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资本主义阶级”理论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超级帝国主义”?_全球化论文

“多国资本主义阶级”理论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超级帝国主义”?_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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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14.41

20世纪70年代初,《跨国公司与不平衡发展规律》一书的作者斯蒂芬·海默提出,一个“国际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其发展前途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张程度。依附论者也认为,各国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孕育了一个国际资产阶级,捍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这个阶级的共同利益,也是将各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纽带。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又提出了“跨国资本家阶级”(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资本主义实现了从民族国家阶段向新的跨国阶段的过渡,传统的阶级结构因之而发生了变化,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形成,并逐渐占据了统治全球的地位。各国资本家阶级打破民族国家的分野并联合起来,共同剥削世界无产阶级。

“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归纳起来,观点有三类:一是“肯定派”,以威廉·鲁宾逊(William I.Robinson)、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为代表。鲁宾逊认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跨国并购现象的增加、全球金融体系的出现,这些都是资本家实现跨国融合的表现。斯克莱尔指出:“资本主义在全球运作,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些行为者和机构的确拥有更多的权力。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那些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控制者作出了影响世界绝大多数人命运的决策。不仅如此,跨国资本家阶级还在某些方面成功地扮演了跨国统治阶级的角色。”(注:Sklair,Leslie,2001,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UK,Blackwell Publishers Ltd,p.5.)二是“观望派”。如有的学者说:“全球化使阶级关系产生了变化,跨国阶级正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这一过程还处于初级阶段,跨国阶级的轮廓还有待于进一步廓清。”(注:Mitelman,James H.& Othman,Norani,2001,Capturing Globalization,Routledge,p.105.)罗伯特·温特(Robert Went)认为,因为各种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有三种:跨国国家、美国独霸和各个大国家集团之间的持续竞争。目前,这三种趋势势均力敌。三是“反对派”。比如,威廉·K.塔布(William K.Tabb)说,正如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那些认为全球统治阶级将顺利出现的人忽略了各国资本之间极易引发冲突的对立和紧张。他们在描述全球化时低估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分歧,忘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注:Tabb,William K.,2001,The Amoral Elephant: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onthly Review Press,p.52.)

资本不是物,其货币形态的外壳下面是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而阶级关系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要素。研究“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理解“超帝国主义”为何没有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现实。因此,本文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进行初步的评析,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一、莱斯利·斯克莱尔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

斯克莱尔是20世纪70年初期西方兴起的后帝国主义思潮的代表。所谓“后”,就是指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他们声称:“资产阶级不再按照民族国家进行划分了,他们已经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国际公司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际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民族国家的疆界不再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被全球层面上的阶级斗争所取代。”(注:Sutcliffe,Bob,2002,How Many Capitalisms?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edited by Kupert,Mark and Smith,Hazel,Routledge,p.51.)

斯克莱尔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并在特定领域里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创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力量。跨国资本家阶级由4类人组成:跨国公司经理、正在被全球化的官僚与政客、正在被全球化的专业人员和消费主义精英。跨国公司控制着重要的经济资源,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但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仅凭自身力量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求助于正在适应全球化的官僚、政客、专业人员、消费主义精英及其操纵的组织和机构。

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作“跨国资本家阶级”呢?斯克莱尔指出,从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和交换的关系来看,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从其个人或集体控制着各种资本来看,他们属于资本家阶级;从其进行跨境经营、运作的目的来看,他们是为了拓展全球资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任何民族国家的利益。

关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性”,斯克莱尔在新近出版的《跨国资本家阶级》一书中作了特别详细的阐述,归纳起来有以下,5个表现:第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成员的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彼此联系;第二,跨国资本家阶级通过全球竞争和宣传消费主义对各国社会施加经济控制、政治控制和文化思想控制;第三,跨国资本家阶级成员都以外向性的全球眼光,而不是内向性的本土眼光来认识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问题;第四,跨国资本家阶级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接受同样内容的高等教育,倾向于消费奢华的商品和服务;第五,跨国资本家阶级都愿意将自己的形象设计成为世界公民。(注:Sklair,Leslie,2002,Globalization:Capit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98~99.)

莱斯利·斯克莱尔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论述与其全球体系理论是分不开的。在她看来,“全球体系被定义在以下三个层次最为恰当: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注:Sklair,Leslie,1991,The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52.)。与此相对应,跨国公司、跨国资本家阶级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思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在全球经济中,跨国公司是主导性的制度力量和全球化的驱动力量;在政治层面,跨国资本家阶级出现,其力量就来源于跨国公司;消费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一整套的信仰和行为方式,是维持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家阶级存在的“血液”,是保持跨国资本家阶级体系稳定的基本价值。斯克莱尔谈到消费主义的作用时说:“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政治,宣传消费主义;跨国资本家阶级直接服务于跨国公司,其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扩张的主要典型。”(注:杨雪冬,2002,《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3页。)

为了进一步论证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斯克莱尔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分析。通过研究,她发现:“第一,第三世界的大公司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些国家、地区或产业了;第二,这些公司的国有成份正在下降;第三,它们的活动,至少是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开始接近于第一世界的大公司。”(注:Sklair,Leslie & Robbins,Peter T.,2002,Global Capitalism and Major Corporations from the Third World,in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3,No.1,p.97.)斯克莱尔就此得出结论: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异对于跨国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小。

二、威廉·鲁宾逊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

威廉·鲁宾逊与罗杰·伯尔巴赫(Roger Burbach)合著的“世纪末的论争:作为时代变迁的全球化”一文指出,最近几十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从民族国家阶段向新的跨国阶段的过渡,生产的跨国化以及资本所有制的跨国化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导致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世界各国、包括南方国家的资本家也融入了正在形成中的跨国资本体系,形成了一个跨国霸权集团,并将取代正在衰落的美国霸权。

根据鲁宾逊的观点,全球化进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之日起,世界资本主义的制度、组织、政治和管理结构开始从民族国家阶段向跨国阶段过渡,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逐渐形成。从本质上看,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代表跨国资本的世界资产阶级,掌握着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和私有金融机构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具体而言,跨国资本家阶级包括“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管理跨国经济计划组织的精英、主流政党的主要派别、媒体集团、来自南方和北方的技术精英与国家管理者”(注:Robinson,William I.& Harris,Jerry,2000,Towards A Global Ruling Class?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in Science & Society,Vol.64,No.1,p.12.)。

跨国资本家阶级与民族国家资本家阶级的区别之处在于,前者参与全球性的生产,对资本积累的全球流向实施管理。资本积累的全球流向超越了任何地域和政治的局限,这就是跨国资本家阶级在全球体系中存在的原因。同时,因为跨国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开发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最有利的要素成本、管理环境和政治条件,因而它对于全球劳工的结构性权力就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工会的谈判能力也为之削弱。全球工人的工资因而呈下降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水平降低,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鲁宾逊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调整与融合,将世界划分为南方和北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中心与外围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因为在第一世界中边缘化和贫困现象出现猛增的态势,而第三世界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新贵”。

不仅如此,鲁宾逊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运而生的,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又导致了跨国国家的形成。从根本上说,跨国国家的形成有利于跨国资本家阶级将自己的统治加以制度化。跨国国家机构是一个无中心的网络,包括民族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结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东盟等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

三、“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评析

莱斯利·斯克莱尔和威廉·鲁宾逊都看到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也都看到了全球化时代国际行为主体的多样性,进而反对“国家中心主义”,因此,他们以“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概念取代了“国际资本家阶级”的概念。在“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组成力量这一问题上,国际理论界还存在不同的意见。杰里·哈里斯(Jerry Harris)认为,斯克莱尔和鲁宾逊都忽略了“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存在,它构成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中的一个独立派别。这样,跨国资本家阶级就由5个派别构成:(1)跨国公司的经理及其在各地的下属(公司派);(2)正在被全球化的官僚和政客(国家派);(3)正在被全球化的专业人员(技术派);(4)商人和媒体(消费主义派);(5)军事—工业综合体内部的全球主义者(军工派)。其中,全球主义在第一个派别内部最根深蒂固,在最后一个派别内部最缺少基础。军工综合体内部存在着全球主义和霸权主义之争,二者的政策主张不同。比如,全球主义者鼓励在华投资,霸权主义者则宣扬遏制中国,以防止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对手。(注:Harris,Jerry,2003,The Conflict for Power in Transnational Class Theory,in Science & Society,Vol.67,No.3,pp.329~330.)

斯克莱尔和鲁宾逊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二者对“全球化”概念的理解不同。威廉·鲁宾逊所说的“全球化”侧重于经济全球化,而莱斯利·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则不仅包括经济全球化,也包括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其次,二者对跨国资本家阶级成熟程度的认识不同。鲁宾逊坚信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成为全球统治阶级,而斯克莱尔则相对保守,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只在特定的领域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最后,鲁宾逊不仅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形成,还认为跨国国家已经出现,这是斯克莱尔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未曾涉及的。相比之下,鲁宾逊的理论有着更为激进和更加偏激的色彩。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经济关系的大型社会集团。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列宁全集》,第37卷,1986,人民出版社,第13页。)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代表各国资本家利益的社会集团,即跨国资本家阶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上不存在无国籍的跨国公司。

按照斯克莱尔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理论,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跨国资本家阶级就是以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为核心、以实现跨国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联合在一起的。如今,跨国公司尽管实现了发展战略的全球化、市场交易的内部化、增值过程的分散化和管理人员的本土化,但也不是“无国籍”的,其总部多设在自己的母国就说明了这一点。跨国公司服务于母国的垄断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其自身的状况也与母国政治、经济的兴衰休戚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经济、民族国家、民族资本以及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依然存在。

英国学者约翰·格雷认为,今天的跨国公司“对国家的依赖性比从前小了”,“能够选择那些劳动市场、税收、规章制度和基础设施最适合于它们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跨国公司是无祖国的跨国机构,可以无代价地穿越国界,而且不表现出任何具体的民族商业文化。通常,这些公司在赖以起家的经济体制和文化中保留着强有力的根系”。(注:约翰·格雷,2002,《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5页。)

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看,每个跨国公司的所有者都是有国籍的,而不是“世界公民”。跨国公司的产权很明确。“美国资产阶级是一个与日本或欧洲资产阶级有着利益分歧的群体。各国资产阶级通过不同的政府、组织和国家发挥作用,捍卫作为自身利益特殊表现形式的关税、税收、金融和货币政策”。(注:Katz,Claudio,2002,Economy:imperialism in the 21 st century,i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November,p.26.)即使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围绕诸如欧盟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进行联合,也不能证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因为各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资本家阶级不会将区域内的优惠政策推及区域外的资本家阶级。

第二,所谓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成员之间地位不平等,而且彼此间存在着利益之争。

首先,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成员与发展中国家“跨国资本家阶级”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主要来自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数量少,实力弱。有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只有允许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入境攫取资源和财富,才有资格分享一些经济利益。

其次,脱离民族国家来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为了将垄断资本的统治秩序强加给世界人民,各国垄断资本家有相互妥协、合作的一面,这充分体现了垄断资本的共性;同时,由于各国垄断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彼此之间相互龃龉、冲突不断,又有着彼此摩擦、争斗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各国垄断资产阶级都在千方百计地提高本国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保持本国资本的赢利。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发生的矛盾与分歧,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利益之争。正如陈汉文所说:“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国家从本质上说也只能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国家。国际关系领域里的矛盾与冲突,实质上是阶级矛盾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大和延伸。”(注:陈汉文编,1985,《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浅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5页。)

鲁宾逊说:“跨国资本已经占据了霸权地位,被跨国化的那部分人获得了统治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影响力。从这一点来看,一个来自美国、德国或日本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里工作的官员将会追求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体现‘美国’、‘德国’或‘日本’的利益。”(注:Robinson,William I.,2001~2002,Global Capitalism and Nation-state-centric Thinking,in Science & Society,Vol.65,No.4,p.505.)这种观点是可质疑的,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劳动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另一个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而出卖劳动也只有当购买劳动能使雇主阶级发财时才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1961,人民出版社,第221页。)因此,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非以是否在某一国际组织工作为标志。“确定阶级成份只按职业或收入,或既按职业又按收入,都是不够的”。(注: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198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册)》,商务印书馆,第157页。)

在民族国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跨国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这一阶级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免不了为本国利益而相互争斗,因为资本毕竟是按实力瓜分世界的。吴健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与有利投资场所的争斗,已不再局限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地区’,即发展中国家展开,而主要是在其‘心脏地带’进行,各自挖对方的墙角。这种争斗更是短兵相接,利害得失对其本国经济的影响更加直接、更加迅速。而且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来说,谁都不会安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各国垄断资本相互关系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个过渡性现象,资本关系的原则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注:吴健,2001,《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吴健文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245~246页。)

还有西方学者指出,许多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团结与意识”。更加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使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复杂化,投机资本也给资本家带来了不稳定之虞。资本主义企业之间残酷竞争或资本家濒临破产的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所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出现联合增强的迹象,但是,“资本家阶级的全球团结和民族国家的被取代都无异于神话”。(注:Sutcliffe,Bob,2002,pp.56~57.)

第三,南北差距、中心—外围之分并没有消失。

虽然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但资本仍然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确立的国际秩序之下运作。这种秩序决定了依附理论所说的“中心”与“外围”之分依旧存在。安德烈·弗兰克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个以垄断和剥削为特征的、由许多环节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中心区—卫星区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中心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卫星区。“中心区剥削卫星区,使剩余资本集中于中心区;卫星区直接贫困化,被剥夺了潜在的投资,从而它的增长就放慢了。更重要的是,卫星区降低到了依附状态”。(注:安东尼·布鲁厄,1984,《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求实出版社,第181页。)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国家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核心国家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外围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半外围国家是区域经济的活动中心,它既对外围国家进行剥削,也遭受核心国家的剥削。由于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经济权力由核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渐次递减。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南北差距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日趋边缘化。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理论仍然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现实。当今的世界并没有消除“中心”与“外围”的差别,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疯狂的剥削,在政治上实行新殖民化政策,在军事上则动辄进行武力干预。而且,发达资本主义还通过国际机制谋求制度霸权,如借助WTO推行贸易霸权,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资本进行控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和逻辑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深度来看,它们已经渗透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方方面面,每个人、每一种社会关系,甚至自然环境都要屈从于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资本积累、资本自我扩张的要求;从空间上看,它们渗透到世界各地,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广大地区。南北差距加大、发达国家中“第三世界化”等现象的出现,都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自我扩张的结果。但发达国家贫困化现象的增加并不能说明南北差距的消失,也不能作为否定划分南北的依据。“外围地区的一部分资本家群体加强与中心地区资本家的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分享世界统治权,也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结构性的弱势。美国的公司剥削拉丁美洲的工人,而厄瓜多尔或巴西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参加对于美国无产阶级的剥削”。(注:Katz,Claudio,2002,p.22.)

第四,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跨国国家”出现。

从本质上看,资本具有扩张性。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拥有独特扩张性、国际性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但这导致了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的积累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的积累,造成了全球矛盾的加剧。正如保罗·巴兰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虽然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但它是“通过强国征服弱国,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剥削来实现世界性和相互依赖”。(注:保罗·巴兰,2000,《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456页。)

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人甚至把资本主义定义为民族国家体系。“资本主义不是靠消除国家边界获得扩张的,而是通过复制自己的国家组织来扩张的,产生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和民族国家。”(注:Wood,Ellen Meiksins,1999,Unhappy Families:Global Capitalism in a World of Nation-states,in Monthly Review,Vol.51,No.3,p.8.)所谓的“民族国家消失论”是荒谬的,威廉·鲁宾逊对此并无异议。他认为,民族国家仍将存在,许多国家还将是强有力的实体。但它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为本民族服务,而是越来越表现出代表跨国经济利益的特征,国际金融资本家和跨国公司尤其如此。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经济竞争消弭,各个国家都在围绕经济全球化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以期提高本国的经济竞争能力。西方经济学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本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的不是彼此利益界限的模糊,而是相互之间激烈的竞争,甚至冲突。就连美国这样的在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在追求资本的赢利性,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也在极力以贸易壁垒、环境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利益。可以说,没有抽象的跨国经济利益。

无疑,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民族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里,仍将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主体,民族国家不会消失。目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着一个如鲁宾逊所说的“跨国国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说:“一个真正的跨国国家的形成,需要对合法性暴力进行有效的垄断。为此,以下两个前提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愿意将自己的军队永远置于某种跨国实体的指挥之下;其次,美国、欧洲、日本的士兵愿意为把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加给世界而殒命。”(注:Block,Fred,2001,Using Social Theory to Leap over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A Comment on Robinson,in Theory and Society,p.220.)

对此,“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家杰里·哈里斯也承认,胁迫性的力量对于阶级统治是不可缺少的。但他解释说,因为跨国资本家阶级控制着美国,美国控制着军队,因而美国军队采取行动来进一步推进跨国资本家阶级在全球的利益。美国不是在谋求独霸世界,而是在代表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美国军事干预通常不与自己的经济利益相符合,这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美军成为“地球村”的快速反应部队。(注:Harris,Jerry,2003,The Conflict for Power in Transnational Class Theory,in Science & Society,Vol.67,No.3,pp.329~330.)

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需要民族国家的存在。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的职能就是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正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才能够跨国进行扩张,才能够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再生产,资产阶级需要民族国家来保护财产安全,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进行经济协调,保证生产要素的供应,进行政府干预,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等等。“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都是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环节,是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中相互对峙的各个集团拥有实力的因素”,“资本的跨国化要求加强国家干预”。(注: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198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册)》,商务印书馆,第64页。)

罗伯特·温特在其2002年出版的新著《全球化之谜:走向资本主义新阶段之路》中也指出,默里于1971年就将国家的功能归结为6点:(1)确保财产权;(2)经济自由化;(3)经济协调化;(4)要素(劳动、土地、技术和经济基础设施)供应;(5)为达成社会共识而进行的干预;(6)资本主义制度对外关系的管理。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在还应该加上一点,即确保金融部门的稳定。(注:Went,Robert,2002,The Enigma of Globalization:A Journey to a New Stage of Capitalism,Routledge,p.107.)

我们认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身,必然要将资本利润最大化这个终极目标凌驾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认同之上。然而,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还是需要以民族国家的存在作为前提保障。“资本积累总是包含着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要求,这一点是资本自身所不能提供的,市场本身需要强迫性的力量(至少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约束)。这些使命现在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首先由民族国家来完成”。在此情形下,世界上“主要的经济行为者和阶级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进行组织和划分的”。(注:Wood,Ellen Meiksins,2002,Global Capital,National States,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edited by Kupert,Mark and Smith,Hazel,Routledge,p.27.)

鲁宾逊等人声称:“因为资本和市场的一体化,西欧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世界冲突不再以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为基础。”(注:Burbach,Roger & Robinson,William I.,1999,The Fin de Siecle Debate:Globalization as Epochal Shift,in Science & Society,Vol.63,No.1,p.15.)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人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以往那种因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战争将不会复发,各国垄断资本家阶级之间可以相安无事,世界将变得更加和平。

但是,垄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及其排他本性决定了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是不会永远相安无事的,超帝国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也远未成为现实。“生产国际化的垄断形式既有超越竞争的趋势,又有在更高的水平上再产生竞争的趋势。同时,这种垄断形式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因此,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资本家的利益在国际上是一致的,也不会意味着出现了超帝国主义”。(注: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1982,第80页。)可以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就不会平息,世界就不会真正地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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