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语境下的移民安全治理国际合作初探
——从中美洲移民大篷车事件谈起
王宝峰，王 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摘 要】 中美洲移民大篷车事件自2018年初开始持续发酵，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朗普政府基于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的需要，主张修建美墨边境墙，并驻军强硬抵制移民群入境，造成入境权实现与安全排斥的双向焦虑。当前，针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迁徙人口衍生危机，第73届联大会议通过《移民全球契约》为移民治理搭建了国际合作的框架，各国应以此为契机增强政治互信、凝聚反恐共识，推动国际人口迁徙有序化，防范移民领域滋生涉恐威胁。
【关键词】 反恐；移民安全治理；国际合作；移民全球契约
美国当地时间2018年4月30日，来自中美洲“移民大篷车”队伍中的8人，以政治庇护为由申请入境美国并获准许。这一事件为驻扎在美墨边境的其余数百名“大篷车移民”注入“美国之梦”的强心剂。此后，经社交媒体二次发酵，在中美洲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厄瓜多尔等国引发“大篷车移民”浪潮。2018年10月，7000多人组成的大篷车移民队伍，由洪都拉斯出发，北上入境墨西哥，而后向美墨边境行进（如图1① 图中绿色标注线为移民大篷车由南至北行进路线，标注城市为主要过境及停留城市。图片来源：观察者网.美墨边境“跨年战”警方再射催泪弹[EB/OL].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c2d9e1a77ac6416be48c352,2019-01-10. ）。大量中美洲移民集聚美墨边境申请以难民身份入境美国，这严重冲击美墨边境规范秩序，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外源性威胁。
一、问题的提出
图1 中美洲移民大篷车行进路线图
特朗普政府将此次事件定义为“入侵”（Invasion），对中美洲“大篷车移民”意图入境美国的选择充满了“敌意”（Hostility）。其宣布“大篷车移民”为紧急事件，并派遣美国军队前往美墨边境驻守。2019年初，150名大篷车移民试图从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Tijuana）越过边境线进入美国，美国移民与边防管理局（ICE）执法队伍向这群“不速之客”射发“催泪瓦斯”（Tear Gas）。[1]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在未来五年内为墨西哥南部的发展捐助250亿美元，以此视为为墨西哥中美洲移民安置问题“买单”。可见，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洲移民如此强硬的态度，不是出于接收移民所需负担经济责任的考虑。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或表明了美国当局对中美洲移民如此焦虑的原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7000多人向我们边境进发的人群中没有中东血统的人”① 特朗普政府签署《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Protecting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规定90天内禁止来自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7国的人民入境美国，该举动有将恐怖主义中东地区标签化的倾向。详见：特朗普政府13780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780）[EB/OL].https://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Executive%20Order%2013780%20Section%2011%20Report%20-%20Final.pdf,2019-01-10. 。由此看来，对于移民涉恐隐患的焦虑是美国当局对待此次移民迁徙事件如此敏感的主要原因。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试图在反恐的语境下分析移民安全化议题的合理性，并重点对如下问题进行探讨：中美洲“大篷车移民”的性质应如何界定？反恐视角下为何特朗普政府对“中美洲大篷车移民”持排斥态度？移民恐怖主义威胁缘何而生以及如何推进移民安全治理反恐维度的国际合作？
二、性质界定：难民与“经济移民”的混同
词源内涵的界定是行为性质界定的基础。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难民一词适用于“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遭迫害）的原因留在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2]。联合国难民署（UNHCR）将“难民”（Refugee）定义为：“那些惧于迫害、大规模冲突和暴乱以及其他严重威胁公共秩序的情形而被迫离开原住国寻求国际社会保护之人”。鉴于上述关于“难民”一词的定义，难民之内涵应包括以下要素：（1）非自愿离开原籍国或原住国；（2）被迫离开的原因多出于对原籍国或原住国政府当局迫害的畏惧；（3）这种畏惧是具有正当理由的，非因逃避合法的法律规制；（4）除申请入境避难外尚无其他有效的方式避免迫害；（5）若被申请避难国“推回”或会陷入绝境。
与难民不同，“经济移民”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境遇，选择离开原住国或原籍国而前往他国。根据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的观点，跨国人口流动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刺激人口迁出的推力因素（Push Factors），诸如失业、低福利待遇、恶劣生存环境等；另一方面为吸引人口迁入的拉力因素（Pull Factors），诸如更好的薪金待遇、安全的社区环境、优质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大篷车移民多来自中美洲洪都拉斯、厄瓜多尔等充斥着暴力、谋杀与毒品威胁的国家。为了谋求更安全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秩序，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集聚人群，组成大篷车队向美墨边境行进。
“认认真真走形式”就是学风不正的一大表现。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党校是培养干部党性的重要场所，但培训完后，有些学员写的党性锻炼体会并不走心，一看就是敷衍了事。
另一方面，移民相对于所在国民众而言，缺乏地域安全根基，加之语言障碍、对社会公共产品使用能力较低，容易成为当地帮派的袭击对象。此种情况下，不安全的生存境遇会侵蚀移民群体对所在国的融入热情，在不安及反抗情绪郁结到一定程度时，极易被恐怖组织煽动民族仇恨，受其拉拢，从而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政府可以重点支持品牌出口企业，对品牌出口企业在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在企业自主创新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政府可以建立出口品牌专项基金，鼓励扶持品牌建设。政府还可以通过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制度，规范品牌竞争秩序，加强品牌保护，防范品牌风险。
三、治理起点：移民安全化内涵阐释
恐怖主义是当今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的“全球瘟疫”。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资料显示，2017年，全球恐怖分子共制造10900起恐怖袭击，造成264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8075名袭击者和18488名受害者。② 数据来源：GTD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EB/OL].https://www.start.umd.edu/pubs/START_GTD_Overview2017_July2018.pdf,2019-01-10. 虽然恐怖主义行为对当前的国际社会安全状态带来严重威胁，但学界和政治“博弈场”仍未能对这一古老“社会事物”的含义达成统一标准。布莱恩·詹金斯和普里默拉兹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前者认为，“所谓的恐怖主义就是通过运用或威胁运用暴力（Violence）以促成政治变革的行为”[6]。后者认为，“恐怖主义是针对无辜者有意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旨在恐吓另一些人去做本不愿意去做之事”[7]。可见，“暴力威胁”和“政治目的”是恐怖主义内涵的核心语素。
2018年12月19日，第7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该契约致力于推动构建安全有序的全球移民活动环境，为全球移民治理提供了国际合作框架。近年来欧洲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交织，移民权利问题是绕不开的话题，这其中包括申请庇护权利的实现以及入境后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移民权利实现的“畸化”是此类群体激进化的主要原因，《移民全球契约》（GCM）所关注的正是对移民所享有的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与保护。为此，契约“提出了审视国际移民问题的全方位构想，确认需要采取全面方法优化移民整体权益，化解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① 参见：联合国A/CONF.231/1文件[EB/OL].https://undocs.org/A/CONF.231/3,2019-01-07. 。因此，以GCM为国际合作框架，推动移民安全治理国际合作持续深化，保障移民迁徙流动过程中的基本权利，消除因歧视或不平等待遇而催化的寻求恐怖主义的心理，是应对此领域涉恐威胁因素的理性选择。
传统研究视角更关注移民的经济问题，认为移民是劳动力、消费力跨区或跨境流动的经济现象。诚然，现阶段关于国际人口流动的理论仍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维度，但是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重新建构“安全”的范畴，将移民因素纳入其中具有现实必要性。移民作为一种外源性人口力量，尤其是因政治、战乱、贫困、犯罪而被迫逃离原住国的移（难）民，其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进入一国境内，会对一国既有的安全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例如，近年来与欧洲难民危机相伴出现的民粹主义势力抬头，极右翼恐怖主义势力的沉渣泛起，这表明外来移民经过长期累积形成移民社群或短期大量涌入，会给一国的社会承载力、国家整体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推动移民安全化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嵌入的共识形成过程。在中美洲“移民大篷车”事件中，特朗普政府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向外表明立场，即认为移民群中混杂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会给美国国家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但是，仍有美国政客、学者以及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官方说辞表示反感，认为美国违背了其一贯以来的对自由和人权的重视。可见，对移民威胁的阐释即移民安全化建构的过程并非单向推动，而是需要双向认同、实现共识。
四、外源威胁：移民问题领域涉恐成因分析
移民问题安全化是将移民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议题进行讨论并析出合理性的过程，是探讨移民安全论题的前提。国际移民组织（IOM）将“国际移民”界定为“离开原籍国或常住国，为了定居或长期居留的目的，进行跨国界迁徙，进而迁入另一国家的人”① 国际移民组织倾向于从合法的移民迁徙行为切入界定国际移民的概念。详见：国际移民组织官网[EB/OL].https://www.iom.int/,2019-01-04. 。此种定义主要关注移民的跨国界流动性，并未涵盖因政治原因迁出的“难民”。但从更广泛的国际人口迁徙角度来看，“难民”仍属于人口跨境流动的类型之一，难民与正常移民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离开原住国的被迫性，与非常规移民相比，具有因政治庇护申请而获准的正当性，故“难民”应属于本文所探讨的“移民”范围。
宗教作为教徒度世的精神指引与心灵寄托，一旦形成信仰就具有稳定性。不同宗教之间倡导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不能强加同化。移民群体进入一国社会后不会随之转变宗教信仰，相反，会因信仰所带来的认识世界角度的差异性而阻碍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以法国为例，目前在法穆斯林宗教人士超过600万，伊斯兰教已然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11]。在法国就出现了因穆斯林妇女的着装问题而引发的社会问题。① 2014年4月法国政府宣布准备对穆斯林妇女穿罩袍进行限制，一名法国女性在服装店内强行扯下一位穆斯林妇女的罩袍，引发社会舆论。参见：毛国民.欧洲移民发展报告（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68. 移入民信仰场域相对于所在国宗教的“封闭”，当地主流宗教认同对移民宗教信仰范围的“侵夺”，导致穆斯林移民群体极易被伊斯兰极端组织拉拢从而实施恐怖袭击。2017年8月信仰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地区发动恐怖袭击，袭击实施者驾驶重型卡车冲撞人群，致13人死亡。随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ISIS）宣布对此次事件负责。② 案例来源：人民网.西班牙恐袭死亡人数增至16人24名伤者中5人伤势危重[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828/c1002-29498894.htm l,2019-01-05. 可见，因宗教信仰的差异而产生认同冲突，致使部分穆斯林移民群体逐渐被边缘化，并意图通过极端方式报复主流社会。
近年来，欧美国家因难民涌入而衍生出严重的恐怖主义危机，使得人们不得不重视移民的涉恐威胁问题。移民申请移入一国之目的在于寻求更理想、更有序的生活，但近年来因移民危机所致恐袭事件表明，移民的迁徙流动与安全威胁是相伴而生的。移入民对一国的恐怖主义威胁“渠道”如下：（1）意图移入者本身即为恐怖分子，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入境。这里的合法手段，是指外来移民通过提供有效的护照、签证入境；难民通过提供虚假避难证明骗取合法难民身份入境。这里的非法手段，是指偷渡入境或伪造、变造出入境证件入境。（2）移民本身并不具有“确定的恐怖主义意图”或本身并非恐怖主义分子，而是入境后“激进化”为恐怖主义人员。这里的“激进化”是指“某个体或群体逐渐生成极端化思想并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所经历的时间过程，是对所在国主流价值观的排斥和背离与对极端政治诉求的靠拢与贴近”[8]。对于其中的“激进化”动因，笔者拟通过如下几个维度加以分析。
（一）移民社群政治化诉求与所在国接受的冲突
威廉·萨弗朗（William Safran）认为，移民社群（Diaspora）是指在所在国生活并延续原住国精神谱系，保持集体记忆、留存民族意识，祖先源于“同一中心”的移入群体[9]。移民社群价值观同源，在所在国形成地域集聚与权利共同体，为了谋求更利于族群发展的政治生活空间，社群会产生趋同的政治诉求和权利主张，进而冲击所在国政治生态的稳固性。对于所在国而言，政治制度安排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移民社群的政治诉求作为外源性的政治权利主张，若过量涉入一国政治权力构成，会稀释主体权力的集中性，对推进政治安排造成阻碍。欧洲难民危机后，“奥地利向右转，并成立以‘奥地利优先’的、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府”[10]表明了移入国政府对难民权利诉求排斥甚至形成民粹主义浪潮。面对所在国的权利排斥、民粹主义思潮，位处相对劣势的移民团体倾向于诉诸极端方式争取自身权利，此时恐怖主义便存在滋生的精神土壤，恐怖袭击便成为“有效”的诉求手段。
（二）移民治安威胁与治安困境共生
移民、难民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致使GCM的通过及签署过程受到严重阻力。“美国当地时间2018年12月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不再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移民全球契约》的制定议程”[13]。此后，澳大利亚、奥地利、智利、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以色列等国相继声明退出该契约，原因是该契约所规定的议程与本国移民法、难民政策相违背，落实该契约会侵害其国家主权。对于部分签署的国家，国内反对声音也日益高涨。比利时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6日，5000多名比利时民众集结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并在欧盟理事会及欧盟执委会所在“欧盟区”发表抗议签署GCM的演讲。
综上分析，大部分大篷车移民是出于寻求更安全的国家环境而进行跨境迁徙的，而非基于政治迫害或战争内乱等原因。因此，不能将中美洲大篷车移民完全定义为前述的“难民”，这其中缺少必要的迁出政治因素和申请避难的最后选择性。拒绝大体量“经济移民”集中时间入境，具有一定的国际道义免责性，但特朗普政府显然并不关注此种“软性”的拒绝入境原因，而是站在反恐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强硬抵制大篷车移民入境。诚然，后911时代的美国政府尤其强调反恐在国家安全防范中的重要地位，移民或会附带恐怖主义威胁，识别与消除移民衍生的恐怖主义风险逐渐成为美国移民安全治理体制建设的核心。
（三）宗教信仰场域的封闭与侵夺
观察组护理缺陷发生率1.67%（1/60），对照组护理缺陷发生率15.0%（9/6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345，P=0.021）。
（四）移民融入的失败与被边缘化
“2015年，24岁的巴勒斯坦青年‘艾哈迈德’为得到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而欣悦，不曾想到的是，两年后他在汉堡市巴姆贝克区高喊着‘Allahu-Akbar！’（真主至上）并刺死了一名与其素不相识的男子”③ 案例来源：中青在线.从难民到恐怖分子，他经历了什么 [EB/OL].http://qnck.cyol.com/htm l/2017-08/30/nw.D110000qnck_20170830_1-06.htm,2019-01-05. 。移民融入的失败与被边缘化是催生其极端化的重要原因，使其选择在追求“恐怖正义”的路途中实现“人生意义”。
移民携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进入所在国境内，在语言、行为、饮食、着装等方面与所在国国民存在较大不同。文化的差异生成疏离感，固有的文化偏见也会不同程度地阻碍移民与所在国成员的双向认同的形成。后911时代，西方社会对伊斯兰世界存在一种普遍的安全焦虑，并意图从文化的优劣性视角，解读穆斯林群体对西方社会的潜在安全隐患。这样一种文化上的歧视与偏见，使得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移民安全威胁主观扩大，并通过制度设计意图阻断此种威胁流入，例如特朗普政府的“穆斯林禁令”。2014年秋，德国人卢茨·巴赫曼发起“爱国欧洲人反对欧洲伊斯兰化运动”④ 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德语：Patriotische Europ?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缩写PEGIDA；或译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是2014年从德国兴起的一个欧洲右派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由卢茨·巴赫曼（Lutz Bachmann）于2014年10月在德累斯顿发起，争取保护德国及欧洲社会的犹太教－基督教文化。参见：维基百科.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EB/OL].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2019-01-05. 在欧洲大陆引起反响。这一事件反映出所在国国民对自己文化被“污染”的焦虑与对外来移民文化的极端保守态度。因此，所在国的文化排斥，导致移入民对移入社会的认同感降低，进而被主流文化边缘化，最终移民融入失败。失败的移民融入群体中交叉“传染”对所在国社会的怨恨情绪，为恐怖主义思想的滋生提供了精神土壤。
五、合作治理：防范移民涉恐威胁的理性选择
“行为体面对安全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定关系的产物”[12]。国际政治行为体安全建构的过程即为形成有序安全关系的过程。有序的安全关系意味着走出安全困境实现安全利益的协调分配。在移民安全治理合作关系上，为实现有序的移民流动，消除移民衍生的恐怖主义问题，需要移民流出国、过境国、目的国及所涉周边利益国家的良性互动。互动过程中，各行为主体要妥善管控政治分歧、推动安全利益优先化，在防范涉恐因素流入的同时注意保障移民申请入境的合法权利以及有效承担难民接收的国际义务。
目前，学术界关于“安全”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两种学说。其一为“能力说”。该学说“将‘安全’视为一种国家能力，认为‘安全’是国家得以保持领土完整政权统一，维持其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联系，防止外来力量打断它的特质、制度和统治，并且控制他的边界的能力”[3]。其二为“状态说”。该观点认为安全是一种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无感觉恐惧的实然状态。“安全化”（Securitization）是指“将一个原本不涉及安全的问题在主观认识上变为一个安全问题”[4]。“巴里·布赞等人在《新安全论》一书中，将‘安全化’定义为政府部门通过‘言语行为’（Speech Act）将某个传统安全界限以外的问题转化为存在性威胁，并采取超越常规政治程序的紧急措施和特殊手段的过程”[5]。也就是说，掌握国家话语优势的利益集团，对某一事物存在“安全威胁”进行权威宣传后，引导公众信服，这一过程即为“安全化”。
（一）强化政治互信，构建公平、合理的责任共担机制
移民涌入会给一国社会治安环境带来负面影响，需要政府提供足够的公共管理产品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并且要对移民造成的治安破坏进行秩序重建。2011年英国北部托特纳姆区发生的抗议示威游行，后演变成蔓延全国的治安骚乱事件。英国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了大量的移入民及二代移入人口的失业。失业的焦虑与生活的困顿，刺激移民团体集中靠拢，并通过移民社群沟通渠道传播信息、寻求声援，进而演变成集群化骚乱事件，最终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移民所带来的治安威胁会加深所在国民众对移入者的排斥心理，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如欧洲大陆极端右翼恐怖袭击事件主要针对的即为外来移民。
第四，发展新产业。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 IT、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机器人等产业；发展现代制造业，如飞机高铁制造、信息装备制造、核电设备制造、特高压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物流、技术服务、专业服务（会计、律师、审计等）、文化旅游休闲服务、养老婴幼服务等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如观光农业、旅游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都市农业、创汇农业、网络农业等。
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问题凸显、利益矛盾也较以前更为激烈，群众意愿表达途径和方式也复杂多样化。由于群众自身及相关处境因素，往往会出现群众诉求和意愿表达失当等一系列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深入群众，才能充分了解群众的真正诉求和意愿，也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党群关系，妥善解决群众诉求。
推进移民问题治理国际合作要不断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妥善管控意见分歧，排斥单边主义，推进国际安全利益共享。移民问题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在全球移民迁徙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国际移民的迁出国、过境国或目的国。推动在GCM框架下的全球移民问题治理国际合作对于构建有序、安全、正常的国际移民流动环境尤为重要。“平等”（Equality）是推进移民治理国家间合作的基础元素。因此，各参与国在制定移民问题治理规则方面，要平衡彼此话语权；在确定难民接收配额方面，要根据各国实际承载力协调分配。移民治理国际合作应在在共同认识的关照下，推进各国平等参与该领域问题的治理进程，构建以平等、公平为导向的全球移民责任共担机制。
（二）提高移民涉恐威胁敏感性认识，加强双边、多边、区域性协商对话
被迫流离失所者（Forced Displaced People）始终是国际人道主义关怀的重点，同时也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拉拢的重要对象。以孟加拉国境内的缅甸罗兴亚难民为例。2017年8月25日，缅甸罗兴亚武装组织在缅孟边境若开邦地区袭击缅甸警察哨所和军事人员。缅甸当局称之为“恐怖袭击”事件，缅甸军方随即对在缅罗兴亚人的200多个村庄进行军事打击，事件使近60万名罗兴亚人成为难民，逃离家乡前往邻国孟加拉国。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数据统计，目前已有近200万的缅甸罗兴亚人沦为难民，生活在孟加拉国，孟当局拒绝给予罗兴亚人合法身份或提供经济、食物等援助。大量罗兴亚难民只能依靠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援助生存。民族压迫的仇恨与难民营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罗兴亚人极易为恐怖组织所拉拢。“资料显示，基地组织（Qaeda）早在2000年就有计划地向在孟罗兴亚人渗透，并在难民营内组织训练‘罗兴亚人自由战士’，组织旗下的《复兴》杂志明确将缅甸纳入势力范围，并建立缅语媒介招募恐怖分子”[14]。
我们本该明白教育应做什么：智育是要发展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要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鼓吹规范；美育是要培育丰富的灵魂，而不是传授技艺。
移民问题具有跨国性，并非单一国家可以解决，移民迁徙或难民逃离路线所涉国家要通力合作，保障移民的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GCM申明推动“在实际移民路线沿线建立开放和方便使用的信息站，提供基础性援助与信息咨询，为形成正常、有序和安全的移民迁徙途径做出努力”。推进移民问题合作要明确相关合作参与国，搭建对话协商平台，推动双边、多边或区域性对话，逐步将GCM所涉内容进行国内法转化，形成专项针对跨境移民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进而为推进国际移民治理合作提供可行方案。针对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交织严重的突出地区，应积极推动区域性协商对话，凝聚安全利益优先的共识，防止难民沦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各国要进一步增强人权关怀意识，积极解决难民安置问题，规范难民筛选机制，设计非常规流入者风险评估机制，建立“不推回原则”下的难民转介机制，逐步剥离恐怖主义中的难民因素。
（三）完善移民权利保护制度，消除因实质不平等而产生的“激进化”因素
移民的跨界迁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流动，更重要的是对移入国社会生活的融入。移入国应秉承国际人权的基本理念，保障移民的基本国民待遇，消除歧视性偏见或剥夺机会等实质不平等，保障移民基本人权，给予移民机会去提升自我生存能力，实现国家与移入者的双向尊重与认同，防范移民因融入失败而产生极端化心理。
采用HPLC方法来定量分析底物咖啡碱、可可碱、茶碱在发酵过程中的消耗情况，反应液原液稀释至合适倍数后经HPLC进样分析，三种生物碱的定量检测方法采用色谱条件[14,15]：C18柱（4.6×200 mm，5 µm，welchrom），流动相：A：去离子水，B：N, N-二甲基甲酰胺：甲醇：乙酸=40：2：1.5，流速：1 mL/min。进样量：10 μL等条件在278 nm下检测，试验重复六次（n=6），分析并计算结果。
各国应在GCM框架下，不断加强对移民受教育权、就业权、生命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的保障。各国应完善本国教育法，不因国籍、种族等因素在教育问题上存在差别待遇，确保移民儿童、青少年有权利接受各阶段的教育。成立专项资金项目，针对移民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权利给予保障，缩小同本国儿童的受教育差距。各国应保障移民有权利从事体面、安全的工作，并提供语言、工作技能的培训指导，应推动构建移民执业技能通识认证机制，提升并有效保障移民的“自力更生能力”（The Capacity of Self-Reliance）。各国应不断努力，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动形成合法、有序和安全的移民迁徙路径，尽量减少因非正常流动而产生的大范围难民、非法移民死亡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提高对失踪移民的救助积极性，重视该群体的基本尊严和权利。在GCM搭建的国际合作框架下，各国应不断重视移民基本权利保障问题，提升新移入者社会存在感，积极发挥此类人群的潜在经济价值，基于国际人权视角关照每一个入境移民、难民，消除其内在不平等意识，防止极端激进思想滋生。
（四）凝聚国际社会反恐共识，加强移民反恐技术领域国家间合作
近年来，在欧洲难民危机背景下，发生了多起具有难民身份恐怖分子的恐怖袭击事件，这其中既有恐怖组织成员混同难民潮移入一国境内，也有实然难民身份人群入境后“转化”为恐怖分子的情况。在法国巴黎11·13恐袭事件发生后，法国警方现场勘查发现一本登记姓名为阿赫迈德o莫哈马德、出生地在叙利亚的公民护照，分析确定其为此次恐袭事件的自杀袭击者。袭击者的指纹与不久前希腊登记难民身份数据库中的一枚指纹吻合，证明其为法国新近接收的叙利亚难民。如前文所述，移民恐怖主义威胁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为“源生性涉恐入境”，其二为“入境后激进化涉恐”。为此，各国在该领域的反恐机制建设上，要重视预防性反恐国际合作。包括建设全球性移民、难民信息数据库；标准化难民甄别机制；构建境内流出人员涉恐风险预告知国际合作机制、弱势迁徙群体入境目的国转介机制以及积极开展涉恐移民遣返领域的国际合作。
数据应用主要分为船端应用和公司端应用2部分，其中船端利用感知层采集的信息，经过网络层传输，可开展对船舶航行和货物监测管理相关的应用。公司端应用可分为二级公司和总公司2部分，其中：各二级公司通过网络层接收船端传输的信息，开展船舶动态监控和调度、货物监控、应急处置、远程医疗及船舶油耗管理等操作层面的应用；集团总公司系统除了可实现二级公司的功能之外，还可开展综合分析和辅助决策等宏观管理应用。
（五）加强社交媒体网络监管国际合作，扼腕移民社群虚拟场域极端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暴恐活动实现了现实和虚拟两个战场的跨界活动”[15]。国际恐怖分子利用社交媒体的能力不断增强、维度日益拓宽。利用社交媒体宣传极端思想、狂热化宗教传播路径，制造网络恐慌并渲染恐怖气氛，搭建反政府舆论平台；虚构或放大被压迫境遇以博取公众同情与支持，“建构”圣战斗士形象，拉拢边缘移民群体和社会不稳定分子。ISIS深谙现代社交媒体的宣传价值，该组织成立初期以Twitter、You Tube等西方主流媒介平台为宣传载体，后设计内部社交软件“Alwari”或利用PS4、国际网络游戏等平台进行恐怖主义宣传，以规避国际反恐力量的监管。
社交媒体具有“低门槛”和非官方信息传播性的特征。“低门槛”的原因是，社交媒体是不具有竞争性的社会公共产品，公众在使用权上无具体限制。移民社群作为其用户“社会角色”之一，通过网络跨越地缘因素限制，形成虚拟社会凝聚体。社交媒体属于自媒体，与官方媒介平台的选择性信息传播模式不同，其所传播的信息更贴近民众生活，因此感染力更强。移民社群具有天然的民族互信力与宗教凝聚因子，面对本族群成员生活困境或被压迫、排斥现状，更易激愤并衍生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移民社群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会形成较为封闭的舆论圈，若极端思想在此种封闭场域中不断发酵，终会刺激该群体同所在国主流价值观发生背离，加速本国分离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对该移民群体的极端化渗透。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各国在反恐网络监管维度的国际合作。服务器所在国与恐怖信息传播行为所在国、受威胁国各方要凝聚反恐共识，摒弃反恐双重标准，避免“言论自由”论调的干预，不断加强网络监管国际合作。相关国家应依据国际反恐公约、双边、多边、区域性条约或合作协定，在证据提供、涉恐财产冻结、跨境缉捕以及被判刑人移管等方面提供互利支持。应充分发挥民间技术力量和NGO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中的作用，在技术领域封闭涉恐信息传播源端口，并深挖信息发布端口的虚拟地址，以线上侦查助力线下缉捕。
六、结语
“中美洲移民大篷车事件”进一步刺激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究其原因是出于对移民群体涉恐因素的考量。然而，特朗普政府在移民管理领域一系列政策① 例如：“禁穆令”；移民群体的居留权清查与遣返；修缮美墨边境墙；主张废止国藉法的出生地主义等。 的落地与实施并不顺利。事实上，国际移民与恐怖主义并非一对平行问题，二者在现代国际安全领域存在交合，因而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为此，加强反恐领域国际移民治理需要全球视野与国际协调手段，各国应紧籍《移民全球契约》通过的利好背景，在联合国反恐体系背景下，依托GCM所搭建的移民治理国际合作框架，增强在移民治理问题上的交流频度，不断提升各国移民治理水平；要进一步深化移民治理领域反恐合作能力建设，致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推动形成合法、正常和有序的全球移民迁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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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Migr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Counter-Terrorism
Wang Baofe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8,the incident of caravan migrant has continued to ferment,attracting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world.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strongly resisted immigration groups based on the need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ies,which causes the anxieties of the right of entry and security exclusion in the both two sides.At present,aim to solve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global migration,the 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 adopted at the 73rd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It sets up a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migration governance.Countries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nhance political mutual trust,build consensus on counter terrorism,make a safe way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and prevent the migration from breeding terror-related factors.
Key words: Counter-Terrorism；Migr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91(2019)03―0022―09
【收稿日期】 2019-04-03
【作者简介】 王宝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7级公安管理专业涉外警务方向硕士研究生；王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校：杨二慧】
标签：反恐论文; 移民安全治理论文; 国际合作论文; 移民全球契约论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