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文化语境_文学论文

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文化语境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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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城市特有的文化符码充斥于各类文学。创作上,更有所谓的“新生代”、“ 美女作家”在积极地实践着都市文化的游戏规则,一个以现代都市为广阔空间、以开放 的都市意识为审美视角、以特有的都市文化为底蕴,以反映都市人生存状态和精神价值 追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都市文学大潮汹涌而来。与80年代相比,这类文学已经具有了明 显的断裂感。这不仅仅表现在文本、作者、读者及其所构成的文学活动场景都刻上了鲜 明的现代都市的烙印,更体现在文学已逝去了传统意义的神圣、崇高的光晕,文学不再 是反思与启蒙的载体,作家也放弃了对意义的追问。在很大程度上,文学被还原为混乱 的城市生活碎片,成了对欲望、消费主义、时尚、官能享乐的表达与追寻。

本文试图以最具都市文学特征的都市小说为考察对象,分析当代都市文化对都市小说 的影响以探索都市小说的语境问题。

都市小说的一个重要语境就是都市。都市作为一个物质形态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 不仅仅意味着所谓的“工业化”、“现代化”、“商业化”,都市作为一种“形象”, 既是一种物质形态又是一种精神形态,它体现着一种文化,一种正在深刻地影响甚至改 变着社会生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探讨当代都市文化的缘由和内在构成,可以 分别列出以下几个关键范畴:全球化、文化转型、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一般认 为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是理解当代都市文化的主要路径。尽管中国并未如西方那样按 部就班的经历从前现代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史步骤,但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面 前,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世纪之交,城市文化正在发生着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 转型与变迁,所以90年代的中国城市很快形成了有别于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 质——后现代的文化特征。当然,这不单纯表现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实践,更表现为一 种在魔幻与戏仿中折射出的明显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日常生活。按照文化学者伊哈布·哈 桑的说法,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多元差异性;消解中心性,强调边 缘性;反整体性和宏大叙事,强调断裂和差异;反对基础主义深度模式,强调平面化; 反合法化、确定性和超验性,强调不确定性和内在性等等。[1](P123~126)观照中国当 下的现实,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已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特别是60年代之后的年轻人的思维 方式和生活理念,深深地改变着90年代文坛的整体构成以及作品本身的精神内涵。

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明显表征即是消费,消费目前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无形中 控制着人们的主体想像。伴随着消费意识形态兴起的是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并最终蔓 延成流行的大众文化,确立了它在全球化时代的话语霸权。关于消费主义文化,英国学 者迈克·费瑟斯通有精辟的论述:“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 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 。”“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性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 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2](P165)而丹尼尔·贝尔对消费主 义的社会学描述表明,消费主义的发生与人们满足生存的基本要求没有直接关联性。人 的欲望,亦即心理欲求,才是消费主义发生的逻辑起点和最终诉求。[3](P35)这样一来 ,消费主义文化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和日常文化两种特征。一方面,它直接指涉着日常生 活文化的物质性满足,允诺一种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已经把消费对象塑造 成一个整体性的符号象征体系。消费不仅是对商品价值的消费,而且成为人们自我表达 与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在此情景下,人们消费的只是一种欲望,即进入某种社会等级 的象征符号。拥有名车和豪宅便意味着拥有了高等级的社会身份符号,而这种符号象征 体系的制造者、传播者和倡导者正是跨国公司、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因此这样的符号 象征便具有标准的意识形态性质。所以,尽管目前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旧处于低级 状态,但消费主义文化仍以强劲之势扩张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从20世 纪80年代初的“好好过日子”发展到90年代中后期的“过好好日子”,一种摒弃理想主 义,放逐精神价值的实用主义的世俗哲学,便以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完成了物欲对心 灵的全面扫荡,建立起面对大众日常生活实施舒适性控制的文化霸权。早在90年代初, 有些文化学人便敏锐地意识到“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美而在 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 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4]

这便是90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同时也是当代文学新的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在 迅急铺开的都市化进程中,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共同完成了对当代都市文化的重 铸与改造,成为新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形态,与80年代整体的文化语境构成了一种断裂 关系。这种“断裂”不可能不对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和艺术精神以及作家的文学写作观 念发生影响,文学的生存根基不可能不发生转移和变化,而且文学最重大的变化不再是 单纯的文学观念和叙事技巧方面的变化,而是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文学的美学 要素、基本功能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切都预示着文学流变中一种新的转型。

当然,辨析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影响和改造,并不意味 着文学从此丧失了自身独立的审美品格,而是突现文学文本及其历史境遇的关系,或者 说,强调文学还有着文化意义的价值品格。文学无法逃脱时代决定的命运,这不仅是文 学史的历史事实,也是当代文学的经验事实。也就是说,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必 然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它的实践,也必然由不同的历史规定它的价值和意义。90年代独特 的都市文化语境生成着独特的都市文学主题话语,“性”、“身体”、“金钱”、“豪 车别墅”等这些无法绕过的“欲望化”、“物质化”符号经由市场的消费逻辑编码后堂 皇登场,成为一个时代的作家日益明确的表现主题。譬如全力书写城市的邱华栋,在小 说中大量应用都市代码,高频率地描写都市的外观:豪华的宾馆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 拉OK歌舞厅酒吧夜总会按摩院、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囚笼一样的公寓等等…… 这些绚丽的都市外景使邱华栋总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不断地面对城市追问、质疑、 拥抱、逃离。他对待都市的悖论态度真实地反映出当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与价值追求, 正如他的《时装人》和《午夜狂欢》的主人公一样。[5](P197)邱华栋小说中人物的活 动空间大多是酒吧舞厅之类的场所,甚至他早期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种环境里构思和写 就的,他认为那里是最能感受到现代都市的气氛和情调的地方。他相信酒吧对心灵的慰 藉作用,他曾说他去酒吧是缘于在孤寂、焦虑的心态中,酒吧能给人一种暂时的忘却。

在消费文化的导引下,酒吧、咖啡馆、夜总会这些充斥着幻想与欲望的地方越来越成 为当下作家热衷表现的生活场景。叶弥在《城市里的露珠》表现的对夜总会的依赖:“ 我”白天睡觉,夜里就跑到夜总会去喝一通;王安忆在《我爱比尔》中对咖啡馆的深刻 体认;陈丹燕笔下的具有双重身份的酒吧女之隐喻;葛红兵《沙床》中表现的对酒吧的 特殊感情:“我刚来上海,没什么朋友,只能整天泡在酒吧里”;卫慧和棉棉天然的酒 吧情结等等都涵摄或突显出酒吧这类场所在当代都市时代的特殊功能。在这里,酒吧、 咖啡馆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意义上的物质消费场所,而且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场所 ,是一个最适合表达人类隐私与欲望的文学意象。当代都市人摆脱不了的孤独感、虚无 感、压抑感及各种另类的、暧昧的、隐匿的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在此得到尽情地释放和肆 意地滋生。在此意义上,酒吧既是小说的一个场景,又是叙事上的一种策略,并最终作 为一个欲望化的经典场景指向了欲望化的叙事。而这种叙事较为真实地传达出一种独特 的都市经验和感受。作为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物质生活的丰富使 他们的都市情绪不同于以往,都市不再是指向现代化,而是指向了物质化。在他们的文 本中除了奢靡的生活、夸张的欲望、错乱的情爱幻象、爵士乐、大麻、沙龙、派对、时 尚杂志,还有著名品牌,描绘出一套全新的消费社会的符号象征体系。

20世纪90年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不仅生成了都市小说的主题话语,还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90年代的文学写作。在消费主义和商业化浪潮的影响下,文学已远离了经典文本 的意义追寻,更大程度上变成了大众消费的对象。于是书写自我、表达隐私、迎合世俗 的欲望化、个人化叙事愈来愈凸显出来,并似乎表现为一种时髦。消解宏大叙事关注个 人体验成为不少年轻作家的主要写作姿态。这是一种完全感性化的写作,文本中到处是 混乱的生活碎片,是欲望、时尚、激情、绝望。“写作者以‘另类’的姿态出现,以现 实的或虚拟的‘另类’生活为描写对象,城市生活场景被简约为迪厅、咖吧、酒吧和狂 乱的派对,对于物质和官能的欲望成为人这种动物的唯一驱动力,或是填补灵魂空虚的 海洛因。[6]卫慧、棉棉的作品就很具代表性。在《上海宝贝》中,卫慧以上海白领的 身份讲述着她的女主人公倪可的故事,表现她对爱情和情欲的追求与满足。卫慧认为“ 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这似乎也 是卫慧小说的独特模式。棉棉在《糖》中,以激情洋溢却又焦虑苦痛的笔调展示了一位 “问题少女”的生活历程和心理历程,反映出都市青年人的迷乱焦虑、放纵绝望的生存 处境。葛红兵的《沙床》也应该是这种个人化写作的范本。作者以自叙体或半自传的手 法讲述了一名青年教授和他的学生以及网友之间复杂的情欲故事,反映了当代高校知识 分子及都市青年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还有在网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性爱日记“遗情书 ”的木子美更是以一种空前“另类”的反叛姿态对自己的私生活进行了纪实性描写。这 种完全肉体化的极端写作姿态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以自我表演为特征的大众娱乐形式,这 是一种众生喧哗的、充满了享乐欲望的文化。它把个人生活从私人领域转化为公共领域 ,把真实的东西虚构化为故事,使其形象化和符号化,再借助商业炒作从而获得消费价 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消费逻辑在引导着文学写作的潮流和方向,使 文学应有的功能越来越边缘化。

这种所谓的“另类”小说完全背离了传统的文学写作,极大改变了经典文本的叙事方 式和审美趣味,追求一种玩事不恭、狂放颓废的“酷”。他们毫无顾忌地暴露性、欲望 、吸毒、同性恋、自恋、自渎、颓废、空虚、死亡、绝望等在80年代经典文本中的禁忌 话题,成为她们的主题。这种具有文化断裂意味的拒绝或反叛姿态,使她们成功实现了 消费时代的写作突围。

如何看待这种“另类”小说及其写作者呢?笔者认为,这种文学出现在新旧交替中并体 现为一种时尚和趋向,有其现实性。它首先来自于社会现实,而不是来自于文学“内部 ”,是历史的变迁造就了这一文学事实,而不是从文学史衍生了这一题材。诚然,有许 多文学题材是文学史内部衍化延续的结果,但就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而言,这类都市文 学却不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类文学就是可以取代传统以创建整个未来的文学 。而相对来讲,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仍应该是未来文学所坚守的价值 立场。但这类小说又不只是像有的评论者所批评的那样纯粹表现了享乐、纵欲、颓废、 堕落的生活态度,更表现出都市人对现代社会感到怅惘、迷茫、无奈的痛楚。读着这类 小说首先感觉到的不是对主人公如何寻觅和满足欲望进行道德批判,或是对都市人的浪 漫情感游戏表演的厌烦,而迎面袭来的却是一丝淡淡的哀伤和凄楚。小说字里行间弥漫 着虚无、无奈、绝望的气息,这种情绪和体验似乎与男女派对、情欲狂欢恰好形成映照 ,或者说是用这种派对和狂欢来表达对现代人混沌无奈生活的深刻体认。在社会不断物 质化商业化的过程中,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大量涌进的语境中,享乐、纵欲、狂欢似 乎成了在颠覆传统价值观念和消解了意义之后面对虚无的无奈选择和自觉承担。正如卫 慧在《上海宝贝》“后记”中说的:“这是一本可以说是半自传体的书,在字里行间我 总是想把自己隐藏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可我发觉那很困难,我无法背叛我简单真实的 生活哲学,无法掩饰那种从脚底心升起的战栗、疼痛和激情,尽管很多时候我总在很被 动地接受命运赋予我的一切。”对于90年AI写作作者的评价,或许叶立新的态度是较为中 肯的:“作为处在中国都市生活环境中的新一代,尽管他们所依据的历史和文化经验非 常少,尽管他们以自传的形式所呈现的性、酗酒、吸毒等隐私话语被认为是‘矫情’, 但他们对都市的虚伪和冷酷的体验是深刻的,因为他们比一般的人更处在都市颓废糜烂 的旋涡和激流中,对都市之痛的感受更为深刻。在似乎对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没有认同 就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以反叛的姿态、以自我殉葬品表现了对物质赤裸裸的 喜好和追逐,同时也传达出对都市虚情假意的嘲弄、痛恨和无奈。”[7]

收稿日期:2004-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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