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福利理论中的中间道路学派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学派论文,社会福利论文,道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0）02—0091—06
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Macmillan,H.）出版了《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这种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不仅使经济得到发展，还将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凯恩斯（Keynes,J.M.）、贝弗里奇（Beveridge,W.）、马歇尔（Marshall,T.H.）等人与麦克米兰在福利问题上的看法相似或相近，他们认为在分配资源、促进经济成长和保证个人自由等方面，市场都是最好的机制；但是，市场机制确实也引发和加深了一些社会问题，需要控制和矫正。他们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ts）； 他们是反集体主义者（anti-collectivist），但不是反对国家干预者（anti-interventionist）。所以，后人把他们称为中间道路学派。
一、欧洲社会福利理论流派的演变
欧洲社会福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等人，他们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得到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护自由和公平的交换制度，社会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没有救助的责任，穷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个人必须提高劳动意愿，才能追求到财富和福利。[1]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福利观。 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贫穷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推翻这个制度[2]。直到19世纪后半期， 欧洲各国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高人民的福利，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执行的是自由主义政策。
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潮流，二次大战后，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英国首先建立了福利国家，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效仿。此时引人注目的社会福利理论是民主社会主义和中间道路学派。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研究者蒂特姆斯（Titmuss,R.M.）直接抨击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剥削性，指出国家应当通过举办社会福利对弱势群体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3]。 中间道路学派既不同意自由主义的福利观，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中间道路虽然不要求社会的完全均等，但是要求公平。马歇尔把资源的再分配与公民享有社会福利的“社会权”结合起来，认为建立福利国家能够扩大公民权的范围。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社会福利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其代表人物之一凯恩斯不是从社会、伦理等角度出发，要求政府解决失业与贫困问题，而是从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大规模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通过累进所得税等方式转移一部分财富给穷人的合理性。中间道路福利政策的实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财富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富差距减小。但是，随着各国福利开支的大幅度上升，它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显露出来。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滞胀，英、美等国的“右翼”政府相继上台，福利改革成为这些政府施政的重点之一，以哈耶克（Hayek,F.A.）和弗里德曼（Friedman, M.）为代表的新右派（TheNew Right）对新福利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新右派强调个人自由，推崇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他们认为， 社会制度与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来自于人类的计划，非计划的自然形成的秩序比人类的精心设计要好得多，市场就是自发秩序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及手段，它应当扮演一个更加有力的角色，政府应当更有节制。新右派反对再分配的社会政策，认为政府强迫一些人把收入分给另一些人是对前者的不平等对待[5]。总之，在新右派看来， 已经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应当返回到剩余福利国家模式（residual welfare state）（注：剩余福利国家模式是指，在福利提供方面，国家扮演的是“剩余”的角色。这种模式的提倡者认为，家庭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两个在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福利提供渠道，个人的需要可以通过它们得到满足，只有当这两个渠道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或是某些福利需要不能从这两个渠道得到满足的时候，国家的社会福利服务才应介入提供福利的运作，并且这一介入也应该是暂时的。），在这种模式下，市场规则起主要作用，家庭与志愿组织也扮演一个更主动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个人自由与经济繁荣。
在“右翼”政府当政时期，虽然福利的削减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增多等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技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日益加剧，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变得过大，处于中下层的人普遍没有安全感。在此背景下，布莱尔（Blair,T.）适时地重新指出，社会中的人应当相互依靠，“共同承担责任，即向贫穷、偏见和失业开战，以创造条件真正建设一个国家：容忍、公平、富有创业精神和包容能力。”[6]（p.24）。随着布莱尔和施罗德等人相继在英、 德等国上台，欧洲国家开始了“中左”政党掌权的时代。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布莱尔及其幕僚吉登斯（Giddens,A.）等人提出跨越左派与右派，要在欧洲传统的福利国家和新右派的竞争资本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在经济方面，不再纠缠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争，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伙伴关系，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在福利方面，国家不应使人们对福利产生依赖，而应该创建一种促使所有公民都工作而不依赖救济的现代福利体系[7]。
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福利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是自由主义福利观——中间道路——新右派——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福利观与新右派、中间道路与第三条道路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由于历史时期不同，后者对前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发展。在布莱尔看来，1945年工党政府的政策成功地跨越了左派与右派的界线，目前，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他所领导的新工党将再一次实现这种跨越，实现英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重振。他认为，贝弗里奇50年前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创造了英国的第一代福利，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现在，为了适应与当时不同的英国社会的新要求，他想要建立英国的第二代福利。第一代福利的目的是“重振经济”，第二代福利的目的是“要消除英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不安全感和低收入阶层的贫困。”[6]（p.168）。
二、中间道路学派理论的基本观点
中间道路学派并不是一个观点高度一致的学派，但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
（一）中间道路学派的三个基本假定
中间道路学派有三个基本的假定：第一个假定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贫穷、过度的贫富不均、失业，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内生的。以就业问题为例，按照“萨伊定律”（Say's law of markets），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应当有失业问题的。信奉“萨伊定律”的经济学家认为只存在自愿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两种失业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的破坏性影响。但是，长期而大量的失业证实了凯恩斯提出的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在凯恩斯看来，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充分就业，因此需要国家的调节，否则，市场将无法发挥它的作用。第二个假定是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可以减轻贫困、可以使不平等的程度减小、可以使社会达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增加就业，取决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加，其中投资需求的增加起主导作用，因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稳定，不易发生大的变动。国家是公共意志的代表，应当负起调节国家经济的责任以解决失业问题。他为政府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使人们无力或不愿储蓄，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最终提高就业量；二是政府扩大支出，通过赤字财政增加投资和消费，增加就业量和克服经济危机；三是采取累进所得税等办法，实行收入再分配。[8]第三个假定是虽然市场需要调节，以控制其消极后果， 但是，被巧妙调节的资本主义仍是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最好制度。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通过富有智慧的调节，资本主义可以比任何一种其他的生产方式都更有效地达到经济目的。
（二）中间道路学派对国家的看法
首先，中间道路学派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应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而国家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消除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应对福利的提高负主要责任。具体来说，政府应针对社会中的不公正采取措施，应保障人们的财产所有权、保护自由，应通过保障机制使人们获得安全感，应保护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应为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使其能够在此基础上去履行个人的责任，应通过教育等手段使人们在竞争中获得平等的机会，应担负起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任务，避免市场失效带来的问题。《贝弗里奇报告》曾指出，英国战后重建面临着“五大问题”，它们是贫困、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政策，例如，以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对付贫困，实行国民医疗计划解决疾病，提高教育水平对付无知。[9]
其次，中间道路学派对福利国家持一种挑剔的接受态度，他们虽然认为国家应对福利负主要责任，但是对于国家如何干预福利、干预到何种程度却有保留。中间道路希望社会取得进步，但是他们反对把某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做为其目标。同时，与费边主义（Fabianism）者不同， 他们认为国家难以把任何事情都计划得井井有条。
中间道路学派强调的是一系列的平衡。一是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麦克米兰等人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思想，适合社会需要的应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更加温和的政策。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经济重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对各种极端的思想进行妥协，其核心是由私营经济与公共经济组成混合经济。他们认为，一部分经济可以直接由国家所有和控制，一部分经济可以由公共和半公共的机构进行管理，前者的计划机构是政府计划委员会，后者的计划机构是经济事务的一般参谋机构。另外，在一些领域，市场规则发挥主要作用，私人竞争性公司只是接受公共部门适当的调节。这样，麦克米兰就把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了。[10]马歇尔提出，在经济市场、社会市场、民主政治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和目标，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正义的标准。市场强调竞争，福利的理念强调人人均等，而民主的理念强调机会的平等。他认为， 只有“多元福利模型”（the pluralist model of welfare）能够同时满足不同的价值和目标，纯粹的经济自由和纯粹由国家控制福利都是不好的，双方应当妥协。二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新右派认为，只有经济政策才是真正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发展是实施社会政策的基础。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冲突与紧张以及贫困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财富，而是因为它无法进行有效的分配；自由市场制度不能或不愿解决这些分配问题，但是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干预，所以社会政策更应该被重视。中间道路认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不能凌驾于对方之上，具体到现实中，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和需要来确定哪一个目标更重要，中间道路希望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社会政策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同时，社会政策也应当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使经济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所谓的高福利国家。
（三）中间道路学派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
中间道路学派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强调社会的整体性（One Nation）。为了使社会保持其整体性，必须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从社会方面看，当人们遭受痛苦的时候，国家必须想办法去减少和免除这些痛苦，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将有可能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秩序。在市场体系中，结果不一定是公平和公正的，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接受时，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设法减少不公平和不公正。虽然企业家能创造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社会不能只注意他们的需要，为了稳定与发展，社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穷人的需要。从经济方面看，生产、就业和社会安全有赖于消费者欲望的提高，但是，人工制造欲望以促进消费，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欲望总有一天会因竞争的强迫性或人工制造需求能力的衰弱而萎缩下去，消费将随之下降，失业为之增加。要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就要把消费进行广泛的分配，使穷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四）中间道路学派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
国家提供福利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在此价值观之下，福利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还应注意提高效率。国家服务部门的低效率和对人们需求的不敏感，其原因之一是它在某些领域总会形成垄断，中间道路不支持垄断，他们希望私营部门和志愿组织的加入使社会服务领域变得多样化，通过充分的竞争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无庸置疑，由于利益的驱动和竞争的刺激，私营部门总是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但是，在所有公共部门都实行市场规则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中间道路强调混合的福利经济，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应当成为混合福利经济的一部分。在这个混合经济中，无法由私人完全提供的服务交由国家完成，能够由私营部门完成的就由他们去做，在国家提供服务的领域，私营部门也要同政府在服务质量、效率等方面展开竞争。中间道路鼓励私人的、志愿的和家庭的服务形式，认为它们促进了个人和社会责任，是社会的纽带，同时，它们也使服务来源多样化，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志愿部门在此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人们履行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也是人们自己帮助自己这种愿望的体现。所以，混合福利经济不会使公共责任遭到削弱，相反，它会使公共责任和个人责任都得到加强。
（五）中间道路学派的价值取向
中间道路学派认为，在福利问题上， 国家不可能价值中立（value-neutral），它一定是有某种价值取向的（value-oriented）。初看起来，这与中间道路学派所强调的不追求理想社会是矛盾的，实则不然，这里的价值取向是对个人角色和行为的看法，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目标。首先，中间道路认为，对于一个健康社会来说，个人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对国家的过度依靠，不仅会损害个人的生活，而且会损害社会的福利，同时，人们越是能够承担责任，就越是可能使他们自己和社会变得更好。贝弗里奇指出，社会保障计划“不是一个毫无交换条件和随便给人提供好处的计划，也不是通过提供好处使受益者从此可以卸去个人责任的计划，而是一个以劳动和捐款为条件，保障人们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收入，以便使他们可以保持劳动能力从而继续劳动的计划。”[9]（p.170）。其次，中间道路坚持的是“不一定均等，但是要公平”的观点。举例来说，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要接受完全一样的教育，建设一个完全均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马歇尔提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value
problemsofwelfare- capitalism），他把消除贫困和消除不均等区分开来， 认为贫困应该被消除，也能够被消除，但并不主张追求所谓完全均等的“理想社会”。[11]政府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每个人在机会上能够平等，以此去追求一个公平的社会，而不是单纯追求结果上的均等。他们认为，使人人机会平等的基本途径是教育。
三、中间道路学派对欧洲社会政策的影响及后果
中间道路学派的福利理论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的影响下，战争结束之际上台的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于其短短几年的执政时间里，在医疗保健、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促使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的大厦。其后上台的保守党丘吉尔政府，不但没有否定“福利国家”，反而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了原有的福利制度，使福利国家得到了巩固。此后的20年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中间道路的福利政策使经济财富大量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绝大多数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人们的住房得到了改善，经济和社会维持了长期的稳定……。这段时间被称为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
中间道路学派福利政策执行的结果有三点特别引人注目：第一，它确实使贫富差距缩小了，但从福利国家获益最多的不是最富的人，也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以英国为例，1949年，1 %最富裕的人的收入占所有收入的11.2%，到了1976年就降为5.6%，10 %最富裕的人的收入也由1949年的33.2%降为1976年的25.8%。以中位数为标志，相对贫穷的一半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仅由1949年的23.7%上升到1976年的24.3%，而相对富裕的一半人口中不属于最富裕10%的另外40%人口的收入却由1949年的43.1%上升到了1976年的49.9%。[12]（p.283 ）第二，欧洲各国的福利开支普遍大幅度上升。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在60年代为81亿英镑左右，占国民总产值的6.5%，到1980年就上升到221.5亿英镑，占11.1%，年均增长率为5.2%， 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3%。[13]（p.239）从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英国由1952年的9.4%上升到1974年的14.5%，法国由1952 年的12.6%上升到1974年的21.7%，西德由1952年的14.1%上升到1974年的20.5%。[14]（pp.206～207）福利开支的大幅度上升， 使人们不禁怀疑此类政策还能维持多久。第三，高福利所导致的高税收和高赤字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上的巨额开支主要依靠提高税收，对于一般劳动者来说，一方面高税收影响了他们工作所得的收入，另一方面高福利使人们可以在失业的情况下过得相对较好，这样就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对于高收入者尤其是企业家来说，高额累进所得税则直接打击了他们对储蓄的兴趣和投资的信心。结果，投资规模难以扩大、技术进步缓慢、企业竞争力下降……。另外，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应付福利开支时，必然以发放国债的形式予以解决，巨额国债与私人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发生冲突，人们宁愿购买国债也不愿进行生产性投资，最终导致了经济停滞不前。这一点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从1965年到1980年，英国GDP年均增长率只有2.4%，低于其他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15]（p.62）
20世纪70年代，高福利的种种弊端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欧洲“右翼”政府上台后，相继对福利政策进行了改革。以英国为例，撒切尔夫人在长达十几年的执政中，对国家资源分配计划和社会福利计划进行了重大调整，试图通过强调政府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和家庭责任相结合的福利理念，鼓励非政府部门和家庭承担更多的福利责任，降低政府在福利上的负担，同时把市场消费者权利概念带入社会福利服务中，提高公民的选择范围，以确保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这被称为“撒切尔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