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独特的思想背景
从1915年至1920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更深入，更广泛的现代思想启蒙，它穿越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学理层面，从实践层面全面推进了大众生活方式的变革创新，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场启蒙运动的产生又是有深刻的思想背景的。
辛亥革命曾以摧枯拉朽之势铲除了封建帝制，使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了封建思想的核心——孔教。同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学校废止祀孔读经，使千余年被地主阶级捧为偶像而顶礼膜拜的孔子顿失灵光，人们得以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民主精神空前高涨，共和国观念也在人们心中逐步扎下根来。然而，历史发展并不如许多人的意愿，袁世凯充当北京临时大总统后，就玩起了传统的专制政治的把戏，致使一些沉查重新泛起。这时失去昔日风彩的康有为竟说辛亥革命后全国“礼坏乐崩”，在他看来，孔子为中国改制之教主，为创教之神明圣主，孔子之教是“中国之国魂”，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中国人饮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矫为顿足，无一不在孔教范围之中。若废弃孔教，则“举国四万万之人，徬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罔惶惑，不知所往也。”（注：康有为：《复教育部书》，《不忍》第4期。）因此，他对废止祀孔读经，强烈不满，主张尊孔教为国教。同时宣称：一不应禁娼妓；二不应破神道；三不应禁旧历；四不应禁纳妾；五不应拆毁贞节牌坊，决心“冒万死以保旧俗”。这深刻反映了康有为等一批硕学通儒在几千年孔学浸润之下凝结而成的顽固社会心理。而北洋军阀和官僚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人则攻击说：民国初年“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纪纲全坏，时事愈危”。他们惊呼：长此以往，人类不是灭亡，就是“相率而为禽兽”（注：侯宜杰：《袁世凯一生》（修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刹那间，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等尊孔组织相继成立，他们利用人们对民初混乱局势的失望情绪，试图要人们相信，中国欲得救，只有靠重封建礼教的权威，恢复君主制。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还明令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并亲率文武百官到北京孔庙，举行祀孔活动。次年，教育部将《孟子》列入初等小学科目，将《论语》列入高等小学科目。接着袁世凯又闹出了复辟帝制的历史丑剧。正如鲁迅后来指出：“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注：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讯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在袁死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混战不己，致使国家在政治上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严重妨碍了辛亥革命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此混乱动荡的政治时期，北洋军阀除了政治上继续封建的专制统治外，在文化上便是竭力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借以维护和巩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些都与辛亥革命的民主精神相悖甚远。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自序》中曾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忆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116页。）
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动荡，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开始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抢救国家颓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出路。他们认为，虽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不甘沉沦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变革社会的实践，但人民独立富强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主持或指导改革的人没有把握现代化的本质。洋务派将“船坚炮利”或工业化看作富强之本；维新派认为是“君主立宪”；革命派则归之于民族独立和共和政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学第一人严复对西方文明感到幻灭，又提出了复兴传统，回归孔孟的主张。所有这些虽反映了现代化某一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却没有触及现代化的深层结构。对此，鲁迅指出：欧美之所以在近代崛起，走上富强之路，不仅在于工业的进步或者民主政权的建立，首先是因为解决了人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就是从人的启蒙、人的解放而起的（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7页。）。与之相比，中国以往的社会变革由于缺乏人的现代化，致使国民心态依然停留在古代。多数国民对现代化漠不关心、缺乏必要的参与意识。他们或者采取旁观态度，以为现代化是他人的事情，与己无关；或者期待着圣君贤相的出世，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因而他们“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缺少民众的自觉参与，弱小的社会变革者往往孤掌难鸣，难以同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相抗衡，即使少数人强行移植西方行之有效的先进科技和民主政体，也是在国民素质低下的壁障前碰得头破血流。其后果，不是变革措施变形失真，就是帝制复活，仅有的现代化成果付诸东流。因此，要救国必须首先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味，进行文化的转型和对文化创造主体的提高，否则民主政治不能进行，现代化也遥遥无期。基于这一认识，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以促使国民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更新，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制度层面推进到了观念文化层面。
二、“五四”启蒙的现代化张力
1.提倡民主，反对专制。这是“五四”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一。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论及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大势时指出，欧洲近代的历史是一部“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女子参政，求国权之解放。因此，“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第40页。）李大钊认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痛斥筹安会之徒与复辟之辈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注：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他们从辛亥革命后共和政治的失败中痛感思想启蒙对于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认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也就是说，没有民主思想的启蒙，就没有共和政治的巩固；而没有共和政治的巩固，也就不能挽救中国的衰亡。
正因为民主对共和、自由、平等有决定意义，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便采取更全面、更系统的方式宣扬民主，意在冲破封建枷锁，唤醒国民，增强民主意识，求得“人”的解放和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发展现代文明。陈独秀认为：国民政治的觉悟只有到了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的学术、政治和伦理的觉悟，才算是最后的觉悟。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几千年如一的独裁专制，是“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注：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354页。），严重阻碍着中国的进步。在这种背景下，争取民主的重要一步便是争取人权实现人的价值。它包括：“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以及“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注：陈独秀：《袁世凯复活》，《独秀文存》，第90页。）其中平等人权就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人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独立人格就是反对反对封建的伦理纲常和人身依附关系，实行个性解放，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创造精神；思想自由就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独立思考，言论自由，以促进思想文化的进步。当然，民主能否实现，“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第40页。）
2.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科学是“五四”时期与德先生并雄的一位先生，也是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一。启蒙思想家把赛先生从西方请到中国，赋予了它两种涵义：一是用自然科学救治中国；二是提倡科学精神、求实态度和理性思维，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信奉真理，从而和民主结合在一起展开反封建斗争。就前者而言，他们强调用科学解释宇宙之谜，以科学说明真理，坚持社会进步，反对保守倒退。陈独秀认为，不知科学，对社会危害极大。他说：“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淡，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业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在这种蒙昧状态罩笼下，中国社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故“欲根治之，厥维科学”（注：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9页。）。就后者而言，他们强调只有坚持科学，才能“明其理由，道其法则。”只有“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才能使学术兴旺，真理明确（注：陈独秀：《圣言与学术》，《独秀文存》，第554页。）。李大钊指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于求达于真理”，而求达真理之途，“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根乎事实为要。”（注：李大钊：《真理之权威》，《李大钊文集》上，第446页。）启蒙思想家们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指出无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即使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8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强调科学和理性的另一方面是反对愚昧迷信。他们认为鬼神猖獗泛滥，国家必将灭亡。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一文中说：“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证以历史，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二十五史，莫不如是。”钱玄同大声呼吁：“青年呵！如果你还想在20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注：钱玄同：《随感录（八、九）》，《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鲁迅还把科学理性与救亡联系起来考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感想道：“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注：鲁迅：《随感录·三十三》，《鲁迅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页。）可以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再加上科学的思维方法，就能认清国情，找到改造社会的真理，而这正是科学启蒙目的之所在。
3.批判“孔学”，改造国民性。“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着手，认为以往先行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人民之所以“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统治之痛苦”，其根本原因是广大民众对“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第35页。）他们由此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1月号上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径直指出：“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号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第33页。）因此，立国之道，首先在于立人，在于铸造国民新的特性。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位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67页。）很明显，当时启蒙思想家们救国的逻辑起点是在于改造国民精神，重铸国民的灵魂。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思维下，“五四”启蒙思想家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以及人格代表孔子。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子平议》（上），公开点名批评孔子。他说：“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因此，孔子被野心家所利用，当作傀儡的根源，在于孔子自身（注：《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23页、第31页。）。这就从深层次上揭穿了2000多年来历代民贼尊孔的秘密。同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宪法与孔教》，全面发起对孔教的强攻。陈独秀认为，三纲五纲是孔教的核心，“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第34-35页。）他还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因缘。假如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要想反复辟捍卫共和国，必须对孔教猛烈抨击。鲁迅则借“狂人”之口，揭露了几千年的封建儒教具有吃人的本质，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启蒙思想家们的这种揭露和批判，为中国人首先成为其人，开辟了现实的道路，这是中国人成为现代意义的中国人的最初的起点，沉重打击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封建势力。
4.变革文体形式，进行以人为核心的文学革命。“五四”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孔学的同时，也把文字改革问题与国家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只有多数国民主动参与改革，现代化才有成功的希望。而欲使国民主动投身于社会变革，必须使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深入到国民之中，启发他们的觉悟，掌握他们的心灵，推动他们自主的参与意识。而欲达此目的，离不开文体形式的变革。对此，钱玄同曾说：“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天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之根本解决。”（注：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于是，“五四”启蒙思想家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
首先是对文体的形式进行变革，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是思想启蒙的必要前提。两千年来，中国的官方语言主要是文言，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死语言，言文分离，学习它极为困难，不经多年的琢磨，难以掌握其真正的涵义，因而它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平民知识分子的陷阱，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牢笼和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有力工具。一方面，知识分子因为仅仅专注于文言而变成一个知识面狭窄、精神自负的集团，难以接受新思想；另一方面，文言本身也很难准确表达近代民主与科学的丰富内涵，即使勉强表达，对于不懂文言的大众来说，也无异天书。可以说，文言已经严重地阻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成为中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欲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进行文体形式的变革，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胡适认为，既然作文的目的是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见解，就不能无病呻吟，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是什么时代人，说什么时代话（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陈独秀则提倡“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第95-96页。）。按照这一思路，“五四”启蒙思想家认为文体形成改革的第一步应努力建设白话文学，即所谓“国语的文学”，用白话的文法和文字，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来创作小说、诗文、戏本（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7页。）。第二步在白话文繁荣发展的基础上，编写白话教科书和白话字典，即所谓“文学的国语”。总之，“五四”启蒙思想家通过大力倡导、创作和创办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报刊，进行文体形式的变革，从而使越来越多下层民众通过通俗晓畅的文字，接受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关注被历来少数军阀、政客操纵的外交内政，使民主主义觉悟获得极大提高，政治参与意识空前强烈，这无疑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
“五四”启蒙思想家在提倡文体形式变革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学内容的更新，以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首先是主张用白话和大众所喜爱的体裁来描写人民的真实生活，反映人间的悲欢离合，以进一步启迪人们的自主人格和民主权利。其次是提倡文学要有理想性，认为新文学应鼓舞人们反对旧制度，追求和创造新生活。再次是提出要以人为核心进行文学革命，要以人道主义反对兽性和奴性，提倡个性解放和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主人格。周作人指出，新文学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世界本位的世界观，宣称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有可能去“讲人道，爱人类”（注：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周作人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郭沫若则认为个性解放是新文学的宗旨，追求个性的完全发展是人的本性，因而个性最彻底的文艺就是最普遍的艺术，民众的艺术。上述以人为核心的新文学观适应了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有助于打破封建文学对于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有助于创造出充满生活活力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新文学。这正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5.确立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也是在“五四”启蒙过程中作为救亡之道而引入中国的。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启蒙思想家最初是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顶礼膜拜的。这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蒸蒸日上，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民族，这使一切渴望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其他民族心驰神往，把它们的经验视为根治本国症结的灵丹妙药。而西方国家的现实也显示了其他国家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一些模仿它们的国家也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譬如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成功似乎证明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强化了落后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膜拜。因此，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相信，西方的发展经验和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必须移植和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坚持资本主义现代化价值取向，这样中国才有出路。同时，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择取了曾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价值——民主与科学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旗帜，并以其作为重估、审视一切价值的仲裁标准，希冀将其移到中国“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第243页。），把中国推向现代社会。这里，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显然是把西方近代文明理想化了，从而忽视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冷静观察和分析。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撕开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面纱，当北方邻邦爆发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创出人类历史上第二种现代化类型时，中国现代化运动发生了关键性转折：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失去了往日的魅力，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渐渐受到了“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欢迎和信奉。因此“五四”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社会坏极了，不图改救是不可长久的了。……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最公道，最平等，无有军阀财阀，无有种界国界，是相爱相信的世界，不是相杀相欺的世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注：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97-98页。）
三、“五四”启蒙的历史价值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革命，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始了对国民性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1.“五四”启蒙是由救亡图强引出的，因此，除了具有启蒙的特殊语义外，还带有强烈的救亡色彩。这表现在：“五四”启蒙思想家鞭策国民劣根性，启迪国民认识自己落后和面临的生存危机，其目的是唤起他们的救亡意识。也就是说，“五四”启蒙思想家以启蒙为手段，其目的是探寻救亡之道。因为他们深知近代中国的民族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有救亡问题基本解决了，现代化的主题才有可能上升到首要的位置。这样，“五四”启蒙就直接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相联系，直接反映救亡的要求和民族的希望。正因为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批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的中华儿女，结集在民主启蒙的旗帜下，无情地审判着自己父辈的文化，并且由于对祖国爱之太深，对祖国的繁荣强大求之太急，使其在批判父辈的文化时常常走上极端，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民族独立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启蒙确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救亡，一种文化的救亡。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主题，启蒙是实现这一主题的手段，是服务服从于救亡的，是救亡的一个方面，这是“五四”启蒙的显著特点。
2.“五四”启蒙揭起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民主”和“科学”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主题，“五四”启蒙思想家将其鲜明地写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伟大里程碑。“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们极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没有彻底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致使民主和科学精神没有深入人心。因此，用民主取代君主专制，用科学扫荡愚昧迷信，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正是由于“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并以之为武器猛烈抨击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和一切迷信愚昧落后思想，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并且在一般民众的头脑中开始播下民主和科学的概念，这就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3.“五四”启蒙提供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使中国人民找到了指导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新的有效的理论武器。“五四”启蒙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开始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场真正意义的大规模革命，引起了“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破除了传统文化对自由探索所附加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新理论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继续探索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下，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这为在辛亥革命后处于困惑中的先进中国人实现民族救亡和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思路。于是一部分经过“五四”启蒙洗礼的进步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尽管当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系统的了解，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科学是最高层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一但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便成为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从而在实现中国现代化事业征途中发挥着指导作用。
4.“五四”启蒙从根本上抛弃了华夏中心主义，彻底砸烂了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大大解放了思想，从而为此后的物质、制度、思想、社会诸方面的全面现代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从逻辑的和历史的发展来说，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继物质的、制度的变化之后接着而来的必然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只有思想观念变化了，才能确保并加深物质和制度的变化。这是社会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五四”启蒙的历史使命正是进行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以完成洋务戊戌以来的走出中世纪的全过程。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从而把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从器物、制度层面推向了思想文化观念的新高峰。他们放眼东西方文化，认为全部东方文化（包括技艺、政体、仍至思想观念），较之西方文化，都远远落后了一个时代：前者是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产物，后者则属于工业的、民主的时代；前者不可避免地要进化为后者，否则整个民族都将不适于生存而被淘汰。陈独秀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6页。）因此，要使中国现代化，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输入西方文化，从根本上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中那些阻碍民族生存发展的糟粕，以为现代化深入推进创造思想条件。
当然，“五四”启蒙也有不足和偏激的情绪，如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没有揭示孔教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也没有对人数最多的工农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现实主义的绝对肯定或否定。但在当时来说，通过批判孔教和旧传统，对封建主义实施猛烈攻击，这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在广大青年中掀起了追求真理和追求新知识的热情，使中国旧有的文化产生新的危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从此越来越多的热爱祖国、要求进步的人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中华的振兴，祖国的独立，政治思想的民主，进行奋斗、探索、追寻，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伟大转折。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所评价的那样：“这场运动，在我看来，感情的成份多于思想的成份。其中还伴随着夸张和混乱，未能消化掉的智慧与荒谬的杂合，等等。一切都告诉我们，这场运动的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也许有人会讥笑它不够成熟，不够深刻，讥笑它多多少少不过是把一些并不相关的观点，把一些乱七八糟的西方科学和思想胡拼凑在一块。……然而，正是这场运动，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一块最牢固的希望的基础。”（注：〔美〕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五四”以后的历史证明，正是启蒙运动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永不回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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