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进[1]2002年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企业的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定和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21世纪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必然选择,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 企业的生产及活动对环境负有责任,可持续经济增长和高环境质量可以通过良好的环境管理和“少投入多产出”来实现。企业在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中,要通过改变其传统的生产模式,清洁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生产绿色商品,进行绿色营销。加强环境管理已成为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内容。 根据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企业发展的要求,论文探讨了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以及对企业自身发展的主要意义。介绍了实施清洁生产的程序与措施。阐述了ISO14000国际环保标准对企业发展的主要意义、实施的程序与措施。提出了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其他企业环境管理工作。最后,选择了两家代表性大型企业进行了清洁生产实例研究探讨。论文的研究结果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 1、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一些思想与企业现代化管理结合起来。 2、将工业环境保护的一些技术措施与企业现代化管理思想结合起来。 3、用ISO14000环保国际标准来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工作。 4、将环境会计中环境成本管理与企业市场营销结合起来。以使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王利[2]2010年在《能源法的功能及其保障策略研究》文中认为目前,如何更好地维护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考虑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全球能源生态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及能源不公现象的日益显现,传统单一的能源安全观已经逐步被综合性的能源安全观所代替,能源的供给、生态环境及社会公正问题也已经成为国际能源安全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重点问题。在各国为了维护能源安全而采取的诸多措施中,法律的手段从来都是最重要的,而且能源安全也已经成为法的安全价值的重要追求,依靠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对能源安全予以保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实践。现实中,法的功能的确定及选择对于法的价值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实践中法律的作用有时候呈现出消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者对于法的功能选择的不恰当。虽然法的功能具有客观性,但是立法者可以依据维护自身根本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功能,有时还可以通过改变法律的形式来改变法律的功能。因此,法的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立法者对于法的功能组合的合理选择及其有效的保障策略。在能源立法活动中,传统能源法常常突出了能源法在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经济功能,但是环境保护功能、特别是社会公正的促进功能常常被弱化、甚至被忽略,这也是现实中能源活动领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能源不公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所在。即使是在各国加以强调的能源法经济功能领域中,由于其保障的策略应对体系的不完整、内容上的不完善等因素,在能源供给安全保障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风险。本文的内容主要是结合着有关能源法功能理论的分析,突出了能源法在实现能源安全保障目标中其经济、社会及环境保护功能的重要性及相关性,同时针对不同的具体功能领域提出了完善的应对策略。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能源法功能的有关理论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强调了能源法服务的价值目标即维护能源安全。能源安全在本质上源于世界能源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现实中则是因为能源供应短缺引发的“能源危机”的推动。由于法律调解人们行为关系的基础性、安全和法的价值及功能之间的契合性,采用专门立法的措施来保障能源安全已经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实践。其次,分析了影响能源法功能形成的基本因素。思想因素方面主要涉及到新能源安全观、科学发展观的影响,现实因素主要考虑到个体、群体、社会整体在能源领域中的不同需求,法律因素则主要是结合着当前的时代背景考虑了能源法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其后,指出了能源法在目前应该具有的叁种基本功能:经济功能、环境保护功能及社会公正的促进功能,同时分析了叁种功能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强调了实现能源法功能的策略的重要性及策略制定的基本要求。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了能源法的经济功能及其保障策略。能源法的经济功能一直被各国立法者所强调,这主要源于能源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物质基础。由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单个国家的能源安全与他国及世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充分运用国内外能源市场是保障本国能源供给安全的重要手段。因此,本部分在保障能源法经济功能实现的策略中强调了能源供给安全的自给自足策略与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用策略。在自给自足型策略中,主要分析了开源策略、节能策略及能源供给中断的风险防范及应急策略,并结合着我国上述策略中的问题及现有立法应对状况、国际立法应对的经验,对于我国上述相关领域中的立法完善提出了建议。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用策略中主要分析了国际能源合作及国际能源贸易手段对于实现国家能源供给安全的重要性,其中国际能源合作领域要注意在追求本国能源安全目标的同时兼顾对外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平等参与国际合作、国际能源规则的积极参与等方面;在国际能源贸易领域强调了支持企业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加强国际能源领域投资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第叁部分主要是分析了能源法的社会功能及其保障策略。相比较于能源法的经济功能与环境保护功能,能源法的社会功能在现有的能源法中常常被忽略,现实中能源领域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着社会公正理念的落实。在这一部分中,首先对在能源领域提出社会公正的基础进行了分析。在理论渊源上,主要分析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影响,具体涉及到生态伦理、代际伦理、代内伦理及经济伦理等视角。在实证因素上,分析了目前代际之内普遍性的能源不公现象,主要涉及到国家之间、个体之间存在的能源利益分享及责任分担之间的不公平。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能源与贫困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着当前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状况,对实现代际之间公平、从而促进社会公正领域的完整性问题也进行了简单分析。其次,结合着我国能源法领域社会公正问题的现实考察,对我国能源法应对社会公正的能力进行了简单分析。从现实来看,我国目前在能源惠益分享与责任负担、能源市场的平等竞争、能源领域职业安全与健康等领域存在着突出的社会公正问题。而我国能源法在应对的能力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执行社会公正的法律制度建设、执行机制建设及执行的配套建设不足;对参与能源领域社会公正问题实践所提供的激励动力不足;事关众多利益主体的能源领域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等方面。再次,以美国为视角对国外能源领域社会公正问题立法应对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借鉴。不仅结合着美国能源立法的目的方面体现出来的社会公正性思想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而且对美国能源立法内容方面的公正行也进行了审视,主要涉及到:能源利益的分享,如保障公民能源供应安全、保障公民对于新能源设备的使用;能源领域的公众参与,如保障能源信息的公布、能源决策的公众参与;通过对垄断性的规制来维护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而实现本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源责任的公正分担,主要涉及到能源责任规定的细化、能源利益分享与责任承担的协调、多样的能源责任实现方式、完善的处罚程序;能源职业公平与健康的维护,如注重保护公众健康利益、能源管理部门员工利益、能源企业员工利益等方面。最后,对于完善我国能源法促进社会公正的策略提出建议,主要涉及到:保证能源法律制度的公正,从而解除能源领域社会公正实现的实践障碍。制度构建方面则强调了公正的能源事务决策公共参与机制、能源信息共享机制及能源领域社会防护性机制的重要性;注重社会伦理的励新,从而解除能源领域社会公正实现的主观障碍;保障能源经济领域中的正义,从而完善能源领域社会公正实现的支持手段。在保障策略中强调了保障能源领域社会主体的经济自由、社会主体经济参与的机会,保障社会价值观念上的民主与平等的重要性。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分析了能源法的环境保护功能及保障策略。首先,对能源环境问题产生及立法应对策略进行了简单分析。能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在理论上源于熵定律的限制,实践中则是由于人类在生存与发展中没有协调好对于能源资源的无限需求和资源本身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出现。在立法应对的基本策略中,主要包括:在能源供应领域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在能源消费层面注意能源需求的可持续性引导,在能源环境整体层面要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同时,结合着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对能源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其次,结合着我国目前的能源环境问题现状,对我国能源法应对的现状及其能力不足的方面进行了简单分析。最后,结合着能源环境问题立法应对的基本模式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能源法环境保护功能的基本应对策略。在完善的方向上,目标是构建具有可持续性的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基本的途径涉及对现有能源立法目的的重新审视,解除可持续性能源环保立法障碍等。在具体的策略方面,需要完善能源环境保护的国内支持制度和国际支持制度,其中国内支持制度主要涉及到完善能源环境保护的政府调控制度、市场调整制度、社会调整制度,并加快能源环保科技创新机制的完善。
付万蕾[3]2017年在《高科技企业可持续战略转型能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场瞬息万变,高科技行业所面临的大环境越来越难以捉摸,企业战略不得不随时跟随内外部环境进行快速调整。不难发现,在企业战略转型的实践中,许多企业在持续保持战略转型成功方面力不从心,一次转型可能会取得成功的,但二次转型到多次转型取得良好结果的企业很少。然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离不开战略转型持续性成功,多次战略转型持续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地优化和发展企业能力,这些能力主要通过影响战略转型的关键要素推动企业战略转型的进程。这些可持续性战略转型能力是动态发展的能力,在不同成长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对战略转型的持续成功至关重要。本文希望从企业成长的角度,连续地、纵向地探索保持企业可持性续战略转型成功的关键能力以及其形成过程,进而打开战略转型持续成功的黑箱。阅读相关文献并结合实际现状,本文确定了两个研究问题——可持续战略转型能力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企业是如何保持持续地战略转型成功的。通过对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战略转型能力、企业生命周期叁方面的文献梳理和分析,建构可持续转型能力的理论与分析模型。以浪潮集团为案例,通过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划分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归纳浪潮集团所经历的重大战略转型活动,分析各成长阶段可持续性的战略转型能力。最后,通过探索性的案例分析,在了解企业连续地战略转型活动的基础上,深入解析企业成长过程中可持续性战略转型能力的形成、积累和传递,打开高科技企业战略转型持续性成功的黑箱,从能力视角解释了高科技企业战略转型持续性成功的内在机理。本文的研究发现进一步补充了可持续发展与战略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从企业成长视角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战略转型提出了一些建议。
李国庆[4]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周鑫[5]2011年在《淮安市外贸物流发展战略分析与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地区间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国际经贸活动日趋频繁,带来了对外贸物流的巨大需求,也对外贸物流发展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贸物流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物流国际化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其影响着外贸企业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己成为构成地区供应链、价值链的载体和基础。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国际贸易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优化外贸物流发展环境无疑是支撑地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地区开放型经济竞争力的战略举措。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外贸物流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关于外贸物流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特别是从政府、行业和市场协同性的角度来研究内陆地区外贸物流发展规划战略与应对策略的文献就更少。本文从从行政管理学的视野,结合淮安外贸的现实状况,分析淮安外贸物流供需市场特征、发展规划战略和策略,其目的是优化淮安外贸物流发展环境,降低外贸物流成本,促进淮安外向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本文运用的的基本理论、文章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从淮安社会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加工区与二类口岸建设等方面分析淮安外贸物流发展总体环境。第叁章,从淮安对外贸易的规模、对外贸易货物的品种结构、外贸物流市场发展水平、进出口口岸、物流成本等方面分析外贸物流的影响因素,进而分析淮安外贸物流的供给和需求的市场特性。第四章,根据淮安外贸物流的影响因素、供给和需求状况,分析外贸物流生成量预测的原理、方法和思路,以历史数据为依据,构建淮安外贸物流量组合预测模型,并预测出其未来生成量。第五章,阐述了淮安外贸物流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淮安外贸物流发展规划总体战略目标和发展思路,进而从基础层、运作层、组织层等设计出外贸物流体系总体架构和运作模式。第六章,从注重外贸物流平台利用、加强政府部门协调与合作、建立口岸大通关机制、推进海河联运战略、发展内河五定班轮、出台外贸物流扶持政策等角度提出淮安外贸物流发展规划的应对措施。
洪源[6]2014年在《宜家家居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早期的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战略规划到现代企业的相对成熟的战略管理体系,跨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在企业的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动态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壮大,跨国企业迫切认识到,为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获得可持续的管理优势。本文以宜家家居全球可持续战略管理体系为研究背景,从柔性供应链管理视角,结合宜家家居的可持续战略管理关键绩效指标,系统论述了宜家家居可持续战略管理的运行机制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指出,可持续战略管理要顺应动态的环境发展,改变战略管理观念,以柔性的可持续战略管理促进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李维明[7]2010年在《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应对煤炭在开发利用过程所面临的资源、环境与安全方面的挑战,本文紧紧围绕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策略进行深入研究。首先,从我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着手,基于协整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对两者之间的互动规律进行了深入挖掘;随后,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识别出了影响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因素,并就采煤机械化对于煤炭资源安全、高效开发的贡献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运用客观评价方法,研究并给出了煤炭供应侧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最后,针对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相关政策存在的问题,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涉及矿业权、财税、价格形成机制、洁净煤技术、环保及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可为国家制定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谢琨[8]2014年在《企业环境风险和价值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工业制造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公共环境污染的源头。虽然环境可持续有许多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但是企业环境问题的主要特点是环境的经济性风险,即环境问题所引发的财务损失和经营中断。从经济性角度,企业需要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环境风险管理系统来应对企业可持续性经营语境变化,应对日益严峻的企业环境-经济性风险,降低风险成本、提升竞争优势、提高财务收益和企业价值。只有企业实施环境-经济可持续行为,宏观环境可持续才能有效实现。在企业可持续“叁重底线”框架下,本文旨在研究构建企业环境风险和环境价值等概念,厘清其内涵,分析企业环境风险因素、传递路径和财务影响的路径依赖等作用机理,提出企业环境-经济可持续性价值管理、风险管理与控制方法,为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系统的构建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研究内容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首先阐述企业“叁重底线”下环境-经济可持续性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现代企业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性、企业环境-经济可持续管理、企业环境风险和价值等概念框架。从系统论角度,阐明企业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企业主体经济系统、地球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叁者的相互关系。从经济性角度,阐明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实质是环境问题的技术性、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等叁个属性上企业特质性的价值管理,其内容涉及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多个层面。其次,根据风险管理的程序化方法、战略优势的分析方法、工程技术风险分析,建立了企业环境风险和价值的组合分析框架。分析和构建了物质系统、利益相关者、企业内部因素等相互作用的环境风险、环境-经济性风险的传递路径。在财务影响方面,建立环境风险的财务影响分析框架。基于工程项目生命周期,分析环境风险的财务影响“路径依赖”特征和机理。构建了企业环境的财务风险模型。根据财务价值理论,分析了环境风险管理的财务价值因素和作用机理。采用现金流量NPV分析,分析了环境风险的财务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第二部分,提出企业环境-经济可持续性价值管理、风险管理与控制等环境风险管理系统的构建方法。分析了环境-经济相关性的理论观点,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角度企业环境-经济绩效为正相关的观点。基于对钢铁企业特点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分析,运用专家调查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包含经济效益指标、资源能源效率指标、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和循环经济指标四个一级指标和销售收入、经济增加值等14个二级指标的钢铁企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指标权重,并运用基于中心点叁角白化权函数的灰色综合评估模型,对某钢铁企业生态效率评价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战略管理、企业能力等理论,研究和提出了企业“叁重”可持续价值管理的平衡计分卡战略模型、整合模式、流程和战略地图等方法。根据权变理论、管理控制原理、风险管理等理论,提出环境-经济可持续性风险管理因素和控制系统的理论模型。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理论模型包括可持续环境管理会计系统、组织结构和其它管理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管理控制系统及其相互作用。研究了工程管理控制策略。提出了环境成本管理系统的概念框架。第叁部分是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验证本文环境风险和价值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样本企业环境风险管理实践。结合多元回归统计分析的研究发现,修正和优化环境-经济可持续性风险管理和控制理论模型中的传递路径,并用结构方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宏观可持续战略框架的强化对企业环境实践的转变有重要影响,法规因素是企业环境实践的主要驱动力,而企业内部环境-经济可持续性风险管理系统尚未形成。样本数据验证了环境风险管理因素和路径理论模型的合理性。
汝醒君[9]2013年在《中国和欧盟低碳发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考验之一。这场考验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还使得人类面临着来自能源安全性方面的挑战,此外,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各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已经逐渐取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确保能源安全,确保在新一轮的国际新秩序建立过程中抢占有利地位,很多发达国家都转变了发展思路,寻求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本文从历史演进的角度,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叁个指标为切入点,对碳排放历史演进阶段及各阶段的主导性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欧当前所处的低碳发展阶段进行判定;接下来又基于脱钩理论对中国和欧盟国家近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程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如下:(1)欧盟15国基本上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倒U型曲线高峰,但是各国碳排放强度高峰出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各国碳排放强度峰值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双峰曲线特征,分别于上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中后期出现碳排放强度峰值,中国碳排放强度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但是在21世纪初又出现了反弹,这说明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碳排放强度的稳定下降。(2)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比利时、丹麦、法国、爱尔兰、瑞典、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基本上跨越了人均碳排放量的高峰,芬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发展趋势仍需继续观察,他们目前可能或者正在跨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峰。虽然中国已经实现了碳排放强度高峰的跨越,但是其碳强度下降趋势还不稳定,中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人均碳排放量峰值。(3)仅有7个欧盟国家(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英国等)跨越了碳排放总量高峰。(4)通过观察近半个世纪中国、欧盟15国、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发现: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出现过强脱钩,且发达国家脱钩弹性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特征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发展阶段不同将会对中欧低碳国际定位、低碳战略目标的制定和低碳政策的取向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对中欧低碳发展阶段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欧追求的低碳发展国际定位。在低碳发展国际领导力方面,欧盟具有低碳发展的先发优势,而且其还通过一系列举措强化这些优势,尽管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低迷欧盟低碳发展领导力出现下降,但这并未动摇其领导者地位;目前中国在国际低碳发展领域仍处于追随者的地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领导力方面与欧盟存在很大差距,但是中国仍存在实现低碳发展领导力的潜力和可能性。国内低碳政策的有效实施是欧盟实现低碳发展国际领导力的重要基础。本文从低碳政策历史演进、低碳发展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规划、低碳发展政策实施现状3个方面对中欧低碳发展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低碳发展政策实施现状比较研究主要从中欧追求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面向企业的节能政策以及能效政策3个维度展开。研究结论如下:(1)欧盟应对气候变化、追求低碳发展的政策演进历程也是其政策一体化逐步深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萌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20世纪90年代)和基本成熟(2000年以后)叁个阶段;相对而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政策的发展速度比较慢,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追求低碳发展政策的萌芽阶段,迄今为止中国的低碳发展政策尚处于发展阶段。(2)中国进行节能减排控制对象和欧盟温室气体减排控制对象非常相似,都是以重点耗能企业作为控制对象,且两者都是以循序渐进的手段逐步扩大控制对象的范围,但是两者具有不同的政策工具选择偏好:欧盟低碳发展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中国当前的低碳政策是以政府管制为主,市场机制为辅。发展阶段不同、政策环境不同,造成中欧低碳发展目标选择的不同。中国在选择低碳发展政策工具时应认真考虑自身当期的经济发展状况、政策环境状况、碳排放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低碳发展目标。基于以上对中国和欧盟低碳发展的定性和定量比较研究,本文提出中国深化低碳发展建议如下:(1)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提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影响力,在全球低碳发展新秩序构建中占据有利地位,为追求气候变化国际领导力奠定基础;(2)中国应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制定中长期目标并对实现目标的的路线图进行规划;(3)继续使用以管制-命令和制定标准为代表的传统政策工具;(4)推进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积极探索低碳税收政策;循序渐进的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
潘楚林[10]2017年在《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成指数增长,“绿色”已成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性期望,环境管理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践界的研究热点。在以往企业有限理性认知下出现了“环境行为—成本上升—竞争优势降低”的思维逻辑,不愿以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为代价进行环境管理,忽视了清洁生产、废物循环、绿色产品设计等企业环境战略行为给企业带来的长远优势——可持续竞争优势。现如今,在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费者不断增加的绿色产品与服务需求的背景下,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应将战略发展目光聚焦到环境问题上,将其视为“机会”而非“威胁”,才能成为“长寿型”企业。然而,如何将“绿色”转化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怎样更有效的制定与实施环境战略,环境战略与哪些绿色资源能力相匹配等问题,是战略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应用者的新挑战。学术界对企业环境战略的研究起源较早,在理论研究层面对企业环境战略与竞争优势的积极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认同,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现有研究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有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忽视了绿色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其次,学术界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研究中缺乏对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以及它们在前瞻型环境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分维度研究与对比分析还处于空白。并不能给企业进行环境战略活动提供更具体有效的管理启示。最后,现有文献中存在矛盾观点,并不能解释现有环境管理问题,如企业采取相同环境战略在不同环境中产生的效果不同;环境管理实践的差异性对企业的影响不同;智力资本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因内部环境变化而不同等。现有研究忽视了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影响过程中的边界条件,脱离利益相关者因素、领导力因素和动态能力因素来解释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的影响问题就很难取得一致性的研究结论。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学术研究的矛盾观点与实践困境,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NRBV)、智力资本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从企业资源与能力视角对环境战略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验证了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建立了链式中介模型,并对不同的链式效应进行了对比检验。在此基础上,识别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过程中的调节因素,验证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环境领导力和绿色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使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更加清晰。本研究以东北地区、长江叁角洲地区和珠江叁角洲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广州、深圳等省份和直辖市的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纺织业、烟草加工业等制造业行业的600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有助于企业积累绿色智力资本和促进绿色创新,进而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其次,研究通过对比不同的链式中介作用发现,绿色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最强,而绿色结构资本与绿色创新链式中介作用不显着。再次,当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较强时,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更能带来绿色结构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的增加。企业中较高的环境领导力更能促使企业应用绿色智力资本进行绿色创新。当绿色动态能力较强时,绿色人力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对绿色创新作用也越强,越能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最后,在验证中介与双调节的共同作用中发现,在较强的绿色动态能力下,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加强了前瞻型环境战略通过叁类绿色智力资本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当环境领导力和绿色动态能力都较强时,叁类绿色智力资本通过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也较强。然而,当环境领导力较低时,无论绿色动态能力高或低,绿色结构资本通过绿色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都不显着。综上所述,本文不仅弥补了前人在研究环境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时存在的局限,而且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经典研究范式“过程—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管理领域“战略—智力资本—绿色创新—持续优势”的新研究框架,深入剖析了这一传导机制中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打开了前瞻型环境战略与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黑箱”,解决了企业怎样将“绿色”转变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源泉的问题。本研究不仅给企业有效实施环境战略带来更切实有效地环境管理启示,而且对企业实现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加速我国企业实现经济绩效、环境绩效与社会绩效共赢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企业的应对策略研究[D]. 项进. 中南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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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5]. 淮安市外贸物流发展战略分析与应对策略研究[D]. 周鑫.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6]. 宜家家居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D]. 洪源. 黑龙江大学. 2014
[7]. 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研究[D]. 李维明.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0
[8]. 企业环境风险和价值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D]. 谢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4
[9]. 中国和欧盟低碳发展比较研究[D]. 汝醒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
[10]. 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D]. 潘楚林.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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