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多边安全合作的机遇和挑战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多边安全合作的机遇和挑战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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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的多边安全合作普 遍加强,亚太地区也不例外。“9·11”事件的发生及国际反恐斗争的发展为国际关系 特别是大国关系的调整注入了重大的新因素。面对不断蔓延扩大的恐怖活动等非传统跨 国性安全威胁,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应对,进一步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显迫切。然而, 亚太地区地广、国多、人多,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多边安全合作起步晚,相对滞后。推 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既有不少有利条件,又有许多不利因素。认真分析这些有利和不 利因素,是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前提。

一、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亚太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加强安全合作是时代的潮流

与全球安全形势一样,亚太安全形势主流也是趋向缓和,与此同时又存在许多不稳定 因素。纵观亚太各个地区的形势,谋求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加 强对话与合作,包括安全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东北亚是中、美、俄、日四大国利益交汇的重要地区。随着两极对抗的消失,四大国 在此地区的利益渐趋一致,即:共同维护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这一重大变化为朝鲜半 岛局势的缓和提供了有利的前提。美、中、朝、韩四方会谈机制为缓解半岛局势发挥了 建设性作用,半岛南北关系出现了转折性变化。2000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 与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为结束南北对峙和分裂状态作出 了有益的努力。俄韩、中韩正式建交,美朝、日朝间的接触和联系也大大增强。2002年 9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访问平壤,与金正日签署了《平壤宣言》,决定恢复日朝邦交 正常化谈判。2003年8月27日至29日,中、美、俄、日、朝、韩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 达成继续会谈以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意向。

两极体制解体后,俄美在东南亚的影响有所减弱,东盟的地位上升,作用凸显,其成 员国不断扩大,除新独立的东帝汶外,所有东南亚10国均已加入东盟。东盟倡导成立的 东盟地区论坛在推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促成亚太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主要因素是:(1)政治因素:亚太地区多极化起步较早, 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初步形成了中、苏、美、日四大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两极格局解 体后,亚太多极化进一步发展,东盟地位上升,印度崛起。各种力量既相互依存又相互 制衡,使任何一种力量都难以单独决定亚太命运。亚太安全问题只能通过有关各方的对 话与合作才能解决。(2)经济因素:优先致力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为亚太的安全与 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亚洲多数国家经济状况良好,成为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20世 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2%左右,而东亚地区在金融危机冲击后仍保 持6~7%的增长率。维护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已成为亚太各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3)中国因素: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同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 利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维护亚太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二)适应反恐斗争需要,大国关系改善,为亚太安全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不断调整,总的趋势是对话与合作逐渐加强。这是国际局势 和亚太局势趋向和缓的关键因素。“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凸显 。反恐斗争的现实需要扩大了各主要大国之间共同利益的范畴,为大国关系注入了新的 活力。大国关系的改善,为亚太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作为“9·11”恐怖袭击的直接受害国,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冷战结束以来最 深刻的一次大调整。从2002年9月17日布什总统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 件中可以看出,美国这次战略大调整主要有以下内容:承认美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危险 ”,同时强调美拥有全面推进其战略利益的“历史性机遇”;将确保美国土安全列为最 优先重点,相应进行国家安全机制及军事力量的转型;以“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作为 美国的主要现实对手,宣布将采取“先发制人”战略,把恐怖威胁消灭于萌芽之中;宣 扬美国价值观,力图为对外动武披上“为正义自由而战”的外衣。为了集中力量应付反 恐作战的现实需要,美国努力协调大国关系。由于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美 国上述战略调整成了这次大国关系改善的主要动因。在大国关系中,影响亚太安全最突 出的关系仍然是中、美、俄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不等于说其他关系不重要。

“9·11”事件后,美俄关系改善的幅度相当大。两国都把恐怖主义当成共同威胁,都 致力于建立美俄“建设性新关系”。双方在阿富汗反恐作战中进行了密切的配合与合作 。俄向美提供重要情报,为美开放空中走廊,对美军进驻中亚采取默许态度。2002年5 月24日美俄签署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条约》,被认为是美俄建立建设性关系的重 要标志。双方承诺在10年内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削减至1700~2200枚。

中美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9·11”事件前,布什政府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导 致中美关系僵冷。“9·11”事件后,美出于反恐作战需要,对华政策趋于灵活务实, 由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转向谋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中美关系逐 步由阴转晴,突出表现在布什总统在短短4个月之内两次访华(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 ,江泽民主席于2002年10月访美,胡锦涛主席于2003年内与布什总统两次会晤。中美两 国首脑频频交往,为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努力。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发展。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主席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 了中俄关系史上划时代的文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确立“世代友好 、永不为敌”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两国高层往来频繁,在各个 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条约在指导中俄关系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以 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三)亚太地区有良好传统,多边安全合作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不错

亚洲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祥地,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有良好传统。20世纪50年代 ,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与缅甸、印度等国领导人共同倡导并确立了以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基 本内容完全一致,以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作为各国的共同目标,既注重国际政治秩序的 平等合作,又强调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合理,以和平共处、平等协商作为处理国际关系 的模式。实践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原则也应成为亚太多边 安全合作的准则。

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安全领域的运用,针对过时的冷战思维的“新安全观”也在 亚洲应运而生。中国就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中国于1995年11 月发表的《中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和1998年7月、2000年9月及2002年12月三度发 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对新安全观都有较系统的阐述。2002年7月31日,中国政 府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文件”中称:“1996年中国就曾提出共 同培育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中国认为新安全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中国的新安全观符合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反映了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受到广泛支持,对全球和亚太安全合作的健康发展必将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亚太地区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起步较晚,与别的地区比相对滞后。直到冷战结束之后 ,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才有了实质性发展。属于第一渠道即官方渠道的主要有东盟地 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属于第二渠道即非官方渠道的主要有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东北亚对话合作会议等。“东盟地区论坛”由东盟外长会议于1993年7月正式倡议组建 ,在推动有关各方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9·11” 事件后,论坛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 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在 反对恐怖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还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 方行动宣言》,确认各方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2003年10月8日,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宣言》,宣布中国加入《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成为该条约的首个非东盟签约国,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伙伴 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上海合作组织”是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从1996年4月“ 上海五国”进程启动以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 国先后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 减军事力量的协定》,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就共同打击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达成共识。2001年5月,上述5国及乌兹别克斯坦元首在上海签 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6国多边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 会”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轨道多边安全合作机制,1993年由东盟国家和美、日 等国的研究机构共同发起,1994年1月正式成立,旨在发挥非官方渠道的作用,配合东 盟地区论坛开展安全对话,促进亚太各国间的安全合作,现有包括中、美、俄、日、印 、欧盟在内的成员20个。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尽管起步较晚,但已 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发展势头不错。

二、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不利因素

(一)亚太地区幅员辽阔,国多人多,多样性强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幅员辽阔,国家众多,人口最多,多样性最强的一个地区,无疑是 世界七大洲中的老大。据统计,亚洲陆地总面积约为4,46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 积的30%,约为北美洲的1.8倍,欧洲的4.2倍。亚洲国家多达48个(含俄罗斯),涵盖东 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南亚和中东等分区。亚洲人口多达38亿人(2000 年数字),约占全球人口的61%。世界人口过亿的10国中有7国在亚洲。亚洲1998年生产 总值约7.8万亿美元。

从社会发展模式看,亚洲堪称最为复杂、最具多样性的地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 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所说的世界7大文明中,有4大文明发祥于亚洲。儒家、伊斯 兰、印度等几大文明既涉及历史文化传统,又与民族宗教发展密不可分。几大文明的交 融和差异,构成了亚洲地区文化上的多样性。在政治模式方面,亚洲也存在很大的多 样性。美国所说的“4个残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除古巴外,中国、越南、朝鲜都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政经模式也各有其独特之处。以美国的盟国日本为例,虽推行议会制和市场经济,但日本政府对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宏观控制作用却比美国政府大得多。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就更大,发展很不平衡。亚洲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有被称为“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有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也有居世界最贫穷国之列的阿富汗、缅甸、老挝、柬埔寨、孟加拉、蒙古等国。巨大的社 会、文化、经济差异,为地区多边合作包括安全合作带来不少困难。仅仅亚洲就如此复 杂,如再把整个太平洋地区涵盖进去,多边安全合作的难度会更大。

(二)亚太地区大国力量交汇,利益追求各不相同,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想法存在较 大差异

亚太地区是大国力量交汇之处,中、美、俄、日、印等大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 安全利益追求,对建立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主张存在较大差异。

美国并非亚洲国家,但由于它西邻太平洋,更重要的是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和 国际影响力,它在亚太事务包括安全事务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或美国领导人自 称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作用”。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结成 军事同盟,“9·11”事件后又借阿富汗反恐作战之机渗入中亚和西南亚,插足南亚, 对伊拉克大动干戈。因此,美国是亚太安全合作中最大的“外来因素”,也是最难处理 的因素。亚洲国家主宰亚洲安全事务,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践上却是难以办 到的,美国的作用和影响无处不在。就拿中国来说,美国虽非中国的邻国,但美国却是 影响中国安全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如包括本属中国内政问题的台湾问题,都直接或间 接地受制于美国这一关键因素。因此,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只能面对现实,处理好美 国因素。近些年来,美国对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态度由冷变热,将它视为主导亚 太安全事务并进而建立美国主宰下的“亚太新秩序”的重要途径。早在1993年7月,克 林顿政府就抛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同年11月美国倡导的亚太经合组织首 届领导人会议之后,美国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依托,逐步扩大其职能,最终形成“新太平 洋共同体”架构的企图已明朗化。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企图通过 全面介入论坛活动,逐步控制论坛,成为推进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 又一依托。

俄罗斯国土面积1,700余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大陆,尽管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 欧洲,四分之三的国土却在亚洲。从地缘角度,俄罗斯比美国更有理由参与亚太安全事 务。俄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遗产,包括强大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和丰富 的资源;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前苏联遗留的大量历史包袱,特别是与独联体内其他前苏 联加盟共和国复杂的关系。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将于2004年加入北约,中亚和西南亚的独联体成员国正加强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引进美国的军事存在,以抵制俄罗斯的控制和影响。面对复杂的挑战,处于弱势的俄罗斯不得不以低姿态换取美国的战略合作,并通过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余 地。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正逐步走上复兴之路。任何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离开俄的参与 都是办不到的。俄主张逐步建立“崭新的地区安全体系”。从俄的现实情况出发,并与 其多极化观点相适应,俄认为应摈弃冷战思维,不以原有的军事同盟为基础,而应采取 循序渐进、由小到大、先易后难的办法,从建立信任措施等初级合作发展到危机控制和 处理等全面安全合作,由东北亚等次区域合作发展到“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日本虽经济状况持续不佳,但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一直在努力谋求世界政治 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地位,改变经济巨人和政治矮子的蹩脚形象。为此,冷战结束以来 ,日本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并修改了日美安全合作协定,使日本向海外派兵合法化。“ 9·11”事件后,日本搭美国的反恐战车,谋求自身发展,企图以美国为靠山,在亚太 乃至世界发挥更大作用,逐步抬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日本主张采取“双轨制”推进亚太 安全合作。一方面,坚持以美日安保体制为基轴;另一方面,推动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 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日本除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等的活动外,还于1994年11月 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地区论坛”的倡议。日本的这一建议得到韩国的支持,但与加拿大 关于建立“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会议”机制的主张有交叉之处。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已超过10亿人,通过改革开放正迅速崛起。印度1998年 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300亿美元,约等于中国的一半。随着经济的振兴,印度的扩张 欲望也逐渐膨胀,第一步要在南亚称雄,第二步则争夺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为实现这些目标,印度把巴基斯坦当成主要的现实威胁,把中国当成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外交上,印度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依靠与美国和俄罗斯亲善来牵制和削弱中国的影 响。在军事上,印不仅通过大量引进俄、美先进武器装备等举措加紧印军现代化进程, 而且于1998年5月进行了5次地下核试验,公开走上核武化的道路。印度对于建立亚太多 边安全机制也持积极态度。

东盟主张维护并扩大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推进论坛机制化,力图在大国平衡中保持 东盟的影响力,提高东盟的地位,它既要借助于大国平衡维持地区稳定,又要避免受到 大国的控制。近年来,由于战略力量对比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东盟及东盟地区论坛都出 现向美靠拢的倾向。

由此可见,有关各方由于不同的国家或集团利益,对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主张也 有很大差异。虽然都主张高举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大旗,但各自的着眼点都是增 强自己的国家利益并扩大自己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

(三)亚太安全形势复杂多变,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相当深的戒心和疑虑

与地大、人多、国多相联系,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一向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二次大 战结束以来的几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大都发生于此。可以说,在世界各大区中,亚太地区 的安全形势最为复杂,历史纠葛和现实纷争交织在一起,许多国家之间相互存在相当深 的戒心和疑虑,这对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构成重大障碍。

历史遗留的问题、特别是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领土和边界争端,一直影响着亚太地区 的安全与稳定。英国殖民主义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至今仍是中印边界争端的重要 起因。克什米尔问题也是英国殖民主义从南亚撤出后留下的遗产,印巴两国已为此进行 了3场战争和多次交火。俄日之间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和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归属问题, 仍是彼此全面改善关系的突出障碍。马来西亚和泰国、泰国与新加坡、越南与印尼、印 尼与马来西亚、印尼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间,也存在领土纠纷。

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在冷战结束后呈上升势头,几乎每个亚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此 类麻烦。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采取恐怖主义等手段,具有很大的破坏 性。例如:印度的印度教与锡克教及伊斯兰势力之间的教派冲突,不时导致流血事件。 阿富汗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塔利班的倒台而消亡。斯里兰卡僧迦 罗族与泰米尔族的冲突已持续数十年之久。印尼的教派纷争为“基地”组织提供生存空 间,2002年10月12日巴厘岛的爆炸案导致近200人丧生。缅甸、泰国和中国也都正受到 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袭扰。俄罗斯的两次车臣战争,以色列与巴 勒斯坦的持久冲突,伊拉克局势的持续动乱,也都与此有关。

包括美国在内的有些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仍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过时的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奉行“先发制人”战略,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动辄以制裁甚至动武相威胁 。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加剧。在这方面,美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 ,其军费开支居世界之首,2003年国防预算高达3,930亿美元,较上年度增长15%。日本 、印度等国也纷纷增加军费支出。据英国《2002年政治家年鉴》统计,1999年日本国防 开支403.8亿美元,印度150亿美元。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也愈演愈烈。继印度和巴 基斯坦于1998年5月双双跨过核门槛之后,朝鲜又于2002年10月正式承认一直在秘密开 发核武器。此外,日本、以色列等国早已拥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从地区安全形势看,在总体缓和的大势下,亚太仍存在较多热点,潜在的冲突源也不 少。除南亚地区的印巴对立、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和南中国海的潜在危机之外,朝鲜半 岛的局势很不稳定。美国一直将朝鲜视为“邪恶轴心国”或“无赖国家”,朝鲜公开声 称正研发核武器,更使朝美分歧尖锐化。台湾海峡的局势也潜伏着重大危机。台湾陈水 扁民进党政府不顾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对,执意走上台独不归路,导致两岸军事对峙升级 。美国坚持按《与台湾关系法》协防台湾,与台湾当局建立实质性军事合作关系,更使 台湾问题复杂化。

综上所述,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是大势所趋,前途光明;但道路崎岖,困难重重 。我们应从亚太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继续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方针。一方面,要顺应形 势发展的大潮流,积极参与并适时推动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循序渐进, 先易后难,趋利避害,慎重稳妥地处理好每一重大步骤,力争使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进 程朝着有利于我国的国家安全、有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的方向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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