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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全球化即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不断增多、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过程；反全球化是因与全球化方向相反的活动或受某些客观条件的约束而导致的被边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的传播，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 页。)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资本、商品、技术、企业家的流动对 任何边界、任何规则都具有了更高程度的超越性。经济活动向能够提供最好条件的国家 转移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注：瑟罗指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 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参见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 》，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2)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同一 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分布，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为 一体。1993年世界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1934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8650亿美元。 1993年全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相当于世界GDP的19.2%，2000年增至23.3%。国际贸 易额迅速增长，1996年达到6.69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2.8倍，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 世界GDP的增长速度。1991～1996年，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增长率为11.8%，超过了7%的贸 易年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从1985年的17%上升到1996年的37%。 (3)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的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世界 经济。1993年，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490亿美元，2000年为2750亿美元。美国 的出口占GDP的比重1993年为9.9%，2000年升至12.1%。以出口导向为重要经济特征的新 兴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1998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出口额均超过 其GDP的100%，印尼和泰国的这一比重超过50%，匈牙利和捷克分别达到46%和44%。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高盛公司公布的资料，1999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对美国的出口额 占本国GDP的比重高达22.6%和27.6%，泰国、中国和韩国的这一比重分别为12.1%、8.7% 和7.8%。(4)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逐渐成为各国政府认可和推行的重要政策。据联合国贸 发会议公布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共有385项，90年代末 增至1857项，涉及173个国家。其中，已有约140个国家取消了外汇管制。(5)世界贸易 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不断提升。
冷战后政治、社会和文化全球化也出现了新变化。伴随全球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不断建立和完善更加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式各异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模式；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各种地区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冲突，促进社会、人口及环境发展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原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文化要素逐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认同、接受，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各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共进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
与全球化的新发展相对应，近年来抵制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因素和活动也日益引人注目。这些因素将在未来20年深刻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战前抵制和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是反西化、反殖民主义，冷战结束后抵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则逐渐转变为边缘化和贫困化。由于缺乏主观意愿和能力、国家制度存在缺陷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等原因，一些国家未能主动参与全球化发展过程，也缺乏或正 在失去对全球性资本运动和贸易活动的吸引力。1960年，世界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 易中所占的比例为1.4%，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0.6%，到1995年更下降到0.4%(注：俞 可平主编：《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 页。)。边缘化的直接后果是贫困以及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距离拉大。根据联合国贸 发组织公布的数字，195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与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比为35∶1，1 973年为44∶1，1997年为74∶1。
近年来，全球化受到宗教/文化极端主义的殊死抵抗。“一类相当突出的反全球化力量 ，是那种旨在维护和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宗教/ 文化运动，它们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的侵蚀和支配。…… 它在当今世界的最大、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在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即西方国家称谓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注：时殷弘：《当今世界的反全球化力量》，载庞中英主编 ：《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宗教/文化极端 主义与穷国有联系，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也有市场，但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市场经济和 民主政治都不是很健全。由于伊斯兰教在古代曾与基督教发生冲突，许多穆斯林国家在 近代曾经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在当代又与西方势力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同盟国不 断发生冲突，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又表现为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运动。冷战结束后 ，伊斯兰宗教/文化极端主义公开打出的旗帜依然是抵御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经济秩序 的统治，但其实质或客观效果却是抵制现代化，反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 国际恐怖主义是宗教/文化极端主义反对全球化的集中表现。
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准新兴工业化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底12月初美国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美国的工会组织和环保主义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示威。2000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瑞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曼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布拉格)、第三次欧亚会议(汉城)以及2001年的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哥德堡欧盟首脑会议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的干扰。这些反全球化的人群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各个阶层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他们对全球化的认知和反全球化的动机各不相同，所持的主张也五花八门，但共同的特点是将世界上一切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归结到“全球化”上来，其行为多带有激进的非理性的色彩(注：沈骥如：《如何看待反全球化浪潮?》，载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即经济的全球化和边缘化、政治的民主化和非民主化、宗教/文化的世俗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矛盾正在取代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而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接受或拒绝/反对全球化成为发展与停滞、富裕与贫穷、先进与落后的分水岭，并由此衍生出诸多矛盾和冲突，包括宗教极端主义、种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
未来20年里，来自处于贫困和边缘化的国家以及来自宗教/文化极端主义的抵制和暴力行为将对人类社会构成严重挑战和威胁。冷战结束后，原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处于受压制或隐蔽状态的种族、宗教矛盾得以凸现，其中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矛盾尤为突出，而部分伊斯兰国家的贫困、经济停滞和中东的独裁政治则是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在经济上将被边缘化国家纳入全球化轨 道，如何在社会文化上促使伊斯兰世界世俗化、温和化、走向开放和认可宽容法则，是 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全球化新时代的来临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突出特征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并一直为世诟病的资本主义化和西化色彩不断淡化，国际关系逐渐由对立、冲突走向和谐与合作(注：李慎之认为：虽然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才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这是因为在过去五百年中，我们看到的还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汇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参见李 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载季羡林、张光璘编选：《东西方文化议论集》 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59页。)。
其实，在二战结束后不久，除了增殖与扩张的本性外，资本本身及其外在运作条件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而逐渐结束近代以来全球化一直表现为资本主义化的历史。首先，资本所有的状态在发生改变。与二战前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俨然有别，二战结束后资本的社会化(股份制)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冷战结束后 ，社会资本、国际资本(多国籍资本)更是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变化在事实上宣告 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已经得以解决。其次，资本的积累方式 发生了本质变化。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源泉，资本的增殖不再与血汗工资制 联系在一起，即资本不再是剥削雇佣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工具，不再与殖民主义的武力 扩张、侵略相联系，不再强迫性地从资本输入国“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技术升级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取代增大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力度而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高新技术和高薪劳动相结合的后福特主义积累方式，已经进入大众消 费社会，成为福利国家)，以跨国公司为媒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通常与较为先 进的经济活动相联系，为资本输入国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再次，资本既为资本主义 国家所拥有，也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拥有。投资也成为双向的和多元的，既有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也有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向发 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总之，资本不再是“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贸易通常也不再以军事力量做后盾。类似“利益与利益之间没有和谐，资本对利益的 要求从来都是残忍的、血淋淋的、侵略性的、独霸的、占领的，只有争夺、矛盾、冲突 、战争，根本不会出现什么世界化、一体化”(注：陈登才：《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一种 趋势吗——兼谈如何对待加入WTO》，载《经济学消息报》1997年8月22日，转引自俞可 平主编：《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这样的论断虽然部分地把握了殖民主义时期资本的本性，但却与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后的资本的特征相去甚远。
自近代以来，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化的过程。西方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以武力为后盾单向地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和扩张的过程，表现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被迫参与西化的过程。但战后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冷战结束后 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迅猛崛起，使全球化开始成 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自主和主动参与的过程，成为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互动和共同发 展的过程；它本身更多地表现为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而不再是西化(注：李文：《东亚 的崛起与全球化即“西化”时代的终结》，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1期。)。中国作为 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是全球化开始成为整个人类的宏伟 事业的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文明冲突的性质随着全球化的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它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文明反抗另一种文明，而是在本质上和后果上都演变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首先，在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化/殖民主义化/西化的时代，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东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突往往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传统的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以及东方文明反抗西方文明的色彩。在冷战时期，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矛盾。冷战结束后，伴随全球化的新发展，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不再具有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西方与东方以及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相对抗的意味，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取代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成为发展大势。其次，近年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文化要素增强了它本身与市场经济的联系，许多文化要素，包括思想观念、语言和艺术，都直接具有商品特征。在全球化发展的新时期，文化要素将会与资金、技术和物质商品一样，超越国界和民族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增大“出售”或传播的自由度。这就决定了在正常情况下反对某种文化或为某种文化进入本土设置障碍必然成为一种反全球化的行为。
“19世纪以前的‘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是被强加的。……在20世纪的革命和抗争中，中国恢复了尊严和自由；尤为可贵的是，在21世纪新一轮‘全球化建构’到来之际，中国以理性的认知和饱满的热情，自觉、自愿、自主、自信地参与到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注：纪坡民：《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载《读书》2003年第1期。)这段 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国际关系出现的新特征，即各个 国家或成为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或成为这一进程的拒绝者甚至反对者，但这种参与和 反对不再具有以往的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侵略与反侵略、西化与反西化、主动和被 动、自主和强迫的性质。国际关系的发展大势也因此由对立、冲突转向和谐与合作：“ 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模式日趋减少，共赢的正和博弈模式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突出共同利益与共同点日益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点；对话与合作日益成为处理分歧和 争端的主要途径；国际规范和规则不再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而是日益成为调节国家 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国际机制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较为现实的规范模式。冷战结束后 中美关系的改善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全球化的新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联，全 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加强了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双方共同利益不断 增多，使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难以奏效。
未来20年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在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像“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等范畴一样，以往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国家、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东方国家、西方国家”等概念都会因无法再准确把握时代特征而日益成为历史名词，国家关系的基本格局需要以全球化参与程度为标准重新排序，即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划归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地区)”(如美国、欧盟国家、香港地区)、“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日本以及正在快速提高全球化程度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韩国、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大部分非洲国家和其他贫困国家、边缘化国家，包括一些反对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在文化上抵制全球化的富有的石油输出国)三大类别。国际政治的基本状态将主要取决于这三类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全球化网络，脱离全球经济的国家每 况愈下——因无法接近增长的泉源而陷入贫困甚至崩溃，造成全球范围贫富差距和数字 化鸿沟加大。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特别是中 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因“与世界接轨”而获得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在整体上改变 了全球的“阶层结构”，从而将推动以往在全球范围内极其不合理、不平衡的收入—分 配状况开始向较为合理和平衡的方向转变。未来全球化新发展的持续也将有利于改变全 球化程度最低国家的生存状态，从而逐步缩小这些国家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间存 在的贫富差距。全球化的新发展极有可能使东亚“阶梯型连带性”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 推广，即由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带动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由全球化 程度居中的国家带动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加入全球化进程并使其成为全球发展链条中 的一个有机环节，从而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全球化而走上共同发展的道 路。
由于未来20年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将主要发生在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间，故而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将获得空前提高。
首先，与一国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或阶层的地位和作用相类似，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是人类世界的稳定力量。目前，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富裕国家的人口不到10亿，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的人口超过30亿，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人口约12亿。由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人口大国都自主地参与了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 家。通过在全球市场上的公平竞争提高各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准将是 这些国家未来面临的主要任务，从而将大大降低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
其次，在经济发展上，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可以成为沟通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全球化程度最低国家之间的桥梁。20世纪末，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等有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开始自主地进入全球化发展轨道，被西方媒体称为“全球化成功故事”(globalization success story)，成为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这些国家与全球化程 度最高的国家在经济上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增大了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 由于许多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都是从原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中脱颖而出的，在经济 上与现在诸多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全球化程度居中的 国家可以担当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全球化程度最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二传手” ——与全球化程度最低国家开展投资和贸易活动。此外，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参与全 球化的成功，还使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看到了前途和希望，增强了主动参与全球化的 信心。全球化程度居中国家的现代化的新经验和模式，也为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的现 代化进程提供了借鉴。
再次，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能够成为两极世界矛盾和冲突的调解人和缓冲地带。在 以往漫长的岁月里，现今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和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同属发展中国 家，有着基本相同的被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历史。因此，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同情 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的现状，与它们存在较多的共同语言，容易与这些国家展开对话 和沟通。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全球化程度居中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在增加了与全 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的经济联系的同时，也改变了与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全 球化程度居中国家的这种独特身份，决定了它们能够充当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全球 化程度最低国家之间对立和冲突的调解人和中间人，从而使以往靠少数超级大国解决争 端、处理纠纷、维持世界和平的局面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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