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安世高译《七处三观经》平行梵本残卷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出论文,安世高译论文,残卷跋论文,七处三观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在阿富汗巴米扬地区的某个佛教遗址中，出土了一批早期的佛教文献，主要为梵文写卷，还有犍陀罗语以及十分罕见的大夏语写卷。该批文献后来大部分被挪威富商兼收藏家马丁·斯奎因(Martin Schoyen)购得，大大小小的残片共计5000多叶。近年由颜子伯(Jens Braarvig)、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桑德尔(Lore Sander)、哈瑞松(Paul Harrison)、松田和信、辛岛静志等一批学者合力进行转写、释读与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了颜子伯主编的两部专书《斯奎因收集品中的佛教写本》（第一、二卷）（注：Jens Braarvig(ed.),Buddhist Manuscripts,vol.Ⅰ:Manuscrip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I.Oslo:Hermes Publishing,2000.Jens Braarvig(ed.),Buddhist Manuscripts,vol.Ⅱ:Manuscrip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Ⅲ.Oslo:Hermes Publishing,2002.）。这批佛经写卷对研究贵霜时期的佛教、早期佛教经典的形成、佛教思想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情况可以参见定方晟（注：定方晟：《吉尔吉特写本——典尊经断片的解读》，载《大法轮》1999年1月号，第30-35页；《吉尔吉特写本·一万八千颂般若经》，载《春秋》1999年2·3月号，第22-24页。）、松田和信（注：松田和信：《从阿富汗到挪威》，载《佛教大学总合研究所报》13,1997年12月，第24-28页；《现藏挪威的阿富汗出土佛教写本——访Martin Schoyen收藏品》，载《月刊しにか》1998年7月号，第83-88页；《从西雅图再到奥斯陆和伦敦》，载《佛教大学总合研究所报》15,1998年12月，第14-16页。）等人的报道与研究，以及萨尔吉的评述文章《佛教的“死海古卷”》（注：将刊于《华林》第三卷，中华书局，2003年。）。
在《斯奎因收集品中的佛教写本》第二卷中，刊布了一件写在桦树皮上的《盲经》(Andhasūtra)残片，Siglinde Dietz为此撰写了《〈盲经〉、提婆达多“三过”经以及〈诗童譬喻经〉残片》(Fragment of the Andhasūtra,of the sūtra on the Three Moral Defects（注：题目中的“Three Moral Defects”在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对应的词语为“（三）成就罪恶之法”。） of Devadatta,and of the Kavikumārāvadāna)一文（注：Buddhist Manuscripts,vol.Ⅱ:Manuscrip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pp.25-36.）。该文详细叙述了《盲经》残片的编号(MS 2382)、形制、字体（吉尔吉特／巴米扬第Ⅰ型，6世纪）、内容，并作了转写和释读，并指出其相对应的段落（平行文本）存在于巴利文《增支部》(
Nikāya)之《补特伽罗品》(Puggalavagga)及安世高汉译的《佛说七处三观经》“三观”部分。Siglinde Dietz还利用巴利文写经的对应部分，将现存的梵文残片拟构“完整”，并将安世高的汉译经文转译成英文。
《佛说七处三观经》的梵本原名，南条文雄拟构为：Saptāyatana-tridhyāna-sūtra（注：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就是因袭南条文雄译补《大明三藏圣教序目录》中的梵名，中华书局，1997年，第467页。另参见Lewwis R.Lancaster,The Korean Buddhist Canon:A Descriptive,Catalogue,California,1979.该书中没有拟构《七处三观经》的梵名。）。学界新的拟构一般为Saptasthānasūtra，而略去了“三观”。若补充完整或许可拟构为Saptasthanatridhyāna-sūtra。此处的“观”还原为表示禅定观想的dhyāna，经中具体指“观身为一色，观五阴为二，观六衰为三，故言三观”。
《大正藏》本的《佛说七处三观经》(T2,No.150A)，分为两大部分：前者为《佛说七处三观经》，有30种小经（第30种名为“佛说积骨经”）；后者为《佛说九横［经］》，有17部小经（注：从第31部至第47部，仅第31部为“九横死”的内容。《大正藏》又将其内容单列出来，即《佛说九横经》(T2,No.150B)。），合共47部小经。尾题则为“《佛说七处三观经》卷上”。47部小经中约有30部在巴利文《增支部尼迦耶》中可找到相应的内容。
现存梵本残片的散文部分对应的是《佛说七处三观经》前者的第3部小经，偈颂部分对应的是后者的第11部（总第41部）小经。梵本与汉文本并不是每一句都能一一对应，而仅仅是平行文本的关系。梵本共有8首偈颂，1-2颂、3-4颂、5-7颂分别描述无眼、一眼、两眼；而巴利文本和汉译本只有6颂，其第1颂、2-3颂、4-5颂分别描述无眼、一眼、两眼。从构成形态来说，梵本、巴利文本为一个系统，但偈颂部分又有差异；安世高汉译本及其原典应是另一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的内容有交叉。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北传的《增壹阿含经》(Ekottarāgama-sūtra)系统与南传的《增支部尼迦耶》( Nikāya)系统的关系，属于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此处暂不涉猎。（注：有关安世高所译《增壹阿含经》相关经文的研究，参看Paul Harrison,The Ekottarikāgama Translations of An Shigao,Bauddhavidyāsudhākarah:Studies in Honour of Heinz Becher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ed.by Petra Kieffer- Pülz and Jeans- Uwe Hartmann(Indica et Tibetica,30),Swisttal-Odendorf,1997.pp.261-283.另参看Paul Harrison的待刊稿：Another addition to An Shigao's Corpus? Preliminary notes on an early Chinese Samyuktāgama traslation,Studies in Honour of Dr Sakurabe Hajime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seventh Birthday.Kyoto.2003.）。为方便下文的讨论，将这两部分经文移录如下（标点与段落划分参考Siglinde Dietz)：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有三辈人。何等三？一辈眼不见，二辈一眼，三辈两眼。
无有眼为何等？世间比丘有人无有是眼因缘，我当为未得治生当为治生。无有是意。已得亦复妄用。亦无有是眼。我当为布施。我当为作福。令我从是因缘后世善乐，亦从是上天。无有计。是名为无有眼。
一眼人名为何等？世间比丘一眼者，有如是眼。令我未得财当为得，已得财当为莫折减。但有是眼无有是眼。我当为幻布施。当从是因缘得上天。无有如是眼。是名为一眼。
两眼名为何等？世间比丘有人有是眼。令我未得财产当为得致。已致得当为莫折减。有如是眼。亦复有是眼。令我行布施。令从是因缘上天。亦有是眼。是名为两眼人。
从后说绝。
无有财产，亦不行布施。是堕两侵。眼在但无所见。从是堕地狱。无有眼到彼间处。
不自守者。名为一眼。盗、弊态、两舌、妄语。但有财产但世间自乐。
致法非法谀谄。致大多财。亦不自乐，亦不布施。已堕地狱一眼处。
两眼者最第一法。致治生自所有自食亦布施。从是行福自在。
如不黠自食亦施，得时上天，常不离法。
无有眼亦一眼，但当远莫近。黠人但当校计两眼。两眼第一今世后世。
佛说如是。
安世高是后汉时期最早来华译经的僧人之一。《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世高传”指出，其所出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注：［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508页。）。实际上，在佛教译事的草创阶段，安世高所翻译的经典语言艰难晦涩，十分难懂。对安世高的译经风格，许理和(Erik Zürcher)指出，“这是一批很相近的经文，语言和风格上的特征明显一致，其语言古怪、粗俗，有许多土话，常常混乱到无法理解的程度。……其风格明显是‘非中国式’的，……叙述语言没有诗一样的格式，没有排比句式，没有典型的僵化的文言成分。佛经原典用韵文表达的段落被翻译成了散文，尽管有时标明‘下面是偈颂’。”（注：Erik Zürcher,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From Benares to Beijing: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ur of Prof.Jan Yun-hua,ed.by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Oakville,Ontario:Mosaie,1991,pp.277-304.顾满林译《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4辑，巴蜀书社，2001年，第286-312页。此见第294页。）
梵本残片虽短，也不是汉文本的翻译底本，但有巴利文对应文本的帮助，对理解安世高汉译本的词汇及其句式等，仍然有相当大的作用。
首先，我们利用梵本将《佛说七处三观经》的几个词语略释如下：
眼不见：梵语andha、acaksus、巴利语andha，意为“瞎的，看不见的”。梵文本为两个并列的同义词。巴利文本中仅一词，而没有与acaksus对应的词(acakkhu)。
无有眼：原语同上，与acaksus的对应更直接。前缀a表示否定，caksus为名词“眼睛”。朱庆之《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一文（注：朱庆之：《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载《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7-262页。），讨论了汉译佛经中的“否定前缀类＋梵语词根”这一类的仿译现象，否定词常见的有“不、非、未、无”。此处“无有＋名词”这一表示法，与“无＋名词”格式意同（注：“无有”表示否定并不是如太田辰夫所说的那样是中古的新形式，而是上古就有的旧用法（《孟子》中就有例句）。志村良治亦认为“无有”是上古用法。此点承蒙胡敕瑞学兄指教，特此致谢。）。“无有”是安世高的译语偏好之一，比如《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中的实例就非常多。
辈：梵本缺此句。巴利文本为Tayo’me bhikkhave puggalā santo samvijjamānā lokasmim。只有数词tayo，而无量词，即数词直接加上名词。这说明作量词的“辈”是增译的。巴利文本另一句为Katame tayo?Andho,ekacakkhu,dvicakkhu。对应汉译为“何等三？一辈眼不见，二辈一眼，三辈两眼。”原句式极为简练，其中也没有量词。“一辈”、“二辈”、“三辈”均为增译。
有人：梵语ekatyasya pudgal(asya)，巴利语ekaccassa puggalassa，属格、单数形式。意为“有些／某些(ekatya/ekacca)人(pudgala/puggala)的”。ekatya一词可另参见爱哲顿《佛教混合梵语词典》中的解说（注：Franklin Edgerton,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vol.2:Dictionary,New Haven,1953,pp.152-153.）。
无有：梵语na bhavati，巴利语na hoti，加否定的动词陈述语气、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意即“不存在、没有”。
未得：梵语anadhigatvā，巴利语anadhigatam，动词原形均为√adhi-gam-，意即“没有得到”。
治生：梵语bhoga，巴利语同。意为“财富”。汉文本下文“未得财当为得”与“未得财产当为得致”，亦可证“治生”与“财／财产”意同。宇井伯寿则译为“治生产业”。（注：宇井伯寿：《译经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372页。）
当为得／当为得致：梵语adhigaechet，巴利语adhigaccheyya，原形均为√adhi-gam-，此为动词现在时、祈愿语气、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意即“应该得到”。“当为”是通过动词的语尾形式表达出来的。
莫折减：梵语sphītīkuryāt，巴利语phātim kareyya，此为动词现在时、祈愿语气、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意即“应该增多／增加”。可见汉本“莫折减”是用反义词的否定方式来表达的。
布施／幻布施／行布施：梵语sevitavyam，原形√sev-，此为动词必要分词形式，原意即“奉献、祭献”。Siglinde Dietz认为“幻”即“行”。宇井伯寿则认为乃指“假者似真”或“虚而不实”。（注：《译经史研究》第372页。）
从后说绝：梵本与巴利文本均缺。“绝”应该意为“偈”，即：gāthā。许理和在前引文的注释13中已经指出这一点。并认为“绝”的最初来源还不清楚。用“偈”来翻译gāthā，最早见于支娄迦谶译的《般舟三昧经》。
两侵：相当于梵语dvayam，指“两种（情况）、两方面”。Siglinde Dietz英译double misfortune。
堕地狱：梵语niraya upapannah，巴利语nirayam gantvā。niraya即地狱。动词√upa-pad-和√gam-，意为“到达、去”。
上天：梵语svarge upapadyāte，巴利语utthānādhigatam。svarge意为“在天上”，为名词的依格单数形式，而不是业格形式。
校计：胡敕瑞释为“计较”（注：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第29页。）。Siglinde Dietz认为也许读作“交计”，意即“have dealings with”。他的读法值得商榷。在东汉之后的汉译佛典以及敦煌文书中，“校计”一词出现渐多。义项有：计算、思维／思量、计较等。
又，安世高译本中，将原语中的双牛释复合词多译成“数字＋类名结构”的形式：
一眼：梵语ekacakāus、巴利语ekacakkhu。
两眼：梵语dvicakāus、巴利语dvicakkhu。
另外，此段短文中的音译词极少，“祇树给孤独园”亦为意译词。需要与安世高的其他译本相结合，才能够讨论音译词与意译词的比例关系（注：参见顾满林《试论东汉佛经翻译不同译者对音译或意译的偏好》，收入《汉语史研究集刊》第5辑，巴蜀书社，2002年，第379-390页。该文统计安世高现存21部译经中的纯译音词共46个。）。至于句式方面，通过梵、巴、汉文本的对比，我们也可略见端倪。
第一组：
无有眼为何等？梵本Katamo bhiksavah pudgalah andho acaksuh／巴利文本Katamo ca bhikkhave puggalo andho?
一眼名为何等？梵本Katama ekacaksuh／巴利文本Katamo ca bhikkhave puggalo ekacakkhu?
两眼为何等？梵本Katama's ca bhiksavah pudgalo dvicaksuh／巴利文本Katamo ca bhikkhave puggalo dvicakkhu?
此组中的巴利文本的句式基本上是一致的。梵本的第一、三句一致，而第二句是简化句式。汉文本则分别加了“为、名为、为”来表示，这说明在翻译结构相似的相对应句式时，还是有些变化和增衍，尽管这种变化不大。
第二组：
是名为无有眼。梵本(Ayam ucyate bhi)ksavah pudgalah andho acaksuh／巴利文本Ayam vuccati bhikkhave puggalo andho
是名为一眼。梵本(Ayam ucya)te bhiksavah pudgalah ekacaksuh／巴利文本Ayam vuccati bhikkhave puggalo ekacakkhu.
是名为两眼人。梵本(A)yam ucyate bhik savah pudgalah dvicaksuh／巴利文本Ayam vuccati bhikkhave puggalo dvicakkhu.
汉文本第三句直译出了“人”，前两句则略译之。除此之外，这一组的梵巴汉文本的句式基本一致。但是，梵本是被动句式，ucayate是动词√vac-（“说”）的被动形式，意为“被称作、被叫做”，汉文本译作“名为”，有用主动的形式来表示被动的意味，换言之，此乃翻译中的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的转换（注：汉译佛典中的被动式是汉语史学界的一个研究要点之一。比如，朱庆之《汉译佛典中的“所V”式被动句及其来源》，载《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1期，第29-31页。安世高译经中的被动式情况，参见高列过《从被动式看东汉西域译经者的翻译风格》，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第77-80页。）。
安世高的译经无论是在研究汉传佛教史、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还是在中古汉语史与中西交通史等方面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毓之（注：毓之：《安世高所译经的研究》，载《现代佛学》1959年第2期。）、许理和（注：Erik Zürcher,Late Hah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s,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Ⅻ ,no.3,1977,pp.177-203.（蒋绍愚译《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载《语言学论丛》14，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97-225页）Erik Zürcher,Vernacular Elements in Early Buddhist Texts:An Attempt to Define the Optimal Source Materials,Vernacularisms in Medieval Chinese Texts,Sino-Platonic Papers,71,March,1996.又，许理和著、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宇井伯寿（注：宇井伯寿：《ツナ佛教最初の译经弘传者安世高の研究》，载《译经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1-467页。）、Florin Deleanue（注：Florin Deleanu：《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现行本の成立につぃて》，载《东洋の思想と宗教》，9,1992,pp.48-63;A Preliminary Study on An Shigao's Translation of the Yogācārabhūmi,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Kansai Medical University,17,1997,pp.33-52.）、王邦维（注：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收入《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Wang Bangwei,Mahāyāna or Hīnayāna：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yāna Affiliation of An Shigao and His School（王邦维《大乘还是小乘：安世高及其所传学说性质的再探讨》），收入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6-114页。）、福安敦(Antonino Forte)（注：Antonino Forte,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6),Kyoto: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1995.）、Paul Harrison、Stefano Zachetti（注：Stefano Zachetti,An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Corresponding to Chapter 6 of the Petakopadesa An Shigao's Yin chi ru jing T630 and its Indian Original:a Preliminary Survey,BSOAS,2002:1,pp.74-98.）等学者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福安敦所撰《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甚至试图证明安世高不仅仅是一名佛经翻译家，还是安息国的质子，而且他的后裔在北魏隋唐的历史舞台上演出过辉煌的一幕。当然他的观点遭到了中国学者的有力质疑（注：荣新江：《安世高与武威安姓——评〈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收入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1998年，第366-379页。后收入荣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427-440页。）。
近年来，由于阿富汗内战等各种因缘，不少早期佛教写卷得以面世，不能不说是学界之幸。早在1996年12月荷兰莱顿召开的“安世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两位学者的论文涉及到了《佛说七处三观经》（注：参见Florin Deleanu《安世高国际会议に参加して》，载《东方学》第九十四辑，第82-88页。）。其一，邵瑞祺(Richard Saloman)在《新发现的犍陀罗语佛教写本集：早期佛教经典研究的新原始史料》(A Newly Discovered Corpus of Gandhāra Buddhist Manuscripts:A New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Early Buddhist Canons)一文中提到了与《佛说七处三观经》相关的新写本断片（注：另参见Richard Salomon,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āsthī Fragments,Seattle: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1999.犍陀罗语写本《增壹阿含经》的情况另参见Mark Allon,Tkree Gān dhārī Ekottarik ā gama-Type Sūtras: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12 and 14.Gandhāran Buddhist Texts 2.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其二，Timann Vetter在《安世高辑本新探：以〈七处三观经〉为主》(Some Remarks on Editing Texts by An Shigao,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is Saptasthānasūtra)一文中，着重讨论了《七处三观经》所表现的佛教思想（注：Cf.Timann Vetter and Paul Harrison,An Shigao'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aptasthānasūtra,in Paul Harrison and Gregory Schopen(ed.), Sūryacandrāya--Essays in Honour of Akira Yuyam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Indica et Tibetica,35),Swisttal-Odendorf,1998,pp.197-216.）。而上述《七处三观经》平行梵本残卷的发现，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询安世高的译经风格提供了以往传世文献所欠缺的重要线索，结合其他新出土的文献，我们还可探究异域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最早接触时的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