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视野下的印度洋 地区地缘环境与地缘风险
冯传禄
【内容提要】 “海上丝路”视野下，印度洋天然具备吸引大国展开地缘战略竞争的内在物质性条件，比如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全球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等；然而，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却并不是中国在印度洋方向所面临的主要地缘风险，甚至不当寻求印度洋制海权有可能让印度洋“危险论”一语成谶。同时，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步入上升通道是不争事实，但截至目前，印度洋地区并不具备构成全球经济中心的所需的经济体量规模，也并不具备构成全球政治中心的国际权势基础，所以并未构成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也非全球主要大国的“地缘战略重心”所在。对中国整体地缘战略而言，印度洋方向也只能定位为一个次要战略方向，否则会有战略资源配置失当、在印度洋方向战略透支的风险。随着“印太”概念勃兴，印度洋方向成为美、印等国防范、遏制中国影响力拓展的又一重要方向；由此，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构成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面对的一项主要的地缘风险。同时，环印度洋地区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地区里的地缘政治动荡和安全问题有易发、多发特点以及显著外溢效应，故而，域内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是中国在此所面对的另一主要地缘风险。以上两者对中国维护和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远远超越印度洋战略通道安全问题以及印度洋海盗、地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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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新、老因素(诸如“印度洋海盗”“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颜色革命”及“波斯湾能源”“印度洋战略通道安全”等问题)持续发酵，使得印度洋地区长期汇聚全球关注目光；此外，美国为护持霸权和境外反恐，几度在印度洋北岸军事出击，而中国与印度双双显现各自崛起势头并增强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令国际社会急于重新评估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比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在其颇受关注的《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Monsoon：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注] Robert D.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 New York; Random House,2010.书中指出“美国版的世界地图总是将西半球置于中上方，而印度洋几乎消失殆尽，这间接反映了西半球在已经远去的20世纪是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事实；然而到了21世纪，这一切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1世纪的中心舞台》(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文中卡普兰着重强调了“印度洋事关21世纪美国权力的未来”。[注] Robert D.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 Vol.88, No.2,March / April 2009, pp.16-32.除了卡普兰，在美国还有许多战略分析人士也都认为20世纪地缘战略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经典区分无法再继续使用，21世纪“历史的地理轴心”将是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印太”地区。在印度，2004年发布的首份带有海洋战略性质的关于国家海洋周边环境及如何应对挑战的官方分析报告“印度海洋学说”中也曾预测“世界海洋的焦点将从大西洋-太平洋转移到太平洋-印度洋地区”;而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主管拉贾·莫汉(Raja Mohan)，在其2012年所著的《中印海洋大战略》中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大国崛起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构成国际话语秩序的多个传统地缘政治概念提出了重构的需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必须被看作一个统一的综合地缘政治舞台”；与他观点类似，印度著名战略学者库拉纳(Khurana)等也着重强调印度需要将“印太地区”或“大印度洋地区”作为新的全球地缘政治参考框架。
随着那些有着全球视野的国家战略体关于印度洋地区战略价值的相关认知进一步被强化，“印太概念”在近年里已然勃兴，美印日澳等国纷将印度洋地区视为全球范围内需要密切关注的地缘战略核心区域之一，相应地缘战略布局调整和博弈性大国互动纷至沓来(诸如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印太战略”“东进战略”“季风计划”“亚非经济走廊”等垮区域性的地缘战略规划纷纷出台)，进而使得印度洋地缘战略环境日益复杂化。中国南亚研究著名学者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张力教授指出“(印太)这一构想的提出和推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区多边格局的走向，影响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的战略利益，以及中国对美国亚太战略、美印关系及其他相关盟友与伙伴关系的评估与反应。”[注] 张力：《“印太”构想对亚太地区多边格局的影响》，载《南亚研究季刊》, 2013年第1期，第3页。
在当前这个新开启的“印太时代”里，对于中国——这个共建“21世纪海上丝路”的倡议者、日益扩大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外来者”，逐渐影响印度洋地区既有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后来者”，置身于此的地缘风险，显然也正随着自身存在的日益扩大及海外利益的日益增长而呈现出总体上的相应上升趋势。那么，当前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临的地缘风险中，主要的地缘风险来源何在？是老生常谈的印度洋战略通道的安全问题吗？是印度洋海盗吗？是域内恐怖主义活动吗？抑或是其他地缘风险呢？
1.3 观察指标 ①626例>35岁孕妇剖宫产产后出血的发生情况调查；②>35岁孕妇剖宫产产后出血的单因素分析；③>35岁孕妇剖宫产产后出血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二、印度洋地区的地缘环境
中国学者张文木指出“世界地缘中心与资源中心在印度洋合二为一”[注] 张文木：《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中心——南亚次大陆及其周边区域的重大战略意义》，载《学术前沿》，2014 年第 19 期，第 6 页。 ，因为占据了世界地缘中心枢纽的战略位置和拥有着三大“世界之匙”——可轻易开启或扼锁世界的战略通道，同时在自身和周边蕴藏着足以刺激全球神经的丰富的战略资源，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天然拥有成为国际权势博弈舞台和利益追逐焦点区域的基因，并注定是世界历史进程里鲜有沉寂的战略性区域。印度学者阿兰(Md.Mukhtar Alam)认为众多地理与经济因素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利益交汇背景，暗示了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价值并且塑造出这里的地缘政治空间图景。[注] Md．Mukhtar Alam，Ecom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Geopolitics :The Indian Ocean Rim ，New Delhi，Om Publications，January 1，2004．
(一)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
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的南冰洋)之间的一片广阔海域，确切地说，从北纬15°到南纬60°，东经20°到东经146°51′之间水域，其北部封闭而南向开敞，这便是印度洋。观察世界地理版图，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大陆将印度洋和大西洋生生隔开；在其东面，马来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澳大利亚(含塔斯马尼亚)和从东南角(South East Cape)构成了印太两洋的地理分界；在其北面，自苏伊士地峡至马来半岛的亚洲大陆边缘地带，构成北岸；在其南向，沿海南下，过了南纬 60°线，便进入国际水文组织在2000年所承认的“南冰洋”的寒冷水域(南冰洋范围从南极洲沿岸到南纬 60°线之间)。
距今二、三亿年之前，印度洋还不曾存在。今天的印度半岛、南极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非洲与马达加斯加岛，以及南美洲大陆，在那时是互相连结的一个大陆块，地史上称之为“冈瓦纳古陆”。“大陆漂移说”[注] 德国地理学家魏格纳，1912年发表了《海陆的起源》一书，正式提出关于“大陆漂移”的科学假说。魏格纳从地图上海岸轮廓特征及其奇妙的对应现象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他认为，现在地球表面各大陆的位置是经过复杂的分离和漂移过程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认为，古陆分裂直接导致现在的海洋的形成；大陆分裂和海水注入，造成了今天印度洋被亚洲、非洲、南极洲、大洋洲所环抱的图景。
今天的地理图景上，在印度洋整个北面，都被亚欧大陆所包裹，所以它并无沿海北上的途径，而亚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只在西亚北非的交汇处留下一线缝隙——亚丁湾、曼德海峡和红海。在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由北印度洋通向大西洋、欧洲，便可以取道经由亚丁湾、曼德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这些重要门户和战略要塞所组成的狭窄海洋通道；当然，经印度洋去往欧洲也可以绕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再取道大西洋航线，但“好望角航线 ”会比“苏伊士航线”多出1000多海里的航程以及面临更多海上风险因素。
在印度洋东北方向，中南半岛以及连绵的马来群岛、印尼群岛破坏了海洋水域的整体性；在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边沿，分布有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这些岛屿的缝隙中，隐藏着东出印度洋的两条著名航线：马六甲海峡航线和澳大利亚南部巴斯海峡航线。要跨洋通行最为便捷的是穿过马六甲海峡地区[注] 马六甲海峡地区包括了马六甲海峡(Strait of Malacca)、巽他海峡(Strait of Sunda)、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和望加锡海峡(Makassar Strait)在内的诸多海峡。 。位于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东窄西宽呈漏斗状,约 300海里长、平均宽度约30海里，构成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最短、最便捷、最经济的海上航线，因此拥有不容置疑的“海上生命线”价值。正因为马六甲海峡堪称连接东亚国家同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必经之路，中国学者研究印度洋安全环境时，所谓“海上生命线”“马六甲困境”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关注点，但东亚国家中有“马六甲困境”之忧的并不限于中国。比如日本每年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回其国内，占其石油进口量的约 90%。即便对于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来说，马六甲海峡无疑也是关键性要塞，是其海军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里实现军事机动的战略性通道。“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发动的历次战争中,马六甲海峡对美国舰艇部队快速集结和后勤保障都起着重要作用 。”[注] 方永刚、唐复全 ：《大国逐鹿:新地缘政治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在印度洋东南方向，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岛中间的巴斯海峡 (Bass Strait)是从印度洋向东进入太平洋的重要的海上航线。不过相对而言，这里离亚洲大陆较远，因此，巴斯海峡对于亚太乃至全球而言的经济意义和战略地位并不能同马六甲海峡相提并论。
就地理历史而言，“冈瓦纳古陆”在亿万年前的分裂，基本上确定了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也赋予相关地区在当今时代里所具有的独特的战略价值——印度洋与被认为是“开放的”大洋的太平洋和大西洋相比，整体上显得“封闭”，这种封闭性使得进出印度洋的航道并没有太多选择性，而正是缺乏选择性使这印度洋航道的不少航段在“海权论”这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视野下具有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
除了“冈瓦纳古陆”在亿万年前的分裂外，几千万年前南亚次大陆漂移并与亚洲大陆碰撞，对于印度洋的轮廓塑造亦十分重要。大约在白垩纪的晚期，一块次大陆向北漂去，直到距今四千万至二干五百万年的渐新世同亚洲大陆相撞，大约移动了九千公里。两者碰撞以后，地壳隆起，所形成的喜马拉雅山脉，象一培巨型屏风，矗立于印度洋的北侧，成为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这一地质运动的另一地缘结果，便是使得南亚次大陆自上而下深深插入印度洋腹部,延伸在印度洋海水的包围中，并将北印度洋上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分隔在自身左右两边，赋予了南亚次大陆对印度洋海权的地缘战略意义。南亚次大陆因为地区大国印度盘踞其上，所以也被称为印度次大陆或印度半岛。很大程度上，南亚次大陆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印度洋内在独特的地缘战略属性。南亚次大陆或者说印度半岛不仅将北印度洋分为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两大水域，更也将印度投向大洋中心，使得其拥有长约760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并在印度洋占据一个优异的战略位置。印度“海权之父”潘尼迦就曾指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大西洋不同, 它的主要特点不在于两边, 而在于它在印度大陆的下方, 印度大陆远远深入大海一千来英里, 直到它的尖端科摩林角，正是印度的地理位置使得印度洋的性质起了变化。”[注] [印] 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转引自宋德星，白俊：《“21世纪之洋”——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度洋》，载《南亚研究》， 2009年第3期，第14页。 在这个意义上讲，印度洋东西两向船只往来动态，全都在印度人的眼皮底下，所以印度人将印度洋这一片全球公域视为自家后院，倒也并不难以理解。因为自身所在的印度半岛的地理位置，印度一直怀揣着“印度洋是印度之洋”的先天意识又或者说心理暗示。
此外，与南亚次大陆底端，与印度国土底端隔海相望的斯里兰卡岛、马尔代夫群岛、拉克沙群岛以及东部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等，在印度洋中部破海而出；它们既可为横穿印度洋中部的海上航线提供航海补给或停靠休整，同时也存在着被利用作为控制横穿北印度洋的海上航线的战略支点的可能性。
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公共部门劳务派遣人员激励研究 ………………………………………………………………… 陈龙英（3/49）
(二)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和“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
作为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约占世界海域面积的1/5，它被亚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环抱，因此是可直接沟通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枢纽；同时由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或巴斯海峡往东可进入太平洋，由苏伊士运河或好望角向西可通往大西洋(进而抵达欧洲)，因此它也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关键纽带。事实上，印度洋最早成为世界的航运中心，乃至在当代还被视为“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注] 张文木：《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中心——南亚次大陆及其周边区域的重大战略意义》，载《学术前沿》，2014年第19期，第6页。 。
1.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
除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条件，即它的沿岸特别是北部一带，孕育了地球上灿烂的古代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和古巴比论文明以外，印度洋之所以成为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还与大自然赋予它某些特殊有利的条件有关，这些条件主要便表现在季风和洋流上。[注] 丛淑媛：《世界第三大洋的航运》，载《航海》，1981年第2期，第9页。
考虑过程控制的钢铁工业负荷用能行为分析与功率特性建模//涂夏哲,徐箭,廖思阳,刘冠中,冯登,张亚伟//(2):114
印度洋地区大部分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四季温暖，有明显的热带海洋性和季风性特征。温暖的气候下，印度洋沿岸港口终年不冻，全年里可四季通航；同时，印度洋季风定期而起，好比遵守信用，故被称阿拉伯人为“信风”，尤为远航的商人和海员所喜欢；印度洋季风对印度洋上的商业贸易极为重要，故也被亲切地称为“贸易之风”。[注] 丛淑媛：《世界第三大洋的航运》，载《航海》，1981年第2期，第10页。 与季风的规律性相伴的，是印度洋洋流的稳定性。印度洋的南部洋流终年保持为一个相对稳定的逆时针方向的环流；北部的印度洋洋流随季节变化，冬季受东北季风影响，成逆时针环流；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洋流成顺时针方向。[注] 胡娟：《印度的印度洋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16页。
依次求出50组测试序列的各个特征值及血压真实值后，需探究特征值与血压之间的影响效果。本文通过式（9），计算特征值v与真实血压值p的相关系数ri。式中，vi表示第i组序列的特征值，通过式（10）计算，表示50个特征值v的平均值；通过式（11）计算，表示50个真实血压值p的平均值。求得各个特征值与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的相关性，如表1所示。
终年不冻的港口以及有规律的季风、稳定的洋流特性，这些特点被印度洋周边的古代人们掌握后，便使得印度洋上的远洋航行变得便利和活跃，逐渐推动印度洋成为了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据史料记载，最早认识到印度洋季风这一周期性变化规律曲，是生活于印度洋北部一带的阿拉伯人。“他们中不乏勇敢的海员，依靠长期海上生活所积累的经验，逐渐发观了印度洋的秘密，并导致在阿拉伯半岛、东非与印度之间开辟了几条很直的航线。在每年四月至十一月利用西南季风直航印度，而到十一月以后至次年三月，当东北季风刮起的，海面上晴空万里，阿拉伯海员们便兴致勃勃地扬帆远航，再次横渡印度洋，回到阿拉伯半岛或东非海岸。[注] 白家骆：国际贸易与地理环境，载《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7期，第66页。 继阿拉伯船只航行后不久，印度与波斯的船只也出现在上述航线上。”[注] 胡欣、丛淑媛：《印度洋纵横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考古学家们在印度洋北部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亚丁湾一带以及位于西印度洋中的马达加斯加岛，都发现十分久远的航海遗迹。“考古学家通过对波斯湾中巴林群岛(Bahrein Islands)上的建筑遗址和石器时代遗迹的考察，发现这群小岛上的远古文明(大约八千年以前)，无论是文物，还是建筑式样、商贾标记，都与印度河(Indus River)谷地的远古文明惊人地相似，而与同是石器时代的波斯湾沿岸文明绝然不同；此外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甚至在古埃及的首都菲瓦，都曾发掘出古代印度的遗物。”[注] 胡欣、丛淑媛：《印度洋纵横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这表明，远在人类历史的石器和铜器时代，印度人就已经可以跨印度洋航行。由于古代的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巧妙地利用了印度洋这种特殊的风向和洋流，印度洋上的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这为印度洋成为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提供了可能性。
修改的内容包括要素的名称、描述、属性、几何制图表示以及要素关系等。对于要素名称，主要进行了扩充；将要素描述修改得更准确，并与GB/T 20257.1保持一致；对要素属性进行了扩充和修正；对几何制图表示进行了修正，并与GB/T 20257.1保持一致；对要素关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此次修订共修改要素86个。
印度洋季风和洋流催生了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而在久远的年代里，阿拉伯人、印度人就已经在此乘风破浪。此外，历史上中国人同样也很早便在印度洋上留下自身印记，并成为今天“21世纪海上丝路”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注] 梅华全：《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载《福建文博》， 2012年第3期，第25页。 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留下自身印记，主要是跟南海起航线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而东海起航线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古代中国朝向朝鲜、日本的技术和文化传播。[注] 比如周王朝时期中国田蚕织作技术对朝鲜传播、西汉年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3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中日使节和僧侣有频繁往来。 南海起航线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注] 梅华全：《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第26页。 ，“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注]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11-20，http://www.cssn.cn/lsx/slcz/201411/t20141120_1409079_3.shtml 而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国历史上同印度洋地区深入交流的巅峰壮举。
2.“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
冬天，在北方的寺庙受戒，“果智”和其他一群戒兄弟睡在同一间宿舍，某天打扫卫生，他看到许多装有黄色尿液的矿泉水瓶被扫了出来，心中奔腾，“这是和尚做的事？”
自地理大发现开始，海洋迄今仍然是全球经贸活动、大宗物资流通的天然纽带。在现今世界，全球贸易量的 90% 通过海洋运输，其中通过印度洋的商品吨位最高，每年通行轮船近10 万艘，包括全球 2/3 的石油运输、1/3 的散货和一半的集装箱航运量。[注] Lee Cordner, “Rethinking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Vol.6, No.1,July 2010, p.69 美国能源信息部发布的《World Oil Transit Chokepoints》[注] EIA，“World Oil Transit Chokepoints”，Washington, DC: US EIA, 2014, http://www.eia.gov/countries/regions-topics.cfm?fips=wotc 报告强调，全球海上石油运输的主要贸易路线的七个要塞(Chokepoint)，其中最为重要的几者都分布在印度洋上；在2013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约为1700 万桶，通过马六甲海峡的石油1520万桶，均超出了全球石油海运量的四分之一；另外经苏伊士运河和苏麦德石油管道运出的石油为460万桶，接近全球石油海运量的十分之一。参考该报告数据，2013年世界石油总产量约为9010万桶，大约63%的总量(5650万桶)要通过海运完成贸易运输，在2013年油轮载重吨位占世界上船舶载重总吨位的30%；不难发现，倘若上述节点出问题，将导致这些重要路线中断，可能会影响全球石油的价格，而替代路线会增加上千英里的海上交通航程，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印度洋上重要航道和海峡分布可见以表1。
表 1印度洋上主要航道与海峡
不少当代学者鉴于印度洋航道在全球海上通道(SLOCs) 中的突出地位以及该地区的丰富能源而将这一地区定性为未来甚至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关键地域，即“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注] 张文木：《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中心——南亚次大陆及其周边区域的重大战略意义》，载《学术前沿》， 2014 年第 19 期，第6页。 罗伯特·卡普兰也论证过印度洋对于全球海上通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注] 罗伯特·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99-227 页。 即便这些判断有相关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印度洋拥有着全球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是不容否认的。现在，每年约有近10 万艘轮船往返于印度洋上，而且整体看来，印度洋上，对外海上交通仅限于通过屈指可数的几个咽喉水道，由于比其他路线更节省时间和成本，所有海上交通需要汇集通过相关十分狭窄的通道；而各国海军也通过这些咽喉水道进出印度洋，更是加大其战略重要性。[注] 石志宏、冯梁：《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9期，第103页。 如果说在当今时代，军事征服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同时发动战争也已经难以确保战略利益实现，反而有可能令当事国成为全球之公敌；或许和平时期印度洋的军事价值不应再被浓墨重彩强调，但是，以军事存在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行动力，提供安全威胁和提升贯彻相关战略意志的能力，仍然是重要选项——比如它既是美国这一世界霸主维护印度洋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乃至也是印度这样的地区大国积极谋求区域影响力的战略工具。
(三)域内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价值并不仅仅限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通道、海峡要塞，影响力也不限于久远的海洋文明；工业时代以来，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已经打下了资源政治、能源政治的烙印，而印度洋地区更也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西亚、北非一带，长期性的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印度洋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其中石化战略资源尤为引人注目。石油被喻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油作为相比于煤而言具有一系列的优越性的能源，因为更加适应工业、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次新的“能源革命”。自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能源结构发生剧变，石油取代煤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能源，宣告了“石油时代”的到来。“石油时代”，石油不仅是工业资源，更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1973年以海湾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石油为武器对抗西方,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真切感受到了海湾石油的政治威力。”[注] 《海湾石油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人民网，2003年4月09日，http://www.people.com.cn/GB/news/6056/20030409/967126.html。 而此后，影响石油供给的相关态势，比如中东地区局势、印度洋航线安全，都牵动着全世界的敏感神经。
而在当今世界位列前八的石化资源储地中，印度洋地区独占三个——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印度尼西亚沿海大陆架以及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三者储量共计占全球70%以上。[注] 朱翠萍：《印度洋安全局势与中印面临的“合作困境”》，载《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第4页。 中东波斯湾地区是石油天然气富集区，石油储量占世 界总储量的67%，波斯湾地区天然气储量达到全球 的43%，而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开采。[注] 汪巍：《中国与中东国家油气合作格局》，载《国际工程与劳务》，2017年第11期，第65页。 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国土面积不大，多数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普通省份的版图面积，然而沙特阿拉伯拥有的石油储量达2654亿桶，占全球总量的16.1%,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也是中国的最大原油供应国；伊拉克则以1431亿桶的储量位列世界第三位，而伊朗、科威特、阿联酋分居世界第四、第六、第七位。除波斯湾，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周边大陆架外，现在孟加拉湾、红海、阿拉伯海、非洲东部海域及马达加斯加岛附近，都已经探明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分布。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当今时代里，能源、资源因素在世界经济以及国际政治中便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利益驱使下，区域内外的战略体显然都无法忽视印度洋地区基于资源富集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而这也构成在这里地缘政治博弈极其活跃的一大关键性的成因。从美国插手中东、中非、中亚等石油生产地区和马六甲海峡等重要运油线路不难看出,能源战略已与地缘政治纠葛在一起,能源争夺已成为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注] 王历荣：《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载《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9页。
即使是基层社会民主本身，也是发展极不均衡。村（居）民自治与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主相比如同冰火两重天。迄今为止，在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基层单位，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法律和政策支持，以竞争性选举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并没能开展起来。这些知识分子高度集聚的地方，因为其相对较高的公民意识，理应率先“民主”起来，成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面窗口。因此，解决基层社会民主内部不平衡的问题，加快出台支持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主发展的相关法律、政策，是适应于基层民主发展现状要求的。
三、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
美国地缘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曾经断言“印度洋已成为21 世纪各种挑战的中心舞台”[注] Robert D.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 Vol.88, No.2,March / April 2009, pp.16-32.；美国学者唐纳德·柏林(Donald Berlin)认为，在21 世纪“由于石油、伊斯兰教、中印之间可能的敌对结合在一起，没有任何地区能像印度洋这样扮演至关紧要的角色”。[注] Donald L.Berlin, “Neglected No Longer: Strategic Rivalry in the Indian Ocea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24, No.2,Summer 2002, pp.26-31.而当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印太”概念悄然勃兴；在诸如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官员及战略学者中，越来越多地将“印太”作为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词汇来使用，令其华丽转身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在“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区域的格局变化乃至地区性事务的国际意义都显著增强了，在大国博弈舞台上的战略地位也相应上升。不过，尽管进入21世纪后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但它却并非已经构成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中心舞台”所在，也非大国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战略重心”所在。
(一)印度洋地区范围与国家构成
近年来，印度洋地区研究逐步成为区域战略研究以及海洋战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印度洋地区是否构成国际问题研究中一个地区概念，又到底包括哪些国家，国内外学界尚有争议。
地理上环印度洋有五大次区域：南亚地区、波斯湾地区、东南亚地区、大洋洲地区和印度洋非洲海岸地区；就印度洋国家界定而言，一般来讲，毗邻印度洋海域的国家以及印度洋上的岛国都可视为印度洋沿岸国家。但从国内外既有的相关界定来看，还有相关分歧。关于哪些国家属于印度洋地区至少有5个不同的版本，即36个、38个、51个、52个、54个国家与地区的不同界定。换而言之，在不同学者那里，有些国家如约旦、以色列以及13个内陆国家，是否应该归入印度洋地区国家，有不同的处理。
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视角下，研究印度洋地区不应该局限于与印度洋直接相接的沿岸国和岛国，至少也要把位于印度洋沿岸附近但并不直接毗邻印度洋的相关内陆国包括进来。个中缘由很简单，比如阿富汗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南亚国家，但是分析南亚地区形势时，几乎没有人会忽视邻近的阿富汗的影响因素，同理，研究印度洋地区也并不能只研究濒海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近期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界定认为，印度洋地区是一个以印度洋为中心的区域，包括印度洋本身和其全部分支水域(波斯湾、红海、安达曼海和马六甲海峡等)、38 个沿岸国家(包括 28 个环印度洋国家以及 10 个红海、波斯湾沿岸国家)和 13个入海通道指向印度洋的内陆国。[注] 石志宏、冯梁：《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第105页。
2.研究业务知识，成为党务工作的行家里手。做好基层党务工作，必须认真研究业务知识。党务工作是一项业务性、操作性、规范性很强的工作，有一套完整统一的任务、制度、程序和工作标准，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或法律规定，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和随意性。基层党务工作者要勤于学习、吃透政策，在繁重复杂的工作中努力实践，增长才干，练就一身过硬的“看家”本领，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党务工作的全面开展，而且能有效地发挥上传下达、左右协调、监督检查、安排部署、计划总结等基本部门职能，促进企业生产。
从中也可见，该地区国家间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极为分化，仅有少数国家十分富裕，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着贫穷落后和就业不足。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已被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尤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已经引起印度洋相关国家、地区的强烈共鸣。“一带一路”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一方面在于这一宏伟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蕴藏了无限的机遇，另一方面，更还在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需求以及正面临的资金、技术以及发展模式的现实困境。故而，大多数印度洋国家对中国进入印度洋整体上持积极立场。
以全球近4成的人口数量，贡献约1/7的全球产值和约1/7的贸易量，其中大部分还是石油领域贡献的产值和贸易额，印度洋地区的这些统计数据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堪忧。
发展问题在目前及未来长时期内对地区国家而言至关紧要(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大多数印度洋地区国家，对中国进入印度洋整体上是持欢迎态度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ing Index)报告，2017 年在印度洋地区国家中，除了澳大利亚(HDI为 0.939)在世界 189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位于挪威、瑞士之后第3位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HDI为0.863)排名第34，卡塔尔(HDI为0.856)排名第37，沙特(HDI为0. 0.853)排名第39，其余再无能进入排名前50位的印度洋地区国家；超出世界平均人类发展指数的，也仅还有阿曼，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塞舌尔，斯里兰卡等国，其余国家指数都在世界平均人类发展指数之下，比如巴基斯坦HDI为0.562，列第150位。[注]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Data (1990-2017) ”http://hdr.undp.org/en/data 而排名最后30国中间，除了非洲内陆国家，几乎全是印度洋非洲沿岸国家。
从国家现状而言来看，环印度洋沿海国家，在经济层面上有着不同发展水平，整体上相对落后，不少地区存在大面积的贫困，发展问题在目前及未来长时期内对地区国家而言是至关紧要的问题。在以上所界定的印度洋地区里，就各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环印度洋地区国家基本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还是十分贫困落后的国家。这体现在整个区域的一些经济数据上，“该地区总面积为 102 000 000 平方公里(2/3 为海洋， 1/3 为陆地)，占全球面积的 20% ； 2009 年人口为 26.5 亿，占世界人口的 39.1% ；按购买力平价比计算的生产总值(GDP—PPP)为 100 813 亿美元，仅占世界的 15.4% ；国际贸易总量为 45 440 亿美元，仅为世界国际贸易总量的 14.2%。”[注] Christian Bouchard and William Crumplin, “Neglected No Longer: the Indian Ocean at the Forefront of World Geopolitics and Global Geostrategy”,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 Vol.6, No.1,June 2010, pp.33-34.
(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步入上升通道
21世纪里，地缘政治回归国际舞台，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那些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体显然无法忽视印度洋地区基于地理连通性和资源富集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也无法忽视相关战略体的实力对比变化和战略行为动态，这构成域外大国纷纷优化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的最为根本的动因。
2015年 1月，斯里兰卡总统大选中，被认为“亲华”的拉贾帕克萨“意外”落败，而西里塞纳新政府上台伊始首访印度，同时叫停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参与投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此背后印度因素的影响已经昭然若揭。
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研究者如果考虑到中国、印度在21世纪彰显出的强势复兴势头，以及注意到非洲逐步兴起的可能性，那么也就会发现一条以印度洋为中心链接东亚和非洲两端的，与当代世界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重要弧带——这条弧带以印度洋作为商品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世界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这条弧带上东北端的中国、印度洋北岸中间的印度，加上印度洋西端的南非，它们逐步崛起并密织联系有望带动所在地区整体发展；而这必然会强化一种趋势，那就是曾经的世界贸易中心、世界海运枢纽的印度洋将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繁荣的关键环节，并自然地对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向“印太”空间转移产生有力牵引。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事实上，同样也正是中国和印度在印太战略空间里的双双崛起并不约而同的加强了在印度洋上的存在，进一步引发“印太”概念勃兴和美国全球地缘战略重心东移；而“印太”概念内在贯穿着将印度洋方向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方向的地缘战略内涵，这一点构成了印度洋地区在21世纪里在全球地缘中的战略地位得以步入快速上升通道的一大关键性的地缘政治动因。
此外，自进入21世纪以来，推动印度洋地区在在全球地缘中的战略地位得以步入快速上升通道，至少还有地缘安全方面的动因。从地缘安全的驱动因素来看，第一当属国际反恐因素。911事件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主要战场就分布在印度洋沿岸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现在看来，随着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及基地组织领袖本·拉登被击杀，美国至少在表面上赢得了在印度洋北岸的反恐胜利，但是美国撤军后不仅留下一个西亚乱局，还给“伊斯兰国”(ISIS)极端组织异军突起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增无减，并向全球范围肆意外溢，特别令欧洲(如法国)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灾区。第二则是印太海上交通线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及面临的安全挑战。进入21世纪后，诸如索马里附近海域、马六甲海域等的海盗活动一度十分猖獗，这令国际社会关于印度洋海上通道重要性的认知日益强化，此后各国联合护航、打击印度洋海盗成为国际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印度洋也因此更为被世界关注。当然，相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国不断调整自身的印度洋战略、优化在印度洋上的战略存在这类大国博弈态势，才是印度洋战略地位提升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三)目前为止印度洋并未构成全球政治经济之“中心舞台”或“战略重心”
近年来随着“印太”概念勃兴以及诸如《21世纪的中心舞台：印度洋上的权力角逐》[注] Robert D.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Foreign Affairs , Vol.88, No.2，March/April 2009.、《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注] Robert D.Kaplan, Monsoon，“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2010. 等国外著作被广泛关注，印度洋构成21世纪的中心舞台(Center Stage)的论点已不胫而走，更也被中国学者们加以广泛援引用来证明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以及中国缔造自身“印度洋战略”的紧迫性。比如有文章指出“当前，各国竞相寻求在印度洋的经济、战略与安全利益。国际政治的重心因此正从传统的大西洋与太平洋逐步转向印度洋。这促使印度洋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21世纪全球博弈的中心舞台之一’。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逐步增多，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博弈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中国也应该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因此，中国需要结合自己在印度洋的利益目标，依据自己的国力，尽早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印度洋战略。”[注] 陈迎春:《论印度洋与中国海洋安全》,载《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第41页。
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他们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里来，大讲他们那里都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学。
然而，国人对印度洋地区在国际社会现实中的战略地位仍需要一些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固然需要重视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其实，倘若印度洋地区已如此之重要，战略地位已经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重心，那么美国近年的战略调整为何不干脆称为“重返印度洋”或“印度洋再平衡”，而要界定为“重返亚太”大搞“亚太再平衡”？印度的地缘战略设计又为什么还要以“东向战略”剑指亚太？而俄罗斯显然也并没有对印度洋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战略关切，固然可以解释说这是因为地理限制和其自身战略能力缘故，但如果印度洋是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难道是俄罗斯这个有着全球视野的不容忽视的大国现在宁愿被边缘化？
固然，对印度洋区域的域外联结性和影响力在快速提升的事态必须承认和重视，然而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处于全球政治格局和经济体系之核心地位则显得“激进”。国际社会现实状况并不乏推翻印度洋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之“中心舞台”或者“地缘重心”这类论断的客观依据。不论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现状分析或未来展望看，印度洋地区都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中心”或“全球政治经济重心”。
从经济层面来看，据国外学者克里斯蒂·安布查德(Christian Bouchard)和 威廉·克朗普林(William Crumplin)的统计数据，印度洋地区总面积为 102000000平方公里(2/3 为海洋，1/3 为陆地)，占全球面积的 20% ；2009 年人口为 26.5亿，占世界人口的 39.1%；然而按购买力平价比计算的生产总值为 100813 亿美元，仅占世界的 15.4%；国际贸易总量为45 440亿美元，仅为世界国际贸易总量的 14.2%。[注] Christian Bouchard and William Crumplin, “Neglected No Longer: the Indian Ocean at the Forefront of World Geopolitics and Global Geostrategy”,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 Vol.6, No.1,June 2010, pp.33-34.分析这组数据很容易发现，虽说印度洋地区拥有将近四成之多的世界人口，但是该地区国际贸易经济总量却不足世界贸易经济总量的七分之一，显然它并不具备构成全球经济中心的所需的经济体量规模。
再从政治状况来看，印度洋区域显然也并不具备构成全球政治中心的国际权势基础，对相关重大国际议题更没有什么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其一，印度洋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表现出“破碎地带”属性，即“印度洋沿岸的东南亚、中东和东非作为政治地理区域，是由一些较小的国家组成，没有一股大的力量能把它统一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注] 刘新华:《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期。 ；其二，当前印度洋地区合作困难重重而缺乏有效驱动力, 环印度洋区域合作更多只是“一张画饼”[注] 叶海林：《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战略态势评析》，载《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4：印度洋地区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其三，印度洋地区常常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之一，[注] 石志宏、冯梁：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3页。 落后和混乱仍然是大部分印度洋地区的明显特征；其四，域外大国也并没有把南亚和印度洋区域作为实现各自全球战略的核心地带。鉴此，中国学者叶海林认为“或许可以将南亚及印度洋区域描述为‘未来可能重要的区’”，[注] 叶海林：《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战略态势评析》，载《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4：印度洋地区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言下之意强调了绝不是现在。
相关美国学者关于印度洋已成为或即将成为21世纪的 “中心舞台”之论断，本质上只是其为“美国权力的未来”所预想的一种战略环境，或者说是卡普兰等人针对中、印崛起带来的变化，为配合论述其战略主张的一种自圆其说。[注] 如卡普兰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 《全球化: 美国海军的角色》一文中指出: “美国海军是拥有 346 艘战舰还是拥有250 艘战舰，是一种世界秩序与另一种世界秩序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种天壤之别。”他还指出，“一旦美国海空军丧失了其支配地位，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博弈将变得更加尖锐，因为这些国家的不安将比现在更加严重”。转引自胡娟：《印度洋研究：议题与问题——基于对国内外印度洋研究文献的评介与思考》，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 期，第5页。 卡普兰认定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并判断印度洋关乎美国权力的未来——因为可以控制中东地区、牵制亚太局势、防范中国影响力扩散，所以对美国而言，控制印度洋或许可以构成战略制高点。但是，国外学者基于自身视野大谈特谈印度洋重要战略意义和严峻挑战时，中国学者需要以战略理性认清其立场和战略考量，并且对此类论断应有自己的学理辨识，而不是人云亦云。
四、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地缘风险
从历史进程观察，今天的印度洋地区，进入了一个十分特殊而且微妙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仅正遭遇到国际体系结构渐变的牵引，也经历着印—太两洋海洋秩序重构的洗礼，加之域内固有的地缘政治经济特征，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地缘环境，也为中国维护和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带来了相关地缘风险。地缘风险指由于行为体间的地缘政治事件或态势，引发区域内地缘政治结构变化和不同行为体战略和态度的转变，导致对主体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通常认为其内涵大于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方面的风险。[注] 杜德斌、马亚华：《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载《世界地理研究》,2012年第1期，第1页
(一)印度洋方向在中国地缘战略全局中的定位
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纳入战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当前“中国经略印度洋”相关课题研究的在区域战略研究以及国家海洋战略研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经略印度洋”已成为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新注目点、中国对外政策重要关切之一，中国海权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中国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
如果说在战争时代，“印度洋当代政治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海洋通道的竞争问题,即海洋通道的控制与反控制、使用与阻止使用的斗争。”[注] 王历荣：《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载《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9页。 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和平时的，这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对依赖印度洋航线的诸多国家而言，彼此的脆弱性并无太大差别。基于印度洋通道对中国的重要经济意义，现在有许多论述易于认为中国印度洋航线处于危险之下，不过以这样的逻辑，日本、韩国、印度等，哪一个国家的印度洋航线不处于危险之下呢？事实上，这种状况下，印度洋战略通道的国际重要性和脆弱性反而有助于大家形成安全共识或者令任何一方不会轻举妄动。固然一个国家要想凭一己之力去控制漫长的印度洋航线很难实现，但是一个国家如果要实施报复的话却大有可能可以凭一己之力在集力于某一个点上而中断整条航线。现实国际社会里，国家间相互依存而又互有威慑的复合型相互依存关系几乎为一种常态。如此，印度洋航线重要性和表面显见的脆弱性，反而会增强其自身安全系数。
不过，即便印度洋方向是作为次要战略方向，中国“西进”印度洋也是具有自身战略意义的。21世纪里，中国“西进”印度洋本身的战略意义至少但不限于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西进”印度洋构成了21世纪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其二，“西进”印度洋构成了21世纪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其三，“西进”印度洋也是中国当前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经济转型的新布局；其四，“西进”印度洋，发展同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赢，构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更也是体现一个崛起大国“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
(二)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问题不是主要地缘风险
一直以来，诸如“马六甲困境”“海上生命线”风险、海外能源的供应、运输安全等问题一直是国人关注印度洋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学者研究首当其冲的着眼点。很大程度上，如何对此类问题出谋划策从而增进中国战略利益，构成了相关学者研究的驱动力。在大部分讨论印度洋安全问题的国内文章成果中，对印度洋战略环境严峻、中国战略利益面临紧迫挑战的判定，确实颇具代表性。比如有文章指出“作为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贸易通道、能源通道和战略通道的安全，中国在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注] 王历荣：《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载《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7页。 ，而类似观点的文章为数众多，不胜枚举。
学者们用来支撑上述观点的主要是两方面背景：第一，印度洋是世界重要咽喉水道相对集中汇聚之所在，也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为富集地带之所在；第二，中国西向重要海外贸易通道以及中国海外油气进口最主要的运输线路恰恰必须依赖于印度洋相关航线。上述两种背景下，在一些论述中，“马六甲困境”似乎从来就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海上交通线似乎亘古不变会处于制海权拥有者或占据战略要塞者的威胁之下；而中国能源供应被中断似乎就像关闭水龙头或者捏紧医疗输液管一样简单，针对中国的“袭商战”似乎就在眼前。
然而，第一，在当今社会，印度洋战略通道“危险论”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
首先，印度洋通道的重要性是勿需质疑的，但是一个事物重要性与不安全性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举例而言，银行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十分重要，但一般而言，银行甚至是一国内安全系数最高的地方。所以，在当代社会，战略通道重要但并不等同于战略通道必然危险。其次，印度洋通道的重要性与它能否构成战略手段也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战略通道重要并不等同于战略通道在实现中承载有可以用之针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价值。换言之，一个事物的重要性与它能否构成战略手段也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尤其在当今国际社会，一种因素的重要性映射到其作为战略手段的战略价值，需要客观条件，更还要符合国际法理。固然，在经典的海权理论或海战理论中，海上战略通道的战略价值向来被推崇。比如在马汉的“海权论”或者朱利安·科贝特的《海军战略》里都曾强调海权国在战时以制海权控制战略通道具有决定性意义[注] Alfred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83-1812”, Vol.2, pp.118-119；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 London: Longnians, Green & Co.1911, p.38.；而卡斯泰的《战略理论》[注] 法国海军战略家卡斯泰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马汉之后的伟大的海军战略家、理论家，在《战略理论》里，他将“传统海权理论”和法国“青年学派”的海权理论进行整合和创新，并在制海权和战略机动方面形成了的自己的成熟主张，堪称近代海权弱势国家或大陆性国家海权运用的战略指导。他的战略理念对后世德国、苏联，以及对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的海军军事思想都有深远影响。Castex, Admiral Raoul (Frence navy)， Strategic Theories , Paris: Societe d’Editions Ge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reprint, translated and abridg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ugenia C.Kiesling, Annapolis, Md.: Naval Instutite Press,1994.里认为对于海权薄弱的国家而言，破坏海上交通线如“袭商战”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但是，在早已远离了近代海洋战争场景的当代国际社会和平时期里，很大程度上，战略通道对于当代国家的战略价值，即使不是一个“悖论”[注] 叶海林指出“所谓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的战略价值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参见叶海林：《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战略态势评析》，载《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4：印度洋地区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但也需要以新眼光去审视。在和平时期，印度洋战略通道的重要性并不能简单被理解为战略通道承载有可以以之针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价值。比如我们承认美国基本上掌握了印度洋的制海权，但美国显然也还不能对战略通道这样的全球共域随心所欲，当代社会有足够的制约力量。再比如，从日本到印度洋，需要经过临近中国大片海域，但如果不是战争爆发，在和平时期中国以阻止航线通行作为针对日本的战略手段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无论如何，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即便印度洋战略地位上升，中国在印度洋方向日益积极进取，但是印度洋方向仍还只是中国地缘战略的一个次要战略方向。“战略”最初本是一个军事概念，指的是对战争全局性、统领性的谋略与安排，而“战略方向”作为军事术语是指“遂行作战任务并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方向，通常指具有一定战略纵深和幅度的空间范围；按照战略行动类型，可分为战略进攻方向和战略防御方向;按照重要性，可分为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注] 曹智:《海上方向战略布局问题略探》,载《国防》,2017 年第6期，第63页；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117页。 在近期关于中国地缘战略“西进”“东进”的相关讨论中，任为东认为：“中国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是全球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向中亚的西进和向印度洋的南下不无道理。但是，战略方向问题不是一般的发展对外关系、扩展国际影响的问题，而是事关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东海、西太平洋才是最主要的战略方向，东进才是最紧要的战略选择。”[注] 任为东：《东进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首要任务》，载《领导科学论坛》， 2014 年第 10 期，第 20 页。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117页。 在分析中国崛起的主要、次要战略方向时，叶海林指出，印度所在的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是中国的西南战略方向，至少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崛起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方向。其理由如下: 第一，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不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风险来源，这一地区远离中国的核心区域，历史上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强盛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第二，南亚和印度洋方向既不制约“一带一路”的实现，也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关键外部支持。第三，印度洋海上通道对于中国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制约能力。[注]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118-119页。 应该说上述学者的判断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见解十分精辟而又切中要害。
所以，对当代中国而言，印度洋特殊地理联通性以及印度洋区域所关联着的能源供应，其战略意义和战略要求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发展出足以抗衡美国的海权力量，要去争夺印度洋之制海权，又或者要紧张于印度海军发展，为印度航母的下水而不安。正因为这些海上通道如此重要、水域要塞如此脆弱，那么中国只需要有限存在于此，便足以产生威慑效果。实际上，在印度洋上危险与否，不仅在于外界战略环境，还与中国持有的战略理念、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具备的战略能力相关。中国以和平、合作的参与者身份进入印度洋，自身处境并不会那么危险。倘若中国要在这些敏感区域寻求制海权，或者要去控制某战略要塞，对外界刺激过于强烈，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成“安全困境”，势必会让印度洋危险预言自我实现。
第二，对中国而言，印度洋战略通道危险论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印度洋战略通道“危险论”，不仅与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路”的立项事实，也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增长以及与印度洋战略航线几十年来一直保持通畅的客观历史，都是相悖的。
首先，过分强调印度洋危险，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航线几十年来一直保持通畅的客观事实也是相悖的。迄今为止，除了印度洋大海啸外，中国在印度洋航线并没有被任何势力人为恶意中断的先例。对中国而言，倘若印度洋如此危险，既有战略航线如此不安全，中国战略利益状态如此紧迫，而中国战略能力又相对不济，那么中国既有的巨大海外利益如何而来，如何还能不断增长？有文章指出“目前中国80%以上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印度洋一马六甲海峡一南海航线，因此，印度洋关系到中国能源供应及其海上运输的安全，在中国能源安全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注] 王历荣：《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载《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9页。 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中国80%以上的石油进口要从此经过”的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不会是一天两天便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如果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航线很不安全，那么中国80%以上的石油进口要从此经过的局面如何能够形成呢? 在分析战略通道安全时，该文还指出“西太平洋地区是目前世界大国日益关注和争夺的地区，也最容易成为各种矛盾的汇聚点，印度洋通道便是中国减少对太平洋西岸水道的依赖，冲破西方的岛链枷锁的一个理想选择。”[注] 王历荣：《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载《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9页。 然而，既然“印度洋通道是冲破西方的岛链枷锁的一个理想选择”，那么印度洋通道安全应该值得信赖。可见，这些事态反映的并不是海上通道面临严峻安全威胁，反倒是说明其风险是基本可控。
以100客位的 Arsterwasser号的功率需求为参考进行计算，该船舶1 h的功率需求如图1所示[5]。
实际上，在印度洋通道危险与否，不仅在于外界战略环境，还与中国持有的战略理念、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具备的战略能力相关。固然印度洋战略地位上升是一个事实，但中国没有美国那种称霸全球的野心和护持霸权的需求，也并没有印度争当印度洋主导者的战略意图；中国以和平、合作的参与者身份进入印度洋，将有助于自身处境不至于陷入危险。倘若中国要在这些敏感区域寻求制海权，或者要去控制某战略要塞，对外界刺激过于强烈，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成“安全困境”，势必会让印度洋危险预言自我实现。卡普兰说“美国权力的未来在于印度洋”，如果说中国权力的未来也在于印度洋之上，可能并不会让人信服，而一些学者希望中国在地缘政治经济意义上“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注] 陈迎春:《论印度洋与中国海洋安全》,载《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2页。 恐怕也很难实现。
因此，对当代中国而言，印度洋特殊地理联通性以及印度洋区域所关联着的能源供应，其战略意义和战略要求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发展出足以抗衡美国的海权力量，要去争夺印度洋之制海权，又或者要紧张于印度海军发展，为印度航母的下水而不安。正因为这些海上通道如此重要、水域要塞如此脆弱，那么中国只需要有限存在于此，便足以产生威慑效果。
其次，当前国际社会最为瞩目的一个战略议题可能莫过于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但倘若印度洋如此危险，既有战略航线如此不安全，中国战略利益状态如此紧迫，而中国战略能力又相对不济，那么当前中国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一路一带”战略又何以立论？不难推测，如果印度洋一直危机四伏，那么中国倡导的“互联互通”建设显然不具安全前提，如果既有海陆通道已经处于巨大安全风险下，“一路一带”不啻为空中楼阁，而中国以及相关国家要为此巨量资金投入显然就是不负责任的儿戏。如果战略通道安全问题已如此紧迫，那么强调军事力量的运用和布局就显得极端重要，而期望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促进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就显得临渊羡鱼或是南辕北辙。显然，当前中国经略印度洋主要战略手段的现实选择也否定了这种印度洋安全问题十分紧迫的推断。而认为中国主要是因印度洋危险而进入印度洋的因果判断，也并不符合趋利避害的基本逻辑，因为如果印度洋区域内处处枪林弹雨而安全环境全面失控，中国要做的其实不是进入印度洋，而是要尽快撤离其间，即使进入也只应是维护部队的行动，比如近年利比亚以及也门局势动荡，在现实地区威胁面前，中国选择主动撤侨——这是避害的逻辑。
(三)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两大主要地缘风险
在印度洋地区，一方面，全球主要大国在印度洋地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或经济利益，它们围绕相关战略目的，纷纷在此纵横捭阖，优化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塑造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域内动荡混乱、贫富分化、矛盾众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成为本地区的一大明显特征。上述两方面在印度洋地区并行不悖，故而地区事务复杂而域外大国积极介入也成为这里显而易见的常态。而这种常态，也构成了中国“西进”印度洋具体的地缘风险的主要来源。
换言之，大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并将印度洋方向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的重要方向之一，使得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地区化；与此同时，区域内地缘政治生态复杂而脆弱，必然带来不稳定性和多发、突发的地缘政治事件——正是这两者构成了中国“西进”印度洋所面对的最为主要的地缘风险。
1.相关地缘风险案例回顾
在展开分析之前，不妨回顾一下相关地缘风险案例。2009年12月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承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2011年9月30日，缅甸突然单方面宣布搁置密松水电站；叫停事件背后有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恶意煽动——“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文件就证实，美国位于仰光的大使馆资助反对建设密松水电站的活动团体。[注] WikiLeaks Cables,“Americans Funded Groups that Stalled Burma Dam Project”,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sep/30/us-embassy-cables-burma-myitsone-dam.
2011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恶化，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继赴利比亚海域执行了第一次撤侨任务；2015年3月，也门动荡，中国海军护卫舰停靠也门港口亚丁，开展第二次撤乔行动。利比亚、也门形势动荡，与国内政治势力斗争及域外大国的介入有直接关联。虽然中国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因撤乔行动而得到保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方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既有经营已然在这些突发局势风波中蒙受损失，甚至荡然无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战略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印度洋构成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这样的话语也逐渐流行起来；尤其21世纪第2个10年开启以来，以印太概念勃兴为标志，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已然被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当前域外大国重视优化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以谋篇布局姿态纷纷强化与区域国家的联系，这体现出世界对印度洋地区的特别是对相关域内国家经济发展实力增长现实及前景的承认和尊重，也意味着印度洋区域的域外联结性和影响力在快速提升；[注] 陈新丽、冯传禄、罗国祥：《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进”印度洋错误认知之刍议》，载《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67页。 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的进程，已经直接使得当前这个拥有20多亿人口、涵盖了全球主要海上通道并分布着重要战略资源的广阔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并构成了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格局调整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 陈新丽、冯传禄、罗国祥：《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进”印度洋错误认知之刍议》，第67页。
2015年 1月 14日，缅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在克钦邦帕敢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沉寂了有两年时间的缅北局势又骤然紧张；[注] 殷浩：《当今印度洋的新形势及对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载《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第57页。 国人对缅甸成为中国开拓印度洋的出海大通道的期望或许很难成真——一方面是缅甸这种反复动荡的形势使然，另一方面，美、印等国针对缅甸的特殊战略位置，纷纷调整与缅关系，也加大了缅甸外交选择空间和对中国的离心倾向。
事实上，近年里，印度加大了发展与缅甸的各方面合作，比如在缅甸的实兑港开发工作，又比如在缅甸的民生方面提供低息贷款，早在2011 年印度便宣布“向缅甸提供 5亿美元贷款帮助缅甸发展灌溉工程等项目”；2017年访问缅甸内比都期间，莫迪总理宣布印度对于缅甸公民提供免签服务，印方表示要致力于扩大与缅甸的空中，陆地和海上航线，以加强与缅甸的贸易联系并建立印度——缅甸的天然气管道；，在罗兴亚难民危机爆发之际，印度总理莫迪2017年9月高调访缅，印媒宣扬“印度才是缅甸真正的朋友”并毫不讳避称印度发展印缅甸关系是为“制衡中国影响”；[注] 《印度与中国同为缅甸邻国，谁与缅甸关系更近？》， BBC中文网，2017年9月16日，搜狐网转载https://www.sohu.com/a/192343278_402008 2018年12月，印度又宣布将向缅甸赠送六架教练机及派遣技术人员赴缅，以能最大程度上帮助缅甸的发展，被视为两国友好关系的见证。[注] 《印度老旧教练机型刚发生坠机事故，现在转手送给缅甸6架》，载《环球时报》，2018年12月3日。 对诸如此类的事态，应该引起中国重视。
这些地缘风险背后有两条主线，一是大国国际体系层面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二是地区本身以及大国介入共同造就的地区内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
2.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
随着医院图书馆数据挖掘的不断深化以及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用户培训日益成为图书馆用户服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新员工是医院图书馆的潜在新用户。医院岗前培训是新员工职业生涯的起始培训，是医学生向医务工作者转变的过渡和枢纽[2]。
事实上，在地缘政治强势回归以及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当今时代里，那些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体显然无法忽视印度洋地区基于地理连通性和资源富集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战略价值，更也无法忽视印度洋区域内战略力量的盛衰起伏所带来的机遇或风险。现实中，相关大国不断更新对印度洋的战略认知，调整自身的印度洋战略，优化在印度洋上的战略存在；域外大国将印度洋方向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方向之一，由此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包括国际体系层面上体系主导国(美国)与崛起国(中国)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崛起国的追赶者(印度)与崛起国(中国)的结构性矛盾的映射到地区层面。
在已经开启“印太时代”里，尽管“印太”概念打破以陆地板块划分政治区域的传统藩篱，用海洋和海上通道来整合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突出了“印太”地区能源和贸易通道以及直接相关的海上安全的重要性；[注] 张力：《“印太”构想对亚太地区多边格局的影响》，载《南亚研究季刊》, 2013年第1期，第2页。 不过，印度洋战略价值，主要还因为其已经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联系在一起了；确切地讲，印度洋的战略意义，已经同防范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了，这成为了“印太”概念勃兴的主要的战略着眼点。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中，卡普兰将中国视为印度洋海权的争夺者，在印度洋方向美国战略利益的挑战者，卡普兰指出“中国穿越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非常脆弱”，“中国面临地缘政治挑战，21世纪的中国是不完整的，而且充满潜在危险”[注] 罗伯特·卡普兰: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227 页。 ，所以他警戒美国要防范中国将自身的海权朝印度洋方向拓展。2013 年，澳大利亚—印度研究所 (The Australia India Institute)推出长篇报告《印度洋地区: 21 世纪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性》，[注] Dennis Rumley，eds．，“The Indian Ocean Region: Security，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Melbourne，Australia India Institute，March 2013． 认为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战略体影响印太地区均势变换的主要因素，但其提出的培育印度洋集体安全新模式，是建立在海洋地区主义 (maritime regionalism) 基础上，中国被排除在集体之外并成为事实上的针对对象。
在实际养殖中可能导致猪患病的因素非常多，通常猪高热综合征症候群主要包含猪流感、非典型性猪瘟、乙型脑炎等，病因十分复杂，而对于防治工作的展开，提升猪群整体的免疫能力则是降低这一疾病影响范围的主要途径。为达到这样的要求，相关养殖场应能做好以下工作：首先，结合当地猪高热综合征整体的流行情况，选择数种疫苗有目的地进行预防，猪瘟、猪口蹄疫、猪链球菌等都能通过疫苗注射得到有效的控制。通常这些疫苗的接种时间应选择在猪高热综合征发病高峰前期。其次，对于新购进的生猪，养殖场应及时进行疫苗补种，严格避免携带病毒的或已患病的猪进入到健康猪群中。
而特朗普在 2017 年 12 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大谈“印太”概念的战略意义，渲染“印太地区正在上演自由和压迫这两种理念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表示“欢迎印度作为世界大国以及强大的战略和防务合作伙伴的崛起，将致力于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注]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123页。 而本身对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充满戒备的印度，在特朗普政府“印太”概念的激励，不仅强化了与美国合作制衡中国的信念，近年里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因此，确切地讲，中国在印度洋方向所面临大国博弈带来战略风险主要来自于美国因素和印度因素。
（2）对萃取精馏塔和萃取剂回收塔进行优化分析，确定最佳工艺参数，在此条件下，异丙醇纯度达99.96%，环己烷的纯度达99.98%；萃取剂乙二醇的补充量为 0.4741kg·h-1；
其一，体系主导国与崛起国的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西进”印度洋构成强大战略牵制。
2017年1月21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正式开启“特朗普时代”。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来，于表面凌乱的外交风格掩盖下，实则延续了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所开启的“印太”战略视角以及将印度作为“印太”战略资源的重要增量来打造“亚洲北约”的战略思路。在接受并翻炒“印太”概念之上，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在2017年末大致已逐渐浮出水面。
继亚洲之行热推“印太愿景 ”，在2017到2018的年末岁初间，特朗普首份全球战略性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注]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www.informationclearinghouse.info/article2320.htm 、美国国防部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注] U.S.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注] U.S.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NPR/2010_Nuclear_Posture_Review_Report.pdf 接连密集发布——而其中的“印太”叙事，核心要义乃强调中国不仅已成为对美国带来权力挑战的主要战略竞争者，也构成威胁着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因素，而作为应对，美国需要联合盟友及新伙伴，通过权力制衡与制度约束双管齐下，将中国崛起既规制在由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下，也规制在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与制度框架内，从而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并护持其全球霸权。
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等重要文件在年末岁初出台，特朗普政府当前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战略缔造的关键内容。这些关键内容包括对核心国家利益再定义、对战略环境重新评估、对战略对手重新界定、对战略目标重新设立、对同盟治理提出新思路以及明确美国军事改革相关规划等，由此而来，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涵基本上都已经明晰。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提交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围绕美国的安全、繁荣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核心议题，定义了美国的“四个核心国家利益”：保护美国人民和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力量求和平、以及增加美国影响力；报告将中俄、伊朝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面临的三大主要挑战，称中、俄为主要的战略竞争者，伊朗和朝鲜是“流氓政权”，它们与企图对美国发动攻击的国际恐怖组织，构成美国安全所面临的三大威胁来源。[注]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紧随其后，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注] U.S.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这份报告公开的内容分为引言、战略环境、国防部目标、战略举措、结语5个部分，共11页，约占非公开版本五分之一的内容。[注]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p.1. 在引言部分，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当前的战略对手，“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而非恐怖主义”，并专门提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以掠夺式的经济活动胁迫其邻国，同时在南海实施岛礁军事化；俄罗斯侵犯邻国边境，并追求在邻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决定上拥有否决权。”；并在最后强调“总体而言，我们的力量态势、盟国和伙伴国架构、国防部现代化，将提供赢得斗争胜利以及通过实力维护和平所需的能力和灵活性。”[注]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p.1.
总的看来，特朗普对奥巴马外交遗产有所扬弃，但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关切、对华事务的基本立场、对印度战略角色的基本设定、对“离岸平衡手”战略传统的继承，以及对伙伴关系管理与安全责任分担的强调，却都有相对确定的趋势。在整个印太空间内，“印太战略”尤其强调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以及提升战略威慑的有效性，事实上正在激发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和制造安全困境；而强化同盟体系，美国不是在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而是在构建一个分裂与对抗的“印太”，其剑指中国，对中国“西进”印度洋也构成强大战略牵制。
其二，体系崛起国与其追赶者的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印度积极寻求防范与反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
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印均由海洋大国崛起为海洋强国，海洋利益和力量同步延展，在 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出现互动。这种互动既有维护通道安全、打击海上非传统安 全威胁等共同利益，也有因战略互信缺失引发的海上安全竞争，中印在印度洋— 太平洋的‘海上竞争弧’隐现。”[注] 楼春豪：《印太视域下的中印海上安全关系》，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5期，第61页。 尽管中国并未将印度树立为战略对手，南亚地区乃至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块洼地，印度洋方向也只是中国的一个次要战略方向；但是，当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印两国的地缘战略布局现在正在陆地和海洋两大地理方向同时展开、呈现出陆海交叠、迎头相撞的态势。
当前中国地缘战略布局主要是围绕的“一带一路”而展开陆海统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布局；而印度地缘战略布局是以南亚为中心，辐射印度洋，主要面向向东、西两大战略方向拓展的综合性布局。就“一带一路”战略图景与印度地缘战略布局来看，两者已然不期而遇。
在南亚次大陆极其边缘地带，中国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向西印度洋波斯湾推进，通过孟中印缅向东印度洋孟加拉湾推进；在印度洋这一海洋方向，中国倡导的海上丝路西出马六甲海峡，过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而直抵非洲东海岸，再绕过好望角可达大西洋，或经红海过苏伊士运河而抵达地中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中国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南亚乃至环印度洋相关国家和地区形成强大吸引和推动。而在印度一系列的地缘战略布局中，包括经营南亚周边的“邻国第一”睦邻政策，连通中南半岛与密切同东南亚国家的“东进战略”，以及打造联通非洲“亚非经济增长走廊”，经略印度洋的“季风计划”“海洋花环计划”，“蓝色经济计划”等，都隐含着希望稀释或阻止中国地缘影响力扩张的战略逻辑。事实上，正如前文提及，在印度看来，如何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表态问题又或者一项纯粹的经济决策，而是一个事关地缘战略及大国博弈的问题。基于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努力和“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看上去或将不可避免地稀释印度的地区优势，印度地缘战略布局即便不是全部针对中国，但也有较多的对冲中国影响力扩散的用意愿。
印度著名战略学者、曾任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拉贾·莫汉认为，梳理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演变，莫迪的上台标志着印度外交进入 “第三共和国时期”， 其主要特点就是立足印度国家利益，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筹外交关系，稳住周边、拉住美国、走向印太乃至全球。[注] C.Raja Mohan，Modi’s World, Expanding India ’s Sphere of Influence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dia，2015。转引自楼春豪：战略认知转变与莫迪政府的海洋安全战略，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100-101页。 中印在陆地方向的战略相遇，主要体现为中国主导的丝路经济带在陆上向西而进，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平台及其构件，都与印度的势力范围和周边战略在地理区域有相关交叠。现在，不仅是中国促进同南亚区域合作的诸多外交努力正与印度政府强化自身在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邻国第一”周边政策迎头相撞；在边界问题上、巴基斯坦问题以及在涉不丹、尼泊尔、孟加拉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等相关事物上，中印之间已经有了诸多带有博弈色彩的内容。
中印海洋方向的战略相遇，主要体现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存在战略竞争。海洋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视为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西进”印度洋可视为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构成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布局”，构成当代中国传播“和谐世界”理念及体现“负责任”大国作为的“试验田”；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大战略意义，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谋势举措”和“博弈先手”，其将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助力。[注] 冯传禄：《“战略透支”抑或“战略生长”——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定性分析》，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5期，第23页。 但是，伴随中、印对海洋利益的日益重视以及对发展海上力量的日益重视，在印太空间，彼此在对方的“利益攸关”“安全攸关”海域的存在都明显增强了；加之中印关系中固有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巴基斯坦因素等，印度的对华战略互疑分自然延伸到了海洋战略空间。中国在瓜达尔港、伦坡港、汉班托塔港的项目建设，中国潜艇在印度洋的活动，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后勤保障基地，以及巴基斯坦向中国购买潜艇，此类事态都激发起印方的强烈焦虑。
战略认知上，印度认为中国正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关键位置建设有关战略支点、谋求权力投射。不少印度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认为中国海权将通过“珍珠链”战略而增强，其前沿存在超越马六甲海峡，而直到西印度洋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拉伯海。相关研究者建议“对印度而言，最有效的保卫其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方式，就是增进与美国的战略联系”[注] Rajesh Rajagopalan，India’s Strategic Choices: 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Washington，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7，pp.33-35．
现实战略层面，正如中国学者楼春指出，2014 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呈现为从 “战略自主”到 “战略影响”、从 “本土防御”到 “力量投射”、从 “聚焦印 度洋”到 “展望印太两洋”、从 “侧重军事斗争”到 “服从服务国家战略” 的转变，并集中体现在 2015 年版的 《确保安全海洋: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上；这种调整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得以延续，加之印度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海上安全力量，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和大国地位，使其海洋安全战略的推进对印太地区格局、美国印太战略及中印关系都将产生复杂影响。[注] 楼春豪：《战略认知转变与莫迪政府的海洋安全战略》，载《外交评论》，2018 年第5期，第101页。
近年来，一方面，印度有通过东进战略扩大同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的考虑，来为印度经济发展谋求东向空间；也有积极互动中拉近同美日的战略关系，并借机加大了与越南、印尼等国军事交流与合作，通过对外借力和布局调整以平衡中国在“亚太”空间的影响力的意图。另一方面，印度洋方向，印度积极提升自己的战略能力和影响力，旨在确保自身在印度洋的优势地位。然而，作为印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印度与美国海洋合作取得较快发展以及与其他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断编织的安全网络，无法不引起中国关切。[注] 孙现朴:《美印海洋合作的新发展及前景》，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35页。
3.地区内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
从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体系的角度来看，“印度洋地区是一个由众多行为体组成的复杂的谜团，这些行为体各自有着既定的利益或风险，在一个多层次的时间和空间框架内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成分复杂而又十分开放的地缘政治体系，而不是一个清晰的、一致性的体系。”[注] 石志宏、冯梁：《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106页。 印度洋地区，在国家层面，长期性地存在着相关极为容易诱发社会与政治紧张情势的当地因素，诸如国家普遍贫穷和民生艰难、政府治理能力薄弱或缺乏民主、社会中激进主义思想与恐怖主义行为盛行、地区间的资源争夺、人口众多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与此同时，在族群层面，不仅在民族组成和宗教信仰方面极具多样性，并且往往深受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令不同族群对异质文化不宽容；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国内矛盾呈现得异常复杂，而社会关系结构比较脆弱。除此之外，历史上大国的多次介入也导致在这里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失败国家”。
中国“西进”印度洋，事实上正深入接触这个“复杂的谜团”，而印度洋地区这种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带来了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地缘经济方面的风险。
第一，“全球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成为地缘政治风险重要来源地。
印度洋地区内大部分国家“主要集中分布在从非洲好望角、红海海岸、经过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直到马六甲海峡的所构成的弧形地带上，而这条地带，也即所谓全球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主要由一些较小的国家组成，没有一股大的力量能把它统一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注] 刘新华:《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期,第47页。 这条地带在地理上贯穿了东非、中东、南亚、东南亚几大次区域，然而这些次区域地区，无论政治生态或社会生态均有显著差异，使其难以成为一个统一政治地理整体。同时，诸如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地区的内部国家都相对弱小，它们又在政治、人口、文化、经济和环境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这种由众多较小的国家共同体现出来多样性和差异性之下，一个对应结果就是所在地区一体化程度十分低下，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合作都严重滞后与世界其他地区。
纵观环印度洋的弧形沿岸，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跻身世界性强国、大国之列，更也没有任何一个域内国家能够实质性地主导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虽然环印度洋的弧形沿岸拥有温润的气候条件，富饶的战略资源, 不过这些优越的自然禀赋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在这里催生出世界性强国、大国，更也没有理所当然地为这一地区带来普遍的繁荣与稳定；即便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世界性强国，但也终究难逃分裂或覆没。即便现今的少数几个石油地区国家比较富裕，却也有着经济结构脆弱的致命弱点，以石油为支撑的国家经济面临不少国际政治风险和地缘安全影响，石油资源很难使其成为世界强国。至于印度，固然印度作为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最有分量的大国，素来以成为有声有色世界性大国为奋斗目标，更也十分期望在印度洋地区扮演领导者角色，但是有几方面的现实因素限制了印度的抱负和作为，这些因素至少包括“高居世界首位的贫困人口总数、身处世界最危险的周边环境中以及与中国和美国较为复杂的关系。”[注] SunilK hilnani,“Delhi’s GrandStrategy:Time For India To Start Saying Yes”,Newsweek,Jul 27, 2009.
印度洋沿岸“破碎地带”上，复杂的国家关系和国家内部争斗，以及脆弱社会关系结构不仅仅是带来国家混乱与族群危机，同时也便利了外部势力的介入，为大国从中进行操纵和驾驭提供了方便；而大国为一己私利的介入，比如进入21世纪来，美国以反恐为名的发动的两场战争和以及以传播民主为名在相关国家“颜色革命”中的推波助澜，反过来又更加实质性地加重了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外来大国的军事干预主义、对地方政治的干涉、军事援助及军火供应，是造成环印度沿岸地区不稳定局面的主要因素。”[注] 石志宏、冯梁：《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第106页。 故而，“在国际政治的权势斗争中，脆弱往往成为这一地区的代名词。”[注] 石志宏、冯梁：《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第106页。 现在，除了此前一直动荡的伊拉克、阿富汗，后续陷入混乱的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家，也都呈现出饱受双重摧残的“失败国家”的典型症候。而它们预示着在未来数十年内，印度洋地区很可能将面临着种种变得越发复杂与严重的问题。地区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各种因素带来的不稳定性，削弱了地区国家自身的力量，妨碍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合作，带来了贫穷和落后和不安全感; 与此同时，贫穷、落后以及缺乏安全保障，反过来能更加轻易地激化既有矛盾，增大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
纵观在这条弧形的“破碎地带”,囊括了波斯湾、伊朗、南亚和东南亚西部等重要的地缘战略核心区域,也有着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重要的海洋交通要道。”[注] 宋德星：《“ 21世纪之洋 ”——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度洋》，第34页。 显然，在上述名单里出现的无一不属于全球地缘战略要地，而这些战略要地周边的国家难免经常被卷入大国的地缘政治斗争之中，这不仅是发生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乃至直到现在。有学者指出在“欧亚大棋局中，该地区总是充斥着外部大国利益的交汇与斗争, 并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印度洋北岸战略地带的几处核心地区。”[注] 宋德星：《“ 21世纪之洋 ”——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度洋》，第34页。 当然，大国介入的动因并不限于这里的战略要地分布，印度洋地区本身拥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也注定让这里难免要被域外大国所觊觎，而相关地区的不稳定局面又或相关地区国家排斥、抗争域外大国的立场，势必会影响大国战略利益的实现，大国因此需要介入；此外，某些地区国家被大国利用为地缘博弈的棋子，而干预其国内政治以及操纵其对外战略走向，会成为大国的现实选择。
总的看来，正如印度学者斯瓦兰·辛格的描述，“这个地区汇集了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同时也包括大量的原住民，这里恰巧也是前欧洲殖民地最为集中的区域，殖民地历史留下了诸如领土争议和海洋边界纠纷等遗留问题。同时，这里也存在着若干个拥有大量军队的，雄心勃勃的核武器国家，这个区域的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诸如石油、铀、黄金等矿物资源，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全球贸易要通过环印度洋的港口和海岸线。”[注] 斯瓦兰·辛格、瑞妮·玛娃：《印度与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经济关系中的中国因素》，，钟爱、杨怡爽译，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2期,第59页。 因此，印度洋地区国家不仅在民族组成和宗教信仰方面极具多样性，并且往往深受域内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令不同族群对异质文化不宽容；与此同时，长期性地存在着相关极为容易诱发社会与政治紧张情势的当地因素，诸如国家普遍贫穷和民生艰难、政府治理能力薄弱或缺乏民主、社会中激进主义与恐怖主义盛行、地区间的资源争夺、人口众多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环印度洋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异常复杂，而社会关系结构比较脆弱。
在上述背景下，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扩大存在，本身就越发容易陷入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冲突、地区纷争之中；同时地区内政权更迭、势力争夺及族群矛盾，也会诱使各种势力对中国因素加以正反利用；而地区形势又容易受到外来干扰及内部变动的影响，也极易波及中国在此的相关投资和项目建设。
故而，印度洋地区内部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是中国“西进”印度洋势必将长期性地面对的一项地缘风险。在印度洋地区，中国如何同地区国家深入发展互信关系与战略合作，同时避免陷入地区内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交织一起的泥潭，是中国所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
第二，地缘经济方面所面临相关挑战和风险。
环印度洋地区内经济环境有三种值得重视变化，加大了中国在此经营的挑战。其一，地区国家对国际合作的政策变化。近些年来，“印度洋沿岸小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相继扩展了国际项目招标的权限和范围，典型的代表是缅甸，其在 2012年改革了外国直接投资法，旨在本国油气等资源开采、加工、生产技术有限的情况下，依靠引进外资及国外先进技术来促进本国油气生产力的发展；其他一些国家如斯里兰卡、孟加拉也都表现出了此方面的意向并开始了这方面的行动。”[注] 殷浩：《当今印度洋的新形势及对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载《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60页。 其二，大国在此的经济竞争较大以前更加激烈,而中国的项目合作、投资活动受到一定挤压。比如为获取缅甸海上油气项目开发权，2013、2014年里，多达 78 家外国公司参与竞标，最终壳牌(Shell)、挪威国油(Statoil)、雪佛龙(Chevron)和道达尔(Total)等在内的一批国际石油巨头的“大获全胜”[注]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10家外国公司中标缅甸油气开发权》，2015年4月10日.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10/20131000346872.shtml 其三，基于以前的经验总结，美国等域外大国开始在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方面，减少了道德指责，并务实性地转为经济利益诉求，积极参与对地区国家的投资竞争、项目招标竞争；乃至炮制出“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话语来污蔑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一带一路”项目给出不符实际的负面评估。2018年7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此前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融资不透明，项目推进过程中不顾及当地实际情况”，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一观点不符合实际情况，中方完全不能认同。[注] 《中国外交部回应英媒“一带一路”相关报道 相关观点不符合实际情况》，光明网，2018年7月16日。 “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黄金法则，在各参与方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一大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合作伙伴国带来了22亿美元税收，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得到有关国家政府和老百姓的真心欢迎。[注] 《中国外交部回应英媒“一带一路”相关报道 相关观点不符合实际情况》，光明网，2018年7月16日。 然而，不少美国智库机构，比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都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来的成就与问题。 即便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变得比以前温和许多的CSIS在2018年7月25日发布的“重新连接亚洲项目”报告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主观上是服务中国的经济利益，客观上也确实使中国受益匪浅，主要是增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的联系，收获了不少政治红利；对美国而言，真正值得担忧的地方在于这一由中国开启的新型全球化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不同于西方制定的全球化规则，导致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体系进行重构，致使美国丧失现有的权势。”[注] CSIS,“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Five Years Late”，January 25, 2018,https://www.csis.or.id/publication/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five-years-later/
缘于印度洋地区国家经济基础的差异性，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上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对跨国贸易投资的要求与标准也不尽相同，存在相关的投资和贸易壁垒；同时中国与印度洋不少国家还缺少投资和贸易的相关保护协定，这就带来了地缘经济方面的三种相关风险。
首先，投资方面的挑战和风险。
由于地理、历史和产业结构等原因，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经济总量不同，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国经济实力差距较大。印度洋地区不少地区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或者经济发展的波动性较大，收入差距较大，资本匮乏而债务问题非常严重，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潜力理论上巨大，但现实中仍比较有限，带来相关投资风险。其一，投资回报不足的风险；其二，一些国家的债务无法偿还风险；其三，既有投资形成了“人质效应”，需要源源不断增加投资，而撤资则意味着前功尽弃。
其次、国际贸易方面的挑战和风险。
中国同印度洋地区国家有着普遍的贸易失衡。贸易失衡体现在地域、贸易结构、国际收支几个方面。从中国与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贸易分布来看，要集中在东南亚和西亚国家，与南亚、印度洋非洲海岸的增长较快但是总体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从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商品出口主要以机电产品、纺织、服装、日用轻工业品为主，中国进口的商品则以原材料、资源为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大多数印度洋地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存在大额顺差，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双边贸易发展。
再者，项目合作方面的挑战和风险。
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贸易规模较小，金融往来也十分有限，域内相互投资能力不足；环印度洋地区各国主要依靠资源产业，工业发展缓慢。除了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类富裕的石油国家，多数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这就限制了相关项目落地和推动合作进程。而且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大量资本而建设周期一般也较长，较难在短期内有很大改观，所以中国也不宜铺面太广。此外，达成意向的项目投资和在建项目建设，如果不能改变较快改善就业和民生，又或者出现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产品市场竞争，当地民众往往迁怒、归咎与中国企业，而不是反思本国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不利和治理缺失。
第三，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临文明冲突方面的地缘风险相对较小。
从印度洋地区内大规模的文化特征来看，环印度洋沿岸，“几乎涵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即便是作为世俗国家的印度,也拥有占人口总数 11.4%的穆斯林)，所以这是一条伊斯兰之弧 (Arc of Islam)。”[注] 宋德星《“ 21世纪之洋 ”——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度洋》，第34页。 印度洋地区的伊斯兰世界涵盖从东非海岸至东北非、整个中东和南亚及东南亚的大片区域，穆斯林文化构成了印度洋地区最大规模的文化特征。与这种大规模文化特征共存的是，“这里拥有成千上万的种族群体、部族以及千差万别的语言和宗教(派别)，由此产生的冲突成为许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注] 石志宏：《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第106页。 在全球范围内，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地在环印度洋这条弧形地带上的国家上演；伊斯兰世界与世俗世界的文化冲突，同样最为集中在这条弧形地带上的国家上演。因此，印度洋地区国家大多数成为了这一条全球最大的动荡之弧的组成部分。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西进”印度洋，事实上突破了不同文明的交界线；中国在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时，也难以彻底回避异质文明间的一些差异乃至摩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所面临文明冲突方面的地缘风险相对较小，而当前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才是真正的文明冲突。
结 论
在中国崛起的全局中，就战略利益轻重缓急的排序而言，印度洋方向仍需要定位为次要战略方向，太平洋方向乃是中国真正的核心利益区和地缘战略重心所在。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存在而言，一方面，印度洋地缘环境是不得不查、不得不面对之客体，不过，另一个视角下，从进入印度洋地区伊始，中国自身已经是印度洋整体地缘战略环境的一部分了。换言之，外部环境与自身行为策略，共同决定中国在此到底安不安全。
未雨绸缪，未来中国维护与扩大在印度洋地区存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比较可能来自两大层面，即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以及地区层面域内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首先，若中国太过急于强化在印度洋的海权，有可能激化崛起国与体系主导国之间爆发冲突，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一个次要战略方向出现。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的崛起势头已经引起了现有海洋安全秩序主导国和相关沿岸海洋国家的警惕，担心中国海权的发展与布局实施，会导致海洋秩序混乱，于是倾向于遏制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的崛起势头，而印度洋方向也在其中。同时，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地区存在，也可能激化域内印度洋安全利益攸关者对自身的战略制衡。基于传统“国强必霸”的地缘政治认知以及避免“受制于人”战略思维，印度洋沿岸一些国家仍旧会倾向于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的区域扩张计划，或担心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因此受到挤压，又或担心国家经济遭受重大冲击与陷于“依附论”。尤其对印度而言，虽然所谓中国的“珍珠链战略”并不存在，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判断在印度仍有国内市场；印度政府对 “21世纪海上丝路”仍然保持警戒的姿态，不仅自身抵制参加“21世纪海上丝路”项目，还对印度洋地区国家积极拉拢或施压，牵制他们参与“21世纪海上丝路”项目；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更是直接公开抗议，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消极搁置并出台和推进自身与这些国家的互联互通项目。此外，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存在，还需面对来自于印度洋地区中小国家的相关挑战。这些分布在“破碎地带”上国家，在发展程度、治理模式、民族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又容易受到美国“印太战略”、印度的地缘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加之相关国家民粹主义浪潮下往往把自身的发展挫折归咎于中国因素；上述共同作用下，中国欲与它们共建、维护“21世纪海上丝路”，扩大在印度洋存在，必然要付出相关战略成本和更多外交努力。
【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2.002
【作者简介】 冯传禄，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研究、印度洋安全，电子邮箱58218760@qq.com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与周边国家构筑利益共同体研究》(项目批准号：17YJCGJW01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53-1227( 2019) 02-0016-36
(责任编辑 刘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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