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秦农业历史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观点认为，早秦尚停留在采猎时代，当时秦人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本文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并加以论证，认为早秦农业既保留了原始农业的许多特点，同时也萌发了一些传统农业的因素。早秦西陲的农业类型，不是纯一的游牧、狩猎经济，而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农牧结合经济。早秦对关中农区的初步经营，奠定了以后秦农业快速发展的基础。
早秦，是史学界的秦史分期术语，时间起迄自伯益赐姓至襄公始国。早秦时期，秦史由传说时代渐进到信史时代。秦农业开始了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缓慢转化；完成了由稻作向旱作的类型转换；秦族获得了向关中农区发展的合法权利。这些都是秦农业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键性事件，应予以足够重视与研究。
一、早秦中原农业的过渡特色
有关秦人农业之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有虞氏时代。据说，虞舜作为炎黄部落联盟首领，用二十二人为辅佐，治理天下。秦祖伯益即在部落联盟中担任山泽之官，并且立有大功，被赐嬴姓，始食于嬴。嬴即春秋时齐国嬴邑，秦置嬴县，治所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史学界有人认为，这一带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某些遗存可能与伯益时期的秦人活动有关。当时，为舜所用之人“咸成厥功”。然其后裔能为王公侯伯，并建国立业者，唯禹、契、弃、益四族。这大概与他们从事平水土，为司徒（土），播百谷，主山泽的农业活动有关。显示出农业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原始农业基本上是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的。自有虞氏起，有关氏族世系、经济生产、社会组织的传说与记载逐渐完备，数量增多。故学术界认为，中国历史或已发展到了文明时代的入口处。在黄河中下游等一些原始农业较为发展的地区，初现出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化的过渡特色。当时的农业既保留了原始农业的许多特点，同时也萌生了一些传统农业的因素。肇始于如此背景下的早秦农业，同样也打上了过渡时期的烙印。
伯益为舜朕虞，职司山泽，其活动多与“驯育草木鸟兽”相关。言及益主山泽，人们大都着眼于其采集、渔猎、林牧职能，甚而以此推衍，以为秦人尚滞留于采猎时代，与原始农业无缘。如此看法，显然低估了早秦农业的发展水平。秦祖伯益同夏、商、周三代始祖共同致力于草莽时期的中原农业开发 ，同为较早融入华夏族的氏族部落之一。他所主持的山泽工作，一方面保留了采集经济时期采猎自然界现成动植物为食的既有特性，用以接绝继乏作为农业生产之补充；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动、植物知识的积累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利用新的动、植物资源以服务于农业生产渐成可能。他们或采种以殖嘉禾，或拘兽以育良畜。利用山林川泽蕴藏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从事新的畜禽及作物的培育、驯养、繁殖工作。伯益“驯育草木鸟兽”，把野生动、植物培育成家养动植物或栽培作物，极大地丰富了过渡时期农牧业生产的内涵，为以后农牧业的多样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培衣动植物以取得产品，是农业生产部门的基本特征，所以伯益所从事的工作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也是伯益族能脱颖而出，赐姓受封的主要原因。证诸考古学，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原始农业时期经鉴定可以确指为家畜的仅有猪狗二种。羊、牛、鸡、马之家养，很可能下延至文明时代。在中原地区，降及商代方才有了肯定无疑的家马、殷羊。有人从神话角度研究早秦时期秦先公之名，以为大费即自“服不氏”语根演变而来。而恶来（革）、大骆、衡父、造父等，皆寓衔勒、络头、楅衡、牛牿之意，均为服牛乘马的重要工具。故后世所谓六畜之驯养拟或多与秦人相关。
秦以玄鸟为图腾。伯益一族大概职司山泽的关系，对玄鸟有着比较深入的认识与研究。中国古代物候学之萌芽与鸟图腾崇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得也”。分、至、启、闭是反映季节转变之关键八节。玄鸟就是家燕，为著名的候鸟。因为它春来秋去，故有玄鸟司分（春分、秋分）之说。秦人自认为他们与玄鸟有着某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据说伯益不但知禽兽，且能综声于鸟语。其后裔亦有鸟俗氏，鸟身人言。秦人由玄鸟的春来秋往，进而注意到动物的蛰眠移徒，植物的生长荣枯。由图腾崇拜演进到发明物候。《吕氏春秋·勿躬》曰：“后益作占岁”，发明了计算年份的方法。后益或作噎鸣，《山海经·海内经》亦有噎鸣生一岁之十二月的记载。物候学与农业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业生产，为后世传统农业大政之一。这门学科在秦继续发展完善，至《吕氏春秋》总结秦人长期积累的物候学知识，“以月纪为首，故以春秋名书”。作者以十二纪的方式详细记载各月物候，而且与节令相结合，用以指导各项农事活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物候历体系，后世月令体农书大体缘此而来。
《尚书·益稷》与《孟子·滕文公上》等有“暨益奏庶鲜食”及“益烈山泽”的记载。以上活动从表面现象看，狩猎色颇浓，其实皆为农业活动之副产品。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烈山泽活动，虽有焚林而猎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与农业开发活动相关。古有烈山氏，长于烧山种田，其子名柱，树艺谷物百蔬，自夏代以上被祀为稷神。益烈山泽，目的是“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其功能首先在于开发土地，烧荒肥田，驱除鸟兽，保护庄稼，然后才是火猎禽兽，以为生活资料之补充。而所谓“奏庶鲜食”，是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杀鸟兽。斫木表山是平治水土前期的准备与规划工作，同样是导山治水为主，猎获鲜食次之。焚林而田与刊山获猎，随着时代的进步，农业开发的色彩日趋明显。
有夏一代，秦人见诸记载的农业活动有平治水土、凿井、艺稻等。禹代舜称帝后，伯益被封于秦，地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伯益后裔，除秦、赵后来西移在晋、陕建国外，其早期活动大致皆在鲁、豫、苏、皖交接地带。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当时由于河水泛滥，排水不畅，地多沮洳。早期的原始农业遗存多就丘陵阜岸而居。故古籍中多见“九丘”、“九州”、“九山”之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夏族发祥于崇山，史或谓鲧、禹为崇伯。原始农业的发生，学术界认为山麓地带是值得注意的地方。这样的地理环境，缘山便采集，濒水宜渔猎，是初始时期种植作物和驯养家畜的适宜环境。但是进入过渡时期以后，人口逐渐增加，山麓地带便日显狭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垦辟新的宜农环境渐成必然之势。于是便有了凿井、治水的历史传说。井的出现，可使居民向远离江河的山原高地发展；通过治水，可以降丘宅土，促进农业地域向濒河沃野展开。凿井、治水活动，极大地扩充了土地的利用范围。在伯益之前，有黄帝穿井之说，其目的或在于开发地下水源以解决生活用水。伯益作井已为夏初事实，凿井与浚畎浍、治沟洫、溉田亩相联系，井已用诸生产，渐成田制单位。考古工作者在河北邯郸涧沟及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发现水井及沟渠遗址，显示出水井不仅用于生活，亦用于农业及手工业生产。鲧、禹治水的不同结果，反映了伯益，后稷部落在治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鲧治水只把注意力局限于自己的氏族部落范围以以，以邻为壑，堙水壅川，虽然暂时改善了本部落的生存环境，但这是以危害他部落利益为代价的，往往易于引起争端，水患很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故有鲧害天下、皇天弗福之谓，最后招致羽山之殛。而禹继鲧伯未竟之业，用伯益、后稷为辅佐，把治水活动看作是整个部落联盟的大事，“以四海为壑”，通盘规划，表山刊木，决江疏河，使人民得以去高险，处平土。禹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这里决九川是治水，浚畎浍则不仅是治水，也包括治田在内。后稷佐禹决川浚畎，垦辟农田，予众庶难得之食，发挥了稼穑之长；伯益佐禹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取仪百物”，区划九州，任土作贡，表现了虞衡之才。《墨子·尚贤上篇》云“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佐禹治水，奠定了伯益族在华夏部落联盟中的地位。禹言及治水事亦谓“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尚书·益稷》以益、稷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和治水相关的是伯益种稻的历史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伯益初居之秦，地处河济，土壤肥沃，水分充足，为艺稻之佳境。后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其释州国云“秦，津也。其地衍沃，有津润也”，所言情形与伯益初封之相契。水稻，乃我国古代主要栽培作物之一。其起源、分化及传播问题研究，素为学术界关注。解放后，有关稻作贵址多发现于江南地区，加上人们囿于南稻北粟之成见，有关伯益艺稻的历史记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中原地区被认为是稻作传播区。近年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整理舞阳贾湖遗址考古资料时，在一些烧土块中发现稻壳印痕，把中原地区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推到了8000年以前。位于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故道旁的贾湖遗址，是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时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遗址以发现距今8000余年的粟作文化而著名，而贾湖遗址栽培稻的发现说明中原地区稻作与旱作历史同样悠久。考古专家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骸的分析，认为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黄淮地区，其年均温度和年降水量可能与现在的长江流域相似。贾湖周围应是森林草原湖沼景观，自然环境宜于野生稻生长及水稻栽培。他们通过对出土稻壳印痕的扫描电镜观察并与现代稻壳进行形态学比较，认为贾湖稻属栽培稻无疑。这次在贾湖遗址发现栽培水稻遗存，为我国农业史研究以及环境和气候变迁的关系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促使人们对我国水稻栽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以上考古发现为伯益种稻的历史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大禹治水、开发草莽沼泽、利用卑湿沥涝相联系，当时中原地区沟洫农业相当发展，伯益时斯的稻作水平当已大大超越了原始农业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伯益艺稻，以就卑湿，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开发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伯益种稻与后稷植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推动了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使该地区形成了较高的农业文化，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史载，大禹曾以天下授益，然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费侯伯益出就国”，被迫重返初封之秦，避居于范县西南之箕山。当时参与反抗夏启统治的有扈部落，兵败之后被罚为“牧竖”，故伯益及其后裔的农业发展也可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不过范县地处“古颛顼氏之墟”，又是神农树谷教民之地，为古代农业先进地区，伯益及其族人居秦，因为其地宜禾，农业仍能有所以展。
夏末，秦人去夏归商。在推翻夏王朝的战斗中，费昌为汤御，败桀于鸣条，成为商朝开国功臣。费昌的子孙在商代活动地域甚为广大，或在夷狄，或在中国。伯益所封之秦，在商代很可能被册封为诸候国。殷墟卜辞中有关秦的记载甚多，此秦绝非子邑秦之秦，只能是禹封伯益之秦。从卜辞内容看，多为在商都任职的赢秦族人对家乡和祖宗遥祭之物。占卜活动由王室卜史主持，规格甚高。而卜辞中“秦宗”、“秦右宗”的记载，则反映秦宗族繁衍、人丁兴旺，立有宗庙，并有左宗、右宗诸分支。卜辞中有“禾于烊秦既”（《京》三九三七）的记载，联系秦字造型，或谓抱杵舂禾，或谓双手束禾，似乎皆于农业相关。说明商代留居秦地的伯益后裔仍能保持种稻传统，以禾善舂精而闻名。秦人造酒，大约亦始于商代。《
”，用秦地出产的清酒举行饮礼。秦酒用诸祭祀周族祖宗，当入甘醴佳酿之列。“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酿酒业的发达是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除却秦地，伯益族中醠一支，或奉命率兵守御北方，以对付土方（今晋、冀北部）、鬼方（今晋西北、陕北）进犯；或在西戎、保西垂。随着秦族活动地域的扩展，其农业类型发生某种变化，并且适应地区特点，重操畜牧旧业，故费昌、孟戏、中衍及其后裔皆以善御而出名。
秦与商为近族，曾经有过共同的图腾崇拜。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秦人同殷人也是最为接近的。有商一代“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秦人学习和吸收殷商文化，促进了本部族社会经济的进步，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渐接近殷商农业而同步发展。
伯益及其后裔为我国中原早期农业开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秦建王朝于关西，并且序列三代之后，故有关早秦中原农业活动情况，只能附见于五帝、夏、殷文献，一鳞爪，难窥全豹。加上目前在中原地区尚无可以确指为早秦文化的考古发现，这就为我们判定早秦农业历史形态增加了一定难度。不过，刊木表山、治水凿井，标志着秦人农业地域的拓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草木鸟兽与艺稻、物候学知识的增长和积累，孕育了秦人传统农业科技的萌芽。早秦中原农业基本反映了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形态过渡的初始特征。
二、早秦西陲农业的类型转换
商末，秦人中潏一支就已“在西戎、保西垂”，其足迹已达今渭水流域，与著名的周人部落相接壤。随着殷商式微，周人疆域的扩展，秦大骆、非子等西迁今甘肃东部一带，与西戎杂居。
由于蜚廉、恶来俱以材力助纣为虐，秦人在周初曾“坠命亡氏，踣其国家”。故大骆、非子西居犬丘，或有放逐、发配的惩罚性质。秦人被迫离开东方老家，正常的农业发展进程被打断，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滞。不过正是由于移居西陲，促使他们最后完成了由稻作农业向旱作农业的类型转移，为秦人日后入至关中，继承周族农业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甘肃东部地属黄土丘陵沟壑区。从已报导的考古资料看，从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就在这一带留下了活动足迹。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古文化遗址分布更为普遍，农业占有很大比重。著名的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7000-5000年，其中最早的文化遗址比仰韶文化还要早千余年。该遗址出土的数千件石、陶、骨、角器，除却日用品、装饰品，大都是生产工具。而黍、油菜籽等原始农业植物的出土，则明显地反映出旱作农业的特征。稍后的齐家文化，则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秦人移居西陲以后，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借鉴、吸收、继承周围其他文化，最终形成了区别于中原诸嬴的独立的秦文化。前几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及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在甘肃谷县毛家坪和天水县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时斯的秦文化遗存。从发掘情况来看，毛家坪下层为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董家坪下层为齐家文化。其中毛家坪A组遗存年代，包括了整个两周时期，从早到晚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其间并无大的缺环，是不可分割的一种文化。该文化器物、墓葬形式与甘青地区其他文化不同，而与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周文化和东周秦文化有较多的相同相似之处。居住遗址中灰坑、残房基地面的发现，说明从西周早期开始，秦人起码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而鬲、盆、豆、罐、甗、甑、釜的陶器组合、尤其是陶仓的发现，反映了其饮食生活当以农作物的粮食为重要食物来源。这完全不像人们一贯传统的说法，认为秦人当时是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据历年的考古调查，在甘肃东部地区已发现“周代遗址”数百处。根据毛家坪和董家坪的发掘看，其中有的应当属于秦文化遗存。甘肃东部周秦文化遗址与甘肃地区土著的寺洼文化交错杂处，它们所处时代大致相同，不过周秦遗址多分布在大河流域的平坦河谷，而寺洼文化多分布在小支流或丘陵峻险地带。这同后来汉族居于平川，而少数民族居于山地的情况相类似。甘肃天水一带的河谷台地，发育良好，土壤肥沃，地势平坦，宜于农耕，秦人占有这样的有利地势，农业发展水平显然高于被认为属于犬戎族的寺洼文化的发展水平。
西迁后之秦人社会经济情况，从文献记载来看，畜牧业比较发达。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这种不一致，应当是秦人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农牧结合经济的客观反映。我们认为，秦与戎狄杂居，必受其畜牧文化的影响，彼此交流、融合，促进了农牧结合经济类型的形成。且后世人常以戎、狄视秦，夸大或只着眼于秦戎狄同俗的一面，故反映在历史文献中，似乎秦与中原诸国差别甚大，畜牧特征比较突出。甚至秦惠王时，仍有人骂秦为“西方牧犊儿”，很显然，此时的秦人经济绝非畜牧经济所能概括的，只能说是某种偏见。另一方面，从甘肃东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看，亦宜于农牧经济的交错发展。随着秦人活动地域的拓展，由河谷台地向丘陵草原发展乃成必然之势，畜牧业经济的成份逐渐增加。西陲是我国古代良马产地之一，犬戎之国有文马，缟身朱熹，目如黄金。秦居西陲，与戎族杂处，及地利之便，亦“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由于为周王室“息马”之缘故，文献中也就较多地保留了这方面的记载。
非子邑秦，表明秦人已复续嬴姓及宗庙祭祀，周王朝也开始把秦同戎狄相区别；非子邑秦，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建筑城邑，得地授民，表明秦人已适应了西陲农业生产的特点，完成了农业类型的转换，有了比较稳定的生产基地。非子邑秦，密切了秦与周王室间的联系，促进了周秦经济文化的接触与交流。
三、早秦关中农业的初步发展
非子邑秦，得力于秦人在汘渭之间的经营。这里土地肥美，水草丰茂，不仅宜于畜牧，而且为周农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孝王召使非子主马于汘谓之间，是秦人第一次逾陇山东向发展。他们为周人创建并管理畜牧业基地，既据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又因袭周人文化遗产，故能勃然兴起，分土为附庸。秦人活动于周文化与诸戎文化的“中介”区系之间，给秦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极强的生命力，为以后秦农业全新的、快节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宣王时，秦仲以诛西戎之功，从附于诸侯之附庸晋升为王室大夫。“大夫食邑”，除向王室交纳一定的贡赋和一定的军役、劳役之外，世袭的享有自己的封地收入。秦仲为大夫，使秦人进入周王朝贵族行列，促进了周秦文化的交融过程。史载秦仲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表明秦与诸戎在文化上分道扬镳，而采用华夏礼乐。《国语·郑语》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史伯将秦与齐并认为是大国，可见其势力已有很大增长。秦仲死于戎，其子庄公昆弟五人将周兵七千，继续讨伐西戎。著名的不其簋记载了宣王时庄公伐戎的经过。当时侵扰周朝西部，周王命伯氏和不其（庄公）进追于西。得胜后，伯氏回朝献俘，不其率兵车继续战斗，“斩首执讯”，多有所获。以此，不其被赐“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对诗书礼乐及土地人民之好恶，是当时判别华夏与戎狄文化、游牧与农业经济的重要标准之一。建城筑邑，得地授民，以诗书礼乐为政，非游牧民族之所好，而为农业民族的显著特征。
西周末年，周王室内乱，犬戎杀幽王骊山之下，虏褒姒，侵夺岐、丰之地。当时的犬戎部落尚处于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游牧民族的掠夺、骚扰、破坏活动既摧毁了腐朽的西周王朝，也给具有悠久历史的关中农区带来一场浩劫。如此形势，给秦入主关中及东向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襄公二年，秦徙都于汘城，政治、经济中心正式进入今关中西部。襄公一方面将兵救国，护送周平王东迁，开尊王攘夷之滥觞；另一方面，攻逐诸戎，制止他们对关中农区的毁灭性破坏，着力于岐、丰农区的占有与经营，以保证正常的社会生产进程不被打断。襄公谥“襄”，据谥法解“甲胄有劳曰襄”、“辟地有德曰襄”，正好可以表现他平戎救周、开辟疆土之功。
襄公救周，取得向岐、丰之地发展的合法权利，这在秦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时犬戎取周之焦获，而居泾、渭之间。故平王在赐秦岐以西之地的同时许诺秦可以攻逐岐、丰之戎，并占有其地。岐周至丰京间的广大地区，是周民族长期经营农业的中心地域所在，人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代表了当时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占有岐、丰之地，又将具有较高生产技术水平的周余民接收过来，就将秦农业发展置诸一个新的起点之上。襄公始国，即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以后经过短期发展，秦的农业生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东方诸国。至穆公时，秦国生产的粮食不仅可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食用，而且宫室积聚之盛使戎使由余感叹不已。向晋国输粮，车船绵延不断，被称之为“汛舟之役”。秦农业的飞跃式发展，显然是入关后直接继承周人农业技术和经验的缘故。而其奠基之功应始于襄公。襄公为占有岐、丰之地，英勇征战，不遗余力。襄公十二年，秦人终于“伐戎而至岐”。襄公为东征而卒，其子文公收复岐丰之地，完成了襄公未竟之业。
近年来陕、甘两省考古工作者在陇山两侧地区的考古发掘，对于确定襄公徙都汘邑地望，了解秦国铁器历史皆提供了有力佐证。据《括地志》云，故汘城在陇州汘源县东南三里。宝鸡市考古工作队1986年在陇县边家庄附近发现春秋古城遗址，尚存夯土及城墙遗迹，被认为是襄公徙汘所都之地。特别是边家庄秦贵族墓地，发现了数量较多、规格较高的青铜礼器，其形制与花纹，甚至与西周晚期同类器物没有什么区别。鼎、簋、
、壶、盉、盘与周人礼器组合形式相近，其祭祀与宴饮礼器具有浓郁的农业文化特征。其墓地布局由贵族到平民有序排列，延伸数里。证明秦人逾陇山而入关中后，这里曾一度为秦国活动中心。根据考古发现，学术界推测西周晚期在周王朝统治区就可能发明了冶铁技术，周人东迁，秦继承了其冶铁技术。近年来先后在甘肃灵台景家庄、陇县边家庄、长武县春秋早期墓多次出土铜柄铁剑，铁匕首等。时代稍后的凤翔秦公大墓、宝鸡益门2号墓则出土大批铁器，并且出土了铲、臿等农业工具。综览铁器出土地点，北起灵台，西至陇县，南到宝鸡，东及长武，大致不出襄公初入关中时活动地域。证诸“驷
孔阜”诗句，秦在襄公之时用铁当已比较普遍。
由非子始，秦人在汘渭之间的活动，给了其和周人长期接触的机会。早秦关中农业时期完成了周秦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一段“款塞内附”的经历，使秦人吸收和掌握了周族先进的农业科技。所以当他们占有岐、丰乃至整个关中之后，便能“收周余民有之”并未显示出很大的不适应，并未使关中农业出现倒退，发生逆转。相反，调整了既有的生产关系，改善了既有的生产结构，在许多方面促进了关中农业的更快发展。并超越东方诸国，走在了前头。史称“秦起襄公”，准确地评价了襄公始国的意义。襄公平戎救周，从某种程度讲是拯救了关中农业，实乃关中农业之大幸。秦农业由此结束了其早期发展阶段，而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