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236号《壬申年官布籍》时代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年官布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在P.3236号《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的断代问题上，敦煌学界在公元912年或972年两说间多年来难做取舍，作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肯定912年说的推论，而将该文书时代断为972年。
P.3236号《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是目前所见敦煌文献中最完整的一份官布籍。它对于研究中古时代布的生产、征纳和使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尤其对研究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赋税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通过对《壬申年官布籍》这一文书的个案研究，以期把对归义军赋税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至于归义军时期布匹征纳、使用的详细情况，容他文详述。
一、文书录文与说明
本件文书共40行，虽然后面残缺，已不完整，但基本上能反映有关情况，故先根据前贤学者的研究，将本件文书录文如下：
1.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
2.“布”头阴善友柒拾捌亩，阴保升叁拾陆亩半，阴保住壹拾玖亩，张富通
3.贰拾柒亩，安憨儿贰拾亩，安友住叁拾捌亩半，桥贤通拾柒亩，
4.张欺中壹拾伍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一疋。
5.“布”头张衍奴壹顷柒拾柒亩，张灰灰贰拾叁亩，张万子肆拾肆亩半，
6.赵通子肆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7.“布”头罗山胡壹顷伍亩，罗友友壹顷，邓进达叁拾亩，冯进达拾伍
8.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9.“布”头张友全壹顷陆拾亩，孟定奴肆拾柒亩，阴富晟拾捌亩，曹友
10.子贰拾伍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11.“布”头唐粉子壹顷陆拾亩，安友恩伍拾叁亩， 张怀满叁拾柒亩。“计”地
12.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13.“布”头张友子壹顷贰拾亩，索善友叁拾伍亩半， 索保子贰拾柒亩，
14.史富通伍拾玖亩，宋安久玖亩。“计”地贰顷伍拾亩， 共布壹疋。
15.“布”头汜盈达壹顷伍拾壹亩，张员宗陆拾玖亩， 张奴奴叁拾亩。“计”地贰
16.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17.“布”头邓像通壹顷陆拾伍亩，安庆达肆拾亩， 董住儿肆拾肆亩。
18.“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19.“布”头王清升壹顷玖拾陆亩，邓文德伍拾肆亩。 “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20.“布”头刘再松壹顷拾肆亩半，令孤善儿叁拾伍亩， 康恩子陆拾亩，张再
21.住拾玖亩，索怀员拾伍亩，张奴奴伍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22.“布”头康全子叁拾陆亩，康保清壹顷伍拾柒亩半， 董赤头拾壹亩，
23.吕神友肆拾肆亩，邓文德壹亩。“计”地贰顷伍拾亩， 共布壹疋。
24.“布”头黑善兴壹顷陆拾捌亩，曹阿惟肆拾肆亩， 田员保拾捌亩，张
25.住儿贰拾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26.“布”头赵索二壹顷叁拾亩，阴儒受玖拾叁亩， 张意顺贰拾陆亩。“计”地
27.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28.“布”头贺清儿壹顷贰拾柒亩半，冯常安捌拾捌亩， 冯神德贰拾壹
29.亩半，史骨子拾壹亩，张幸成贰亩。“计”地贰顷伍拾亩， 共布壹疋。
30.“布”头索少清叁拾捌亩，王全子陆拾伍亩，王丑胡肆拾伍亩，罗安定
31.壹顷贰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32.“布”头张盈昌肆拾壹亩，张幸德壹顷玖亩，张定奴伍拾柒亩，张幸成
33.肆拾贰亩半。“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34.“布”头李保山壹顷叁亩，李善德叁拾壹亩半，李粉堆捌拾亩，田
35.安住叁拾贰亩半，张幸成贰亩。“计”地贰顷伍拾亩， 共布壹疋。
36.“布”头李富盈柒拾亩半，高粉堆肆拾叁亩， 安佛奴柒拾亩，邓再通
37.贰拾叁亩，石庆子贰拾亩，阴
多贰拾叁亩。 “计”地贰顷
38.伍拾亩，共布壹疋。
39.“布”头李像奴玖拾壹亩，李再住壹顷拾叁亩， 宋昌盈贰拾柒亩，
40.冯王三拾亩，吴保住肆亩，冯友友肆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后缺）
本件文书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第615—616页、 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2〕第2辑第452—453页均有录文。
文书中“布头”之“布”和“计地”之“计”全为朱笔，胶卷上不大清楚。为便于区别，全用引号，作“布”、“计”。
笔者用微缩胶卷与唐耕耦、池田温录文对校，发现唐耕耦先生少录两字，即第8行、10行之“计地”的“地”，并且将第23 行“邓文德”之“邓”误录为“郭”；池田温先生将第24行“曹阿惟”之“惟”录为“堆”。
本件文书共载“布头”19户，纳布人79人（包括“布头”在内），其中张奴奴、邓文德两见，张幸成三见，这样，共有83人次分布在19个“布头”名下。每位“布头”名下由若干户组成。按文书，每位“布头”名下，都是“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由此可知，“布”也是赋税之一，且按亩而税。为了使纳布整齐，不至太零碎，便指定“布头”代为收缴，其标准是每250亩，纳布1疋。当然，250亩是大约数， 不可能几家之地刚好是250亩。在本件文书所载19个“布头”名下，只有8个“布头”名下刚好是250亩；1个是250.5亩；多0.5亩；一个是251 亩，多1亩；9个都是250亩以下，只不过差别不大，都在248.5—249.5亩之间。
为了不至于让农民少交税，基本上都是按250亩纳布一疋。这样，就将有些农民的土地分配在两个、甚至三个“布头”名下纳布。如第19、23行都有邓文德，即将邓文德的地分为两部分，分别列在“布头”王清升和康全子名下；另如第15、21行都有张奴奴，即将张奴奴的地分为两部分，分别列在“布头”汜盈达和刘再松名下；再如第29、32、35行都有张幸成，即将张幸成的地分为三部分，分别列在“布头”贺清儿、张盈昌、李保山名下。
二、研究中的有关问题辨析
《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无疑是归义军时代的文书。在归义军时期（公元851—1036年）壬申年共有4个，即公元852、 912 、972和1032年。学者们已将852年和1032年排除，但还不能确定是912 年还是972年。以研究敦煌文献而著名的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在1979 年出版之《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诸种文书”中将此件定名为《壬申年（912或972）三月一九日沙州敦煌乡官布籍》，对于壬申年，谨慎地注为912或972年。1987年，池田温先生在《东亚古代籍帐管见》〔3〕一文附录中，又将此件定名为《壬申年（912？）三月敦煌乡官布籍》。 由此可见，池田温先生对本件文书年代的确定，从912或972年，变为912？年，从其前后变化看，虽没有最后确定，但更倾向于912年了。
1990年，唐耕耦先生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 辑中，过录了P.3236号文书，将其定名为《壬申年（公元九七二年或九一二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对于壬申年，究竟是972年还是912年，也没有完全确定。
1984年，冷鹏飞先生在《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4〕一文中，将本件文书的年代定为912年，其理由主要是：
972年为宋开宝五年，沙州此时当曹元忠之世（公元944—974年）。其时属开宝年号的文书甚多，如P.2943背、P.2985背、 P.2804背、S.5973等文书。 应该说这些都能证明制定《壬申年官布籍》的沙州官府不在开宝年间。如在此时，它不可能明知年号而不署，仅以干支纪年。
912年乃后梁乾化二年，是时当张承奉之世。 张承奉既然自立为西汉金山国，就不会再用中原王朝年号，而有自己的纪年方法。检阅西汉金山国的文书，如P.2594、2864背《白雀歌》、P.3633《辛未年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S.1563《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在末署都为干支纪年。由这些所属年代可知，张氏西汉金山国官方纪年方法就是用干支纪年。此《壬申年官布籍》用干支纪年，正是西汉金山国官方的标志。
我们认为，冷先生将P.3236《壬申年官布籍》定为912年， 仅仅是推论，没有任何证据。况且， 通过检索敦煌文献可知， 曹元忠之世（944—974年）的文献也并非全用年号，而没有用干支纪年的。我们以池田温著《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5〕为据， 查阅曹元忠之世用干支纪年的卷子有：
S.3880《二十四节气诗李庆君题记》为“甲辰年（944）夏月上旬写讫”。
P.3792背《晋释门法律张和尚写真赞题记》为“于晋岁乙巳正月廿六日记”。本题记中，既有晋，又有干支纪年，是最直接的证据。后晋乙巳年为公元945年。
S.1163《太公家教永安寺学仕郎张顺进题记》为“庚戌年十二月十七日”。此庚戌年为公元950年。
北图始字22《妙法莲华经普门品比丘谈远题记》为“辛亥年二月卅日”。此辛亥年为公元951年。
P.3919B 《大威仪经请问说戒轮等题记》为“己未年三月廿八日戒轮书”。此己未年为公元959年。
S.4378背《大悲启请、佛顶尊胜陀罗尼在江陵府比丘惠鉴题记》为“时己未岁十二月八日”。此己未岁为公元959年。
P.2515《辩才家教比丘愿成题记》为“甲子年四月廿五日”。此甲子年为公元964年。
P.3582《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三界寺学士题记后录诗》为“戊辰年十月卅日”。此戊辰年为公元968年。
北070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题记》为“丙寅至戊辰三年”。此丙寅至戊辰三年为公元966至968年。
S.4295背《佛经杂咒背押衙知三司书手吴达怛题记》为“开宝五年壬申岁四月六日”。既有开宝五年，又有壬申岁，此壬申为公元972年。
另外，郝春文先生《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6〕， 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对敦煌社邑文书的年代进行了详细考察。我们再依据郝春文先生的考释并汇总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将曹元忠时期使用干支纪年的部分文书排列如下：
P.4960《甲辰年（944）五月廿一日窟头修佛堂社再请三官凭约》。
P.2032背《乙巳年（945）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稿》。
S.6217《乙巳年（945）二月丙午年（945）四月常住新付物交割历》。
Dx1410《庚戌年（950）闰四月佛堂头垒园墙转帖》。
S.8516《丙辰年（956）六月十日社司转帖》。
P.3555B+P.3288（4）《丁巳年（957）裴富定妇亡转帖》。
北图周字66《辛酉年（961）四月廿四日安丑定妻亡转帖》。
P.4063《丙寅年（966）四月十六日官健社春座局席转帖》。
S.5632《丁卯年（967）二月八日张憨儿母亡转帖》。
P.2484《戊辰年（968）十月七日东园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
S.3450《庚午年（970）正月廿五日社长王安午等修窟凭》。
S.2894背（2—4）为《壬申年（972）十二月汜再昌妻亡转帖抄》等6件社司转帖。这6件中间有“开宝五年正月廿日辛延晟、曹愿长结会记”，而开宝五年的干支恰好为壬申，即972年。
P.4991《壬申年（972）六月廿四日李达兄弟身亡转帖》。
S.6003《壬申年（972）七月廿九日□晟新妇身故转帖》。
P.3231（11）《甲戌年（974）五月廿九日平康乡官斋籍》。
从以上摘录的有关干支纪年的文书可知，曹元忠时期不仅有许多使用中原王朝年号的文书，而且还有一些以干支纪年的文书。甚至有些文书中，既有中原王朝年号，又有干支纪年，更是最确凿的证据。因此，不能以干支纪年为据，将P.3236《壬申年官布籍》排除在972年之外。
至于说，张承奉西汉金山国时期，不再用中原王朝年号，而有自己的纪年方法，即干支纪年，据此而将《壬申年官布籍》定为912年， 也似不能使人信服。
关于张承奉西汉金山国的建国年代，学术界目前还有不同看法，有905、906、908、910年建国说。我们见到的912 年的文书也都是干支纪年，但敦煌文献中已发现了天复五年至十年（实际上为后唐天祐二年至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05—910年）的文书。我们先仅将908—910年的有关文书排列如下：
P.2646《新集吉凶书仪》题记：“天复八年岁次戊辰二月廿日，学郎赵怀通写记”。
P.2049（1）《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题记：“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此经”。
S.2147为《天复九年己巳岁润八月十二日敦煌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兄弟分书》。
S.3877背（7）为《天复九年己巳岁十月七日敦煌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卖地契》。
Dx295a《时食咒愿》题记：“天复十年庚午岁次三月十五日”。
斯坦因敦煌所获绢画《观音像》题记：“时天复拾载庚午岁七月十五日毕功记”。〔7〕
以上所引天复八年至十年（公元908—910年）的敦煌文书及其题记说明，似不能以干支纪年作为证据，将《壬申年官布籍》定为912年。
三、壬申年应为972年
上面我们对P.3236《壬申年官布籍》的著录、研究情况进行了考察辨析，认为将本件文书定在912年，仅仅属于推论，没有任何证据。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P.3236《壬申年官布籍》应定为972年， 下面试申述之：
1.“索铁子”提供的信息
P.4525（8）也是一件征收布匹的《官布籍》。本件文书残缺， 现存6行，为便于研究，先将P.4525（8）《官布籍》录文如下：
P.4525（8）《官布籍》的笔迹、内容、形式与P.3236 《壬申年官布籍》相似。唐耕耦先生《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454页有P.4525（8）《官布籍》录文，并注释说：“此件属归义军时期， 其年代当与壬申年官布籍相近”。 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需要补充的是，P.4525（8）《官布籍》第6行和P.3236《壬申年官布籍》第20—21行同时出现了“张再住”。因此，两件文书不仅年代相近，而且有可能原来就是一件，由于各种原因而一折为二了。
既然P.4525（8）《官布籍》与P.3236《壬申年官布籍》时代相近，因此，我们通过对P.4525（8）《官布籍》时代的探讨， 就可为确定P.3236《壬申年官布籍》的年代提供间接的证据。
P.4525（8）《官布籍》中有“索铁子”一人。 “索铁子”在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书8958（2）号文书中也有，即《索铁子牒》。 唐耕耦先生《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也收录了本件文书， 定名为《年代不明平康乡索铁子牒及判》。朱雷先生《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8〕一文， 通过文书形式的排列对比和文书内容，已将《索铁子牒》定为曹元忠时期的文书。两件文书中都出现了“索铁子”，应为同一时代的文书，因此，P.4525（8）《官布籍》也应该是曹元忠时代的文书。而P.4525（8）《官布籍》又和P.3236《壬申年官布籍》时代相近。曹元忠时代（公元944—974年）只有一个“壬申年”，即公元972年。因此，P.3236 《壬申年官布籍》应为972年。
另外， S.6123《戊寅年六月渠人转帖》中也有“索铁子”，而S.6123号文书又与P.5032《甲申年（984）渠人转帖》的格式一致，故该两件文书的时代应该相近。既然P.5032之甲申年为984年，那么， 与之时代相近的S.6123之戊寅年就是978年。该件文书与壬申年（972）只差6年，其所记“索铁子”当为同一人。由此亦可证明，P.3236 《壬申年官布籍》之“壬申年”应为972年。
此外，P.3231 《乙亥年（975）九月廿九日平康乡官斋历》和S.3978《丙子年（976）七月一日司空迁化纳赠历》中也有“索铁子”。它们应与同出现“索铁子”一名的P.4525（8）《官布籍》、S.6123 《戊寅年（978）六月渠人转帖》的时代相近。而P.4525（8）《官布籍》与P.3236《壬申年官布籍》的时代又相近，因此，P.3231、S.3978号文书与P.3236号文书的时代也应相近。既然三件文书年代相近，P.3231之乙亥年为975年，S.3978之丙子年为976年，那么，P.3236之壬申年就应为972年。
2.文书本身的启示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将P.3236《壬申年官布籍》中出现的纳布人全部排列出来，共79人，以便在阅读敦煌文献时，注意他们在其他文献中出现的情况，并进而由其他文献的年代来反证P.3236《壬申年官布籍》的年代。
由于笔者阅读敦煌文献有限，手头记录也不全面，但就是在这些有限的记录中，也收集了一些P.3236《壬申年官布籍》中出现的人名。为了便于说明，现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18人，是《壬申年官布籍》中的一部分，约占《壬申年官布籍》总数79人的1/4。这18人在其他文献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应， 有的甚至出现在好几种文献中。当然，不可否认，上表中的18人，可能有同名同姓的其他人，但绝对不会全是同名同姓者。
从上表分析，出现于P.3236《壬申年官布籍》中纳布人的敦煌文献，其年代绝大部分是10世纪中后期，由此说明，P.3236《壬申年官布籍》也应属于10世纪中后期。因此， 将“壬申年”（下转第50 页）定为972年，正好属于这一时代范畴。
本文写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有一点还需说明，即P.3236《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明确标明是敦煌乡的官布籍，但在我们上表讨论的18人中，有3人却明显不属于敦煌乡：吴保住、 石庆子属于神沙乡，张友子属于平康乡。这是什么原因呢？据笔者推论〔9〕，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第一，他们原来居住在敦煌乡，后来分别迁居到神沙乡和平康乡；或原来分别居住在神沙乡和平康乡，后来都迁居到敦煌乡。
第二，由于敦煌、神沙、平康三乡紧密相连，平康本来就居住在敦煌乡，但户籍分别列在平康乡和神沙乡。或者说，他们的居住地和户籍分别在平康乡与神沙乡，但由于种种原因，如土地分配、买卖、请射、继承等，使他们的耕种地位于敦煌乡界内。依据归义军政权据地出税的原则，他们的耕地在哪里，就应在哪里纳税，尤其是官布的征收是整疋的。这样就要将好几户共250亩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而他们中某一位的耕地又恰好在这250亩之中，因此， 虽然户籍在神沙乡或平康乡，但其据地出税的布疋就要和敦煌乡百姓一起交纳了。
第三，也有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其他人。
注释：
〔1〕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其中“概观”部分由龚泽洗翻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共5辑，其中第1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至5 辑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出版。
〔3〕池田温《东亚古代籍帐管见》，载林天蔚、 黄约瑟主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中古史研讨会论文集之一》，1987年版。
〔4〕载《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5〕池田温《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 东京大学东乡在敦煌乡北面，神沙乡在敦煌乡南面〔10〕。他们3人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6〕郝春文《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一）、（二）、 （三），分别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5期，《社科纵横》1993年第5期。
〔7〕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载《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9〕笔者曾就此与李正宇、荣新江先生讨论过，特此说明， 并致以谢意。
〔10〕参见李正宇《唐宋时期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所附《唐宋时代敦煌县诸乡位置及渠系分布示意图》，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