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修辞学方法的反思与边界——从一场争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边界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修辞学是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的发展和修辞学的复兴而产生的一个跨学科发展方向，在9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这一方向借用了修辞学的方法和术语，从文本的对比中考察科学知识在产生、塑形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语言在知识中扮演的角色。但由于这一研究方向是从修辞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传播学、文学等学科中各自生发出来的，因此在发展之初包括发展到现在，并没有形成统一、独立的研究方法和清晰范式。这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方向必经的阶段，但是这种状况也造成了科学修辞学发展中的一些混乱以及相随的一些误解。
在90年代中期时，科学修辞学已经在论证这一学科的合理性、文本的案例分析上有了大量的成果。这些研究一直处于自发状态，被囊括在科学修辞学这个模糊的学科之下。而关于这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关联学科、核心的研究方法、结论是否成立、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则没有统一的认识，也缺乏必要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争论激发了从事或关注科学修辞学的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集中思考，从而帮助厘清了科学修辞学的很多基本问题。本文将从这次争论入手，尝试解释和讨论目前对科学修辞学质疑和误解的原因，科学修辞学的理论根基，由此决定的研究特色和意义以及发展中的问题等。
一、导论：争论情况的概述
这场关于修辞学进路的著名讨论起源于冈卡(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在言语传播协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一次年会上的发言。他后来又系统地发展了对修辞学进路的批评，形成了《科学修辞学中的修辞理念》一文。这篇长文也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获得1994年美国言辞传播协会的年度金奖。此后，许多学者特别是直接被冈卡批评的科学修辞学家做出了回应，同时也启发了更多的学者在冈卡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修辞学进路提出了质疑。《南方传播杂志》(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为这起争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最后，这次讨论的最突出的成果被结集成书，即《修辞解释学》(Gross,Keith,1997)。这本书中包含了13位学者的论文，他们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学科：言语传播、英语、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从不同的学科背景深入地探讨了修辞学的理论问题，形成了自科学修辞学这一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以来最大的一场争论。
冈卡在文章中批评性地分析了科学修辞学发展以来最为重要的三位代表人物的研究：坎贝尔(John Angus Campell)[1]、格罗斯(Alan Gross)[2]、普赖利(Prelli)[3]。坎贝尔长达20多年的研究针对的是单一对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他的微观分析中，达尔文被当成一个杰出的修辞者，对自己所面临的文化语境：自然神学、培根式的归纳法等有着清晰认识，并针对性地在文本中做出策略性的修辞对应。冈卡认为这种凸出修辞者的解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坎贝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到后来的研究中，他转变为一种文本间比照式(intertexual)的解读方式，修辞的角色从功能性变成构成性。也就是说，通过对《物种起源》和达尔文其他的笔记、书信等不同文本的对比，来推断达尔文的思想走向以及与文化语境的适应程度。但达尔文本人是否是有意识地设计却并不重要了。格罗斯和普赖利为科学修辞学提出指引性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框架设计，但冈卡认为，这两种最重要的设计都不成功。在《科学修辞学》中，格罗斯在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运用修辞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①构造了一套属于科学修辞学的理论框架。然而冈卡发现他做的案例分析中却跟这套理论完全没有关联，他很少使用修辞术语，只是偶尔使用一下图尔明的“论辩域”(argument field)等。在不同的案例中，援引其他各种不同的理论资源：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特纳(Victor Turner)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等。普赖利则重点对亚里士多德的主题发明(topical invention)这一修辞步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拓展，非常细致地分列出几十种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主题及其针对性的修辞发明，并给出了清晰的范畴和说明。与格罗斯不同，他非常精准和严格地在案例分析中使用了自己所构造的这套理论。但是冈卡认为，分析的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修辞分析方法的独特之处。由此，他质疑科学修辞学中的“修辞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以及这一进路是否真的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认为问题主要在于科学修辞学是建立在对古典修辞学和科学哲学的一些误读和滥用基础上。
冈卡的这篇长文刺激了整个进路对于自身发展的反思。批评对象坎贝尔、格罗斯由此对自己的策略性解读方式和科学修辞学研究框架的主张进行了解释和调整。莱夫(Michael Leff)和麦克科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辩护了修辞学的广义适用范围。米勒(Carolyn R.Miller)和威拉德(Charles Arthur Willard)则对修辞学的方法在现代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辩护。然而富勒(Steve Fuller)等则进一步深化了冈卡所提出的问题，反思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线。下面将结合这场争论中的一些核心议题来对科学修辞学做出一些界定和澄清。
二、修辞与古希腊修辞意义的背离
面对科学修辞学，人们大多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修辞”，也就是“这里的修辞指的是什么？”修辞作为一门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对它有一些既定的基本认知。但这些既定观念是值得区分和厘清的。西方语境中主要是在演讲、辩论的传统中来研究修辞。古希腊对于修辞的研究及成果直接深刻影响到了西方对修辞的普遍认识，其中智者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意见为修辞研究奠定了基调。
我们今天对于科学修辞学的陌生和误解，最主要的是源于科学修辞中的修辞的意义和方法与上述的这些传统相去甚远。这些传统代表了大多数人对修辞的看法，而科学修辞学并非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修辞学”。冈卡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背离：古希腊时期的修辞是以主体(演讲者)为中心、一种创造型(productive)的学问；而今天科学修辞学中的修辞是以作品、文本为中心，是一种评论、解释型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集中反映古希腊时期修辞理论的著作，其中的内容主要是教授修辞者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受众来进行话语创造，从而运用各种修辞工具来完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语篇。因而修辞是创造性地构造一种说服力的艺术，以实践为主要目的。而从现有的科学修辞学的实践看起来，做的基本上都是对科学文本的分析和解读，透过文本来追溯、考察科学家是如何构造自己的语篇，为什么能实现某种修辞效果。这主要是一种理论工作。
从人们熟知的修辞概念出发，科学修辞学是令人费解的。但并不能因此说这些背离本身就是不妥，因为任何学科都允许有发展和变革。然而重要的是，这些背离却暗示了科学修辞学发展中的很多深层问题。
首先，冈卡认为科学修辞学的问题之一在于：当修辞学将科学都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不能算作修辞了。这是修辞概念的严重泛化，从以前的市民领域(主要是民主政治、法律等)发展为只要依托语言、概念框架来进行的所有文化乃至实践都能放在修辞领域中。如果什么都能算修辞，那么修辞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更严重的是，与泛化相对应的却是用以分析的修辞理论的单薄。这一批评与修辞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是相吻合的。古希腊以来的修辞学以实践为主，主张在实际情境中创造来进步(如西塞罗)，并不那么在意纯理论的建树。因此《修辞学》这本小册子在很长时间里充当了理论工具的角色，并没有深厚的、系统的修辞理论供科学修辞学借用。文艺复兴之后修辞学陷入急剧的衰落，到19世纪浪漫主义兴盛时，几乎走向灭亡。因此当修辞学在当代复兴时，只能还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框架中做出变化。科学修辞学的分析术语广泛使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主题(topos)、省略三段论(enthymeme)等概念。表面上看是与古希腊一脉相承的，但却是对文本进行诠释工作，而非创造说服性话语的工作。对这些术语更多的是套用，改变了它们的原本意涵。尤其是当修辞学从一门实践创造型的学科转变为以理论诠释为主时，这一转变和延伸却并没有得到可靠保证。
现有的科学修辞学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冈卡认为，格罗斯所构造的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个幻象，连他本人都无法将之运用到实际分析中来。普赖利的理论框架只不过是将一篇科学论文从一种术语翻译为他所构造的术语方式，武装上了技术性的修辞语汇，并没有实际的用处和意义。他的洞见即便不使用主题发明模型也能得到。另外还可以看到，斯泰特拉[5]指出，麦克洛斯基针对经济学做的修辞分析实际上是穿上后现代主义的紧身短上衣来掩饰他现代主义的躯体。他套用了“讲道理的学者的一致意见”，和“有效说服”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标准，来替代现代主义者的“真理”和“方法”。
因为理论的单薄使得修辞分析没有必要的规则可循，其规范性值得怀疑。冈卡认为现在的修辞分析的结果只能从分析者的角度得出，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持有这种角度的分析者能从任何一个文本中读出相同的效果来。也就是说无法判定出修辞分析的结果是否正确，或者哪种分析更优，完全走向主观意见。这伴随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不能证伪。修辞学家可以任意地解读这些理论从而应用于解读文本，而这些文本的解释结论却无法得到检验。简单地讲，修辞学家在分析一个科学文本之后，认为文本最终的接纳效果是由于他解读出的一系列修辞方式而完成的，但对于这一段因果联系却无法判定，甚至连作者本人都不能。
富勒[6]非常赞同冈卡在这一点上的质疑。他继续尖锐地指出：既然其他人都没有读出来这种效果，那么批评家凭什么可以解释这些效果？他通过对坎贝尔分析达尔文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物种起源》被学界和大众接纳的程度，即修辞效果，还是达尔文是如何达到这些效果的，都可以找到史实得出与坎贝尔分析相悖的结论。坎贝尔的分析认为：达尔文在修辞上的胜利是由于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声称、陈列为归纳法，而实际却并不是运用归纳法来研究。这样做是为了向当时英国科学家共同体主流的自然哲学靠拢。富勒认为，一方面，当时的英国科学家共同体中并不像坎贝尔所暗示的那样都是归纳主义者，而是这些非归纳主义者基本上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创造论者，因而反对达尔文的思想；另一方面，达尔文的战友赫胥黎就指出自然选择的理论中体现出来的非归纳性特征是对达尔文的论述的最大打击，这一点与达尔文试图建立出一个归纳主义者的形象的观点是相反的。而且，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虽然有其明显的影响力，但是绝没有像它在今天的影响这么深刻。因此富勒指出坎贝尔并没有让我们看到达尔文究竟是如何成功的，只是一种有倾向性的、强加的结论，甚至是力图得出一个读者会有兴趣接受的结论。分析结论是一个猜测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因果的论述。总之，富勒认为对于科学文本的修辞分析是武断的，缺乏规范的。冈卡对此提出的建议是，研究这一过程不是修辞学所能完成的，求助于心理学等能更好地、科学地描绘受众的反应，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心理学在他的描述中看来似乎更“科学”，因而也更“可靠”些。
总体上来看，质疑的线索是：科学修辞学大量使用了古典修辞学的术语，但方法却迥异；又因为古典修辞学的理论发展不多，科学修辞学也随之根基浅薄；由于缺乏理论制约，科学修辞分析失去了规范性；没有规范性的解读很难说得上是一种知识。
三、争论中对修辞的重新定位和拓展
这里尝试根据这场争论中众多学者的回应，来对修辞学方法的重大扭转及在科学领域中运用的合法性进行澄清和定位。
1.科学修辞学的真正理论来源
修辞学从古典修辞学的创造型转换到科学修辞学中的诠释型学问是否可行。这场争论中的部分回应给出了解释。莱夫(Michael Leff)[7]认为创作型和批判型确实存在区别，但不是全面的、本质的区别。现代的诠释理论本身也是根植在修辞语境中，并且也经常涉及修辞创造。在这个理论转换过程中，现代的修辞批评做了一些调整：首先摒除对修辞的偏见的印象，然后集中关注在抽象理论和方法论部分，并且把这些孤立出来的部分直接应用到文本的批评上。其他的非理论性的部分被忽略掉了，并且古典修辞中的一些概念既包含了古代创作的传统，也包含了今天的诠释的意义。米勒(Carolyn Miller)[8]对于古典修辞中的诠释成分的解释是，一种修辞行为要包括修辞者和受众。如果从受众的角度来看的话，在接受的过程中必然包含一种诠释。因此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应用到修辞批评中并不是对他的扭曲。修辞诠释是一个双重的诠释，用于诠释文本的工具词汇语库建立在对古典词汇的诠释上。格罗斯进一步补充了科学修辞学与古典修辞学的一脉相承。他认为，古典修辞不仅有一套专门的术语，还有它的核心理念(ideology)。因此即便他在分析的时候没有使用那些术语，他依然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的路数，因为他贯穿了古典修辞学的理念。这些解释合理化了修辞从古典修辞学到现代使用之间的扭曲和转折。
针对冈卡指出的理论薄弱问题，各种回应并没有给出太有建设性的提议。格罗斯和坎贝尔的回应是实用主义的方式，认为当代的修辞分析就像古典修辞一样，必须根植于实践之中，在不断的案例分析的过程中，自由、合理地充实诠释型的修辞批评理论。文学批评方法也并不是先有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之后才开始进行实际的批评工作，而是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研究的养分，例如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从而构成了多元的、深厚的理论根基。但是，这样的回应多少有些牵强和无奈。
从实际情况看来，除了从一些术语上还能辨识出这一源头，科学修辞学使用的修辞学确实已经几乎迥异于古典修辞学。但是承认这种断裂对科学修辞学来说并不尴尬。没有这种转折，科学修辞学不可能成立，或者没有特别的意义。
本文认为尽管参与争论的学者都在努力修补与传统的修辞学之间的关系，但从他们实际所使用的资源来看，科学修辞学的“修辞学”的实际来源主要有三个：以伯克(Kenneth Burke)的动机修辞学为代表的新修辞学，基于大众媒体的传播学，文学批评或解释学。这三个源头或多或少地从古典修辞学中借鉴了部分理论成果，最为核心地保留了对受众、语境的关注和针对不同情境的应对。新修辞学突出了“认同”的概念，不仅包括修辞者有意识地运用修辞手段来说服受众，还包括无意识的话语方式来实现认同，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而后面这种无意识的修辞方式显然是只能通过事后对文本的分析、诠释才能发掘出来。从这里出发，修辞学才能从创造型转变为诠释型，才能在任何事物中分析出修辞的意味。因此新修辞学充当了科学修辞学与修辞学之间的链接。
传播学是一个因大众媒体兴起而发展起来的较新的学科，也是与修辞学有着密切关联的学科。它的关注点在于在媒体和受众的关系中，即媒体如何实现有效的传播、如何针对受众的反馈进行改进、传播效果如何评估、如何分析受众。可以说，科学修辞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就是传播学的体系，即关注如何达成预定话语传递的效果。然而，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并不单薄，它融入了很多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社会学的统计研究、人类学的群体研究、心理学的分析等。这些方法对建立传播方法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分析更为有效，但较少地面对上面对修辞分析的规范问题。
文学批评或解释学是科学修辞学的基本研究方式，对既定的文本进行解读。这也是两个源远流长的学科，有自己成熟的研究范式。这种解读有两种：一种是从文本追溯到作者的写作意图、设想、想表达的观念；另一种是摆脱作者，直接分析、评价文本中所表现和传达的内容。无论是何者，都包含了分析者自己的理解。但二者与科学修辞学的研究旨趣并不相同。科学修辞学在于通过文本来探讨对科学实践、科学知识的理解，而不在于理解文字带来的美感或意味。正是这种亲缘性给科学修辞学带来值得警惕之处。
总之，与其强调与古典修辞学的一脉相承，不如坦承其更广阔的学科背景。这样的自由能为科学修辞学带来丰富的理论资源，也带来限制“自由”的规范性。它从修辞学中取了说服、情境性和受众的观念，并拓展至一切有意无意地言语交流行为；从传播学中取了传播者——传播手段、媒介——受众——传播效果这一线索的分析和推理；从文学批评和解释学中取了对字句、语篇的分析模式；科学修辞学绝非纯粹、更非传统的修辞学。
2.科学修辞学必需的理论设定
在对冈卡的回应中，诸位学者共同提到的一点是冈卡的部分质疑来源于他持有陈旧的实证主义式的科学观。麦克科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对冈卡的指控是“前库恩主义者”、“科学哲学的老古董”。[9]
冈卡指出，目前的修辞学进路将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库恩或者费耶阿本德及其之后的科学哲学那里。但是至今，在这些大师中没有一个人承认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是一种修辞性的阅读方式，或者将在他们以后的工作中包含修辞的词汇。麦克科洛斯基认为这一指控的偏颇之处在于，冈卡完全将他、柯林斯、马尔凯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所做的很多工作排除在科学修辞学的范围之外，而仅仅考察了来自修辞学系的研究。坎贝尔在回应中提到：对一个非雄辩型文本(科学文本)进行修辞解读的新意正在于在长时间实证主义的疾病后恢复健康。[10]“泛化”的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科学领域中有修辞的空间？
的确，修辞学将科学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畴中来是有泛化的嫌疑。在古希腊时期紧密相连的三者：修辞、辩证法和逻辑，与知识、“真”之间的关系是与科学修辞学的使用相背离的。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和辩证法看成是相互补充的一对概念，但它们在得到知识的问题上的地位却是极为不平等的。他非常推崇辩证法，认为通过双方的辩论、诘难，能指出既定观念中的矛盾之处，从而得到真知。[11]而修辞被柏拉图认为是与奉承、讨好相类似的概念，[12]在它的背后，没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律可循，只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哄得听众接纳即可，采取任何手段都是被允许的，因此它都称不上是一种“技能”。后来辩证法逐渐被归入到广义逻辑的范畴中。修辞被认为与“真”没有关联。因为在人们“实际如何思考”和人们“应该怎么思考”之间有着截然的分别。修辞虽然能够通过各种心理的、社会的因素等使得人们接受某种观念，也有一个说理的过程，并且是实际有效的，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这样思考，或者这样的推导是正确的。决定人们应该怎么思考的是逻辑。[13]科学遵循的是人们“应当如何”思考的推导方式，而并不、也不应当理会“实际如何”思考。反之，因为科学是从经验出发，遵循牢靠的逻辑推理而得到知识，所以科学能使得每个理性的人都认同它。辩证法是从理性共识出发，修辞更是从不可靠的假设出发，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因而，启蒙运动之后，科学被看作是理性论证的可靠典范。
科学修辞学的成立只能限定、奠基于以下理论框架中。首先，科学被还原为一种制造知识的实践活动。在产生知识的一系列程序中——观察、实验、处理数据、得出结论、撰写实验报告或论文、发表、验证、争论等，科学家的推理更多的是非形式逻辑方式，而非严格、抽象的形式逻辑。它受制于当时的情境、目的、对象，科学家也进行了大量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同时对于同样的经验要进行自己的解释。这就使得最终的科学知识并非纯粹由经验和逻辑决定，即亚决定性。因为认知过程并非是透明的、或镜面反射式的，使得科学知识并不直接对应于自然界，而是科学共同体的产物。它成为动态的、可错的、可以不断被修正的观念。因此，在社会认识论看来，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所集体认可和达成共识的观念。当共识成为知识的一种评判标准后，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文本和实践就被理解为修辞行为了。任何研究成果只有被共同体接受才能成为知识，因此这其中将包含多种有意识、无意识的说服行为。修辞是针对特定的受众，它的规范性或者认知成分取决于受众的理性程度。[14]科学知识的规范性来源于科学共同体这个群体整体的理性程度。在这样的前提下，按照基斯(William M.Keith)的说法，修辞的泛化只是将以前被隐藏、被压制的那部分事物重新揭露出来，它本身就普遍存在着，只是由于我们的偏见而使得它之前没有被发现。[15]因此现在的实践是一种合理的重新发现。
在这样的前提下，科学中的修辞部分才不仅是作为一种普通的言语行。为中所包含的“润滑剂”，或者妨碍真理的情绪引导，而且被作为科学研究实践中的思考方式、科学知识的证成方式等更深入的存在。对这些前提的不同程度的承认是对科学修辞学研究意义的不同限制。例如，在实在论的框架中，科学修辞学依然可以讨论科学家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成果等，但与科学知识本身及其认知过程并无关，因此意义也不大了。
3.科学修辞学的研究意义和独立性
这场争论的另一焦点修辞分析结果不可证伪这一点，并没有给科学修辞学带来有力的打击。因为科学修辞学并没有假定这样的前提：修辞是属于文本的内在属性，而修辞分析像科学一样，把这种内在属性揭示出来成为一种知识。反而，科学修辞学的定位是解构、诠释，而并非确定的知识。它代表的是从一个侧面、一个立场出发对文本的理解。不可证伪并不构成解构研究的问题。一来是因为波普尔提出证伪标准主要针对的是经验科学，并且证伪标准后来也被奎因-迪昂证明存在自身的困难。②二来从思想史上看，一个严肃的解构工作的启示和影响与其可证伪性关系并不大。很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都具有与修辞分析相似的性质，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的价值。例如坎贝尔就辩驳说冈卡所推荐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怀疑压抑的存在，心理学的解释是他对压抑充满了负罪感因而否认。[10]再者，修辞分析某种程度上有理论的丰富性，能够验证，例如修辞相关的事实、价值、规则、情境等都构成了对修辞分析的限定。因此，修辞学的这种现代运用并不妨碍它形成有价值的论断。
在认可科学修辞学的可行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的问题却是更值得深思的，即科学修辞学是否有其独特的价值。富勒[6]一针见血地指出“冈卡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科学修辞学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增添了什么新的东西呢？”梅里亚[16]从对科学哲学的历史考察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指出从休谟到库恩，在哲学上出现过很多次对科学认识论的特权地位的攻击，但是每一次的攻击都反作用地导致了相应的挽救行动。如果说科学修辞学的意义也在于解构科学的特殊优越性的话，那么在每一次科学的地位出现危机的时候，科学哲学都为修辞学分析开放出一片空间，但是修辞学的研究却没有以某种角色实质性地参与到这些危机中来。也就是说，在库恩、费耶阿本德、汉森、波兰尼等人已经突破了原先科学中那道坚硬的墙之后，修辞学才进入到STS的研究中来，空挥上几拳。
从上面两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科学修辞学确实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有着非常强的相似性，尤其是在社会建构的立场和基本结论上。研究学者也有所重叠。但科学修辞学目前的研究包含三种形态：面对长跨度正式发表物的宏观建制研究，重点关注科学争论的中观社会研究，针对具体文本的微观策略研究。[17]在中观研究层面上，科学修辞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巴斯学派、话语分析学派是同一的。我们并不能说它额外更迟地进入解构领域。宏观建制研究和微观策略研究中总体上也是社会建构的立场，认为无论多么枯燥和模式化的科学文本都是被共同体语境所影响或决定的，并且语言本身的变化不仅是知识承载工具的变化，也是知识本身的调整。
另外，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对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等在方法上还有更多的贡献。宏观的建制研究典型地是对科学杂志的历年出版物或者科研机构的长期记录的分析，例如对《哲学汇刊》、法国科学院等的历年杂志或者科研记录的分析，也就是对科学建制的研究。这为研究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兴趣转移、方法论变化等，提供了新的考察思路。微观的策略研究加强了对文本语言本身的关注，例如坎贝尔的文本对照式的分析实际上为科学思想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有趣的研究方式和结论。
四、结论及余论
首先，科学修辞学的理论根基并非是这场争论中所聚焦的古典修辞学，并非仅从修辞学中抽取了说服、认同、情境化等基本理念并重新解释相关的术语，而更多的是传播学，以及文学批评的部分方法。把科学修辞学放在这一背景中考虑，有利于摆脱束缚，更自如地进行文本分析，拓展研究方向，在理论规范中奠定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
其次，科学修辞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它所需要的社会认识论立场中。因而它的主要工作也在于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等一道进行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解构，将科学文本还原到科学共同体在科学观念上达成共识的实践语境中来解读，从而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尽管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学界的科学观已经基本从逻辑实证主义下摆脱出来。即便是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已经看到解构的任务已经基本达成，应当在新的科学观下做与之相适应的建构工作了③。科学修辞学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局面，继续埋首于类似的解构工作会使得这一方向失去早先的活力。修辞学可以回到最初的使用中寻找潜在的方向。第一是修辞的情境性，即修辞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针对不同的语境、受众做出不同的判断、计划并创造出不同的话语。修辞推理(rhetorical reason)与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prudence)有着很大的类似。实践智慧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的核心就在于在不同的实际场景中如何做出恰当的判断，而不是用统贯的规则来规定所有同类事件。这是一种以主体(agent)为中心，而非以事件为中心的处理方式。这二者的关联在伦理研究中已经有了长久的结合，而科学实践中也广泛存在这种推理形式。第二是修辞历来与民主政治、法律的紧密关联。布朗(Richard Harvey Brown)的研究[18]提供了某些启示，他认为修辞能在创造一种民主化的科学(democratic science)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对现代文化的诊断是不人性的科学和不理性的伦理的结合。修辞能弥合这两个极端，一来在于修辞强调在各方平等的说理过程中获取共识，二来在于修辞能使得晦涩的科学话语转化为公众也能理解和参与的话语。
注释：
①布莱克(Ediwin Black)[4]指出，从创作型传统到批评诠释的形态，主要是从新亚里士多德的策略发展而来。在新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下，将修辞学发展出批评诠释的部分，也就是认为修辞学的创作型部分的目标是说服受众，一个好的言论就是实现了目标的言论，那么诠释部分就是针对这一目标来进行比对，言论批评的标准就是看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②格罗斯的回应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③例如柯林斯(Harry Collins)提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个第二次浪潮后，要兴起第三次浪潮，也就是在科学的神圣光环被取下，专家的身份受到质疑后，分析能否、如何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进行知识传递，充分发掘各自的专业能力，在民主、理性的基础上讨论对技术问题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