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依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9）01-0033-05
岁月流转，传播学引进中国已30年。有论者在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时，认为我们今天的许多传播学研究或缺乏问题关怀，或根本无法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真问题”，① 然而笔者在梳理“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30年研究文献时却发现，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知识实践者缺乏问题关怀或无法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而是类似“真问题”，特别是事关中国传播学如何发展的问题或困境不断地、周期性地重复出现。笔者认为，相对那些具体问题而言，这才是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过程问题中的问题，或可谓之为当前需要认真对待的“真问题”。
本文讨论的对象是仿照王志兴《欧洲传播学研究概观》一文把以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称为“传播学学”的说法，② 将研究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称为“中国传播学学”，其知识生产、扩散与应用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中国传播学的学科规范、理论体系、方法体系，简称“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文献针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不断提出的背后原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文中出现的“中国传播学”指的是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相勾连的传播学知识体系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以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为根本，其意涵由“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传播学”两部分组成，而那些以国外的社会历史情境和信息传播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总结、评述等不在本文涉及范围之内。
积淀与堆积：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问题的重复出现
笔者在阅读和梳理研讨“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文献时，发现一些使用频率极高的关键词，比如“阶段”、“议题”、“成果”、“得”、“失”、“误区”、“成就”、“困境”、“问题”、“不足”、“对策”等概念或名词；对本文的研究论题而言，最为常见的关键概念是“问题”、“困境”、“误区”、“不足”、“未来发展”等。那么，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90年代、世纪之交近10年等三个大的时间段之中，知识实践者们又把自己的反思聚焦到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困境”、“问题”或“不足”上。
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于传播学的引进必须解决政治合法性与学科合法性的矛盾问题，传播学知识实践者们只得小心翼翼地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谋划和设计传播学的生存合法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之在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③ 直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知识实践者们才得以审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主要困境：“全国规模的传播学研讨会”“实在太少”；“各自为战”，“缺乏规划”；“教学、研究相互猜忌，提防”；④ 对传播学认识的“神圣化、神秘化”。⑤ 以今天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固然未必是最主要、最迫切的，却也是今天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的。
90年代，随着社会实践场域的转型，知识实践者们对此时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与把握。陈力丹认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中要注意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方法，要对符号学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对思维学应有所研究，要注意其他与传播学相关的学科理论尤其文论的进展，而且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传播思想史的深刻理解之上。⑥ 林之达提醒同仁们要注意国外传播学中非科学的成分，注意国外传播学界轻视基础理论的倾向，注意五W传播模式的束缚等三大问题。⑦ 黄旦等人则用量化数据统计得出以下结论：问题之一是“全面了解不够”，“几乎大家都是用所知有限的那几个术语，站在同一层次上来回耕作相似的东西，不同的仅是着重点而已”。问题之二是“应用研究难成气候”，“我们的研究大都是拿着这些现成的套语，并从原有习惯的思维定式——社会学、政治性角度，来解释现实问题”，“难以有大的影响”。问题之三是“研究对象过于单一”，“大多以大众媒介为对象，事实上是大众传播研究”，“传播学研究无新的突破，总让人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⑧
到了世纪之交，对中国传播学问题的反思更为沉重与尖锐，尤其在学术自主和学术规范的导引下。徐耀魁指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四大误区：误区之一，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提法既不科学，也不策略，有悖于中国的国情，无助于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误区之二，把传播学看作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企图用传播理论解释一切；误区之三，传播学本土化，“提法不准确，不科学，容易产生误解”；误区之四，跟随美国传统学派亦步亦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介绍美国传播学研究概况和翻译美国的传播学著作起步，无可厚非”，但“时至今日仍在翻炒他们的冷饭，我们就会有味同嚼蜡之感了”。⑨ 吴予敏则提出，传播学研究“要面对的真正的困难是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吊诡。也就是说，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缘故，很难将某种理论方法作为贯穿的知识逻辑”。具体而言，“在中国，往往用来批判全球化的传播秩序，采用‘文化帝国主义’、‘媒体资本批判’的视角，而回到本国实际中，对于媒介权力与社会公义的关系就讳莫如深，只好采用管理学派和纯粹经验性或形式化的研究。对外的研究，强调的是传播权力平等，对内研究强调社会控制和权力主导。”⑩
徐剑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分析，找出了目前在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在学术生产过程当中，普遍存在一个”权威崇拜”的现象；二是学术研究的规范还有待于完善，“多的是历史的、思辨的逻辑推理研究，而缺乏实地的、实验的调查分析研究”；三是缺乏有影响、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这已成为新闻与传播学要想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段京肃教授指出：“传播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传播学在新闻传播类专业中的地位如何确定，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什么，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目前都在困扰我国的学界和教育界。”刘建明则对传播学的现状进行了诘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归结起来，即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均由此而展开。他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必须克服两种错误的做法，即“泛化”和“玄化”。“任何学科必须有相对的研究领域，而且要局限在同种现象的集结点上，才显现出清晰的轮廓。超越这两条界限的学科都会导致泛化。传播学无所不包，难以深入学理的内在层次，表现出蜻蜓点水的宽泛和浅尝辄止，正是越过了这两条界限。”(11) 陈力丹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传播学研究课题的设立，表现出相当的急功近利心态。研究者需要一套新的概念和方法，提供显示传媒影响的实证资料或确定公众对信息需要的合法性质；或者表现为用一系列新概念来响应、强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些宣传口号，以获得各方面的利益（评奖、晋级等等）。”“这样做，在总体上会制约我们对于传播学的深入研究。”(12) 还有论者通过反思我国20多年的传播学研究，发现一个显著问题就是“想象力”的缺失，这主要体现在传播研究者质疑精神与问题关怀的缺乏，传播研究核心议题对“人”的研究的忽视以及研究方法的僵化三个方面。(13)
以上从总体上说明了30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播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困境或问题，至少从90年代以来就有明显的认识。下面，笔者换个角度，从专题的角度，如以“传播学本土化”论题为例，再次说明这一点。
“传播学本土化”是中国传播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或者说是“我国传播学界的共同意志”，“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14) 尽管提出之初，就意见纷纭，比如陈力丹教授认为，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口号要慎重，“某学就是某学，一定要某国的什么学，其实很难成学。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物理学或中国的化学，为什么一定得有中国的传播学？”“不宜简单地将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传播观点，视为是传播学的‘本土化’，而仿佛介绍西方的传播学观点就是‘西化’”，“也不宜将传播学本土化理解为庸俗的所谓‘理论联系实际’”，(15) 但从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大多数学者而言，“传播学本土化”似乎已成为一个中国传播学界的核心课题之一。如首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确立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方针，试图在引进外国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我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则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的主要任务。”此后，一直到2004年10月的第八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尽管主题已经在新的社会技术语境下进行了本质性调整，但传播学本土化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可以说，“传播学本土化”如此高频率的出现是中国传播学演进中的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以至有学者断言，“在近三十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学本土化’已经成为居于霸权地位的主流话语和‘主导范式’”。(16)
尽管如此高频出现代表着中国传播学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建立中国传播学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迫切需求，但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成果却似乎难以让人满意。王怡红在90年代中期即认为，我国传播学界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本土化意愿，可是“面对学术的诘问，我们有所作为了么？我们不需要向有限的生命忏悔吗？”(17) 李彬也在同一时期提出类似困惑：“以特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本土化的困惑来自两点：一是语境的转换已使真洋鬼子变为假洋鬼子，所欲本土化的东西似已来路不正；二是意在自食其力的动机有可能转为替他人做嫁衣的结果，学术的自觉有可能出自学术的盲从。”(18)
邵培仁先生在1999年回顾检讨20年来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历程和实绩之后，发现了这一研究遇到诸多困扰：（1）两岸三地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意蕴的理解与解释并不一致，使得研究目标有点模糊混乱；（2）两岸三地传播学者在语言沟通与资料交流方面存在一些困难；（3）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在与本土化传播研究竞争中，处于明显有利位置，挤占了后者生存、发展的空间；（4）从事传播学本土研究的人士基本上以新闻与传播学者为主，人数虽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嫌稀少；（5）从事“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人，“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对当今学术界人士有很大的吓阻作用。(19) 张健康在2004年《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一文中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整体处于令人不得不重视的“亚健康状态”：一是视野狭窄粗浅导致一定程度的“短视”；二是重复与依赖导致一定程度的“失语”，“没有运用好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对中国特有的传播问题进行探讨”；三是重定性轻定量造成一定程度的“跛脚”，“定性定量结合、两条腿走路是现代传播学研究推崇的方法，而现阶段定量研究还没有在我国传播学研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20)
总之，无论从中国传播学学科整体而言，还是就“本土化”等类似专题而言，中国传播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困境或问题，某种意义上是重复性的、周期性的出现在知识实践者们的分析中，某些问题甚至可以说始终就堆积和积淀在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过程之中。
路径依赖：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
上述列举说明，尽管在中国传播学演进和发展的不同阶段，知识实践者们分析的视角有所差异，并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一些崭新议题，但其中一些问题，如“跟随美国传播学亦步亦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研究对象过于单一”、“缺乏接近中国现实的‘想象力’”等却一再“涛声依旧”、“重复出现”，几乎成为研究者们心头“永远的痛”，正如吴廷俊先生痛切指出的：“信息时代，无所不在的传播行为与现象使得传播学格外受到重视，但内涵明确、外延宽泛的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却陷入了难言的尴尬。它的理论，它的教育，它的应用，总让人感到有种穿小鞋、着紧袍、难以施展能量的拘束。传播学的学者呼吁已经许久了，如1997年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就发出了‘寻找传播学研究突破口，关注传播学自身建设’的呼吁。但至今传播学发展的光景依旧，困惑依旧，如时至2001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学者们依然在讨论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21) 实际上，即使是历届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及在2001年至2007年连续七届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学科建设和传播学教育问题也仍然是论坛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这种对中国传播学发展格局不满及其相关问题的一再重现似乎表明，中国传播学的概念知识系统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理论上的悬置和空耗之中，似乎一直处于知其应“为”，却又始终没有“作为”的尴尬与困境之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把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造成这种传播学研究弊端及其相关问题的背后机理是什么？为什么导致种种弊端的中国传播学学科现状不仅没有大的起色或变化，反而一再需要耗费学者们宝贵的学术生产精力和资源去不断地进行警醒式的发问和呼吁？也许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正如一句哲学名言所证实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可是，如此的循环解释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合理而充分的理由。
面对传播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吴廷俊先生提出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传播学原理与运用作为一种基本素质进行教育，并以此作为传播教育的新思路，在为社会贡献学科能量与价值的同时，促进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学科的建设。”(22) 这一思路立足解决传播学教育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有其实际的立足点，但是，“学科／规训（Disciplinarity）从来都负载着教育上难解的谜团，也就是既要生产及传授最佳的知识，又需要建立一个权力结构，以期可以控制学习者及令该种知识有效地被内化”。(23) 传播学教育与传播学研究如此的相互勾连与彼此依赖，难道仅仅去扩大传播学教育的内涵，就能解决传播学研究中的这些问题，促进中国传播学学科的建设？况且，教育只是传播学问题中的一部分，其他问题比如“缺乏现实想象力”能否通过扩大传播学教育的内涵去解决？
显然，继续深究下去，必然会促使我们去追问，这种“问题”一再出现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类似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或“锁定效应”（lock-in）的悖论式的制度障碍呢？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经在解释制度变迁和经济贫困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现象。具体而言，在社会经济长期演变进程中，存在两种路径依赖模型。模型Ⅰ：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率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品质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入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其至“锁定”（lock-in）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模型Ⅱ：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如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行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诺思模型Ⅰ与诺思模型Ⅱ实际上只是路径依赖中的两种极端情形，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中间情形。但总的结论是：“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路径要来得方便一些。”(24)
诺思概括的“路径依赖”现象显然可以把中国传播学30年的发展研究引向深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编委会认为，“研究未来，预测未来，就要看到现在的不足，就要有批评精神。没有批评精神的学者不能算是真正的学者，批评（包括反批评）越多离真理越近。”(25) 在学者们不断地寻求解释和揭示当前中国传播学发展所存在的断裂与僵化的危机时，“路径依赖”现象促使研究者去批评性乃至批判性地追问：导致这样一种危机格局的，究竟是知识生产者也即传播学研究者自身的原因，还是学术基金所提供的科研经费不足？究竟仅仅是由于传播学引进的时间太短，还根本没来得及去完整、系统地引进各种传播学知识体系，还是由于我们的学术生产体制转型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还非常深刻地提醒我们两点：一是导致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那么，在我们的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中是否存在某种企图巩固现有传播学学科知识生产格局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如果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形成以后，制度变迁就可能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了。(26) 假如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历程中存在着这种“路径依赖”现象，那么今后的传播学变革的努力就是这种“修修补补”么？到中国传播学40年、50年时这些问题是否已经迎刃而解而不再如噩梦般挥之不去？还有一点，如果不是这种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凤凰涅槃，羽化再生，那么，主导未来中国传播学变革的主体力量是谁？这样的变革在路径依赖的既定格局中又如何得以可能？
结语。分析表明，在问题或困境周期性出现的背后，实际上是型塑中国传播学目前发展格局的一系列制度在起作用。如此一来，中国传播学研究要走出路径依赖的怪圈，“说实在话，这个问题可能暂时找不到答案”。(27) 因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出路掌握在国家、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技术制度、大学以及教授团体等结构性力量手中，特别是教授团体的自主意识与创新意识中。
［收稿日期］2008－12－10
注释：
① 刘勇《“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
② 王志兴《欧洲传播学研究概观》，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论集》编写组：《新闻学论集》，第十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③ 祝建华、吕继红《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新闻大学》，1983年总第6期。
④ 姜克安《传播学研究评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在梳理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时，笔者尽可能采用原文，但篇幅以及行文风格的差异，迫使笔者对部分原文作了一定程度的整理。
⑤ 李彬《传播学即宣传学：兼论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⑥ 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
⑦ 林之达《传播学引进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
⑧ 黄旦、韩国飚《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
⑨ 徐耀魁《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⑩ 吴予敏《传播学知识论三题》，载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11) 刘建明《传播学的稚气与科技传播学的完善：兼论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新闻界》，2000年第1期；陶鹤山《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12) 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断想》，载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13) 刘勇《“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
(14) 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15) 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16) 朱晓军《刍议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意识与路径选择》，《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7) 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18) 李彬《反思：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19) 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20) 张健康《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1)(22) 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载张国良、黄芝晓《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3) 霍斯金《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意想不到的逆转》，载［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9页。
(24) 以上关于“路径依赖”的分析请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81－86页。
(25)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编委会《总序》，载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27) 段京肃《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原文是“说实在话，这个问题可能找不到答案”。笔者引用时增加“暂时”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