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功能主义：还原、反思与重构——对中国语境中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主义论文,经验论文,功能论文,传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渊源于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经验功能主义，是传播学史上的一支重要流派。1940至1960年代，是西方功能主义社会学的鼎盛时期，也是美国传播研究逐渐成型的关键时期，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对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经由默顿修正并在哥伦比亚学派身体力行的经验功能主义，则日益发展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范式，进而被世界传播学界奉为圭臬。至1960年代，经过了早期酝酿和积累阶段的欧洲学者羽翼渐丰，形成了与经验功能学派相抗衡的批判学派。以此为起点，在后续的数十年间，经验功能主义的诸多缺陷开始被对手一一聚焦并彻底批判，这些缺陷在两大阵营的唇枪舌剑与彼此抵牾中被反复提及以至无限放大，米尔斯所揶揄的“抽象的经验主义”，①成为直指经验功能学派软肋的传播学界耳熟能详的常识。在今天的传播学共同体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虽余威犹存但却满身箭矢甚至有些扭曲的经验功能主义；而在我国，与此有关的“危机”“超越”的声音也已然出现。那么，在林林总总的观念雾障背后，真实而本来的经验功能主义究竟是何面目？它在我国传播学界的影像如何呈现？它在当下中国传播学语境中是否真的江河日下以至“彼可取而代之”？ 一、回到默顿：对经验功能主义的理论还原 (一)结构功能主义与经验功能主义 探究本真的经验功能主义，无疑应该沿着社会学的理论之河逆流而上，寻找其结构功能主义之源。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在20世纪中叶一度是社会学的主导性理论。该理论强调“系统”范畴，认为任何现存社会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模式(结构)，这些模式之间发生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功能)，从而保证了社会系统的生存。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结构功能主义侧重的是社会系统的现存结构及其在维持系统生存中发挥的社会作用。因此，秩序、均衡、适应、稳定、整合、协调、维模等是其范畴体系中的关键概念。②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功能论思想；此后，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对现代功能主义的兴起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致力于建构起一整套以功能分析为特征的系统社会理论，并于1950年代取得了美国社会学的统治地位。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以抽象宏大著称，虽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此前芝加哥学派的侧重实证、排斥理论的学风，使社会学的发展和应用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帕氏矫枉过正的理论追求在1960年代后开始受到强烈批评。作为帕森斯的学生，默顿深刻意识到了帕氏理论过于宏大而无法指导经验研究的致命缺陷，并着手对其进行了一系列修正。其中，中层理论的提出是默顿对现代社会学的重要贡献。针对此前社会学界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截然两分的习惯，默顿认为，中层理论正是在所谓“原始的经验主义”与抽象理论之间填补空白，这种理论既可以解释经验材料又可以被经验材料所检验，适用于解释微观与宏观之间有限的社会现象，但可以融入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之中。此外，在对以往功能分析假设进行批判的同时，默顿提出了一整套功能分析范式，使传统的功能分析方法从一团模糊的取向变成了可以用来指导经验研究的精确的概念范畴体系。通过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和修正，默顿创建了他富有特色的经验功能主义，进而将结构功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在我国传播学界，常常有学者将传统学派所奉行的经验功能主义等同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③这种理解值得商榷。从宏观的学术谱系上看，因与帕森斯一脉相承，都有着“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理论和方法论假定，将默顿归入结构功能主义亦无不可。而就学术继承与理论创新而论，将默顿定位为经验功能主义创始人则更为准确。实际上，两种研究范式无论是在理论旨趣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迥然不同。简单说，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追求能够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综合多维的抽象理论，排斥以实证为导向的经验研究；而始于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则以中层理论、经验观察和实证方法论为其范式形态，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架起了桥梁。同时，关注社会结构的冲突与变迁，也是经验功能主义相异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重要特色。如果把帕森斯的社会理论称为“抽象功能主义”，那么与其相对的则是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④有学者甚至认为，“默顿理论建构的主张和中层理论的品格与传统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在逻辑上却是格格不入的”。⑤因此，传播学界所说的功能主义，其理论型构应始于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而非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正是默顿，将经验功能主义发展成为一种“精致圆熟”而广为接受的理论范式。在与拉扎斯菲尔德共同承担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大量经验研究项目期间，默顿将其经验功能主义理论运用得淋漓尽致，一系列基于经验研究的新颖概念的提出，为拉氏和哥伦比亚学派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罗杰斯如此感叹：“事实上，默顿对于应用社会研究局的传播研究项目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我们或许应该将‘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看作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创始人。”⑥ (二)在主流批判话语的背后 在1940至196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虽然在与拉扎斯菲尔德的长期合作中，默顿在概念提出与理论建构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默顿本人更为深广的研究兴趣，以及拉氏在应用社会研究局的主导地位和默顿本人“甘做嫁衣”的谦逊美德，使得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播学更多地偏向了拉氏所钟爱的经验方法研究，这也成为批判学派攻击的要害之一，但这种偏向已经多少脱离了默顿所创建的经验功能主义的本色。因此，考察传播学的经验功能主义，理应首先回到作为社会学家的默顿，即作为“应然”(ought to be)而非“实然”(be)状态的经典经验功能主义。我们发现，经过默顿精心修正的功能主义，既不沉溺于精密繁琐的统计调查方法而疏于理论建构，也不陶醉于“抽离了所指的能指游戏”而无视经验分析，而恰恰是二者兼具，相得益彰。同时，在所谓保守主义、批判—历史意识等问题上，经验功能主义也并非抨击者所指责的那样一无是处。 1.“抽象的经验主义”？ 出于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空洞抽象弊病的反思，默顿以实证经验研究打通了经验事实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壁垒，把传统功能分析中理性主义的、抽象的方法转变为更具有经验性指导的方法。默顿认为，社会学家理应知道如何使用统计学和其他量化的技术，如何设计实验与收集数据等系统的方法要求，这是进行理论抽象的必要前提。在其《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默顿提出了经验研究的逻辑模型，即：“调查者从预感或假说开始，由此作出许多不同的推论并进而使它们经受证明或反驳这些假说的经验检验。”⑦这一模型成为现代多数社会学从事研究的典范。 在批判理论看来，经验研究往往意味着缺乏理论深度的简单工作，“抽象的经验主义”几乎成为经验功能主义如影随形的标签。事实上，在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共事的数十年间，默顿与狭隘的经验研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默顿坚决反对“原始的经验主义”，即研究只罗列大量资料而无理论框架予以指导的“远洋探险”。⑧1940年代末期，当大多数经验主义研究者忙于申请赞助、进行实地研究、做实验和报告数据的时候，默顿已经开始思考并撰写范式建构的论文以支持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经验分析是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而理论研究对经验分析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它应该高于经验观察这一“眼前的直接任务”。默顿指出：“通常，对于经验检验的强烈关注，会过早地限制想象性假设的提出：过于专注经验事实以致再也无暇顾及眼前这一直接任务之外的那些东西了。”⑨默顿的理论主张是，要将理论的建构限定在可触及经验事实的范围之内，并扎根于经验资料之中。据此他提出了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和狭隘的经验性描述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中层理论。譬如主要由默顿概括的大众传播的地位赋予功能、社会规范强制功能以及麻醉负功能等概念，便是中层理论思想的产物。事实上，默顿的理论建构思想对于经验学派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拉扎斯菲尔德这样描述他和默顿的分工：“我总结出一系列研究方法方面的文献，而他则从每份实验报告中提取新颖的理论观点。”⑩其他大众传播学者在默顿的启发下，先后提出并发展了信息流理论、信息扩散理论、大众娱乐理论、精英多元理论等一系列中层理论。也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在默顿的自觉实践和长期影响下，拉扎斯菲尔德这位优秀的“工具制造者”(罗杰斯语)方才没有在方法论的“远洋探险”中走得太远；也正是默顿，使经验功能主义在传播学的知识版图上具有了可贵的理论意涵。 2.关于保守主义 忽视社会冲突、倾向于维护现存制度的保守主义是批评者批评经验功能主义的要害之一。事实上，社会紧张与冲突并未逃出默顿的洞察，在对传统功能主义的基本假设提出批评的基础上，默顿认为：(1)不能假设社会是完全整合的；(2)必须承认一个文化项目的正功能和反功能的双重后果；(3)功能替代的可能性必须在功能分析中加以考虑。(11)默顿指出：“由于历史的分化程度和种类的不同，社会结构生产出社会冲突，这些冲突潜在地存在于有着各自不同和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的相互关联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组织和共同体中，这对结构分析的范式来说是基本的而非随意的。”(12)由此，默顿提出了负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功能替代的一组概念，把对社会的认识由传统功能主义的静态转向了动态，明确否定了“现存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和谐联系的和良好的”的观点，促使社会学家以功能主义的观点对现存社会结构的协调性和不可或缺性提出质疑。 默顿研究专家、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对冲突、对抗、紧张、张力、矛盾选择等不对称性关系的强调，是默顿社会结构观点的特征之一，(13)说明默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传统功能主义的承认、维护社会现状的理论框架而具有了某些冲突理论的意味。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现实原因，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经验研究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传统功能主义的稳定均衡理论而舍弃了默顿的冲突思想，从而使“实然”状态的经验功能主义呈现出保守趋势。 3.关于批判－历史主题 虽然同属经验功能学派的核心人物，拉扎斯菲尔德跟默顿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虽然二人合作堪称完美)。就研究内容而言，拉氏对方法工具更感兴趣，而作为社会学家的默顿具有渊博的古典理论知识、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刻的思辨意识，曾是1940年代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同时，默顿还有着异于拉氏维也纳贵族身份的费城贫民窟的成长经历。偏左翼的学术政治立场使默顿能够将传播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系统和历史背景之中加以研究，并敏锐地意识到被资本主导的行政研究所遮蔽下的社会科学的“更重要的问题”。他指出，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媒介产业和政府提供大量资金赞助用于自身目的的社会研究，这种行政研究“过分捆绑在眼前的迫切需要上，为解决社会科学更重要的问题提供的机会太少”(14)。这与米尔斯所批判的“像抽象经验主义那样过于严谨和严格的经验主义，却没有探讨我们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和论题”(15)可谓异曲同工。 默顿与拉扎斯菲尔德合写的《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社会行为》是体现其批判思想的重要研究。这篇论文对美国商业传媒所有制及其霸权地位，以及反抗体制的批评如何被“结构性消音”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揭示出大众传媒系统以其意识形态力量维持现状并维系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宰制性特征。显然，默顿具有米尔斯所言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自觉，“是默顿这位马克思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强化并放大了长期在拉扎斯菲尔德理论体系中居次要地位的批判—历史主题”(16)，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经验功能主义缺乏批判的成见。 刘海龙对经验学派的中坚——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有过公允的评价：“哥伦比亚学派的反对者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将问题简单化了。他们为了树立对立面，选择性地挑选证据，共同制造了一个名为哥伦比亚学派的稻草人，忽略了该学派的某些重要探索和贡献。”(17)当我们拨开各种批判和质疑的雾帐，深入到默顿首创的经验功能主义思想深处，便不难窥察到这一理论范式的真实镜像。事实上，社会学经典经验功能主义不论是其经验研究，还是其理论建构；不论是对社会紧张的洞察抑或是其批判意识，都表现出拒斥偏见、中庸周延的特征，远非批判者所指斥的那般极端偏狭。从根本上说，经典经验功能主义仍然属于功能主义的范畴，具有功能主义固有的一些缺陷(尤其是作为“实然”状态的经验功能主义)，但是，对经验功能主义本身进行全面客观的审视而不至偏执一词，无疑有助于缩窄理论“应然”与“实然”的状态间距，更有助于我国传播学人的健康吸纳和创新。 二、经验功能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中的现实演绎 自1970年代末传播学引进我国大陆始，在对西方理论的选择性接触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功能主义以其去政治化的特征，以及用中立的眼光和客观数据来描述和解释现实的“科学性”，被饱受政治禁锢的中国学者所热情接纳。由于这一理论范式暗合了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服务工具论”的政治生态，使经验功能学派与中国研究者和权力机构均构成了一种“最满意的关系”，经验功能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要比批判理论顺畅得多。遗憾的是，这一西方成熟的理论范式，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演绎却几乎成了“南橘北枳”。 (一)功利主义知识观对经验功能主义的在地性改造 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所看重的“经世致用”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待知识的价值理念。在“去虚务实”的现实关怀层面上，“经世致用”与经验功能主义有着一定的内涵交集，但是，中国式的经世致用更偏向于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不同于功能主义，“前者是基于主体的目的性实践经验，满足主体功利的需求是认知和实践行为的基本出发点。这不同于功能主义所追求的客观性和结构性认识”。功利主义“所关注的往往都是特定条件下的功利性目标的实现，而不去反思其双向或反向的结果。”(18)在功利主义社会观的宰制之下，经验功能主义自然被去除其系统与结构而被化约为一种主观目的的、单一的、当下的实用“模型”。在传播研究领域，表现为研究取向的实用化与操作化，庸俗肤浅地“理论联系实际”。譬如，或主动靠拢权力高层为其作政策诠释和对策研究；或热衷于追逐热点事件作各种“观照”“解析”；或忙碌于为业界和商界出谋划策答疑解难，这些行政研究、热点研究或商业研究所指向的社会问题，并非时代发展变迁中的社会整体所迫切需要，而是随权力意志的“风向标”或是“用户”的定制性要求而圈定。对于经验功能主义的这种在地性“变异”，有学者深刻指出：“我们不曾有知识社会学的耐心去体会别人所做的是何种文化经验的表达，我们所要的是一些能够很快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19)这恰是中国式的经验功能主义——功利主义的完全表达。 (二)肤浅含混的理论解读 每一种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实践，都应当将之放回到知识生产本身的语境中来观照，充分了解其发生语境，以对理论和方法本身有系统完整深入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实践所用。但在我国的传播研究中，对西方理论向来缺乏知识考古的传统，对许多“主义”并不了解亦无兴趣了解其发生语境，而对理论的脉络谱系更是茫然无知，正如黄旦教授所言：“既不打算追究一个概念产生的语境，亦不必辨析其使用中的多种变异，而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就是不见其所形成的意义之网和演变的逻辑关系。”(20)事实上，在不少学人那里，经验功能主义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常见的理解是，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经验功能主义＝实证主义＝经验研究＝量化研究＝收集分析数据。如果按照数学逻辑来推演，功能主义最后便被简化为收集分析数据。笔者在此并非玩弄概念游戏，而是这一连串概念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迥异的区分(虽然亦有交集)。仅从类型看，前三者属于同一谱系但又有显著区分的理论范式；而实证主义和经验研究则属于基本一致的方法论范畴；量化研究属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收集与分析数据只是量化研究方法之一种。而我们对经验功能主义的批判亦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关于经验学派几个老生常谈的缺陷，成为需要时随时可以摘取的方便标签。恩格斯曾经针对德国党内“青年派”随意套用“唯物主义”一词批评道：“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21)当这些有机的理论和方法被简单切割或是如乱麻一团置于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时，便无法做到操作意义上的规范有致，更无从看到理论所绵延的学术脉络及其背后的思维呈现，以及理论所指向的问题和洞见，因而也就难有与西方理论对话的质疑精神和自主立足点。面对对西方理论的断章取义和生硬移植，传播学者杨击不无极端地呼吁：“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学习所谓西方的传播思想，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体会和理解他们的传播思想的独特性和生成过程。”(22) (三)机械偏狭的方法应用 作为一种学术范式，经验功能主义对于传播研究的贡献，不但在于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还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可靠的实证方法论。方法论和方法不同，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学说；而方法本身则是研究或应用的工具。米尔斯曾经批判经验学派“用研究方法代替方法论”，这一多少有些偏颇的指责其实更为切中我国传播研究的流弊。在一些所谓的“实证研究”中，由于理解的偏狭，常使学术研究简化、缩小为单纯的定量方法应用，切断了方法与其对应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一些研究者学习西方方法，仅限于形式上的机械模仿，往往搞几个问卷、画几张图表、列一堆数据、作几点归纳就仿佛得到了经验功能主义的真髓。伯恩斯坦曾就此批评道：“一个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始神话，就是相信真正的科学工作就是收集数据，以及以此为基础提出经验概推。”(23)经验功能主义认为，方法论因研究问题而存在，“方法论的讨论通常在与特定实质研究问题相关联时，才是最有成效的”。(24)而在我们的传播学界，毫无问题意识、为方法而方法、形式大于内容的所谓研究并不少见，对经验功能主义这种肤浅理解和简单操作几乎成为我们一些实证研究的常态，使研究层次长期停留在默顿所批评的“业余爱好者”的水平。(25)即便是一些较为规范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仍趋于单一。传播学者卜卫早在1994年就指出我国传播实证研究存在的诸多不足，如偏重于抽样调查方法且研究结果不够深入；观察、访问未成为实证研究的主流；还未使用实验研究方法来讨论因果关系等。(26)20年过去，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在方法论问题上虽然有了明显进步，但仍然没有根本改观，方法训练的欠缺和学术操作的不规范仍然是我国传播研究的软肋，而长期的、成规模的、团队式的、学术共同体互相接力的数据跟踪研究以及控制实验研究，基本属于空白。确切地说，相比西方经验功能主义对于研究方法开发和应用的纯熟程度，我们还远远配不上米尔斯所揶揄的“抽象的经验主义”这枚标签——尽管它并非褒义。 默顿认为，假定“存在于历史同一时刻的所有文化产品应当有相同的学术成熟度”是一种错误。(27)在对中西传播学成熟度的判断上，这种错误我们并未避免。詹姆斯·凯瑞曾经批评美国的经验研究已经到了“黔驴技穷”“原地打转”的地步；(28)埃里克·麦格雷也宣称，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已经穷尽了自己的逻辑”。(29)这均是基于一种理论范式高度成熟亟需变革的现状所作出的理性判断，但是，经验功能主义之于中国的传播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积累，均无从圈点，乏善可陈，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和应用上的偏狭功利，使得中国的经验研究既没有培养出规范系统成熟的研究方法，更谈不上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论建构——这一点尤其令我国传播学人汗颜。如果说，经验功能主义在西方已经成长为一棵历经风雨而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它在我国却仍然是一株发育不甚健康的孱弱幼苗。诚如吴予敏所言：“中国传播研究与其说深受功能主义影响，倒不如说目前还没有真正经历过功能主义的洗礼，而是直接将功利主义观念与中国式的社群主义和集权主义结合。”(30)因此，就中国当前传播学研究而言，对于经验功能主义的研究和应用还远没有发达到开始讨论“超越”以至“弃之如敝屣”的地步。而现实的情况是，面对功能主义之后的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纷纷扰扰的社会理论，学界失去了从容的心态，在“范式危机”的喧嚣之下，已然可以看到重蹈历史上“跃进”、“赶超”乌托邦神话的冲动。有学者深刻指出：“中国传播学还没有什么成型的研究范式和学派，更谈不上什么范式危机的问题。”(31)尽管当今西方各种传播理论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传播学研究自主化迈进的途中，中国传播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追逐理论时尚的托词。换句话说，缺乏科学理论范式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必须补上经验功能主义这一课，而不是相反。 三、经验功能主义之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适应性 “范式的采纳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关”(32)。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变迁，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该选择何种有效的理论范式与其对接？是保守地维护与改良，还是激进地批判和对抗？抑或有中间道路可循？作为答案的理论总是基于问题而存在，正如秦晖所言：“‘主义’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供把玩，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是想用它来解决中国当代的问题，而不是中国古代或西方的问题。”(33)笔者以为，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进程中，以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的格言”——“问题”为指向，经验功能主义仍然具有其作为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的生命力。 (一)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经验功能主义“活的灵魂” 经验功能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认为，真理就是效用，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解释社会现象，研究并解决实际问题。实用主义哲学深刻影响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经验功能学派的主要学者如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施拉姆等无不带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积极地转化理论为研究并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默顿更是将问题提到了学术研究的决定地位：“无论一种或另一种研究工具的价值是什么，正是研究的问题决定着成果的重要性。如果问题是浅薄的，答案也将是微不足道的。”(34) 问题有真伪之分，离开了真问题的所谓研究只能产生学术垃圾。那么，什么才是真问题？在经验功能主义看来，问题首先要切实具体，能够把握，它一定来自研究者身处的社会现实，是可以通过经验性观察进行研究的活生生的可感知对象。经验功能主义反对远离实际、形而上学的所谓“终极问题”，拒斥一切抽离经验把握的坐而论道。二是相对紧迫重要，即是社会发展所急需解决的问题。通常以为，经验功能学派的主要兴趣之一是与企业联手的市场研究，“事实上，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研究所从事的传播效果研究几乎与商业毫无关系，而大多是关于教育类广播的受众、战时宣传、选举活动以及种族宽容情况”(35)。三要有理论价值，经验功能主义认为，只能进行经验研究而无法做理论抽象的问题只能是事实的堆砌和缺乏关联的罗列，对扩展社会学知识体系并无意义。由此，对经验功能主义的理论旨趣进行概括，可以归结为“研究解决现实问题”，正是经验功能主义的这一区别于其他理论范式的“活的灵魂”，才使这一范式的现实价值在挂满“问题单”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得以凸显。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冲突多发期，各类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成为矛盾的主要内容，集中表现在征地、拆迁、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食品卫生、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面对当下的社会问题，我们的一些传播学人在关注什么呢？“要么是老生常谈的东西，要么是伪问题，有些甚至根本是在无病呻吟——连问题都没有”。(36)当我们批评经验学派的实用主义而焦虑于自身的“范式危机”时，是否做过这样的反思：我们的“实用主义”果真实用吗？我们的“工具理性”果真理性吗？检视一下30多年来的成果，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徒有“实用”之名、毫无“真问题”意识的大量“无用”，和以“工具理性”的主张延续着学术工具的“非理性”。传播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理应走向社会生活的前沿，以自身的学术及社会贡献来确立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并赢得学术共同体的尊重。譬如，如何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基本权利；如何畅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如何提高社会管理和公民自治水平；如何建构公共领域以有效促进社会各阶层的理解、对话和沟通；如何降低社会风险系数等等，这些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当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首要关切，在不经历基本制度革命性变革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社会机体的内部关系以减缓紧张，促动发展——这正是经验功能主义可能主导当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根本。 (二)实证方法论：对“书斋学术”的反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来放不下对形而上的迷恋，致使虽有经世致用的理想，却往往不知如何实现。自近代以来，“书斋学术”俨然成为道统。在传播学界，表现之一是学术风气自大空疏，难循规范，只顾大胆假设，不肯小心求证，既缺乏理智、冷静的理性主义，更缺乏追求科学、客观的实证主义，门槛之低，使传播学术场域日益沦为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说，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而又不必负任何责任的自由市场”(37)。表现之二是玄化虚化，故作高深，沉溺于抽象的形而上研究，对生造的“学术黑话”孤芳自赏，其理论基础不是当下变动不居的传播现实，而是西方传播理论的拼装勾兑，“似乎学术论述不需要论证、阐释，不需要分析经验的观察，只需要摘引权威，宣布真理”(38)。这种堆满所谓“高级词汇”，让人不知所云、望而生畏的“超现实”研究，只能切断自身与当下社会生活之间的血脉，脱离赖以扎根的土壤，成为圈内少数人自娱自乐的“能指游戏”。表现之三，是新闻学的思维方式。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肇始并脱胎于新闻学，受新闻学影响较深。新闻学从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上看，通常是从新闻理论出发，通过对新闻事实、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归纳、推理和演绎，去判断事物的性质，总结事物的规律，显示出较浓的主观色彩，缺乏严格、规范的实证学术训练。这一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自然也影响到了与新闻学紧密相关的传播学研究。 与我国情势相比，秉承实证主义传统的经验功能主义则大不相同。孔德主张的实证主义原则是：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脱离经验事实的命题、理论都是不可靠的、无效的。以实证原则为方法论理念，经验功能主义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严格的操作规程，这种严谨性不仅是指技术层次上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指对于理论假设的一套验证程序。默顿坚决反对那种“只空谈而不观察，只观察而不思考，或者只思考而不使他们的思想受系统的经验研究检验的社会学家”(39)。虽然经验功能主义因其“价值无涉”的科学主义倾向而屡遭诟病，但在伦理主义、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严重缺乏实证传统的我国传播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从对“书斋学术”的反拨以及对田野导向的匡扶而言，经验功能主义的实证方法论无疑具有直指要害的现实意义。 (三)紧扣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在经典经验功能主义的视野中，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好比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默顿相信，“如果没有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互影响，理论框架仍然只是：具有启发意义且不能反驳的概念堆积物；另一方面，如果经验研究不成系统，对扩展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意义就不大”(40)。作为杰出的社会学家，默顿对基于经验研究的理论建构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通过提供一般化框架，理论可以使人们超越具体的研究成果，扩展到更广领域内的类似现象，从而可以增强初始成果的启发能力；理论为经验观察倾向的外推能力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基础，从而增强已获得成果的预测能力；整合起来的理论具有更大程度的确定性，从而可以积累更有分量的证据。(41)在1940至196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由于默顿的鼎力主张和积极实践，使得中层理论建构成为经验功能主义从未忽视的重要主题。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在从事每一项应用研究之后，总会有相应的理论成果问世，而这些成果问世后，并未被束之高阁，而是由研究者和后继学人继续投入经验研究加以验证。正是在这种基于经验研究的理论关怀之下，才有了经验功能学派关于传播研究的一个个里程碑。 回顾我国30多年的传播学研究发现，我们的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虽然不少，但并没有获得公认的自主创立的本土理论——哪怕是微观理论，原因在于我们对问题的研究基本没有理论关怀，更没有默顿倡导的紧扣社会现实的中层理论意识。在经过了初期的学科体系建构之后，随着专业化进程的展开，传播学界逐步具备初步的问题意识，开始关注我国社会现实中的微观或中观问题。每一次社会热点事件之后，总会有传播学者及时跟进，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解读；国家形象、网络问政、公共表达、危机及群体事件、跨文化传播等问题近年来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但是，各类研究基本都是套用西方传播理论，以中国的案例来为西方理论做注脚，并没有在对问题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见解，而与西方展开平等的理论对话更无从谈起，“理论的贫困”成为中国传播学界至今无法突破的一个瓶颈。欲从这一尴尬处境突围，经验功能主义颇具操作意义的中层理论关怀和实践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 四、经验功能主义的范式重构 经验功能主义虽经默顿修正，使其成为一种经典社会理论，但从根本上仍未超出功能主义范畴，具有功能主义固有的质的缺陷，如过分看重社会需要及其对系统稳定的作用；注重社会结构分析而不注重社会过程分析；强调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等。同时，改良后的经验功能主义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如，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研究人作为社会行为的主体时常常力有不逮；研究方法偏重量化而轻质化；在涉及价值和意义领域时，在需要作出综合判断时，时常显得无能为力；总体倾向于保守等。在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经验功能主义虽然具有主流范式的价值潜力，但也常常表现出对社会传播现象研究和解释的不适应，尤其是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和社会状况日趋复杂的当今时代。 库恩(Thomas Samuel Kuhn)认为，科学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已有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进行概念、方法和理论的重新整合以解决累积的问题。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到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等社会人类学家，再到帕森斯、默顿、亚历山大等现代社会学家，功能主义的学术版图为后世学人昭示：功能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学术谱系，是一个根据社会发展实际而不断反思、修正、重构的过程。而方兴未艾的新功能主义，或许可以成为我们重构经验功能主义的理论镜鉴。 新功能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股重要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亚历山大等人倡导而兴起。针对帕森斯宏大理论“反个人主义，反对变迁、保守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反经验主义”等等缺陷或偏见，亚历山大等人明确提出，要使功能主义向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理论传统开放，把它们的基本思想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按照亚历山大的重新解释，功能主义传统应该有如下特征：(1)在描述性而非说明性意义上，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组成的、多元的、开放的系统；(2)它不仅关注结构而且关注行动，进而也关注行动的表意性与目的方面；(3)它关注社会整合及社会控制的变异及过程；(4)功能主义假定人格、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须，它们之间相互渗透所产生的张力是变迁与控制的持续根源；(5)它认为，分化是变迁的主要形式；(6)它强调概念化与理论化的独立性。(42)从这些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功能主义者对传统功能主义的一些重要修正，比如，人的行动不再是一种木偶式的“规范性行动”，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理性行动；行动过程是一个以理解为基础的意义建构过程；社会结构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个体行动的既定存在，而是一种不断被人们的行动所建构的未定存在；社会过程是一个充满了群体冲突的过程等等。总之，“功能主义社会学不再以一种只重宏观不重微观，只重合意不重冲突，只重客观不重主观的形象呈现于世，而是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态度将所有这些对立的要素都包容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当中”(43)。 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就日渐表现出融合趋势，但需要说明的是，对经验功能主义的范式重构并不等于“融合”名义下不同范式的知识杂烩；也不等于允执厥中，“折中有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它会陷入高度的自相矛盾中，即使不受到其他范式的攻击，它本身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44)。因此，在不否认其他范式合理性的前提下，对理论范式需根据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分清主次，明辨体用。如前所述，在中国当下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默顿创立的经典经验功能主义无疑具有作为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的适用性，以此为基础，引入诠释的、批判的理论优势，比如，诠释理论有助于深层理解社会行动过程的意义建构和文化价值；而批判理论具有较强的人本主义色彩，吸纳其对人的主体性的解释力，可以更有效地关注社会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注人作为行动主体对社会事实的建构意义，赋予传播研究以批判理性和人文关怀。在研究方法上，经验功能主义除了深化量化研究(如对实验方法的运用与改进)，更应该提倡质化研究，贴近转型社会实际，运用田野调查以至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发现、思考并解决反映社会脉动的“真问题”。同时，适当借鉴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使对传播活动的洞察和解释更具思想的深度和内涵。 需要警惕的是，在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的双重压力和诱惑之下，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经验功能主义已经日益扭曲为一种服务于权力与市场的意识形态工具，亦即米尔斯所批判的“为科层组织所应用的抽象经验主义”(45)，日益浓重的“科层气质”使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成为经验功能主义在我国传播研究中的适应性翻版，因而，更显其范式重构的必要。如何坚守学术理想，与政治和市场保持适度距离，秉持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出、探讨并解答最为紧迫和根本的社会问题，是经验功能主义范式重构过程中应该反思的核心问题，也是经验功能主义从当前困境中得以救赎的关键。 总之，对于经验功能主义的理论遗产，“我们需要的不是完全、彻底地放弃这种传统，而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换，随着我们的知识视野的扩大，而不断地对其进行调整、修正，推动其发展”146]。 ①［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4页。 ②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4－215页。 ③比如《新闻大学》在2012年第2期发起的一组讨论，由孙玮和黄旦教授撰写的主持词题为《超越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传播学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各讨论文章对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经验功能主义混合使用而并无区分。 ④侯钧生在其《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黎民、张小山在其《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均采用了这种划分方法。 ⑤李文：《论默顿社会学中程理论对结构功能主义的超越》，《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1期，第95～96页。 ⑥［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320页。 ⑦［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⑧何景熙、王建敏主编：《西方社会学说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⑨［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660页。 ⑩［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11)黎民、张小山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12)［波］彼得·什托姆普卡：《默顿学术思想评传》，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13)［波］彼得·什托姆普卡：《默顿学术思想评传》，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14)［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15)［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7页。 (16)［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7)刘海龙：《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第30页。 (18)吴予敏：《功能主义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之审思》，《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第25页。 (19)杨击：译者序，［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0)黄旦：《中文版总序》，Vincent Price：《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邵志择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1)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2－433页。 (22)杨击：译者序，［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3)［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黄瑞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4)［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黄瑞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5)［波］彼得·什托姆普卡：《默顿学术思想评传》，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26)卜卫：《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2期，第13－14页。 (27)［波］彼得·什托姆普卡：《默顿学术思想评传》，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28)［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29)［法］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30)吴予敏：《功能主义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之审思》，《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第26页。 (31)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32)蔡骐：《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第50页。 (33)秦晖：《秦晖文选：问题与主义》，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34)［波］彼得·什托姆普卡，《默顿学术思想评传》，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35)［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36)吴飞：《贴地慢行，慎思细问》，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568页。 (37)刘士林：《先验批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2页。 (38)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第32页。 (39)［波］彼得·什托姆普卡：《默顿学术思想评传》，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13页。 (40)［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41)［波］彼得·什托姆普卡：《默顿学术思想评传》，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42)［美］J.C.亚历山大：《论新功能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43)谢立中：《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44)胡翼青：《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得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第39页。 (45)［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1页。 (46)谢立中：《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标签：传播学论文; 功能主义论文; 拉扎斯菲尔德论文; 帕森斯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学论文; 经验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