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基本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论文,本质论文,观念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2-0070-06
科学研究中的“本质”,是相对于“现象”而言的范畴,它代表一类事物一般共有的根本属性,因而是能够使此类事物和其他事物区别开的规定。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分析其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理解其活动机制和外部表现、说明其功用和效能,总是与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密切相关,现代科学对各自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和系统阐释,将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作为核心问题,于是人们以是否真正揭示了对象的本质作为一种知识能否被称作“科学”的标准。由此而言,当我们将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观念和理论知识纳入学科体系、建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时,深入探究被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那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就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课题。近来,有学者将理解和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人们进一步讨论的兴趣,其中缘由大概在于一直以来有关的教科书和专门著作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这个基本问题或存而不论、或语焉不详。本文根据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尝试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观念,希望有助于认识这个十分重要、却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原本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表述。将此表述认作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科学的名称及这门科学的基本概念,因为它既能比较准确表征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又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一般特征。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如其字面意思,所指的就是人们有目的有组织开展的、带有意识形态性特征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称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专门术语,不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却并不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所指称的那种现象,以一定的形式和内容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并且,在思想史上,不同时期的理论家、政治家还曾对这种现象作过许多方面的探讨和解释,譬如,中国古人把施政、刑罚与施教、德治看作实现政治的两种基本途径,以为“政教相似而殊方”(《管子·侈靡》)并倡导德治仁政。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们所谈论的“教”、“德教”,就是指一种特定的政治教育;古代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分别从个体的德性培养、人类的精神发展角度研究“教化”,哲学家们讨论的“教化”当然不限于政治教育一个方面,然而,阶级社会的“教化”总不免要打上某种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关于“教化”的理论和学说直接或间接地也就包含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和说明。近代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并讨论的“道德教育”、“政治社会化”、“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精神生产”等问题,则可以看作是以分门别类的学科视角、运用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究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前,像对其他社会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一样,中外思想史上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理论和学说,其中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和观念,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理论和学说却没有能真正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本质。而且,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思想家们尤其是被马克思称作“意识形态家”的那种思想家们还为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罩上了一层神圣、神秘的面纱,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来面目。譬如,中国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合一”、“人副天数”的世界观为基础,认为:其一,天道“任德不任刑”,君王“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其二,“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必待“王教之化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据此,把国家用“三纲五常”教化百姓解释为圣人既替天行道,又符合人性之本来的工作。再譬如,以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新黑格尔派哲学家,以唯心主义历史观理解和说明人的社会生活,认为思想、观念、想法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于是将他们自己在精神生活领域中进行的“批判”活动本身认定为能够改变社会、解放人类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曾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1](P525)“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为出发点考察各种社会现象,这是唯物史观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因此实现了对人类认识史的彻底变革,从而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的知识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
关于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种唯心主义理论和学说的共同特点是抛开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现实前提,将其描绘为某种外在于人的生活的神圣的、神秘的力量。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现实的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首先,它要求运用“历史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如何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和怎样伴随着人们活动的改变而发生变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P524、520)人们的思想、观念无论具有怎样的形式和内容,无非是他们的生产和交往、一定的社会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而不是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之上的某个特殊主体的恩赐,人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教育所实现的精神交往,无非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生产和消费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超越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某种特殊精神的运动。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应把这种现象置于其所产生、存在和变化的实际背景和具体条件下,揭示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因果联系。
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具体分析它的活动过程和机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P519、525)人既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一定形式的思想教育必然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非是无条件的,更不是如唯心主义理论所描绘的那样,思想观念的教育本身能决定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就需要分析这种现象和现实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们、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因素的具体关系,由此理解和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基础和根据、它的基本属性和功用效能、它的活动过程和发展形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历史上各式各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共有的、相对稳定的属性,它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根据,并且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形式。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考察发生在人们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所指称的那种社会现象,是人的精神生产和消费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种现象的产生以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发展条件为基础,它既非人类社会与生俱来、也不会永恒存在下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P524)在此,经验知识、习惯风俗、规范律令、自然宗教等等,以一种自然的横向交流和纵向传承的形式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形成和发展,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家庭或部落的思想和观念,除了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外,没有专职的教育者,也不存在特定的受教育者,思想的教育具有自然的、普通的、社会的特征。思想教育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往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些人专有的、承担特殊社会功能的活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相对发展作为基础。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剩余产品出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及政治国家的产生,那种把社会成员划分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根据不同对象在内容和方法上“教有所别”,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并实际构成政治一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才出现在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
第二,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构成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因而“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P524)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政治,或者说政治的社会联系中的思想教育,受到现实的人们,“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1](P524)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及简单的部落所有制相适应的,只能是粗陋的“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及其以自然形成的分工为基础、仅限于家庭和部落的思想教育。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基础,人们的社会分工才能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成为现实,专门的、有特定指向的意识形态教育才能存在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以其特有的形式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时,正是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人们的普通的、社会性的意识才蜕变为“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P534)也才产生了对特定人群进行特定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
第三,在社会分裂为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传达的号称既神圣又符合人性的观念或被宣布为天经地义和永恒的规律,其实是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或企图成为统治阶级的人们的观念和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替天行道”、以“社会”的名义教化百姓,其实进行的是“阶级的教育”。由于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建立,“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P536)社会为不同的阶级所分裂,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统治阶级“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P551)再者,“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P552)
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上,各个世纪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尽管名称各异、表现形形色色,却总是依照这些共有的形式客观存在着,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纲领式句法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精神生产的一个方面,随着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它所包含的内容和采取的形式,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了分工、产生阶级和国家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着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社会联系,通过“阶级的教育”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近代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P34)于是,千百年来在社会分工和阶级差别条件下实际承担了政治国家的重要功能的“教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替天行道”的教士、圣贤也被抹去了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不过,“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2](P32)“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P34)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建立,而改变自己的一直以来具有的基本性质。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2](P28)被奉为天经地义、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生活,不过是经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的创造,“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2](P48)和以往一切已经灭亡了的统治阶级一样,以国家名义开展的“教育”,“是由资产阶级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2](P49)质言之,相对于以往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在于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以更为明了的方式发挥着“阶级的教育”的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方面,人类社会在“分工”的条件下,从普通教育中分化出的政治教育,代表了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对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其主要的功能和效用在于通过“阶级的教育”,使统治阶级的思想上升为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针对唯心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观表达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提出,在领导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2](P66)列宁系统地阐释“灌输”原理并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政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将思想政治工作喻作“生命线”,说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向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作用。那么,应如何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呢?相对于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怎样的特点呢?对这样一个既具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思想是: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自觉开展的工作。相对于早期社会人类只能形成“动物式的”自然宗教,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并因此生产出神学、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分工把教育作为精神生产的形式从“自在”提升到了“自为”的水平,甚至还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分工,表现人们对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的某种自觉,譬如,“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教育本阶级成员形成统一意志、教育全社会接受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是人的精神的社会联系,是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在“分工”的条件下,“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1](P538)这就是说,从来的“政治教育”、“阶级的教育”,其实恰恰表明人们对身在其中的这种活动的不自觉。反之,建立在充分认识教育这种人类精神生活共同活动的本来、变化形态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上,旨在改变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个人来分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才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教育成为自觉的活动。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不需要隐讳自己的阶级属性。为了成为统治阶级,或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人们有意无意地遮蔽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以便使自己阶级的思想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把自己阶级的意志强加于社会。与此传统不同,共产党人从来也不否认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公开申明这种“教育”就是要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其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方面,当然属于“政治”的范畴,然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社会主义的政治作为一种有自己特殊规定的政治,以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为目标,“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2](P53)就其作为一种“阶级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反对的恰恰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支配,它的特殊性在于,改变教育从来的性质即要求克服教育的阶级性,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即要求最终消灭“阶级的教育”。
第三,共产党人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教育者。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在人的社会生产中的分离,带来的结果是精神生活领域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分裂为“活动和思维,即没有思想的活动和没有活动的思想”,[1](P535)于是,人的社会被划分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部分。而从来的专事于思想活动的人们,总是身为社会的教育者高高超乎社会之上,其中除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他们因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是以幻想的方式表达了某种良好愿望,社会的教育者其实只是“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1](P551)他们作为代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调节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教育整个社会,这是因为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发生了矛盾,使得通过国家这种由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无论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还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但是,共产党人并不把自己当作受苦最深的阶级的救世主、更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教育者,他们本身已经是代表未来的那个阶级的成员,“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3](P3)共产党人并不以“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来教育工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2](P5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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