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学习江泽民主席有关讲话的心得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得体会论文,中华论文,世代论文,主席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临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历史转折时期，面临辞旧迎新、世纪之交的历史关键时刻，海内外华夏儿女，尤其是海峡两岸的华夏儿女，以什么样的文化旗帜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文化旗帜与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人民实现理解与沟通？江泽民主席在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时的讲话中有一段至理名言精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东亚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以社会集体为重，崇尚自尊自强、艰苦奋斗、勤劳节俭、谦逊好学的美德，处理人际关系提倡和洽协调，对待国际关系主张和平共处。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东亚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顺应时代的潮流，弘扬和运用这些具有东方特色的传统和智慧，同时积极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进步文明成果，就可以为不断发展东亚经济合作提供精神的动力。”我认为，江主席这段话实质也是对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深刻阐述（江主席在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和洽”，据《辞源》中注释，与“和合”有同义。见《辞源（修订本）》1984年版第1 册第0503页）。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完全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面向21世纪的重要文化旗帜。由雷洁琼、吴阶平副委员长与我同任组委会主任委员的“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发起和开展的。
一
和合（也称合和），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词汇与文化理念。和，是指各要素的联系共处；合，则是指各要素的汇拢团聚。将和合连用，是指多种元素、要素在系统和动态过程中有机组织、结构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和合范畴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和平、和谐或合作、联合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层次更深和更进一步；它以合作、联合即上述的各要素紧密型的汇拢团聚作为和平、和谐的基础与内容；以和平、和谐即上述的各要素相关型的联系共处作为合作、联合的前提和依据。江主席1997年11月2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总结过去，面向未来，我们需要确立顺应时代潮流的合作观念和合作方法。”我认为，这种新型的合作观念就应该是和合观念。合作必须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为前提；和平必须靠合作来巩固。时代主旋律已经把和平与合作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予以推出，这与我们今天要弘扬的和合精神恰巧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完全一致。
和合的哲学词汇和文化理念是在我国先秦时期正式提出的。《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和合能使百姓安身立命）。”《管子》一书中正式对和合概念作出表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把民众的和合作为民众道德的直接体现，认为学习和合，就是学习道德，民众只要能够和合，就能产生“莫之能伤”的强大力量。这一思想被其他思想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墨子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并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教训臣民，和合之”。同样的概念荀子也曾使用：“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吕氏春秋》还将和合概念用于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的起源和构成：“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至此，和合概念已基本形成。东汉以后，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思想家陆贾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中指出：“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
道家的代表作《太平经》就指出：“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合和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淮南子》中指出：“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因缘和合”解释万事万物存在机制与消亡原因，佛学中许多学派对这一基本理论作了大量阐释，以至留下了许多以和合为显语的概念，如“和合因”、“和合生”、“和合相”、“和合性”、“和合智”、“和合二谛”、“和合思择”、“和合离散无常”等。中华佛学还把和合作为构建僧团及处理僧团内部成员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形成了和合方面的要求和戒律。唐代的著名高僧道宣大师就对此做过详尽的分析。和合概念以后一直被沿用下来，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指出：“圣人成天下之盛德大业于感通之后，而以合絪缊一气和合之体，修人事即以肖天德。”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用前贤关于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的阐述，是想说明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确如邢贲思同志在《中华和合文化体现的整体系统观念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但我仍想重申我在《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为“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而作》（以下简称《一论》）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中华民族讲和合，主要用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强调要使这些关系保持和谐统一，形成合力。”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弘扬中华和合文化最值得注重的方面。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由于形成了将和合两字连用的词汇和文化，形成了世代相传的中华和合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用“和”或“合”的单独词汇和概念时，都包含或蕴含着和合的整体意义。如孔子说的“和为贵”，实质就体现了和合的整体含义。唐代孔颖达特别说到：“和，犹合也。”这是完全正确的。还要指出的是，和合文化也已普及到了民间。如中国民间就长期以“和合二仙”为吉祥、喜庆、团结的标志；中国佛教供奉的罗汉中一直有“合和尊者”。这说明，和合思想也在民俗民风中广为流传。
如果有人提出，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沿用世界通用的和平、和谐或合作、联合概念，而一定要提出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并加以弘扬呢？我的回答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财富，就越是能够产生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况且，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确实比目前世界通用的和平、和谐或合作、联合等概念更深一层次并更具包容性，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加以弘扬呢？我要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珍惜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和合文化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提倡和弘扬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是不是意味着“和稀泥”、抹煞矛盾和斗争呢？我的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和合，是指不同的元素或要素联系汇聚在事物的整体系统中。它是以元素或要素的不同即差异、矛盾乃至斗争为前提和内容的。事实上，我国的思想先贤们早就回答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和同之辩”。
《左传》中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焷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就像煮羹，是不同材料、调料的加工组合，由此才能组成鲜美的饮食。《国语 郑语》中记载了史伯关于和同关系的一段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为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夫如是，和之至也。”和合不是等同。不同的元素和合，事物就能生长发展，这就称作和；等同的因素叠加，组合不成新的事物，本身也就不能发展延续。孔子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处理社会关系中，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重要思想。只有社会中不同思想的正常交流，才能构成和谐；如果一味地趋同，同流合污，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和谐气氛，而只能是小人的世界。思想先贤们关于和同关系的论述明确指出了和合不是等同，而恰恰是对不同因素与矛盾的有机组合。我们常说的“求同存异”或“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存异”的“同”或存“小异”后的“大同”，已经不是简单的等同，而是有机的组合，即和合。中国人常说的“大同理想”，实质正是一种和合境界的追求。“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的学术指导张岱年先生曾多次指出，研究和合，一定要了解历史上的“和同之辩”，这样才能不至于对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产生误解乃至误导。他的论述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
根据思想前贤们关于“和同之辩”的论述，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我想对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做一个理论的定位。首先，和合是以事物大系统中各要素或元素的分化即不同为前提和根据的。分化得越细，和合的动力和规模就越强。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不发展，就形不成社会生产力的规模性联合与组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越发达，社会生产力的规模性组合就越发展。同理，世界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就越需要和平共处与合作发展，就越需要和合。江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正是和合的思想原则；第二，和合是不同元素在事物大系统中的有机组合，这种组合应为事物大系统的总体发展提供活力和动力。这是和合的目标，也是和合的标准。舍此就不成为和合。中国关于不同元素和要素结合的词汇是非常丰富的。不形成有机组合的结合叫做凑合；非正常状态下的强行结合叫做捏合；而背弃或背离正常的联合，叫做离合。凑合、捏合、离合都不是正常的、有机的组合，即不是和合，是与和合文化背道而驰的。正常的、正确的和合方式正是在与各种非正常、不正确的结合方式相比较、相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和合文化并不否定必要的斗争。现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要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其他国家，是在搞捏合；台独、藏独势力企图分裂祖国与民族，是在搞离合。如果说要对霸权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讲联合或忍让，那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趋同而不是和合，而这种趋同不仅不可能形成有机的组合，而且是破坏和合的，因此，必须坚决地予以反对；第三，我想特别指出，即使是各种因素在事物大系统内的有机组合，也不否认差异乃至矛盾。中国人把有机组合中产生的正常矛盾，称为磨合或整合。正常的和合过程，应该是一个有机磨合、整合的过程。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和江主席直接领导下的香港的顺利回归，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和合的范例。“一国两制”，也就是“和而不同”。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大陆和香港实行两种制度，并未否定彼此间的差异，但双方的有机组合及其产生的良性运作，明显使香港及其与内地的关系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经历过许多政治变迁的老人，我衷心希望台湾当局能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与祖国实现和平统一，为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提供新的实际范例。
三
我在《一论》中曾经提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事业，也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在继承和发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在这篇《二论》中，想进一步重申我的这一观点。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我在对十五大报告和江泽民同志一系列讲话的研读过程中，在亲耳聆听江泽民同志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亲切谈话时，深切感受到，这种优秀文化传统贯穿乃至渗透在总书记的思想观点中，因此，使他的思想观点十分精彩有力，打动人心。
中华和合文化的理论实质，是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全面联系的观点观察世界和认识社会。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联系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实质与发展趋势；我一直感到，江泽民同志也十分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联系中阐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质和发展趋势。他的很多讲话是这样进行阐述的；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更系统、更全面地做了这种阐述。我认为，把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组合在一起予以认识，是现代科学整体系统理论的深刻运用，又是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实质的进一步高扬。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并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强调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要优化产业结构，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面，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大团结。我认为，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在生产关系上，反对了“急于求纯”的倾向；在生产力发展上，反对了“急于求成”的倾向。“急于求纯”和“急于求成”，都是单一型的“同”，而不是对多种因素的有机组合与综合运用。而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不仅在于其有效地反对了“左”的倾向，而且是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渗透和体现，它自然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拥护。
我想特别着重地阐发我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一系列论述的心得体会。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庸置疑并不言而喻，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弘扬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因此，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实质在江泽民主席关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系列讲话中得到体现。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它是通过各种学科、各种学派的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同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进步的。”江主席的这段话从总体上指出了中华文化具有的和合特征。在这一讲话中，江主席精辟地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四大优秀传统：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我认为，自强不息与团结统一的有机组合，独立自主与爱好和平的有机组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既强调独立性、又强调统一性的和合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把不同要素或元素有机组合在事物大系统中的和合文化。
在上述学习过程中，我也曾询问自己，这种研究方法是否有把江泽民同志在思想观点与和合文化强行联系、硬性联系的嫌疑？很快我就得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我认为，江泽民同志的这些正确的、深入人心的思想观点，根植于、渊源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而中华和合文化渗透在整个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它也必然会在江泽民同志的思想观点中得到体现。本文开篇时引用的江泽民同志关于东亚文化特征的论述印证了我的答案。我相信，弘扬中华和合文化，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与战略部署是完全一致的。
四
渊源流长的中华和合文化依据时代需要重新得到提出和弘扬，必然会产生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中华和合文化会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产生重要作用。我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通过人去实现，都需要或涉及到对人们的经济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作出调整。这种调整正是通过有机的磨合、整合，使我国实现最佳、最优的经济组合、社会组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调整过程就是和合的过程。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最根本特征是，这种改革和发展是在避免社会出现大的震荡即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磨合和整合需要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理解和自觉参与的条件下去予以实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和合文化的弘扬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功效。李瑞环同志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和’，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和谐、和气、祥和、谦和等话语，在往来中都能时常听到。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词句，在生活、工作中，在讲话、文章里，仍然经常使用。‘和为贵’的观念世代相传，潜移默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今天，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奋斗目标是共同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应当使这一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人们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形成和发展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我认为，根据这一指示，中华和合文化可以也应该对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稳定发挥其特有的文化功能。
中华和合文化的弘扬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方面有着重要的功效。由于中华和合文化精神贯穿渗透在儒、释、道和中华文化各学派之中，它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精神武器，也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企图逾越的重大精神障碍。最近，我读到《西藏日报》1997年11月15日报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关于达赖破坏班禅转世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专门指出，达赖的这种作为，是“破和合僧戒即破坏僧团的团结，这是五逆重罪之一，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可见，藏独势力的所做所为是与佛学的和合精神不相容的。我也读了著名思想史家、台湾学者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一书，他指出：“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就都喜欢合。”尽管钱穆先生已经去世，但他指出的这种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却肯定深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台独势力企图隔断这种文化联系，破坏这种文化情结，是注定不能得逞的。我认为，为了有效地反对台独、藏独等分裂祖国的势力，我们必须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高举中华和合精神的文化旗帜。
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对国际特别是对东亚地区有着重要的辐射作用，提供着重要的文化规范。儒家“和为贵”的思想至今对日本发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日本民族也称大和民族，日本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便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把和视为一切社会交往的准则。但日本侵略中国的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和破坏了这种和合关系的准则。前不久，桥本首相访问中国时，写下了“以和为贵”的题词，表达了对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某种反省。可见，搞侵略，搞霸权，是与和合精神的文化规范背道而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一直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如李约瑟先生就指出，中国思想家“表达的‘天下大同’的高尚理想，将无疑会取得胜利”。美国著名学者卡普拉先生根据我国的易学，专门设计了东西文化互补的“阴阳模型”，以此来主张东西方和平合作，东西文化的交容互补。我也同样认为，为了有效地在国际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必须广泛宣传和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精神，以此遏制敌视中国势力的各种奇谈怪论，并与各国人民取得有效的沟通和理解。
五
以雷洁琼、吴阶平副委员长与我同任组委会主任委员的“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是以弘扬中华和合文化，推动祖国的安定团结与和平统一大业，推动国际和平事业为己任的。我深感欣慰的是，这一工程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帮助。李瑞环同志曾亲自调看有关中华和合文化的资料，并在有关讲话中肯定了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作；钱其琛副总理、李铁映国务委员曾对我的《一论》作出肯定，并给我以批复，给予了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作以深刻和重要的指导。在“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开展后不久，四川省社科院就在四川省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成都分组委会，全力开展了对和合文化的研究。在我国易学界和其他学科召开的一些国际研讨会上，中华和合文化作为主题得到了深入的讨论。这些都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动力。我相信，“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目前要开展的工作是：第一，深入开掘、研究和广泛宣传、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开掘研究是宣传弘扬的前提和条件，宣传弘扬是开掘研究的动力和支柱。我们要对中华和合文化的精神财富进行完整、准确、细致、妥善的整理和研究。第二，深入开展中华和合文化的应用性研究和实施。中华和合文化历史积淀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理层面上，应对此作出切实的调查分析，以此提高中华民族的团结合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第三，要加强与海外华夏儿女、国际友人关于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交流，进一步取得沟通。针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评判标准，我们应建立中国和合文化的国际关系价值评判标准。我确信，这一标准将更具有科学性，能够对国际和平事业发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而更使我梦魂萦绕的是，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推动中华和合文化的物化建筑——中华和合碑的建设和落成。每一种悠久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文化标志；每一个民族在振兴的历史时期都会建立起相应的文化象征。我确信，由金字塔型的64根和合柱托起立体太极球的中华和合碑造型设计，恰切地表达了人类团结合力托起整个宇宙的和合文化精神。由于这一造型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底蕴，我坚信它一定能起到和合文化精神的昭示和辐射作用。
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报告和许多讲话中一再指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和平要以发展为基础，发展必须以合作为内容和支柱。和平、合作、发展历史地连接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中华和合文化精神能够发扬光大的基础所在。我相信，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一定能在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得到弘扬并发挥其现实功效。
责任编辑注：程思远撰写的《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为“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而作》一文见本专题1997年第7 期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