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反对官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僚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09)02-0036-06
一、官僚主义：在执政中凸现出来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到这样一对矛盾，即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他说：“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1]205-206
官僚主义作风是指做官当老爷的作风，其主要表现是，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高高在上，仗势欺人，强迫命令。一般说来，官僚主义作风是与执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国家机关中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开始凸现出来。
实际上，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有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了政权，承担着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组织群众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的任务。那时毛泽东就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2]124
这番话实际上是有所指的。因有些工作人员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对于柴米油盐等群众生活问题却不管不问。结果，会议召集不成，工作极少成绩。毛泽东称这种工作方法为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称这些工作人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为此，他指出：“……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2]140
从那时起，毛泽东多次谈到反对官僚主义。他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3]522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4]23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他提到：“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4]285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不断提示反对官僚主义，告诫大家注意倾听群众呼声，防止出现官僚主义，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革命队伍中官僚主义还是一种个别局部的暂时现象，并没有成为全局性问题而突出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只是局部地在根据地执掌政权，而根据地又处在敌人的包围封锁中，随时有可能丧失政权。艰苦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使得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生存发展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党员、干部、工作人员都能自觉地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从群众遇到的诸多具体的生产生活问题入手，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当年毛泽东热情赞扬的江西省长冈乡和福建省才溪乡，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鲜活榜样。鱼水深情、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等词语，成为当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军民关系的生动写照。正因为如此，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却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就不同了。伴随着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官僚主义问题随之凸现出来，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50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工作意见中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5]56接着，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应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结合各项工作任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5]72从那时起，在毛泽东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都有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
建国不久开展的“三反”运动，1957年开展的全党整风，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任务之一是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毛泽东晚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初衷也包含着反对官僚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此也有相关表述：“……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6]1388-1389“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发动起来的。
二、问题的症结所在
建国后，毛泽东之所以对官僚主义予以高度关注，是因为他发现官僚主义是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早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时，毛泽东就曾预言，胜利后党内有可能发生某些变化，“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7]1438不幸的是，预言很快得到证实。建国初期，严重的贪污和浪费案件陆续发生，对此，毛泽东警告全党：“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5]208当时，人民政府惩治贪污浪费的措施是十分严厉的，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到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案件还进行公审。
随着反贪污和反浪费斗争的深入，各种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断暴露出来。毛泽东认为，“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指出：“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5]209
“三反运动”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相脱离的官僚主义问题。但是，专区以上高级机关中工作人员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的官僚主义仍然严重存在。1952年11月，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区、乡、村等基层组织干部(某些县以上干部也在内)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和极为严重的程度，但是不少领导机关，对于基层干部这些严重的错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有些党政领导机关，在群众向他们控诉或采取其他办法向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作斗争时，还无原则地姑息，替干部辩护。事实证明，官僚主义作风，是滋长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温床；反对官僚主义，是纠正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关键。毛泽东在转发这份报告时作了批示：“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同时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5]253-255后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又说：“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我们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问，没有去检查，或者缺乏检查。”“重点在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克服了，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一定会克服。”[5]266-267
1952年12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集中地反映了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产生问题的原因也在于官僚主义。他指出：“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5]271-272
1956年下半年，中国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专门讲到少数人闹事问题，指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他还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1[236-237
三、产生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曾有精辟的论述。1953年1月他在一份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批示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5]254
从历史上看，“官”与“民”是根本对立的。中国社会历经数千年封建统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且依靠地主阶级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过活，而且一大批国家官吏也要靠农民来养活。在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中国历代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和封建专制制度，但是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在沦陷区，还有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与“民”之间的对立并没有改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自成立之日起，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进行着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建立起新型人民军队，实行官兵平等，长官不打士兵，士兵开会有说话的自由，在军事训练中倡导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等。与此同时，党在革命根据地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提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是作为官僚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与官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像理论上那样简单。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最早的一批党员、干部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走出来的，旧社会的观念、传统、习俗、作风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他们。正如毛泽东所说：“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8]935
除了把官僚主义比喻为扑面而来的灰尘以外，毛泽东还把官僚主义视为从旧社会传染过来的作风。1944年底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有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4]24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工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称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5]221，和“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9]164。
无论是“灰尘”、“传染”，还是“残余”，都来自旧社会而不是新社会。后来，毛泽东发现，新社会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制造官僚主义。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1]365这段话所反映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说明共产党、人民政府、社会主义，如果制定和实行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制造官僚主义。
四、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措施
在毛泽东看来，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建国后，除了不断发起政治运动和整党整风外，他还提出并采取了以下方法和措施：
第一，重视人民来信。1951年5月，毛泽东下达了一份题为《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的指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5]164
人民来信是人民意愿的表达，也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的一条重要渠道。为此，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来信。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当时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10]161953年1月，毛泽东在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批示中，举了一个例子，即某省政府积压了七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这些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政府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应当迅速处理的。针对这样的问题，他要求各级党政组织，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5]254-255
第二，改进领导方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共产党内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来自农村，出身于农民，他们缺少组织生产和管理社会的经验，往往把革命战争年代指挥军队作战的那一套方法直接搬到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中来。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改进领导方法，指出，上级党政组织在交代工作任务的同时要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即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在开展反对坏人坏事斗争的同时要调查分析和表扬好人好事，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5]254-255；在布置工作的同时要注意检查工作。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时说：“总而言之，我们政府几十个部门，无论是财经、文教部门，还是政法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他认为，自己也有缺点，就是对下面的工作检查不够。毛泽东说：“我准备在今年夏秋冬三季之内，对每一个部都能够检查一次。”他要求，这次会议以后，从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工作，“中央机关每一个部门都有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司长、局长，这些主要干部，少的有八九个，多的有几十个。他们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检查了的回来，没有下去的再下去，又回来，又下去，这样每一个人包括部长在内都到底下去过，一直检查到基层单位。”[5]266
1958年1月初，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接着，南宁会议也研究了改进工作方法问题。根据这两次会议相关精神，毛泽东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有这样一些条款：“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1]354-355
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共产党的传统。建国初期，毛泽东指出：“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5]10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紧接着又发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1]294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讲到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1]378此后，毛泽东又作相关批示，如，“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6]1527
第四，建立规章制度。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写道：“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1]19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考虑到从制度层面上来解决问题。
实际上，建立信访制度，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制定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这一切都可以视为从制度层面为反对官僚主义而做出的努力。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设立监督机制。例如，媒体监督。1957年3月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1]262又如，党外监督。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说：“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5]14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作风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应该是小民主而不是大民主。所谓小民主是指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和风细雨的方法；所谓大民主是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急风暴雨的方法。他说：“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160-161“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1]264另外，他还说：“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10]63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1]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