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性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意义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世界有许多矛盾，而且有的矛盾很深刻，历史很久远，长期难以解决，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例如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但是，最根本的矛盾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一个根本的问题仍然萦绕在人类的心头：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最终的理想状态吗？人类的真正理想在哪里？苏东剧变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风靡全球，冷战的胜利，预言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两件大事让世人警醒：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地取得让人惊讶的伟大成功，一是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正一反，让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失败的西方势力瞠目结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昂首走入了全世界人们的目光，引起了轰动和惊喜，因为人们知道，一旦这取得让人信服的成果，其优越性是自由主义的西方制度所不可比拟的。正是这几十年的世界风云变幻，使社会主义问题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成为当代的持久不衰的热点。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从理论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性意义，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一、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价值与局限
以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人权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进步。自由与平等是人类永恒的目标，也是一切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追求这一目标，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奴隶制度，自由仅仅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另一部分人没有自由，甚至没有人的身份。封建社会是人类追求平等的第二个阶段。相对于奴隶制，有了一些进步，农奴和农奴主都是人。但是，农奴主是贵人，农奴是贱人。贵族和平民的区别，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特点。在中西社会中，封建社会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是天命观和君权神授，是为贵族统治和特权提供理论证明的。封建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政治形式。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业成长为主要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人类追求平等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交换的主体双方作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出现在市场上。这种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必然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于是人生而平等就成为最基本的观念。不是思想家们创造了自由、平等的理论，而是市场经济必然地要求这种理论，思想家们只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者。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资本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经过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确立起来。
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自由主义，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十分明显的历史价值和优越性。首先，人生而自由，这是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人生而平等，也就是人具有同样的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是理论前提。其次，在社会实践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具有法律所保障的一切权利，这权利的核心是人的自由权利。第三，自由和平等得以实现的制度是普选制，民主选举是自由平等具体实现的方式。第四，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优先原则。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派那里，人们的论述会有差异，但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原则是一致的。这一思想体系是近代以来由洛克、卢梭、康德、斯密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努力而建立的，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实现的最高成果。当代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包括新自由主义者，已经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古典时代所实现的原创性理论成就，在整个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不过是些二流角色。尽管当代有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很有名气，他们也十分聪明，但是，生不逢时，只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人类实践方式内，他们已经无法超越他们的前辈。若要成为人类思想史上超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大师，就必须从根本上转换思想方式，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代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伟大的马克思，冲破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从根本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成为光辉古今的千年伟人。
在谈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超越和根本区别时，恩格斯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723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无休止的战争和掠夺，对落后民族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劳动阶级的极端贫困，世界秩序的弱肉强食，这一切，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渴望平等的人类仍然生活在不平等的社会之中。这不符合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期待，他们的本意是要为人类构造一个平等的世界，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1]721。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局限性，但当时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局限，他们是真诚的。这同当代西方理论家们不同，在马克思之后，当代资产阶级理论家们为资本主义体系修修补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是虚伪的，他们已经丧失了人类历史进步所赋予他们的先辈们的历史正义性，他们已经失去了道德依据。
马克思生于1818年，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已经在世界确立的时代，近代以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学说是青年马克思的大学课程，马克思充分掌握了人类已经取得的思想成果，他的伟大则在于超越这些成果。
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事实平等问题，使人类平等理想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以人与人之间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原则建立起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的充满着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这绝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事实的平等。
马克思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既不自由，也不平等。首先，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异化的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不自由的。其次，在这种不自由的社会状态下，人类区分为富人和穷人，法律平等地保护私有财产实质上是对不平等的保护。近代思想家们追求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没有达到使人获得解放的目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了另一种私有制，人类社会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
在基本理论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是马克思超越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前提。唯物史观的建立奠基于把生产劳动看作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前提基础，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开天辟地般地认识到，人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实践着的生命，人在生产实践中必然结成一定的关系，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在其现实性上是具体的人，而不是那种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实践、劳动、关系、具体的人，这些全新的范畴使马克思超越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人类社会的钥匙，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真正认识到社会和人的本质的思想家。马克思运用新的世界观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和全面的社会异化，揭示资本的剥削本质，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解放全人类、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理想。
在自然状态架设和抽象人性的基础上论述自由、民主、人权，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已经做得足够了，如果马克思也同他们一样阐释这些古典理论，那么他便不成其为伟大的马克思。超越他们，指出他们的理论局限，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全新的理解，从而提出人类事实平等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这使得马克思成为至今无人企及的思想巨人。做到这一切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实践、生产劳动作为理解人的起点，正是从生产劳动出发，马克思看穿了人与人的本质关系，看透了文明社会阶级关系的原因，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实质，也看破了自由、民主、人权理论的局限性和历史性。
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决不会停留在当代西方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状态，生产劳动的发展必然推动人类社会克服异化、克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实现事实的平等和人类自由与解放。这一点，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家们要抵死否认的，他们只能停留于这一水平了。
二、社会主义是探索和创新的事业
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民主革命的完成经历了几百年的探索，才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在这几百年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们为此付出了鲜血和心力。17世纪的英国革命，先后经历了起义、内战、妥协分权等阶段，半个多世纪才以君主立宪制的形式稳定下来。美国现代国家制度是以摆脱宗主国剥削的独立战争为开端、以独立各邦结成联邦而建立起来的。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经历更是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启蒙、起义、专政、独裁、巷战、复辟、共和，人类所有的政治形式都有典型的表现，最终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至于20世纪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革命更是同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实现是极其独特的，是以新民主主义的形式实现的。由此观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如果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算起，先后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时间，至今，资本主义制度仍处于改良和变动之中。这说明，新制度的建立是个多么艰难的探索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其艰难程度尚且如此，要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怎么可能设想一朝一夕即可以实现呢？怎么能不经历“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的顽强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呢？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和其他领袖都没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难的探索。在马克思时代，社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从哲学理论上提出的，直到马克思去世，社会主义都不是实践和现实问题，甚至马克思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只是设想共产主义应该有个“第一阶段”。后来，列宁把这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叫做“社会主义”。但列宁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论述。苏联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先是反击帝国主义和白匪的进攻，在全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继而又面临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和侵略。炮火中产生的社会主义，维护和稳定政权是主要任务。二战以后，斯大林仅仅经过几年的经济建设，就于1952年宣布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做法，说明斯大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一种头脑中主观臆断的状态。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并没有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意识，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使他们丧失了信心，迷失了方向。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历史，绝不是失败的过程。欧洲九个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虽不能十分明确什么路可以走，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了哪些路不能走。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导致的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动摇，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恰恰使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更加清醒。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的1992年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于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379-380“几代人”即百年，“十几代人”即数百年，“几十代人”则以千年计。社会主义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必将是一个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过程更加艰巨、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必将经历更加艰难的探索，百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理论是一种纯粹状态，实践过程却是无限丰富和多样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尚且如此，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必然更加复杂。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225这里所谓“不够格”就是不够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发展水平，因为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发生于现代发达社会。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我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了社会主义。从社会制度方面看，我们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但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却是无法超越的。我们不可能倒退回去，不可能在社会制度方面去补资本主义的课，但是，我们必须用很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本应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达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换言之，理论上应该是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但中国现代的历史逻辑却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使得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首先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
国际性和民族性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又一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理论中没有受到重视，但在实践中却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运动是国际性的。马克思自己因受到警察的迫害从德国移居法国，又从法国移居英国，最后逝世于英国，他认为自己是国际公民。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且认为“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和作法同其整个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而合乎逻辑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因为消灭私有制、消灭国家不可能是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的事，而必须是所有国家和民族共同达到的状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全球化的趋势，这种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使得人类解放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马克思的这种理想同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形成的理想主义是一致的，他延续了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力量。
这种理想主义在后来的实践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20世纪的人类实践和国际风云使人们逐渐淡化了理想主义，更加关注于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尤其是世纪末的冷战结束和社会巨变，使得国际主义似乎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声，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做法成为不受认同的偏激或极端行为。在当前，如何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们更应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现实出发，分清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政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在实践中逐步探索符合实际的关系模式。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社会主义事业是多么艰难的创新历程，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步骤都要经历反复的探索，找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恰恰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才是当代人类最先进的实践。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顽强地开辟人类新生活和新制度的人们，才是时代的先锋队和伟大的先驱者。我们有理由相信，若干世代以后，人们回望21世纪前后的历史，人们关注的不会是重复资本主义传统生活的人，而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人，正是他们在风雨中手擎着社会主义的火种，引导人类走向光明。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
面对当代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西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些人不愿承认，他们或者怀疑中国的经济数据，或者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得不偿失，他们期待着中国内部出现问题，使发展停滞或不可持续。同这种愚蠢的态度相比，西方的有识之士却是忧虑。他们知道，中国取得伟大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关心的是，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这才是让他们忧虑的地方，也是当代世界的深层角力。20世纪60年代，日本从战后迅速崛起，70年代出现了所谓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受到西方的支持和欢迎，因为这证明了西方价值观和社会模式的所谓“普世性”。但是，面对中国的成功，他们产生的不仅是忧虑，甚至是恐惧。有的学者指出：“西方早已经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和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上的。无论是战略还是军事上的，这些方面的外在影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见，也可以应付。但中国的崛起如果表现为一种价值观，那么其产生的影响是西方所难以接受的。如果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价值，那么，中国的发展是可以接受和称道的。这就是西方经常所说的‘正确的发展方向’问题。但是，如果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中国本身价值所致，那么，这就被认为是对西方的威胁，也就是西方所说‘错误的发展方向’。”[3]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对西方震动最大的不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而是独步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很少在世界上表现出发展程度的优越性，20世纪50年代中苏合作一度出现“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但那只是力量上的短暂表现，30年后西方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于是在西方出现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的说法。正是在这种世界局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成功，当然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动。如果中国再发展几十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且是在一个幅员最广大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那么，事实将证明“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这种人类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竞争，才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类性意义所在。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目前从事的伟大事业，不仅是民族性的，同时也是世界性的，我们已经承担起为整个人类探索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一种具有人类性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最有意义的创新事业。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固定观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思想模式，一种固定的认识，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截然对立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了一种固定的模式。由于多年来的极“左”路线的影响，这种思想僵化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低效率，不要资本主义的高效率”这样荒谬的口号，社会主义成为脱离实际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概念。这种僵死的思想方法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极其严重。同时，西方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某种固定的模式，以至于面对中国的改革，他们像我们国内一些思想保守的人一样，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固守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邓小平的精辟论述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373计划和市场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2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破除了百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传统观念，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决定性的指引，而且具有世界意义。有的西方理论界人士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那样，认为苏联解体就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剧变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终结，中国改革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说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多么僵化。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创造，这种创造的世界意义是十分显著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随着中国的改革，西方世界一直期待着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中国走向多党政治。到今天，西方势力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政治实践是成功的，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会走向西方的多党制度。西方理论家们不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他们的许多观念是陈旧的。例如，他们只能在封建专制、法西斯专制、野心家专制等含义上理解集权，他们不懂得人民民主集权，不懂得民主集中制，当然，从根本上说，他们不理解社会主义的集权是超越自由资本主义的更高层次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无法实行西方那样的多党制，因为西方多党制以私有制为共识，任何政党上台，只是代表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不会从根本上否定私有制为主体，而社会主义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无法进行政党轮替，所有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不是政治游戏，不能轻易更改，所以，社会主义只能由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政党来执政。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历史地形成的，不是哪个党一厢情愿的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又具有西方多党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办法来监督执政党，发展成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难道现代社会只有多党制这一种政治形式是合理的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将向这一“地心说”发起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权威的科学态度。100多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斗争的残酷和环境的复杂，无产阶级政党一直要求绝对服从革命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直不允许不同的意见存在，相互指责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只有自己的主张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恶习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极大的危害。建国后，由于毛泽东的威望无限增高，我们党内又重犯了国际共运史上不断出现的错误。改革开放30年，苏东剧变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创新之路，使我们真正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在邓小平解放思想的精神指引下，我们在实践上进行了不受任何预定束缚的创新和探索，我们在理论上冲破了几十年来天经地义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两者的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为可贵的是，我们不再认为只有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每个国家、每个马克思的信仰者都具有从本国国情出发理解马克思的权利。我们不再承认所谓理论权威，我们自己也不谋求当这样的权威。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将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上复兴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同马克思实践精神相一致的实事求是精神。纵观改革开放30年，回忆新中国60年，甚至追溯我们党成立88年，无论是毛泽东开创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还是邓小平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指导思想，任何教科书都不曾发挥这样真实的指导作用。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4]143。实事求是哲学不是苏式传统教科书体系的一个分支性的原理，而是包含丰富内容的哲学体系。实事求是的中国古老智慧同马克思的理想结合，焕发出青春，这恰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写照。康德以后，西方哲学从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挣脱出来，开始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开始了反形而上学的过程。马克思提出实践思维方式的哲学，从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研究中而不是从本体论的逻辑推演中，发现和探索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在中国实事求是哲学环境中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相反，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理论，却在苏式本体论教科书的束缚下难以发展。我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创立的实事求是哲学体系的研究还不够，这恰是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的真正理论成果。
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20年了，但是当代世界的现实状况却使西方世界低调地对待此事。人们为什么兴奋不起来？因为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左派力量的世界，更加不平等，更加不安全，更加混乱，这说明现代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的理想。相当于20世纪大萧条的经济衰退席卷欧美，转向资本主义的若干东欧国家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在东方，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最终必将向人类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应该选择的方向，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国的情况，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的一面旗帜。
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