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散文创作美学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散文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在给人物散文定义的基础上，对古今散文作家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概括了这种散文的美学特征，并从题材、主题、形象刻划和篇章结构四方面，论述了真实与典型美、深邃美与哲理美、传神美与简约美、波澜美与曲折美的创造规律和艺术手法。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散文创作美学理论的建设和散文创作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人物散文 创作美学 美感特征 艺术手法
文艺创作美学，是文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从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来看，虽然人们已经对什么是创作美学，它的特征和本质是什么，如何在创作中体现美、创造美等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描述，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待于继续开拓。本文试图深入到“人物散文”这一具体文体中去作一番探讨，希望能对创作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探索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人物散文”的概念虽还未被广泛采用，但在中国散文史上，这类散文源远流长。《左传》、《国语》、《战国策》里，记述人物的精彩笔墨比比皆是，诸子散文开了人物散文的先河。《史记》更用散文铺就一道琳琅满目的人物艺术长廊。而后历代散文中，人物散文不断焕发出光辉。现当代散文大刀阔斧地开拓人物散文题材新领域，让更多的普通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进入散文，艺术手法的创新又使这类文学作品更加璀璨夺目。
本文所指的“人物散文”，是以人物为题材并以表现人物为主旨的记叙性散文。主要包括三类：一、记叙人物生平事迹的记传性散文（如人物传记、人物回忆录、人物印象记、文学性的祭文、碑志……）；二、描述新人新事的报告性散文（如散文体的人物速写、特写、通讯、专访……）；三、写人记感、写人寄情，但仍以人物为中心的散文（如我们通常所指的文学性的写人的散文、人物随笔……）。这样，就把借“人”发挥的纯抒情性散文和以人物为议论对象的议论性散文（杂文）排除在外，专门讨论这一类记叙人物的特定散文文体的美感特征，尤其是创作动态过程中美的产生的规律和艺术方法问题。
一、人物题材的真实美与典型美
真实美是人物散文美的前提和根基。司马迁在《史记》里用“实录”的笔法，写下了许多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为后人树立了真实美的楷模，众多的后来者正是沿着这条路子走过来的。杨朔的《雪浪花》①，其意境经过苦心经营，文字也经过精心锤炼，从艺术上说可谓美矣，散文发表之初，不少对生活缺少深刻了解的读者（主要是年轻诸者）为之倾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作品反映的“三面红旗”时期的社会实际有了痛切的认识，回过头来再读《雪浪花》，就发现它原来只是一篇美丽而虚假的神话，因而美感随之在读者心目中消失。作为当代散文大家的杨朔创作上的失误，虽然是一时的，但仍令人为之扼腕。人物散文写作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同时向我们昭示着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道理，那就是：真实的才是美的。
散文里的真实，既有生活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正是这种种真实的“兼容性”，造就了人物散文题材的多样化。记叙性、报告性的人物散文，“小说化”的人物散文，还有抒情、哲理意味比较浓郁但仍以写人为主的散文之所以能够并存，就是这个缘故。记传性人物散文，自《史记》开始，就深深铭刻在读者的脑海中，它不时提醒我们，写事实，不虚构，只有写了现实生活中或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才有资格称为散文；而稍有虚构，就要排斥于散文之外。其实，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它在题材上也是不拘一格的。只要是从生活里来的、真实的、就是美的，就可以写成散文，人物散文当然也不例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驾驭真实。不在散文创作美学观念上来一个更新，人物散文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就会大受影响。
在人物散文创作中，表现真实的最聪明的做法是“分而治之”。也就是说，对于传记性、报告性的散文，严格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忠实地“再现”现实生活中和历史中的“这一个”。而作为寄情寓意的“写人的散文”，则既可以写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也可以从真人真事出发，经过集中、概括和提炼，写出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的人物来。著名散文家何为说：“虽然都源于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出于虚构，散文则一般以真人真事为依据，但作为艺术作品，散文写人同样须加工提炼。我的散文中不同人物大抵都是有原型的，其间也采取‘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手法，无非是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丰满一些罢了。”②这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他在人物散文上的成功证明，加工提炼不但是允许的，有时甚至是必需的。
一谈到“集中、概括和提炼”，“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就会让人想到“典型”和“典型化”。是的，典型和典型化并非小说、戏剧的专利，作为创作的基本原理，在人物创作中也同样适用。典型、典型化与真实性是一对孪生兄弟。从原则上说，典型的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美的。读者之所以认可工人作家阿累《一面》中鲁迅这个人物写得美，是因为经过了几十年时间的检验，其“这就是活生生的鲁迅”的真实性依然无可置疑；人们之所以赞赏鲁迅的《藤野先生》和朱自清的《背影》的人物的逼真与生动，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一个爱心殷殷的老师和父亲的典型，之所以肯定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人物故事真实可信，是因为它集中而概括地写出了一代战士的典型形象……基于真实、典型的原则，我们有理由反对人物散文题材的“泛化”——不管张三李四，检起来就写，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没有典型的内涵的人物，反映不了生活的本质，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美。但反过来，又并不是只能写英雄，写“大人物”。从活跃在社会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也常常能够发见某些闪光的、美的东西，只要加以发掘和提炼，也完全可以写出具有某些美的好散文来。
典型的概念虽然已经相当明确，但对于典型的认识、评价和要求，却与时代、民族、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时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当代读者的要求，是希望作者要么在生活中慧眼识典型，要么从普通人物中发掘出某些典型的侧面或细节，写出作者的感受。归根到底，是在感性地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品格气质的同时，写出人物应有的时代精神，浓厚的民族意识，理性地适应读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趋向。
当前，商业意识对散文写作的强烈冲击，有偿写作行为的兴起和某些读者口味的异化，常常左右着作家的创作。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警惕真实性、典型性的丢失，要坚持散文创作题材的选择，呼唤散文人物美学价值的回归。
二、作品主题的深邃美和哲理美
人物散文既表现客观对象，也表达作者的主观感受，其主题就有一个感受深度和表现深度的问题。优秀的人物散文，总是具有一种哲理意境的美。
历代散文为我们树立了宏伟的人物画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三教九流……各式人物无所不有。现时代的散文有责任进一步丰富这座画廊。我们的时代涌现了大批美的人物，散文要着力去表现他们，讴歌他们。丑恶的人物也会在我们的社会滋生，我们的散文家也要拿起自己的笔，去揭露和鞭挞他们。但无论是褒是贬，都应该是艺术的，有思想深度的。
颂扬不等于胡吹乱捧。读者不需要，甚至厌恶廉价的溢美，相反地，颂扬必须发自内心的真诚。魏巍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称颂志愿军战士“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人民的优秀之花！是值得我们骄傲的祖国之花”，等等，评价不可谓不高，颂词不可谓不多，但作家是深入到战士中去，真切地了解人物的思想，感受得很深后才写的。他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主题，是我很久以来就在脑子里翻腾着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是我内心感情的长期积累。”③丁玲指出：“他写他们，不是站在旁边，说几句人民伟大呀等等的话……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并且和自己的灵魂溶合在一块，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④正因为有了这种深刻的心灵感受，作品主题才产生震撼人心、耐人寻味的深邃美。
人物散文主题的深刻，来自作家思想的成熟，来自作家体验生活的深透，以及对人物思想品质、性格特征的准确把握。而其中，是否能切准时代的脉搏，并把人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理清人物性格、命运与时代的关系，赋人物予时代精神，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母亲”是永远写之不倦的散文题目；颂扬母爱，是散文永恒的主题。正因为这样，胡适、老舍，韬奋等散文名家都以“同题作文”，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当代散文家也依然乐此不疲。但只要我们细细咀嚼各篇作品母爱的内涵，母亲教育儿女，望子成龙的要求和方法，就会发现不同时代母亲的差别，甚至连母亲的名字、称呼，也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正是时代的色彩，时代的精神，使我们能把一个个不同的母亲毫不费力地分辨出来。
人物散文主题深邃美的创造，还有赖于作家对人物思想，性格复杂性的挖掘。鲁迅笔下的范爱农⑤，这位辛亥革命前后的留日学生、性情冷僻、言谈怪异、行为离奇，内心却是火热的，爱国的，盼望革新的。武昌起义、绍兴光复，他高兴了一阵子，也想在社会上一舒拳脚，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而至失败使他很快失望，终于走向消沉、毁灭。鲁迅在贬抑中不乏赞赏，肯定中不忘批判，不但把人物命运与时代、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充分揭示了他性格上的多重性。“以史为鉴，以人为鉴”，读者可以从多种角度深入玩味。这种主题深邃之美，决不是那些褒则全褒、贬则净贬的简单化作品所能具有的。
与哲理、诗情、意境结缘，也是使主题深刻的可由之路。人生历程的矛盾本来就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人生美好的一面常被喻为一首诗。作者思索深了，常常可以从中悟出哲理，感受深了，诗情往往就能勃发出来。这是人物散文提炼过程中很自然的升华现象。有了这种升华，作品就有了哲理的美，诗意的美。丁宁的《幽燕诗魂》⑥是追忆著名诗人、作家杨朔的。他通过几个生活片断的描述，着意表现人物的诗人气质、战士品格以及诗人兼战士的广阔胸襟。作品一开头就以浓重的抒情笔调礼赞诗人大海般的胸怀，高声呼唤诗魂归来。这就创造了一个与人物精神气质一致的浓郁的艺术氛围，也为全文确定了一个诗情激越的主旋律。对杨朔爱海、爱诗、寻诗、初恋、海上救人等生活片断的描述，以及整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在这种诗的意境中完成的。这是一种诗化的艺术。诗化的实质是情感化，意象化。诗化处理是在生活中的真人形象的基础上，经过作者诗情的淬炼，赋予人物更多的主观色彩和美学理想，使人物形象更富艺术魅力，同时也更集中、概括、真实，更具哲理意味。诗化，无疑是深化散文主题的强有力手段。
三、形象刻划的传神美与简约美
散文写人，十分注意形象刻划，但有别于小说。其特点是贵在传真、重在传神、志在传情。它所追求的是传神美和简约美。
所谓传真，是要求抓住特点，精心描画，写谁像谁。“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⑦，读者的审美定势和习惯决定了写真是人物散文在形象刻划上的一条基本准则。写真，手法各异而原则不变。写实有其人的，如鲁迅写老师藤野（《藤野先生》），朱自清写自己的父亲（《背影》），巴金写妻子萧珊（《怀念萧珊》），艾青写画家齐白石（《忆白石老人》⑧固然要象，从长相、举止、谈吐到性情、爱好等，都恰如其人，绝无虚假，就是如冰心《小桔灯》的小姑娘、刘白羽《启明星》中的战士、黄秋耘《雾失楼台》中的少女（均见上述作家的散文集）那样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也要象——符合人物身份、经历、气质、性格特征和性格发展逻辑……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刻划，与小说、戏剧一样要求鲜明、生动，要求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它同样需要通过人物的外貌、行动（或动作）、语言（自白或对话）、心理活动等多角度、多侧面的描写，创造出人物形象的立体美、灵魂美。正因为如此，优秀人物散文里的形象，其美学价值与任何优秀的小说、戏剧相比，毫不逊色，这是每一位有一定阅读体验的读者都能随意举出例证的。如果要问散文与小说、戏剧在形象刻划上有何区别，那便是审美的情趣，着眼点，以及笔墨的着力点，笔法运用等方面的差异。
所谓“传神”，是写出人物的精神气质。不只求形似，更要求神似，即古文论中所说的“形具而神生”。“神似”是传统理论的精髓，是强调在再现人物的风采和神韵上下功夫。虽然历来对“形神说”一直争论不休，理解不一，散文作者在写作实践中却总是朝着“传神”的方向努力。至于怎么“传”，则有“以形写神”的，有“略形写神”的，也有“形神兼备”的，种种手法、风格，异彩纷呈。明代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写婢女寒花初来时，“两耳垂髫”，“曳绿衣裳”；跟着写她“削荸荠盈瓯”，吃饭时“侍立一旁”，眼睛“冉冉动”。仅三个细节，即把人物的可人容貌、情态、气态活脱脱地表现出来。鲁迅是主张“画眼睛”的。李健吾写《希伯先生》：“一张并不虚肿的圆脸，沿边布满了荆棘似的短髭；鼻梁虽高，眼睛却不自大；毛发浓密，然而皮肤自静：处处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⑨与其说这是写外貌，倒不如说是写神韵。这种写法，可以说是深得个中奥秘的传神妙笔。
所谓传情，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刻划寄情寓意，抒发作者的生活感受，让写作的客体和主体高度统一起来，许多散文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情感因素的重要性，或比之“血肉”，或比之“灵魂”，或比之“生命”……总之不可缺少。除了感情是文学，也是散文的要素之一外，根本的原因是散文需要更多赖以动人的主观色彩。刘白羽写人总是满怀战斗的豪情，黄秋耘写人“总是难免有点淡淡的哀愁”⑩，何为写人“常常伴着眼泪而不假思索”(11)……都离不开这个原因。
传真、传神、传情，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传真是基础，倘若不写出人物的经历和事迹、性格和气质等真实的东西，那就根本谈不上传神和传情。传神是手段，虽然写出某些真实材料，但传达不出人物内在素质的神采，只写出了现象而不揭示本质，那就难免浮浅，必然缺少深层的、撼动人心的美。传情是目的，如果笔尖不带感情，只为刻划形象而刻划形象，显然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只有三者紧密结合，才能写出真实而又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散文笔墨，以简约为美，在形象刻划方面与小说不同。小说也要求传神。小说的传神一般须借助于人物形象细致入微的刻划，故事情节的充分开展，曲折跌宕，以及环境的细腻描写。人物散文的传神，则在于不求细而求简。在表现人物方面，它采用不同于小说的技法。常见的有：
粗线勾勒，以少胜多。抓住人物给作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某些特征，用白描手法简洁地勾勒几笔，突现出人物的精神风貌，相当于绘画中的速写、特写，如鲁迅《阿长与山海经》写褓姆阿长，刻划外貌，仅“黄胖而矮”四字；写动作姿态，仅说她睡觉伸开手脚成一个“大”字，即为它絮烦、粗鲁、迷信、善良的性格特征作好了铺垫。
细写尖端状态的一点。粗也并非一味的粗，粗中有细也是一简，真实、典型、生动的重要细节，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只要是尖端状态的，就可细写。这“一点”，“可借一斑略见全豹，以一日尽传精神”。它，往往就是文眼。杨朔《滇池边上报春花》(12)写独龙族姑娘媛娜的笑，写她与陌生客人接触时的种种笑容、笑态、笑声，很好地表现了一位少数民族少女的纯真、活泼、开朗，以及她那发自内心的幸福感。通过典型事例表现人物，突出典型事例，不但可以“以点带面”地反映人物事迹，而且可以用较少的笔墨，一以当十地把人物事迹具体、生动地写出来。明代著名散文家宋濂在《秦士录》中写智勇过人、怀才不遇、抑郁终生的邓弼，仅从孔武有力、博学多才和极其勇猛三个角度各选一二典型事例，便把这个人物写得十分有个性。典型事例不求量而求质，不求“大”而只求能够“见大”，即所谓“小中见大”。这样，就可以省去繁琐平淡的叙述，精简有力地写好人物。
精炼语言。散文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的艺术。优秀散文作品之所以给人予美感享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语言精炼，辞藻优美，文彩斐然。刘勰论文，早已强调“精约者，核字省句”(13)。秦牧指出：“一座大山上有小堆的乱石，时常无损于大山的壮观。但如果一个小园有一堆乱石就很容易破坏园林之美。”(14)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写作短小精悍的散文，尤其要注重语言的凝炼。
四、篇章结构的波澜美和曲折美
写人，离不开事，事因人生，人以事显，不写人物的经历及其所作所为，即通常所说的事迹，难以活画出有血有肉的形象。传记性散文非常注重运用生平事迹材料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有的散文不从正面描写人物，只是借助人物或与人物有关的事物抒写作者的生活感受、思想或情愫，萧红的《鲁迅先生记》(15)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类散文并不要求写出十分饱满的人物形象，但也不可能撇开事迹空发议论，或空泛抒情。人物散文还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表现人物本身，尤其是人物成长过程中不断形成的性格特征。
人物的成长过程，其所作所为，其性格的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故事情节。虽然人物散文无须像小说那样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它甚至可以只截取人物的某些零碎生活片断，即足以把人物表现。但这并非否定故事情节在人物散文中的作用，相反地，故事情节总是或多或少地贯穿于这类散文之中。情节的架构在于人物散文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物散文的情节架构，追求波澜美、曲折美。
“文似看山不喜平”。江海浪涛般的波澜和九曲回廊般的曲折之所以美，首先在于它有起有伏，有高有低，有缓有急，有张有驰，有疏有密，有开有合，这样的结构克服了文章中最忌讳的僵直呆板，满足了人们审美情趣的要求。
任何一个人物，都有其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的历程；任何一个事件，也都有一个发生、发展、高潮、结束的过程。这就是生活中事物运动发展的历史。人物经历（包含着大大小小的事件）的历史便是人物散文故事情节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架构，一方面必须尊重生活本身的规律，使全部情节置于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作者构思、剪裁的主观能动作用，使某些重要情节具有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这就要求作者深入发掘人物生活（事迹）、内心世界乃至性格特征中本来就客观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冲突，在散文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展开情节，精心安排情节，巧妙地布局谋篇。
何为的《山乡的渡船老人》(16)的主人公最初以“阴郁”、“古怪”的面目和“载满一船沉默”的情景出现在读者面前。待到我们在作者的引领下看到船上那张有“一张十分年轻的笑脸”的照片，以及“镜框下的一只空酒瓶里插着几朵野花”，才觉得“在小船里投下一道生命的光辉”。而正当我们以为照片上的人是老船夫年轻时的形象，可以由此引出一段往昔美好的故事时，作者却以照片上“春日阳光般灿烂的微笑”和“老人满是皱纹的黝黑脸上”“隐约留下寂寞的阴影”造成的强烈反差埋下伏笔，调转笔锋叙述起另一件事——作者生平最难忘的一次摆渡来……作品中多次“出乎意料之外”的情节安排，打破章法上的平板，使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得以曲折而充分地展开，同时也造就了作品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波澜美。
波澜可以“兴”，可以“造”，方法是有的。由于散文一般篇幅比较短小，不像小说那样可以洋洋洒洒地铺排情节，甚至通过虚构求得情节的几起几伏。因此，对于大多数人物散文来说，情节难求完整，更不要说曲折了。对于那些不太倚重情节，而主要是写某些零碎的印象、生活侧影、言行花絮或作者感受的人物散文来说，波澜美、曲折美的创造，关键在于作者要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在有限的材料和篇幅里尺水兴波，使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产生一波三折、摇曳生姿、引人入胜的魅力。
人物抑扬兴波，是方法之一。抑是贬，扬是褒，都是评价问题。人人都有优点缺点，长处短处，可抑可扬者自然不少。鲁迅写《范爱农》，先抑后扬，扬而又抑……整个作品的思路就是在抑抑扬扬、起起伏伏中前进的。唯其如此，人物性格的多重性才能表现出来。
感情深化兴波，是方法之二。作者感情的深化、反复、升华，时而深藏，时而涓流，时而泉涌，时而喷发，固然回肠九曲；思想认识上的转折、提高、陡变，也由一种境界进入另一种境界。种种变化或者形成级级阶梯，或者造就高峰低谷，或者在笔势上出现迂回往复，波澜由此而兴，给人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先是平静写来：“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随后一个转折“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接下来突然陡变：“但是，我还是有要说的话……感情的复杂、细腻、最宜于用这种在迂回曲折中求得淋漓尽致的方法来表达。
强烈对比兴波，是方法之三。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前与后，幼稚与成熟……种种鲜明对比，不但可以表现人物性格，在篇章结构上也能造成潮起潮落般的态势。丁玲写《诗人应该歌颂您》，以温暖的春天、艳丽的花朵、熬霜的秋菊、纯净的白雪等作对比，形象地写出宋庆龄这位非凡女性的圣洁灵魂和伟大人格。文中还有高雅与鄙俗、忠诚与奸滑等对比，无不笔随情运，既突出了人物的品德修养，又造成了诗歌一般抑扬顿挫的节奏。
前人已经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尺水兴波之法，所略举的三种，不外九牛一毛。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更多崭新的技法有待散文作者去摸索。
笔法的多样和变化，也有助于波澜美、曲折美的创造。顺叙的好处是条理清楚、自然，但也因其过于“顺化”而容易变成呆头呆脑的“直头布袋”。所以要采取各种必要的穿插，如插叙、倒叙、议论、抒情、铺垫、烘托、蓄势等技法，制造波澜。其他如繁简有致、虚实相生、平奇互见、庄谐并重、缓急有度，诗词引用等，亦具笔墨变化之美，起到兴波逐澜的作用。这些，同样有待于我们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运用。
可以预期，随着创作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必将把人物散文的创作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让这个古老而新颖的文学品种焕发出璀璨的华彩。
注释：
①(12)见《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②(11)何为：《关于散文写人与锤炼文字》，见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散文百家谭》（曾绍义主编）第304页。
③魏巍：《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原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谁是最可爱的人》。
④《读魏巍的朝鲜通讯》，原载《文艺报》1951年5月25日第4卷第3期。
⑤见鲁迅散文《范爱农》，原载1926年《莽原》第24期。
⑥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
⑦清·袁牧《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答蕺园论诗书》。
⑧原载1984年1月24日《光明日报》。
⑨见人民文学出版《中国现代散文精华》第539页。
⑩黄秋耘：《我和散文》，见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散文百家讲》第188页。
(13)《文心雕龙·体性》。
(14)《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人民文学出版社《秦牧全集》第1卷542页。
(15)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散文精华》第435页。
(16)原载《文汇增刊》1980年3月号。
(17)原载198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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