丹方法。 ①这一方面国内至今没有出现系统研究。张晟等人在研究西藏炼丹术时曾从藏文资料中发现一些中国炼丹术传入印度的证据，撰有论文《藏文典籍中的一些炼丹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3期)、《邬坚巴·仁钦贝的伏玄珠法》(《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狐刚子与邬坚巴·仁钦贝伏水银法的比较》(《中国药学杂志》1999年第12期)等。此外，在道教与密教关系的讨论中有一些零星涉及。国外研究也不多，李约瑟偶有涉及，印度学界有一些讨论，尤其是Vijaya Deshpande曾致力于此问题，发表有论文“Transmutation of Base-metals into Gold as Described in the Text Rasarnavakalpa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the Parallel Chinese Methods”、“Medieval Transmission of Alchemical and Chemical Idea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以及博士论文“Alchemy in India and China”等，在一些方面取得一定突破。 ②P.C.Ray,A History of Hindu Chemistry,combined edition,Kolkata:Somila Press and Publications,2002,Vol.I,pp.lxii-lxvii. ③[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0页。 ④《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9册第103—104页。 ⑤[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27、830页。 ⑥(17)Mircea Eliade,The Forge and the Crucible,second edition,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Stephen Corri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130,131—132. ⑦(32)(57)P.Ray,History of Chemistry in Ancient and Mediaeval India,Calcutta:Indian Chemical Society,1956,pp.127,58,132. ⑧A.Waley,“References to Alchemy in Buddhist Scripture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32,Vol.6,No.4,pp.1102—1103. ⑨《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卷10第432页。 ⑩以上四条分别见《大正藏》卷25第178、195、298、401页。 (11)《大正藏》，卷31第358页。 (12)《大正藏》，卷27第414页。 (13)(20)(22)《大正藏》，卷9第778、779、776页。 (14)(19)(23)《大正藏》，卷10第828、829、826页。 (15)《大正藏》，卷36第694页。 (16)《大正藏》，卷25第178、264、264页。 (18)《大正藏》，卷9第772、777页。 (21)《大正藏》，卷35第488页。 (24)[美]爱德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25)(26)[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14—3215、223—224页。 (27)相关论述如[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54—458页)、[荷]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附录一“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张毅《试论道教对印度的影响》(《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2年第2辑)和《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萧登福《道教与密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及《道教术仪与密教典籍》(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黄心川《道教与密教》(台北《中华佛学学报》1999年第7期)、朱越利《藏传佛教和道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夏广兴《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2—154页)等。 (28)张毅：《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南亚研究》编辑部编：《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4页。 (29)[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2页。 (3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29—830页。 (31)或译作《政事论》，一说作于公元前4世纪末，一说作于3世纪或更晚，折中之说认为其核心内容于孔雀时代当已存在，而以后累经增益和改写亦在所难免。据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 (33)Vijaya Jayant Deshpande,Alchemy in India and China,A thesis(Revised Version) submitted to Panjab University,Chandigarh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phy,1988,p.143. (34)见Vijaya Jayant Deshpande,Alchemy in India and China,pp.132—136. (35)关于博加尔的介绍据P.Ray,History of Chemistry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Calcutta:Indian Chemical Society,1956,p.126. (36)Vijaya Deshpande,"Medieval Transmission of Alchemical and Chemical Idea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Indi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22(1):15—28,1987. (37)[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著，王世安译：《顺世论——古印度唯物主义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27页。 (38)[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56页。 (39)《续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470页。 (40)《誓愿文》，《大正藏》，卷46第791页。 (41)(46)《大正藏》，卷20第599、293—294页。 (42)萧登福认为该经由善无畏译出，说见氏著《道教术仪与密教典籍》，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89—90页。 (43)(49)《大正藏》，卷19第165、330—331页。 (44)(45)(47)(48)(51)(52)(53)(59)《道藏》，第18册第796、826、795、813、804、829、798、824页。 (50)以上内容见张晟：《藏文典籍中的一些炼丹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3期。 (54)以上内容见张晟、包锦渊：《邬坚巴·仁钦贝的伏玄珠法》，《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55)参见拙著《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中。 (5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07页。 (58)《四部医典》目前有两个汉译本，此据李永年译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第433页。原文为：“珍宝热剂金银铜铁四，捶如蜂翅切割为小块，难摧注于铸模浇水银，再加硼砂硫黄浇住之，其口当用牛粪灰密封，其上再用泥糊煤火烧。”另一个译本稍有出入，其译文为：“将金、银、铜、铁锤打成蜂翅般的薄片，切成碎块，放入坚固的器皿中，注入水银，加硼砂、硫磺严密封闭容器，用火煅至粉状。”(马世林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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