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到抗战——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以启蒙思想家和政治革命家而著称于世的。但是，他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出路，寻求救国方案时，也曾思索和分析过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问题，提出过一些颇有见地的经济观点，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社会经济思想也是陈独秀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采取纵向考察和横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从辛亥到抗战社会经济思想的演变作一系统探讨和分析，并力求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特点，可以大致把它分为三个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是早期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3年12月国民革命前夕是转型和发展阶段；从1924年1月国民革命开始到抗战时期是拓展、深入、反思阶段。下面就按这三个阶段，对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逐一进行探讨、分析。
在早期阶段，陈独秀在积极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和从事思想启蒙运动过程中，就开始注意观察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分析中国现实经济状况，并提出他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观点和主张。概括地说，这一阶段，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基础”观
陈独秀在早期虽然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是从爱国救亡的立场出发，他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决定作用。他曾反复指出：“现实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古今社会状态之变迁，与经济状态之变迁，同一步度，”又说：“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1] 基于此，他认为，欲求政治革命成功则必先求经济革命成功。“社会经济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2]。后来，陈独秀进一步认为社会的进步，归根于经济生活的进步，他指出：“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3] 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4]。反之，如果一种经济制度内部不成熟，也绝不能贸然“取法乎上”。陈独秀的这种经济“基础”观正是其后来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利权”观
陈独秀认为，铁路、矿产、货物是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权利”：“利权”在，国家兴；“利权衰”，国家亡。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贫穷落后，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利权——铁路、矿产、货物旁落为帝国主义所掌握。“铁路矿产货物，这三样是一国顶要紧的利权，若是这三样利权灭亡了，那国里就是有皇帝，有官吏，也不算是一个国度了”[5]。
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铁路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动脉，对此，陈独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现在世界上，万国交通，水有轮船，陆有铁路，瞬息千里，好象缩地法一样，”“现在各国谋富强的法子，都是以多造铁路，为独一无二的法门。”[6]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国掠夺筑路权，建造铁路，陈独秀认为这是西方列强控制别国经济命脉的“至妙极高的毒手”。土地袤大的中国，铁路权日益被英、法、德、俄、美、日、比等国所操纵，用不了十年，中国就会变得“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举目四看，十八省的火车，来往纵横，都是碧眼黄须人的世界了”。而“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国的势力所到的地方”，“大权既旁落在他们手中，日后我们中国人，只好帮他做修路搬货的苦工，象那远货搭客无穷的大利，都归洋人所得了”，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被迫使用他们的铁路，“到那时我们四万万人民，便是束手听他糟踏”[7]。
矿产是国家的重要财产。陈独秀把矿产视为“中国人的命脉”，这也是针对列强疯狂掠夺中国矿产资源而发出的由衷感叹。从陈独秀早期的文章看，他不仅对本省安徽的矿产资源情况有所了解，而且对中国的国土资源分布情况尤其是被列强侵占的部分，作了认真的调查和统计。经他列举的主要矿产就有：河南怀庆河市黄河北各山的矿，云南省全省的铜矿，四川省六州厅县的煤、火油、铁矿，贵州省平运县雾山的云母矿，以及广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的矿山资源。这些丰富的矿藏，“现在大半都落在外洋人的手里”，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让他们搬空了”[8]。国家要富强，金、银、煤、铁矿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生产资料，“一国的矿产若落在外国手里，那一国的死命，便也握在外人掌中”[9]。数年后，“中国人都成了穷鬼，就是做工的人，也不过弄几个工钱糊口而已，大宗银钱，都被洋人弄去了”[10]。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独秀说：“中国失去了矿产的利权，便是一种亡国的现象。”
货物即商品。陈独秀认为货物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国对外贸易中是逆超还是顺超。因此，它也是一国经济实力标志的重要方面。中国通商几十年，结果是“洋货日入，银钱日出，弄得国痨民贫”[11]，其关键因素之一是：中国的货物质量差，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于是洋货充斥国内市场，白银大量外流，国力随之渐弱。陈独秀认为，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不能靠国人在购物时发扬“爱国心”，因为优胜劣汰是“天地间一定不移的道理”[12]，人人都要趋从这个道理，只有提高产品的质量，才能逐步改变劣势。陈独秀以日本维新变法后改良产品为例，指出国人如果认真“考究工艺的学问”，“大开工厂，仿造西洋各样货物”，提高产品质量，也会像日本那样，“不到几年，国里动用的货物一概是本国制造的。外洋进口货，一年少似一年”，逐步实现“国富兵强。”[13]
(三)“关税”思想
陈独秀早期对关税自主权极其重视。他曾撰文指出：帝国主义对我国主权的侵犯包括：干涉海关收税权、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航行内河、纸币直接流通市面、强迫租借领土等项，其中“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制中国人的死命”，因为“产业落后国，全靠保护政策的关税制，对于和本国竞争的工业品重抽进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品和外品有竞争之余地；对于本国工业需要的原料重抽出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得着廉价的原料减轻成本，如此本国的工业方有发展的希望”[14]。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收税权操诸外人之手，税务司必用外人，税则必得外人同意才能增减。这种协议关税制造成严重后果：一是外国货物得以最低廉的海关税及子口税畅销全国，资本薄弱的本国货又加以厘金之盘剥，那里还有和外货竞争的余地。二是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料(如棉花等)，不但不能禁止出口，并且不能自由抽重税阻其出口，在求过于供的原则之下，本国工业遂不得不以高价的原料加重成本。在这样压迫的协定关税制之下，中国的工业将如何发展[15]？基于上述认识，陈独秀指出：现在的中国关税问题，已经是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的第一重要关键，中国人民应力争关税自主[16]。
陈独秀还进而阐述了关税自主的基本内涵。他明确指出：我们所谓关税自主，具体说来，“乃指税则自主与管理自主二事”，税则自主即中国有权制定各种海关税收的条款，不受他人干涉，从而使中国的关税政策能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发展；管理自主，即海关行政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能自主，“税务司不论任用本国人或外国人，一切用人行政支配税款，才能由中国人自由处置”[17]。基于对关税自主权的这种理解，陈独秀尖锐指出：裁撤厘金，固然是全国人民急迫的要求，但绝对不可拿来做关税自主及加税的条件，因为关税应该自主，厘税本来自主，裁厘应该是自动的，关税自主及加税应该是无条件的[18]。
(四)“勤俭”观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物产必丰，经济实力就强。陈独秀认为，一国国力的发展，必须以经济力为标准，而经济力又取决于生产三要素：土地、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要素至关重要。因为“资本之初源，仍出于土地与人力，土地而不施以人力，仍不得视为财产，如石田童山是也，故人力应视为最大之生产要素”，“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西洋各国经济之所以发达，国富民强，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劳动视为神圣事业，“劳动神圣，晰族之恒言”。反观中国，“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终于养成了“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的恶习。在高度竞争的时代，西方社会珍惜时间，把时间视为金钱，“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而“吾华惰民，即不终朝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可贵有限之光阴，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博奕而不惜焉，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鉴于此，陈独秀疾呼：“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隳，爱国君子，必尚乎勤。[19]
“尚俭”历来被社会有识之士视为美德，陈独秀的可贵之处在于从经济学的角度赋予“尚俭”新的涵义。他说：“消费之额，不可超过生产，已为经济学的定则”，这一定律决定了国家必须提倡俭朴之风，“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然而，中国社会崇尚奢侈，“国民而无贮蓄心，浪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缺乏现代经济观念，认识不到现代社会中“资本之功用”[20]。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有雄厚的资金，但是，“合之赔款国债，每岁正货流出，穷于计算”，国力衰微至此，如果“再事奢侈，不啻滴尽吾民之膏血”[21]。
从上述可以看出，陈独秀不但把勤俭视为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把勤俭当作衡量一国经济力的标准之一，并把它们与国家的富强相结合。这种观点表明，陈独秀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已能深入到社会经济现象背后，从文化思想观念的高度，进行整体把握和透视。实际上，在这里他已自觉不自觉地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新命题，并为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是陈独秀早期经济思想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值得我们深思。
(五)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落后原因与对策
陈独秀早期在考察和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现象时，十分重视对中国经济落后原因的探讨与总结。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经济之所以十分落后，工业不发达，客观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主观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道德上的，“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者也”。二是法律上的，“债权无效，游惰无惩；此法律之害于经济者也”。三是政治上的，“官吏苛求，上下无信；姬妾仆从，漫无限制，此政治之害于经济者也”。陈独秀认为，正是这几种原因，造成中国“生寡食众，用急为舒”的状况。基于此，他指出：“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22]
根据上述分析，陈独秀初步提出了发展民族经济的对策：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加强利权保护意识。他指出，中国物产资源“实在是富足的很”，“矿产有煤、铁、金、银、铜、锡、铅、水银、青矾以及各种珠宝宝石；各样的树木鱼兽，无不俱全，而且很多”，“若是自家开采起来，真是万世子孙使用不尽的财产”，中国“岂不是大大一个富国么”。但由于封建迷信，“自家拘了风水的邪说，不肯开采，也难怪洋人都来垂涎”。国民意识不到开采有价值，那些总督、抚台、总办、绅士们则为了蝇头小利把“本国四千年来祖传的金银财宝，你一处、我一家，私下里送了外人”[23]。鉴于此，陈独秀强烈呼吁国民增强利权保护意识，加强对本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反对外来侵略。二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三是确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政治法律上的保障。
总之，陈独秀早期经济思想的主旨是谋求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正因为此，这一时期，其经济思想充满了炽热的爱国情怀，具有浓厚的爱国政治色彩。
二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其突出特点是，由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转型发展为力主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采用社会主义发展工业，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
这一时期推动陈独秀思想认识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遍及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因素是1919年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在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风潮的推动下，经过巴黎和会“这番教训”，陈独秀长期以来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追求，连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破灭了。从此，他明确表示拥护俄国的十月革命，并把眼光从法兰西文明转向苏维埃俄国。此后，陈独秀开始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两年以前，他还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学说之兴“似可缓于欧洲”，而到1919年4月6日，他发表《纲常名教》一文，已经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24]。同年4月27日，陈独秀又发表了《贫民的哭声》一文，他以社会科学家的观察，悉心倾听着“北京城里一片贫民的哭声！”并预言“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叫那班文武官僚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在该文中，他开始用阶级观点观察欧美各国，看到资产者和雇佣工人“贫富悬隔”，“所以穷苦的工人时常和开工厂的资本家为难，渐渐造成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重大的问题。”[25]
陈独秀思想认识上的这种变化，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他1919年6月11日被捕入狱后三个月的铁窗生活，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他出狱后不久，于1919年12月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初步运用阶级观点剖析了他长期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区别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民主和二十世纪无产阶级民主具有不同性质和内容，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26] 不久，他又撰文公然声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27]
当然，陈独秀此时思想认识上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经历了曲折和反复。这主要是1919年底至1920年初，由于受到杜威、罗素等资产阶级学者来华讲学的影响，陈独秀思想一度出现了明显的停滞和倒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其思想中又占据一定的地位。然而，随着1920年初，苏联红军打通了反动势力在中俄边界的封锁线，中俄交通得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冲破各种逆流在中国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思想上的停滞和倒退现象很快得以克服。1920年4月他声称“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28]。表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此前后，他发表了《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着重从经济上论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在前篇文章中，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后两篇文章中，陈独秀论述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说驳斥了资产代理人的谬论，揭露资本家以红利名义榨取工人劳动血汗，并说：“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宣称中国不能再走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的错路。陈独秀上述几篇文章的发表及所论述的观点，表明其社会主义思想已初步形成。此后，他又发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文对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完善。
概括起来，陈独秀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
陈独秀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建立，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的。他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他指出：“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29] 对此，上海厚生纱厂经理穆藕初辩解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工人的工资不是在递增吗？陈独秀反驳说：“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30] 这里，陈独秀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
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陈独秀继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现象。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分配方法是承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这都造成了社会生产量和社会消费量的不同等增加，由此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陈独秀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因此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原因也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名为自卫，或是爱国，或是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骗人的话，其实都不外销纳剩余的生产品，好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好维持资本阶级权利，”“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底根本原因”[31]。
由此，陈独秀对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32]
(二)“代资本主义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
陈独秀在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作了初步论述和设想，其要点有：
1.社会主义不能马上完全废绝私有制。陈独秀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33]，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有工作机会，谁也不能侵夺他人的劳动成果。可是，中国革命是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是相当困难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待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思想文化乃至道德水准都达到一定程度后方能实现，即便如此，私有财产也不会随之消除。所以，陈独秀强调：“非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不是玄家学，自始便未尝妄想一革命能够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不过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指示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罢了。”[34] 新生人民政权只要把大企业和土地收归国有，就完全掌握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此基础上，保留一部分私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之，当公有制诞生之日，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私有经济绝种之时。
2.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行的所有制结构。陈独秀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对未来社会所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提出了设想：“国民革命成功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他同时强调：“我们所谓采取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那么，中国革命胜利后，应以哪种生产制度为主，陈独秀明确表示：“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35] 很明显，在陈独秀所设想的蓝图里，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绝对排斥资本主义经济的。
陈独秀对未来社会经济结构的设想虽然不很完整，甚至存在某些认识上的偏颇，但是他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相衔接，创造一种包括对外通商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行，不搞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的主张，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落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这种客观实际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3.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不宜高度集中。陈独秀原先认为“资本归公”后，“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有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36]，并指出：“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所有生产品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非为资本家利润而生产，是为用而生产，非为卖而生产。”[37] 这里，陈独秀所说的统计调节，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他把“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与“统计调节”联系了起来，指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地方经济差别大、经济生产形式不统一这一基本事实，陈独秀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统一性与计划性绝对化，盲目追求经济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基于此，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避免各自为政的过度分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也要防止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高度集中。他说：“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之。”[38] 权力适当下放，有利于调动地方和基层积极性，这是与我国经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多层次性相适应的。
4.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多数人幸福，但“平均贫富不是社会主义”。陈独秀最初论述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心理动因，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因此，在陈独秀的许多文章中，经常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比较，把能否实现多数人的幸福，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标准之一。例如，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指出：“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并不能给共和政治以全面的肯定，因为共和政治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理想的社会。“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共和政治被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和操纵，“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政治[39]。后来他在《造国论》中进一步指出：将来国民革命的胜利也只是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是经济上的成功，还须进行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因为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40]。
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难的，除了国内外诸多的不利因素外，人们还常常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劫富济贫，经济拉平，实行“共产”。陈独秀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辩驳，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从表现形式上看，是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和分配方式的变化，而实际上这种表现形式的变化根源于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专门从事分配方法的改革，“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41]。
(三)“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得的是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42]
陈独秀原先重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主张以此实现中国工业化。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其经济思想的转型和发展，他力主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理想形式。因为，在陈独秀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是一条流弊万端和危机四伏的道路，并且不符合中国实情。他说：“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43] 因此，陈独秀认为，工业化的道路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但中国若步欧美、日本之后尘，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前途险恶而重蹈西方工业主义的覆辙。实业落后的中国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中国的工业化欲避免西方工业主义的险途，惟有走社会主义之路，这样才能取工业化之利而避资本主义之害，从而建立一个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新社会。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主张，不仅体现了早期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而且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运动走出“西化”困境而探究新路的创造性转折。当然，此时，由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准备不足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欠缺，因此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不如后来毛泽东等中共党人那样深刻，他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之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取舍，尚缺乏从社会、历史、文化诸层面加以把握的理论深度。不过我们指出这一点并无损于陈独秀在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上做出的积极贡献。
综上可见，陈独秀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论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内容的经济思想适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初的基础，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时的基本特征。同时，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同时代的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相比，在诸多方面又有其独创性和科学的预见性，这些独到、精辟的观点、主张，时至今日，对我们仍然富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作用。
三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逐渐转型、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转型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要求。然而，陈独秀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建立，主要的并不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准确、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世界革命风潮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冲击的结果。关于当时的世界大势，陈独秀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44]。陈独秀这个论点的主要依据是“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各国的社会经济都是受世界资本主义的控制和支配，中国社会经济也不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他认为中国与欧美、日本只是工业发达的程度不同，在社会性质上并没有质的差异。既然中国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当然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在当时组织和领导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论战的直接焦点是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对持前一种论点的张东荪等研究系分子作了猛烈的批判，并指出：“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陈独秀的结论是：“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45] 显然，陈独秀的上述主张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
1922年以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当前中国的迫切任务并不是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应是与民主派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在共产国际这一理论与政策的影响、推动下，陈独秀开始重视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思想认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从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现状出发，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过程是不能超越的。例如，他在1926年9月就曾指出：“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46] 到了抗战时期，陈独秀更是从人类进化形式及规律的高度论证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陈独秀后期社会经济思想的再度转变，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是对其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回归，因为此时的陈独秀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已有了相当的了解，而且当他在谈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时，他并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信念和向往。实际上，后期的陈独秀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是其对以往社会经济思想的拓展、深化和反思，其主旨是从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探讨中国达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
陈独秀后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一)“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47]
抗战时期，陈独秀把资本主义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48] 他说：“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49]，“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50]，社会主义“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至于生产集中和技能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是相同的”[51]。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52] 可他又认为，“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53]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先，社会主义在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过程，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非由人类的主观愿望决定。他通过对中外国营工业发展的情况分析指出：“即使国营工业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54] 他以苏俄国家工业为例，认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55]，苏俄虽然变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但还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56]。他分析了当时中国有些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见，认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和做法仍未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此，他认为，“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就必须毅然决然地采用资本主义制发展工业，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够消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57] 在文章的最后，陈独秀总结说，他并不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58]。由上可见，陈独秀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上考察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不可以逾越的，认为中国社会经济超越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就难以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前提。
(二)“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59]
陈独秀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出发，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毫无疑问地属于进步的经济成分，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反动的。陈独秀认为，“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消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和罪恶。”[60] 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61]，而当时无论走循序进化的路，还是走跳跃进化的路，条件都不成熟，因此，“目前还是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都不能等待”，只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制。他引证列宁的话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更是如此”[62]。基于此，陈独秀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固执地坚持私有及均产，“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是反动的，只能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因此，陈独秀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63] 这里，陈独秀很明白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落后中国属于进步的经济成分，需要大力发展。
(三)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64]
陈独秀所谓的“民族野心”，主要是指创造欲，与伟大、向上、有志气等是同义语。他认为民族野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民族竞争意识，才有民族的觉醒。他说：“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飞跃。”[65] 由此，陈独秀大力宣传民族野心，并从民族野心出发，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形势，指出：“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又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66] 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影响到“民族资产阶级昏懦可怜”，以至抗战一年来，“为抗战而尽力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67]。陈独秀批评了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的做法，认为那是“痴人迷梦”，同时也反对那种承续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吊子的见解”[68]。总之，陈独秀认为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抗日战争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力量。他希望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走进中国，以激发民族竞争意识，即“民族野心”。
(四)“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69]
陈独秀认为中日两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成为中日战争的经济根源。他强调“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认为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说：“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70]“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为急于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市场于是发动侵华战争，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只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在中国方面，自一次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中国走向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日本不允许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兴国，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71] 从上可见，陈独秀揭示出中日战争的经济根源在于两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矛盾，因此，战争的主要目的及实质在于为资本主义工业而战，这种从争取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意义上看待抗日战争的观点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陈独秀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其理论上的缺陷与不足，但仍有许多合理的成分，比如，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阶段，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必经的历程；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提倡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要把资本主义大胆地利用起来，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等，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因而是正确和合理的，对此，我们应该给予科学全面的评价，切忌简单化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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