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分析——对中国入世10周年的总结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中国入世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贸易迅速发展，2010年贸易总额达29717.6亿美元，接近3万亿美元整数关口，全年进出口增速为34.7%，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但在经济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也不断加大。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中国的经济开放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且对中国国内收入分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开放经济和收入差距间关系的探讨也越来越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就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国开放其贸易后，出口商品的数量会增加，且相对价格也会上升，那么该国富裕要素的回报率和收益率将趋于上升；而国外进口的增加以及要素的流入又会使该国的稀缺要素受损，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各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一结论又被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趋同”过程。但这是基于国际层面的一种分析，当前研究贸易投资对一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文献很多(如Krugman，1991；Bourguignon和Morisson，1990；Spilimbergo，1999；Bensidoun，2005；Thomas Harjes，2007和Kwan Choi，2007)，其中较为经典的是Bhagwati和Srinivasan(2002)，他们的研究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开放将缩小该国的收入差距，而进一步加大富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同时，近年来国内研究贸易开放与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还有很多，徐水安(2003)以Fisher(2001)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动态两要素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城市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加入WTO后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但同时认为从贸易比较优势角度看，入世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有所改善。而鲁晓东(2008)利用中国21个省区市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其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特征对中国收入差距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耕地、资本对收入不平等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劳动力等因素却倾向于扩大收入差距；对外贸易显著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外贸易与不同的要素禀赋结合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联合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呈现出城乡、地区差异性。除此以外，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失业率与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此外，尹翔硕(2002)、陈志刚(2006)等也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
目前有一种声音，认为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由于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太深，尤其是加入WTO后参与全球分工所造成的。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是否真的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呢？虽然目前存在大量研究经济全球化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文献，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全球化某个方面(如贸易或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探讨，很少从多个方面对其综合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必要对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在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出准确和客观地评估，而本文的切入点则是选择了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积极参与贸易全球化，贸易就业效应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个是1992年中国大幅自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总体关税水平从1992年的43%降低到1997年的17%；第二个时间点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关税水平从15%降低到2010年的9.8%，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6.6%的平均关税水平。在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受到贸易政策的开放以及关税、非关税壁垒减免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12%迅速上升为2000年的近40%，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更快，201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60%，贸易开放度①从1980年的88上升为2009年的97(见图1)，中国已经成为最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总体来看，入世10年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对外贸易的增长可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对外贸易不仅仅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而间接影响就业，还可以通过吸纳或挤出效应而直接影响就业。很多学者都认为，近30年世界贸易增长的70%来源于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蓬勃发展。而中国则成功地利用了加工贸易方式，使本国的加工能力和比较优势进入了全球专业分工的价值链，在实现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001年中国人均年收入是800美元，2009年增长到2500美元，并有2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图1 1980-2009年贸易依存度与开放度
注：(100-Tariff)为贸易开放度，其中Tariff为平均实际关税税率，计算公式为：国家财政决算收入中的关税/进口总额。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二)生产与投资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影响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
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讯成本大幅降低，以及各国政府逐步放宽资本管制，大量跨国资金在国际间不断流动以寻求最佳投资收益。这主要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迅速增长。入世10年来，中国共吸引外资约7000多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80多家已经在我国开展业务。中国吸收外资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其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0.14%上升为2010年的3%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吸引外资大国。进入中国的FDI，在产业分布和变化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内FDI流入较多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纺织业、电子元件、塑料制品等。这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起到积极作用。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中国入世以后，外资不断进入成长性高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如IT、汽车、通信设备、生物制药等，同时将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且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结构变化见图2。
图2 1980-2009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
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外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不到0.01%提高到2008年的1.24%(见图3)。2010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的184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对外投资的行业也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虽然对外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少国内就业机会，但同时会给中国境内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收益。
图3 1980-2009年金融全球化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此外，金融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的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中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见图4)。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但同时由于金融资源的拥有与分配存在不合理性，对中国收入分配也会产生特定的影响。
图4 1981-2008年中国金融深化程度
注：在此金融深化度的量化指标分别为：由银行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比例(即Credit/GDP)，以及私营部门国内贷款额占GDP的比例(即Private-Credit/GDP)。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三)中国收入分配在不同阶层、行业和地区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划分(每月38美元为贫困线，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从1981年的46.8%下降到2005年的6.46%，城市贫困人口比重相应从9.29%下降到0.45%。Watts农村贫困指数也从1981年的0.733下降到2005年的0.08，Watts城市贫困指数相应从0.1133下降到0.0046(见表1)。但在中国贫困人口大幅缩减、收入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我国也产生了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参与贸易、投资、生产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同阶层、行业和地区的收入报酬差异也越来越大。以2005-2009年为例，IT和金融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最高，此外金融业、采矿业和文化产业的薪酬也较高，而农业劳动报酬则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见图5)。
以基尼系数的变化来看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尼系数持续增大，1980年为0.31(Jiandong Chen等，2010)，自2000年起就超过0.4，且每年都在上升，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②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所谓的Kuznets(1955)倒U型曲线假说至今在中国尚未出现。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05年中国收入最高20%的人群占总收入的47.8%，收入次高的20%人群占总收入的22%，二者的收入之和占中国总收入的近70%，而最低20%的人群占总收入比重仅为5.7%，收入最高20%人群和收入最低2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达到惊人的8.4倍，而按十等分法计算2007年最高10%人群的均值是最低10%的23倍。
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在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那么，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是否存在影响、作用机制是何种途径、影响程度如何？这正是本文所力求解决的问题。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国内对不同技术层级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工资和收入分配。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就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中国入世10周年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考虑的因素主要是贸易全球化和金融与投资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等对收入分配所带来的冲击。IMF(2007)在考量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影响时的模型为：
GINI=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技术进步+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力资本
本文借鉴以上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特点进行模型修正，把金融全球化变量换做资本流动全球化变量，因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贸易全球化以及投资全球化，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及资本项目存在开放时间晚、开放程度低等问题，样本时间段太短，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难以体现。作为替代，加入金融发展深化变量，用以衡量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把以上变量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解释变量，以人均所得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方程如下：
其中TRADE/Y代表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表示贸易自由化程度；FDI/Y代表国际直接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表示资本流动全球化；CREDIT/Y代表银行提供的国内信贷/国内生产总值，表示金融深化程度，为更详细验证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考虑存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情况，在方程(1)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方程：
方程(2)中，X/Y代表出口依存度，M/Y代表进口依存度，FDI-O/Y代表对外直接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FDI-I/Y表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R&D/Y代表科研投入占GDP比重，POPSH为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具体数据来源参见表2。
(二)实证分析
对以上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进一步对上式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最终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是平稳序列，这表明以上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表3为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贸易依存度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为正且非常显著，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会显著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外资依存度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亦为正，且效果显著，这说明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同样会拉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样，金融深化度的提高对基尼系数的提高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此外，模型4显示，研发投入比重、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重对基尼系数具有负向作用，影响比较显著，这说明技术水平的进步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模型5中显示，制造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服务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一正一负，但并不显著。
为更清晰地观察贸易全球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所带来的影响，根据模型1—5中的结果，选取对基尼系数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进一步考察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表4的结果显示，出口依存度(X/Y)和进口依存度(M/Y)对基尼系数都具有正影响，且效果都比较显著，这说明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比重增加，都明显提高了基尼系数。而FDI-I/Y对基尼系数也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说明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FDI-O/Y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此外，对于金融深化度、科研投入比重和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结果与表5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表3和表4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而投资全球化、金融深化和技术进步等都对国内收入分配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教育的普及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着积极的作用。
为更清楚地描述不同时期以上各变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建立4变量的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观察不同时期经济开放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从图6可以看出，在中国参与贸易全球化程度加深后，前4期内会提高基尼系数，即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此后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为负，即转为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至第7期对基尼系数的负影响达到最大(GINI对TR的响应是
-0.0068)，此后这种影响逐渐减小。这说明在贸易自由化初期会扩大国内收入差距，但长期内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收入差距。而中国参与投资自由化的加深在前13期(
=0.0033)内对基尼系数冲击的波动性较大，但总体为正，13期之后对基尼系数的冲击逐渐减小，这说明长期而言投资全球化的加深会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但这种影响会逐渐减小。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在较长时期内会对基尼系数产生较大的影响，会扩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第13期(
=0.0058)开始步入较为平缓的递减区间，说明金融深化对基尼系数的影响逐渐减小。
图6 经济全球化主要变量冲击引起基尼系数的响应函数
(三)贸易自由化与“人口红利陷阱”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对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同的，且在不同时期由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体制机制完善程度等不同，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
1.中国在参与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短期内会加剧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但长期而言贸易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此我们的解释是，短期内由于“人口红利陷阱”的存在，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估计这一趋势还将持续5—10年的时间。但长期而言，随着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贸易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
2.中国参与投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拉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且长期内亦将如此。外资流入更多地会增加对高技术或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提高这一阶层劳动力的薪资报酬进而不利于收入分配均等，而国内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可以扩大企业规模、获取更多利润，而且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当属大中型央企和国企，此类企业员工薪资报酬原本就属于高工资行列，通过对外投资所获更多利益会进一步提高员工薪酬，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3.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拉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且相比于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金融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如果金融制度体系不进行重大改革，长期内金融深化仍将继续扩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金融深化是否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取决于金融制度是否合理与公平。如果融资贷款只是有利于资金的拥有者、支配者和管理者本身，而不更多地分流向弱势群体，则会出现富者更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使收入不均程度加深。这种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以及小农户很难从中得到资金服务，正如林毅夫所言，穷人将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和大企业。
4.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过大。
(二)政策建议
1.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加速融入全球化的步伐。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但并非是由于开放力度过大、市场化程度太高导致，恰恰相反，是由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以及市场化程度仍旧偏低，以及存在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腐败现象等，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而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故中国需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加快融入全球化步伐。但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逐渐改变以往的“片面型开放”政策，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使中国在产业升级转型的过程中保持“雁阵模型”。同时，鼓励那些从对外贸易、投资中受益较多的地区或部门带动受损地区或部门的发展，制定鼓励受益地区或部门加强与受损地区或部门联系的政策，实现地区或部门的“反哺”。
2.加强对二元经济结构和金融资源分配进行调控。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发展，政府要充分发挥对金融资源的调配作用，加大金融发展政策向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强化对中小企业、城市中低收入者以及农民的金融支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要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向落后省市、中小企业和低收入阶层的融资积极性，改善不同地区间、产业间和阶层间的股权融资比例，提高其股权融资规模，进而缩小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行业、阶层的配置差距。
3.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加大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一般而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高素质劳动者收益程度更高，而低素质的、非熟练劳动者往往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是使之免受其害的根本途径。故政府须继续加大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普遍提高，培养大量高素质、熟练劳动者，进而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注释：
①贸易开放度的计算公式为100-Tariff，其中Tariff为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平均实际关税税率计算贸易开放度比总体关税水平更能体现一国贸易开放程度。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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