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阳 张瀚文
（西北大学，陕西省 西安市 710069）
摘要：自1937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对西安实行了长达七年的轰炸，使西安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尽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减少空袭造成的危害，然而由于防空装备数量少、质量低，疏散不利，防空设施建设、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情报泄露，伤员救助不及时等原因，这些措施未达到应有的效果，西安在七年的轰炸中损失惨重。
关键词：抗日战争 西安 轰炸 防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日军由东而西逼近西安。尽管日军陆军未能通过潼关而进入西安，然而其战机却对西安实行了长达七年的轰炸。长期以来，学界对较为关注抗战时期的重庆轰炸，对西安轰炸关注不多。近年来有关西安轰炸的研究多集中于七年轰炸中西安防空的建设状况。 本文除整理西安轰炸的有关统计资料外，试做出进一步讨论，研究西安在长达七年的轰炸中损失严重的中方原因。
一、公众对西安轰炸的关注现状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西安事件，笔者针对14-35岁的青年人群展开了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141份，其中29人为西安本地市民，其余112人为外地游客或来到西安生活的外地群众。针对西安本地市民的调查报告显示，48.28%的受访西安市民并不知道西安在抗战时期曾遭受过日军的轰炸，甚至有3.45%的受访西安市民既不知道西安轰炸，也不想对其有所了解。而在知道西安轰炸的受访市民中，其了解西安轰炸的最主要途径分别是阅相关资料与接受国家或社会的宣传。而在接受调查的外地群众中，47.46%的受访者的家乡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了日军的空袭，31.36%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当时自己的家乡是否遭受过日军的空袭。
由调查可知，青年人对于抗战中日军对家乡的空袭状况依然缺乏了解。就西安市而言，尽管有着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宣传、网络书籍等记载与本地报刊的多次报道，许多青年人仍对西安轰炸缺乏了解。如今，西安轰炸正在淡出大众的视野，笔者进行西安轰炸的调查研究，旨在记录日军的侵略罪行，还原历史记忆，唤起我们的民族责任感，珍爱当下的和平与稳定。
二、侵华日军轰炸西安的原因与经过
1921年意大利人杜黑在其著作《制空权》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战略轰炸”这一概念，1937年11月13日陕西首次被轰炸，这中间仅间隔16年。这16年间，日军在东北、华北大肆扩张着自己的势力，并于1937年7月7日引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战略轰炸”区别于“战术轰炸”，指对敌国内地不论是否是军事目标进行的无差别空袭。杜黑在其《制空权》中指出：“交战员和非交战员的观念落后于时代，今天进行战争的不是军队，而是全体国民。因此，所有的民间人都是交战者，所有的人都暴露在战争的危险之中。” 日本人吸收了战略轰炸的相关思想，将其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深化自己的理论。“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慌，挫败其意志。”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军对西安展开了长达7年的战略轰炸。
陕西位于中国西北，是连接西北、西南和东部各省区的交通要地，西安更是整个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大批工厂内迁，陕西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随着战事白热化，为打击我军民士气、促使国民政府尽快投降，日军在其战略轰炸思想指导下，开始对西安进行战略轰炸。此外，抗战中日军重点轰炸重庆，被中国战斗机驱逐的敌机未在重庆投弹转向在西安投弹也是西安遭受轰炸的部分原因。总的来说，日军对西安的战略轰炸的最终目标，就是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促使中国人民投降。
日军轰炸西安，自1937年11月13日首次轰炸到1944年12月4日止，历时7年之久。 另有一说认为轰炸始于1937年11月20日，终于1944年10月8日（详见《西安档案》2003年第3期《新发现的几则抗战时期日机轰炸西安的史料》），本文以刘春兰、肖银章《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中的说法为准。无论始于何时，敌人打击我抗日军民信心的目的是不变的。在1938年11月17日前，日军轰炸的目标多为西安西郊、南郊、北郊等郊外地区 ，随着日军入侵山西南部战局紧张，其航空兵开始轰炸西安市区。1938年11月23日开斋节，日军轰炸市中心及西北隅大、小皮院一带和各清真寺，造成160余人的惨重伤亡。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对国民政府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更加重视对中国内地的战略轰炸。1939年3月7日，日本飞机于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夕轰炸西安市区，投弹百余枚，死伤平民600余人，很多妇女未能及时躲避而罹难 。5月24日，日机轰炸市区炸毁西大街桥梓洞防空洞洞口，闷死洞内避难民众千余人，这是古城最大的一场惨案。工厂等建筑也是日寇重要的轰击目标：10月4日、10月11日，日机连续轰炸西安，致使大华纱厂25000担棉花被烧毁，12月12日，西安西京机器修造厂被炸，厂房、机器均在空袭中被毁坏 。1940年日军空袭力度有所减缓，但仍然制造了“六卅惨案”。“1940年6月30日午后1时左右，晴空万里，日寇飞机36架狂轰滥炸西安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人撕心裂肺，敌人还投掷了毒气弹，死伤同胞400余人。” 1941年日寇空袭次数、投弹数相较1940年都有所增多，但杀伤率 较1940年有明显下降。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陆海航空兵主力都投入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故1942、43两年日军空袭次数明显下降。1944年，日机再次集中轰炸西安，不过此时中国空军已非往日可比，配合地面防空力量，来犯敌机多有被驱逐者。1944年12月4日，日机最后一次轰炸西安。
日军轰炸西安，其目的明确、手段残忍，且受战局影响甚重，整体上具有鲜明的战略轰炸特点。其轰炸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破坏民用目标、大量杀伤平民的方式来摧垮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以达到其称霸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为此，他们重点轰炸清真寺、明显挂有意大利旗帜的教堂、人群密集的居民区、市集、邮局、工厂等民用建筑，并仔细选定轰炸日期以达到杀伤效果的最大化，手段可谓残忍至极。在时间阶段上，日军轰炸西安呈现出明显受战局影响的特点：1938年末晋南战事紧张，日军开始轰击西安；占领广州后，随着攻击策略的改变，日军开始进一步加强对西安战略轰炸的力度；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航空兵主力东调，西安空袭压力随之骤减；1944年，为了解救被困在中南半岛的日军，日军发动豫湘桂大会战并劝降国民政府，西安也遭遇了新的一轮战略轰炸。综上，日军对西安的轰炸符合战略轰炸的特点并使西安人民遭受了极大的伤害。
三、日军轰炸西安之统计
日军轰炸西安的统计有很多版本。根据《实录》中的统计数据，1937~1944年日机共空袭西安145次，计出动飞机1106架次。共投弹3440枚，死1244人，伤1245人，合计伤亡2489人、毁坏房屋6783间。其中，1937年空袭6次，投弹105枚，伤4人，毁房128间；1938年空袭26次，投弹586枚，杀死166人，伤198人，毁房368间；1939年空袭42次，投弹1147枚，杀死437人，伤655人，毁房2403间；1940年空袭10次，投弹625枚，杀死479人，伤304人，毁房1922间；1941年空袭31次投弹707枚，杀死141人，伤39人，毁房1594间；1942年空袭4次，投弹8枚，杀死1人，伤1人，毁房30间；1943年无敌机来犯；1944年空袭26次，投弹262枚，杀死20人，伤44人，毁房338间。日军除之前所述重点轰炸民用建筑外，还轰炸了西安市郊的机场。
除上文《实录》中记载的伤亡数字外，根据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西安市档案馆《日军轰炸西安纪实》记载，历年的空袭总共致死2719人、致伤1228人。日军轰炸造成的具体的财产损失当时应是有着详细记载，但由于档案缺失所限，只能根据《日军轰炸西安纪实》中的数据列举两个工厂的损失： 西安大华纱厂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间接损失4500万元，西京机器修理厂1939年10月11日被炸，直接损失4.73万元。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带给了西安人民惨重的人口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日军长达七年的轰炸对西安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百万荣华，一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西安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应对空袭，但是由于其政策错误、纪律败坏与市民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等等原因，西安在轰炸中遭受了更多损失。
在积极防空方面，西安市防空装备长期处于数量少、质量低的状态。国民政府虽在积极防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准备，但至1937年2月，西安防空力量仍然薄弱。此后，西安的防空形式依然不容乐观。“1937年冬至1938年春夏,驻西安的国民党空军驱逐机队,曾多次升空作战,每次都尽力将入侵日机赶跑。但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该空军部队就被调离西安,其后,由苏联志愿援华飞行员驾驶的一小批作战飞机一度奉派进驻西安机场,协防西安领空。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1939年欧战爆发后,苏联为加强其西线战备而缩短其东部防线,该航空队即全部西撤,重点保卫兰州、新疆等地空军基地。”被调走的除驱逐机队外还有西安仅有的一个高炮团。“从1939年冬起,西安防空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长期无空军作战部队协防,城市防空全靠陆军部队所拥有的极少数高射机关枪支撑局面,但武器的落后使西安的防空处于全面落后的状态,日军肆无忌惮的对西安实施狂轰滥炸,西安损失严重,这一时期也是西安遭受日机袭击人员财产损失最为惨重的阶段。”
由于在进行积极防空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当局着力进行消极防空方面的建设。然而，七年轰炸中，西安市在消极防空方面仍存在着许多缺失。
面对日军的持久空袭，当局尽管做出疏散的决定，却无合理的善后措施，使疏散的命令成为空文。“民国二十八年(1940)11月，陕西疏建委员会鉴于西安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决定分期疏散，但由于疏散后住房生活等各种困难无人过问，实际没有结果。民国三十年(1941)5月21日，又决定限期1月‘强迫疏散’，效果仍然不佳，不少商号虽然关门停业，但并未疏散，仍在一旁摆摊设点继续营业，当局不得已停止了‘强迫疏散’，改取‘劝导方式’，要求‘先建设后疏散’，‘疏建同时完成’，但由于财政经费紧张，所谓‘建设’不过是一句空话，疏散也是有名无实了。” 除此之外，由于缺少相关防空知识，加之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与对城市生活的留恋也使得许多市民违背当局的指示而留在城内。
在应对空袭的过程中，许多西安市民未能有序疏散，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实录》记载，日军轰炸之初，许多民众对防空知识缺乏了解，对当局发出的警报置之不理，甚至不少人因为好奇而登上屋顶观看日机。轰炸后造成的惨烈景象又使民众对于轰炸十分恐惧，一闻防空警报则张皇失措，拥堵道路、贻误逃生，更有老幼病弱在混乱中倒毙于中途。
防空设施建设与管理历来是消极防空的重中之重，然而当局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缺失，以致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首先，西安市内存在着部分防空设施设置不当的问题。“我们家对面路东有家胜利餐厅（今邮政局），曾记得附近建有一个防空洞……但是因为距离市中心的钟楼太近，而防空洞的面积又太小，我们跑警报时从来没去过那里。” 当局在人烟阜盛的钟楼附近修筑防空洞，本意是方便市民逃生。然而钟楼是当时西安城内最高的建筑，是日军轰炸西安的重要目标，因此在钟楼附近修筑防空洞显然并非明智之举。加之这一防空洞面积较小，被市民弃之不用也属必然。当局动用本就紧张的人力物力，却修筑了无用的工事，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
其次，防空工事修筑不力、管理不善也增加了轰炸中人员的伤亡。当时，多有私人修筑防空设施而未严格遵循当局修筑规范者。对于公共防空设施的修筑，当时广泛采用招标修筑的方式，“本市环城防空窑洞，经防空司令部招工构筑，并派员日夜督饬，已大部完竣” ，然而这一承建方式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飞机常常轰炸西安，西安当局，亦建有防空设施。但防空洞的承建，另是一条门路，谁向主管工程部门行贿最多，谁就能包到工程。层层承包，层层剥皮，到最后实际承建者手中，如按工程规定建筑，已无利可图，只有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官方验收，也以行贿了事。这样的防空洞，只能作夏季乘凉，还不够保险，哪能经得炸弹的轰击。因而不少防空洞，虽未被炸弹击中，却被投在附近的炸弹震塌，不少人因此丧生。”
此外，私人霸占防空设施的行为亦导致了更大的伤亡。“①城墙洞外筑围墙，门上用铁锁者有之；②洞口站卫兵，入洞索出入证者有之；③有几个私人霸占，不许民众入内者有之（实则门外五六人而门内空阔）；④以公冒私，而声称有太太在内，不许民众避难者更有之。” “最可恨的，城墙防空洞系公款挖掘，公款棚架，为公众而设，理为全体公民所享用，哪知竞有某处长擅行独霸或某洞粘贴……炮兵团专用字样，于紧急空袭时，拒避难民众于洞口之外，败德乱纪，惨无人道。” “只以城墙洞主峻拒殊严，或采消极之封锁，或以积极之驱逐，故逃难者，极多徘徊通衢，不得其地，因致惨遭伤亡，情殊可怜！”尽管大量民众涌入防空洞会对其造成有意或无意的损坏，但在危急关头过分计较私利、以私侵公霸占防空洞的行为，使得更多市民惨死于日军的轰炸。
汉奸与特务向日军出卖情报，在日军空袭时发出信号亦是西安在轰炸中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当时最可恶的还有汉奸。日寇飞机轰炸西安时，许多汉奸在西安发信号弹，引导日军轰炸。”当时，防空地下室多次出现被炸塌的情况，市民们在躲避空袭时更倾向于前往较为坚固的城墙防空洞（“事实告诉我们，自西大街地下室震塌后，街市上的防空洞地下室多已无人问津”）。然而由于城墙目标较大，加之汉奸的出卖（“敌寇知我防空洞均在城墙后，专炸城墙” ），尚未来得及进入城墙防空洞的市民极易丧生于日军的轰炸之中。
在轰炸过后，救援人员作风败坏又贻误了伤员的抢救。“在洞里抢救时，秩序和纪律之坏无以复加。抬人的士兵，先搜被抬人的身上的荷包、金钱、手表和好的衣物，都被搜剥一光。他们以为这些人是死人，死无对证，抢劫了没有关系。再就是不翻来覆去，搜劫财物，一股劲儿提前抬出，那么被救复生的必定要多些，不至于牺牲三十几人，连高级司令部行营长官的警卫营都不例外，其他可以想知。”
日军针对西安长达7年的轰炸为西安人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近年来，学界有关西安轰炸的研究渐增，然而在社会上，西安轰炸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同时，日方对西安轰炸几无关注，笔者在日本最大的论坛2ch论坛（２チャンネル）、WIKIPEDIA日文版等网站上都搜索不到西安轰炸的相关词条和讨论，在CiNii等网站上更未能找到专门论述西安轰炸的日文著述。我们研究西安轰炸，不仅是为了厘清其历史，增强民族责任感；还要以史为鉴，从中吸取人防教训；更应当以史实攻破日本右翼分子对侵略行为的漠视、美化与歪曲，促使其正视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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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郭濂蕙：《痛论城墙防空洞之急宜彻底开放》，《西安晚报》，1940年8月28日。
论文作者:刘雨阳,张瀚文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2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4/26
标签：西安论文; 日军论文; 防空洞论文; 抗战时期论文; 陕西论文; 当局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2月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