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库茨涅兹周期性结构消长阶段——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德明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旦大学论文,周期性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学院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8年元旦后的第一个星期，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陆德明教授。陆教授才届不惑之年，是“海派”经济学家中的“少壮派”新锐。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接近而立之年的陆教授就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收益递增——不变——递减规律》、《改造产业组织 建立垄断竞争市场》等论文。他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990年以来，他主持了十多项政策性研究课题，为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陆德明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他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著述和言论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陆教授还兼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台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职，因而学术及公务活动十分繁忙，同时还指导多名经济学硕士、博士生，主持“复旦经济论坛”等学术活动。
夏：陆教授，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主体造成严重冲击，使得东南亚数国，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而中国内地却有幸避免了此次危机的直接冲击。 您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1998年的中国经济是否具有潜在的影响？
陆：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宏观层面来看，一九九七是世界经济总体开始进入库茨涅兹周期调整的转折点。熟知经济周期理论的人都知道五十年左右的康德拉捷耶夫长周期、十年左右的尤格拉中周期（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涉及的，也大致上是这种十年周期）、平均四十个月的基钦短周期以及熊彼特关于“长周期”与各个周期的生产技术革新的呈现密切相关性的阐述。三十年代库茨涅兹在研究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时，发现一种平均二十二年左右的周期（我愿把它定义为中长周期），也可以简称为库茨涅兹周期。这种周期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变化或结构性危机，每个国家所经历的时期长短不一，有的是十五年，有的是十二年或二十五年，平均为二十二年。
近年我开始关注全球经济的库茨涅兹周期性变化。我们先看东半球，东亚、东南亚在六七十年代进入高速增长期，他们的基本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他们发挥劳动力和土地的比较优势，在六七十年代获得了比较利益，占领了世界市场，因此相继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如将日本作为别种案例放在一边，那么，先是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几国，其中较为类似的模式就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征的出口加工型模式。这一模式在有的国家维持了十几年乃至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所谓“东亚奇迹”，由后发展国家或地区转而跃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行列。
这一二十年高速增长期过去之后，进入九十年代，这些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因为他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估势在转移，这是符合全球经济的产业转移发展趋势的。比如说，美国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让位给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比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更低。因此，美国市场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被中国产品所取代，“四小龙”早已退出，东盟国家也逐步退出。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是美国人在捣乱，而是被中国的强有力竞争所打败，因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是由出口危机所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两个诱因，一个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在旧的格局下已经难以为继了。因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导向型和出口加工型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在他们那里，这种优势已经转移到中国内地以及更为落后的后发展中国家。
夏：您刚才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仅是一种表现，那么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陆：我认为实质上是一次结构性危机。过去数年来，东南亚国家结构调整的步伐很慢，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其次，这些国家在拼命发展制造业的同时，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包括日本在内也是这样。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小国模式”，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服务业相对比较弱，尤其是房地产投机性很强，出现泡沫经济，制造一种虚假的繁荣。那么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经济就好似多米诺骨牌一般，一发而不可收。货币贬值，实质上，首先诱发的是出口危机，国际收支不平衡，有外贸赤字；国际收支出现故障后，引发国内压力，诱发金融危机，以证券、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危机出现。所以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只是一种表现，实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即经历了库茨涅兹周期一二十年高速增长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进入了经济下滑时期。而台湾的经济结构调整比韩国早，三年以前就已开始，台湾经济过去是出口导向型的，现在开始向科技导向型转变，目标是加工—转运—再出口。过去台湾的营销售网络和原材料都在岛外，岛内是加工，加工后出口。现在零部件放在祖国内地生产，利用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生产半成品；半成品运回岛内，再发挥它的高科技优势，组装以后再出口。这样的两次出口在原来的简单出口模式上又提升了一步。他们的发展目标是把台湾建成科技岛，即科技产业加工集聚地。从总体上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华人经济所受冲击较小，因为台湾的结构调整比较快，内地的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而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相对特殊。东南亚危机首当其冲，韩国、日本较晚一些，亚洲经济主体受到很大影响。
再看西半球，同一个库茨涅兹周期，美国经济通过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的调整，经济结构已基本调过来，出现连续七年攀升；而欧洲经济一直不景气，大多处于萧条状态，失业率高，增长缓慢。美国通过主宰两大领域控制全球经济，一是高科技产业，二是金融产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战后几十年美国人对自己经济霸主地位的担忧，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经济高速增长，当时美国人十分紧张，并开始反省，某些方面向苏联学习。后来发现苏联的高速增长是粗放型的，是不切实际的纸老虎，原来是虚惊一场。到了七八十年代，东亚经济又使美国大吃惊，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先后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上竞争逐渐增强，而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大大减弱。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青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季刊》上撰文认为东亚奇迹是不会长久的，他认为东亚经济也是纸老虎，是靠大量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来支撑的。日本可能是例外，因为日本经济中科技进步的作用要大一些。克鲁格曼得出的结论是：东亚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而不是技术创新来推动的，认为世界经济中心还在美国芝加哥附近，经济中心没有转移，东亚经济繁荣仅是表象。应该说，克鲁格曼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两三年前能够敏锐地预测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他并不能准确地预计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他预感到这个模式有问题，这就是杰出经济学家的超前意识。他能透过繁荣的表象看到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问题，这就是克鲁格曼了不起的地方。
夏：您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1998年的美国经济是否有一定影响？
陆：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连带传动的微弱影响。我个人判断是，1998年地区性的经济消长较为明显，东亚经济在走下坡路，而西半球的北美则在增长。东南亚的对外投资1998年将大幅下降，而美国这几年的对外投资明显增长，大约每年吸收600亿美元投资， 同时对外投资额每年约为900～1000亿美元。近几年，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保持在较低水平，对外贸易势头很好，国际服务额超过物品贸易额。美国的市场经济机制是比较健全的，这几年又加紧经济结构的调整，它的运作方式和增长方式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
夏：您对1998年的中国经济总体趋势怎么看？
陆：按照中国通用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划分（这与五、六年的中短周期相近），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第九个周期。但是按照库茨涅兹周期来理解的话，1998年也是交替时期。前两年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搞得很成功，在通货膨胀得到抑制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维持在较高水平。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消长局面，以“长”为基调和主流。首先从产业结构来说，这两年服务业发展很快，特别是沿海地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育，已经出现金融、贸易、房地产、信息等几十个大类、上百个小类。服务业领域的增长超过了制造业，比如上海这几年服务业增长超过物品贸易，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而传统产业则大幅度萎缩，比如纺织、机电等行业，上海的家电也在走下坡路。新的制造业如汽车、钢铁、石化、通讯设备、电子设备等五大支柱已基本成型。从全国来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萎缩，新兴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并且在各省市初步得到确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是结构性调整的主流。1994年以来的基本态势是传统产业在“消”，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在“长”。
其次，从地区结构来看，过去沿海地区是高速增长地区，现在增长速度开始放慢，相对“消”了，而中部地区开始“长”，比如安徽、江西等省，在“大京九”通车前后，经济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并逐渐推进到其它中西部地区。当然，结构性变化与财力转移是相吻合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由沿海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外资的投向正在内移。目前上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较高，因而这方面的竞争力也在下降。所以，从地区结构来看，“消长”的格局也很明显。
再者，从企业结构来看，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处于“消”的一面，而非国有企业则处于“长”的一面。前几年国有企业的改革试点并不理想，而非国有企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乡镇企业以前是增长的主力，但现在也开始萧条了。
最后，从内外经济结构来看，1997年以前我国外贸和外资双丰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盈余，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可能使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外资引进）双受损，从而影响总需求，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结构性转换期，如果说1997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是以“长”为主基调的话，那么，1989年起中国经济受内外环境的影响，相对地“消”将是主流。
夏：您认为在新的一年里经济工作的主要难点有哪些？
陆：主要有国有企业和失业两大难题。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已进行了十八九年，至今依然是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难点。股份制改造形成“一窝风”，效果不好，不可能“一股就灵”。朱总理说要在三年内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主要是指冗员包袱和债务负担，但从制度层面来看，三年是很难解决的。目前不仅国有企业在“消”，乡镇企业也开始“消”。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前一时期的低通胀率似乎不太正常，有时甚至出现物价负增长，我认为物价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将会有一定幅度的回升。从就业方面看，一方面基于人口因素的新增劳动力等待就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原来滞留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的双重压力下释放出来，造成目前较为严重的下岗职工失业问题。
夏：从宏观趋势来看，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产品滞销，库存加大，企业职工下岗现象会更加突出。
陆：对。如果企业改革从试点推广到面上，估计下岗职工将继续增加。说到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缺乏领导潮流的新消费品，前几年政府主要以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而目前可能需要以财政政策来调控。通过扩大财政开支的方式，比如增加公共投资，大搞基础设施，增加政府采购来刺激、带动需求。尤其是通过信用手段推动住房消费需求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夏：您对上海经济的走向有何判断？
陆：上海作为一个沿海发达地区，在过去数年中保持了13%左右的高速增长。市政府计划将今年的增长速度调低到10%，因为今年的出口将受到影响，在吸引外资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前几年投资过于集中的房地产业也很难从资金套牢的怪圈中解脱出来。上海最近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较为成功，成长起生物工程、新材料、电子、通讯和信息服务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上海应当并且能够发挥在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方面的比较优势，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将撤消省市级分行，改设大区分行，各专业银行将精简机构和人员，同时资本市场将继续扩容，以分解数万亿元储蓄的巨大压力。因此，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将会加快。
另外，国家确定上海进行服务贸易试点，上海已选定在浦东和黄埔区先试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日本NEC跨国公司在浦东建厂， 将会成为浦东新的经济增长点。
夏：您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们有何启示？
陆：我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是两个方向，不能减缓。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快慢，而是在金融开放的同时，政府怎样增强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有人估计一旦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哪怕金融开放度只有50%，我们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专业银行就要跨台。因此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