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率市场化与企业财产保险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率论文,化与论文,财产保险论文,需求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价格是影响需求的首要因素。保险费率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投保决策。然而，企业投保的费率是保险公司根据其自身风险状况评估厘定的，因此通常情况下，难以分离出费率变动对企业投保行为的净效应。中国保险市场的监管制度改革恰恰为我们研究该问题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实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保险市场处于保险条款和费率的统一管理阶段①。1995年《保险法》第106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保险费率由监管部门制定”。因此，财产保险，特别是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等主要险种的条款和费率，是由监管部门统一管制的。然而，“大一统”的保险费率一方面不能满足投保方多样化、个性化的保险需求，另一方面，以“严格事前审批”为主要特点的保险产品监管制度也限制了保险公司定价的自主性和经营的灵活性。2004年4月，保监会下发《关于实施财产保险公司条款费率事后备案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启动财产保险公司条款费率事后备案制度改革，除法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等有限的产品外，其他产品的费率完全由保险公司自主确定。经过两年多的收集反馈意见，梳理、分析和研究，保监会最终于2006年颁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确立了财产保险公司条款费率事后备案制度。国内产险市场已经基本实现费率市场化定价(赵会军，2009)。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财产保险业务的平均费率②从2001年开始有所下降，从3.566‰下降到2003年的2.989‰；加之费率市场化改革启动，平均费率加速下滑，2005年降至1.681‰，仅为2003年平均费率的56％。
图1 财产保险业务年度平均费率(2001～2007) 现有研究考察放松金融管制的绩效，多从金融市场本身是否增加了竞争，优化了结构，提高了效率等方面来探讨(Barros，1996；Cummins and Rubio-Misas，2006)。然而费率市场化改革的效果，不仅仅来自于市场供给方保险公司是否提高了效率，也取决于改革对市场需求方的影响。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企业发展壮大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时刻受到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法律责任以及信用行为等风险的威胁。财产保险是企业管理和转移上述风险的重要有效手段之一，企业通常投保的财产保险包括：企业财产保险、运输工具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险以及信用保险等③。若费率市场化改革纠正了价格扭曲，增加了企业参保行为，增强企业抵御灾害性事件的能力，降低了企业财产损失和赔偿责任风险，规避了财务困境和破产风险，推动了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这也都是费率市场化改革成效的体现。 因此，本研究重点聚焦于三个问题：第一，与放松监管相关的费率变化，如何影响我国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这是保险市场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高度关注的问题，但相关研究较为匮乏；第二，企业对于费率变动的反应是否一致?如果有差异，具有哪些特征的企业对费率下降的反应更为敏感?第三，取消费率管制后，对社会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 关于我国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的研究，或是选用地区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朱铭来等，2010)，或是选取上市公司样本(Zou et al.，2003；Zou and Adams，2006)，未能从微观角度揭示出大多数企业的投保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利用我国财产保险费率由监管部门统一制定向保险公司自主定价的费率市场化改革，应用2001年至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数据，对企业财产保险需求进行实证分析。首次考察了费率变动对企业投保需求的影响，以及不同特征的企业对费率变化反应的异质性；此外，还考察了保障动机、融资动机、出口动机以及避税动机对企业投保行为的影响；最后，对费率市场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估计出费率管制造成的福利损失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除引言外，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描述数据和模型；第四部分分析实证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理论框架 影响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 (一)价格因素：保险费率 价格对于需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保险市场上，保险费率即保险产品的单位价格。保险费率一般由纯费率和附加费率构成，前者的制定以损失概率为依据，对应于每单位保额的可能损失额；后者则以适当的业务费用率和预期利润率为依据，对应于保险公司每单位保额的经营费用。一般而言，费率乘以保单上载明保险标的对应的保险金额即为投保人需要缴纳的保险费。 (二)非价格因素 根据财产保险对于企业的功能，我们首先从风险规避理论和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两个方面，归纳影响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的非价格因素。 1.企业财产保险的传统风险规避理论 风险分散和损失补偿是保险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也是企业主动投保的最直接动机(刘钢和赵军伟，2008)。因此，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潜在的损失程度与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正相关。 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源自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和自然环境中的风险。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决定了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如使用易燃易爆的原材料或制造工艺高危的行业中，企业往往面临较高风险，潜在的财产保险需求也较高；自然环境则决定了企业暴露在自然灾害下的程度，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企业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和程度都较高，保险需求也较高。此外，可保财产数量也直接影响企业受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企业可保财产数量越巨大，风险事故一旦发生造成的财产损失也越大，企业越有激励去购买财产保险。 2.企业财产保险的现代公司金融理论 现代企业治理过程中，企业对企业财产保险的需求除来自于自身风险管理的需求外，还表现为债权人、合作企业或客户的引致需求。保险分散风险、损失补偿的功能，使参保企业获得了抵御风险、稳定经营的保障，增强了企业的债权人、合作企业以及客户对该企业的信心，促进企业的经营活动。 首先，企业进行债务融资时，债权人一般要求企业为抵押品投保，来降低抵押品意外损毁所带来的违约风险。我国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银行就会要求企业为其抵押品购买财产保险，以确保抵押品的安全和企业的偿还债务能力(Leung and Young，2002； Zou and Adams，2008)。因此，企业通过购买财产保险，有助于满足债权人的要求，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 其次，企业的客户要求主要出于对产品质量责任和产品保值的考虑。例如，运输途中的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可能致使出口货物受损，因此进口商往往要求出口企业购买海上保险(Regan and Hur，2007)。制造业产品出口是我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产品的相关保险也将会促进企业对财产保险的需求。 最后，保险的损失补偿功能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国家对企业的投保行为通常给予税收优惠，即允许企业的财产保险费在税前列支。企业购买财产保险不仅可以防范风险，而且可以减免税金，刺激了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Zou and Adams，2006；Regan and Hur，2007)。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国家统计局根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报表有关资料整理而成的，其统计对象包括全部国有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非国有企业。已有研究多局限于对上市公司保险行为的分析。但上市大公司的参保行为不完全适用于大多数公司，因此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该数据库涵盖工业企业的诸多信息，本文涉及的主要信息为：企业所有制、所在行业和所在地区等基本信息，以及企业当年的经营和财务信息，包括财产保险费、存货、固定资产净值、资产账面总值、总负债、长期负债、利息支出、应交所得税、利润总额、财政补贴、营业利润、出口交货值、产品销售收入、雇佣人数等。其中，企业财产保险费特指企业当年为厂房、设备、销售货物等向保险公司投保所支付的财产保险费用。 由于数据量巨大，错误录入在所难免，我们删除了如下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观测值(聂辉华等，2012；Feenstra et al.，2011)： 1.剔除实证研究需要的关键指标缺失的观测值，以及不允许为负值的观测值； 2.剔除雇佣人数小于10人的观测值，这些企业缺乏可靠的会计报表；对大于10万人的公司，剔除不同年份有异常波动的观测值； 3.剔除不满足会计准则的观测值：存货和固定资产净值之和大于总资产；利息成本大于总负债；长期负债大于总负债；总负债大于总资产；当利润总额为正时，税收大于等于利润总额，以及当利润总额为负时税收为正； 4.为了避免结果受异常值影响较大，剔除解释变量出现极端值的观测值。 我们根据Brandt et al.(2012)进行企业匹配、行业代码调整和价格平减。考虑到财务报表数据的连续性，本研究选取了2001年至2007年间连续出现的18730家企业。回归分析中剔除了当年发生改革的2004年数据，使用了其余六年数据。 (二)模型设定 我们利用企业层面平衡面板的微观数据建立保险需求方程。企业是否参加保险的线性概率模型如下：
1.被解释变量 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对财产保险的需求可以表现为购买财产保险的企业数量的变化，即企业是否投保的决策，本文用虚拟变量(InsuDum)表示，1代表企业参与财产保险，0代表企业不参与财产保险。 2.解释变量 根据企业财产保险的传统风险规避理论，企业所在地理位置和所在行业风险等级都会影响企业的投保行为，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控制这些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的影响。同时，我们选取与企业的可保财产数量相关的有形资产密度作为解释变量，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形资产密度高的企业其保险需求也较高。 考察企业的融资动机需要构造与企业债务密切相关的变量，即反映企业财务风险和违约风险的指标，文献中多用刻画借债成本的利息成本，刻画借债能力的债务期限和财务杠杆等指标。当这三个指标较高时，企业具有较高的违约风险，企业越有激励通过为财产购买保险保障来提振债权人的信心，提升自身的融资能力。我们预期这三个指标越大，企业投保概率越高。但是，考虑到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我们在基准模型中选取了利息成本这个指标，然后分别用债务期限和财务杠杆替换利息成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考察企业的出口动机则需要构造与出口行为相关的指标，来刻画企业的出口倾向，常用的指标有企业是否有出口的虚拟变量和出口交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考虑了出口强度，所以本文以前者为基准，将出口销售比用于稳健性检验。我们预期企业的出口行为将促进企业投保。 关于政府对企业的税收政策，我们选取实际税率作为解释变量。企业购买保险不仅可以获得保险保障，保费支出还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享受税收优惠。如果企业的合理避税动机存在的话，我们预期企业的实际税率将与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正相关。 3.控制变量 本文还选取了其他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的所有制以及年度趋势变量。企业的雇佣人数作为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企业的投保需求会受到其资产规模的影响。出于以下理由，小规模企业比起大规模企业更有激励去购买企业财产保险：小企业分散风险能力比较差更容易受到经济下滑的冲击(Barnea et al.，1985)，一旦出现融资困难就容易破产(Gruber and Warner，1977)，同时小企业能从保险公司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中收益更多(Hoyt and Khang，2000)。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财产保险购买数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Hoyt and Khang，2000；Zou and Adams，2006；Regan and Hur，2007)。但企业规模与企业投保决策的关系尚未定论，Zou and Adams(2006)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向关系。 关于企业的所有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理人会被要求进行风险管理，来防范严重的商业风险以及投资在中国市场存在的较大不确定性(Zou and Adams，2006)，而国有企业当遭受损失的时候有政府援助，很少被清算，从而大大降低投保的积极性(Gul，1999；Wei et al.，2005；Zou and Adams，2008)。 表1总结了前文提到的变量定义及其构造形式。
表2提供了本文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我们按照费率市场化改革前后以及企业是否投保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出，费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参保企业的比例从之前的50.5％提高了7.2个百分点，升至57.7％，约增加了14.3％。对于企业债权人的要求，参保企业的财务杠杆、利息成本和债务期限均高于不参保企业；对于企业客户的要求，参保企业的出口倾向，平均而言高于不参保企业；企业对于税收政策的反应，参保企业的实际税率比不参与投保的企业要高。同时，参保企业的规模和雇佣人数明显超过不参保企业。
四、计量结果和解释 (一)基本结果 我们利用费率市场化改革前后2001年至2003年和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来估计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方程。文献中一般假设保险价格对于单个投保人而言，是外生给定的。因此，全部财产保险业务的年度平均费率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亦可视作外生给定的，且费率市场化改革前后，平均费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利用辅助回归，本文进行了使用聚类稳健标准差的Hausman检验(Wooldridge，2002)。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为正确设定的原假设，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3呈现了回归分析的基本结果，控制了企业诸多投保动机，平均费率变动对企业投保行为有显著的影响。第1列仅包括了单一变量平均费率；第2列增加了有形资产密度、利息成本等因素，以控制企业多元化的投保动机；第3列控制了企业所在省份和年度固定效应；第4列控制了企业所属行业的固定效应；第5列是基准模型设定，增加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其结果表明财产保险业务的平均费率每下降1‰，企业投保财产保险的概率将增加2个百分点。
进而考察影响企业是否投保决策的非价格因素。我们发现，回归结果证实了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保障动机、融资动机、出口动机以及避税动机。规避风险方面，企业的有形资产密度对企业投保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有形资产密度越高，企业参与投保的概率将增加。破产风险方面，利息成本衡量了企业利息支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利息成本越高，企业的违约风险越大，企业越需要为其财产购买保险以增强债权人的信心，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因此，企业利息成本与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概率高度正相关。从出口动机来看，出口对企业参与财产保险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出口企业的参保概率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避税动机上，用应交所得税与利润总额之比作为企业实际税率的度量，因为我国允许企业在税前列支财产保险费，因此实际税率越高，企业通过保费支出减少应交税金的动机也越强。结果表明，企业实际税率与企业投保的可能性正相关。与以往文献发现的负相关关系不同，我国制造业企业投保的概率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大规模企业更倾向于购买财产保险。企业的所有制对企业购买财产保险也有边际上显著的影响，国有资本份额和外资份额越高，企业投保概率将增加。 (二)费率变化对企业投保行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财产保险费率下降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参保行为。这种促进作用对不同特征的企业是否存在差异?哪些企业对费率下降的反应更为敏感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按照企业特征将样本细分为若干子样本，考察费率变化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差异化影响。表4呈现了异质性分析的结果，不同特征的企业对费率变化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及程度。研究发现，有形资产密度较高、企业规模较小以及所属行业风险较高的企业，对费率下降的反应更为敏感。费率变化对于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没有显著的影响。因为有形资产密度、企业规模和行业风险具有相关性，因此我们难以将不同特征的影响区分开。然而，这些结果表明，财产保险费率下降对企业参保的促进作用，应当主要是通过有形资产密度较高、行业风险④较大的小型企业增加投保来实现的。由于缺乏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的费率数据，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结果是否就是因为这些行业或企业保险费率变动幅度最大造成的。可喜的是，这些行业风险更高、资产风险暴露更多的小型企业投保财产保险，有助于防范和分散这些企业的风险，保证其财务安全和生产经营平稳。
(三)稳健性分析 本节采用上述不同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5报告了参保决策的稳健性检验。第1列和第2列分别采用财务杠杆和债务期限来替代利息成本指标，第3列是用出口销售比来替代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第4列则用雇佣人数替代企业规模。其中，财务杠杆和债务期限在模型中并不显著，进一步表明基准模型采用的利息成本能够更好地刻画债权人引致的保险需求；出口销售比的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用雇佣人数来衡量的企业规模对保险需求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而言，解释变量相应系数的显著性和估计值变化不大，基于不同指标得出的结论与基准模型结论基本一致，基准模型的结果可靠且稳健。后续分析将基于基准模型的结果。
图2 费率改革前后社会福利比较 (四)社会福利分析 虽然费率管制导致价格机制扭曲和福利损失，已是经济学理论的经典结论，然而对于管制价格造成的保险市场福利损失的量化分析则较为匮乏(谢利人和唐淑娥，2007；Chetty，2009；Einav et al.，2010)。图2描述了有费率管制的保险市场的福利损失。假设线性需求曲线和线性边际成本曲线，且边际成本恒定不变。需求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相交于E点，即市场竞争均衡点，分别用
代表市场均衡价格(费率)和均衡数量。费率管制时期，监管部门制定高于市场均衡费率的监管费率
，相应的市场需求减少至
，用C点表示管制下的市场结果。三角形CDE(阴影)的面积代表了由于保险市场费率管制造成的福利损失。福利损失来自于管制价格下，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因为这些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高于均衡价格，但是低于管制价格。 根据表3第5列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他非价格因素以样本均值水平保持不变，可以构造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曲线。该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斜率为-0.02，意味着费率每增加1‰，企业投保的概率将减少2个百分点。以2003年的平均费率2.989‰作为改革前的管制费率
，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曲线预测出管制费率下的企业投保的概率，
=0.531。由于缺乏保险事故损失和赔偿的数据，我们无法构造出财产保险的供给曲线，进而理论推导出市场均衡水平。不妨将2005年的平均费率1.681‰视为改革后的均衡费率
，由需求曲线可知均衡数量
=0.557。2005年是费率市场化改革后的第一年，随后的费率仍处于下降的调整过程中，因此我们以2005年的平均费率作为均衡费率，可能会对福利损失造成低估。
图3 福利损失的量化分析 图3将实证分析的结果融入图2的理论分析中，在边际成本恒定不变的假设下，我们可以估算出三角形CDE(阴影)的面积为0.017‰，即每千元保额的福利损失为0.017元。根据《中国保险年鉴》，2003年我国财产保险业务承保金额超过29万亿元，在此保额水平下，保险市场费率管制的福利损失约合4.95亿元，超过当年财产保险赔款的1％。除了绝对规模外，我们还可以用福利损失占总剩余的比例来衡量福利损失的相对规模，费率管制造成的福利损失约占市场均衡条件下总剩余的0.2％。当然，总剩余的估计基于远离样本区间的外推预测，如图2中A点的费率将高达29.703‰，是样本中最高费率水平的8倍之多，因此需谨慎理解这一结果。 取消费率管制后，保险市场无谓损失减少，社会福利增进。除了这一直接的福利影响之外，社会福利的提高还体现在： 首先，投保企业以及企业享受的风险保障额度增加，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可以获得保险补偿，及时恢复生产和经营活动，不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严重破坏；其次，从长期来看，费率市场化增加了保险市场竞争，保险公司之间的价格和服务竞争，有助于推动其优化管理和提高效率，提高保险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五、结论 金融放松监管的绩效评估，不仅仅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是否提高了效率，还应当关注对其需求方的影响。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考察了财产保险费率由“严格事前审批”向保险公司条款费率事后备案制度改革所带来的费率变化，对于需求方工业企业投保行为的影响。 与个人或家庭的投保动机相比，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动机更为复杂和多样。碍于企业财产保险数据的匮乏，企业投保动机尚缺乏充实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少数研究局限于对上市公司保险行为的分析，但上市大公司的参保行为不完全适用于大多数公司，因此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运用2001年至2007年连续出现的18730家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研究发现：财产保险平均费率变动对企业投保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平均费率每下降1‰，企业投保财产保险的概率将增加2个百分点；不同特征的企业对费率变化有不同的反应，有形资产密度较高、企业规模较小以及所属行业风险较高的企业，对费率下降的反应更为敏感。此外，保障动机、融资动机、出口动机以及避税动机都对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基本结论对于不同指标的选择都是稳健的。 保险市场费率管制的福利损失约为4.95亿元，占2003年财产保险赔款的1％。取消费率管制后，保险市场无谓损失减少，社会福利有明显增加。此外，财产保险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有效手段，财产保险通过损失补偿制度可以增强企业抵御灾害性事件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因此，研究我国企业的参保行为，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企业的保险需求。而我国保险市场费率市场化的改革，将有利于增强保险公司自主定价能力，一定程度上增加竞争，提高市场效率。 注释： ①作者详细梳理了1985年以来，保险费率管理制度的政策演变。限于篇幅，本稿将其删除，需要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 ②根据历年《中国保险年鉴》所载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不含健康险和意外险)和财产保险业务承保金额计算得到。 ③限于篇幅，本稿将财产保险的内容、种类和保险责任等介绍删除，需要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 ④原稿在附录中详细列明了不同行业所处风险等级及其分类依据。限于篇幅，本稿将其删除，需要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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