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立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因素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8)03-0023-06
民国时期指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直至1949年这一时段，私立大学指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他们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该时期的私立大学也存在明显不足与缺陷，除个别学校外，办学层次与水平相对低于同时代的公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呈现出迥异于美英私立大学的弱势发展状态。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发展状态的不尽如人意，与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文化基础构成一种持久的惯性，是制约私立大学在近代发展的深层结构或原因。
以下，将主要以民国时期基本史实为依据，有时辅之与美英西方国家的对比，分析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影响之下，制约1912年至1949年时段私立大学健康发展的因素，并由此探究中国私立大学迥异于美英私立大学的根源。
一、“大政府、小社会”的官民关系，缩小了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
有研究表明：中国两千年君主专制时期，政府始终是控制教育的官方机构。长期的君主专制之下，统治者出于稳定自身政权的需要，视文化教育控制为一种政治统治，把教育看作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石。由此，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尽管私学与官学并存，但从两者在国家中的地位而言，官学始终是正宗主体，是“显学”。任何一个王朝几乎都极大地倚重官学，为之配备专门的管理官吏、建筑设施。由此而形成的观念定位是，教育原本是国家的事，设学原本是国家之职。在中国古代，私学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两者恰成反比例的关系。政局混乱，政府衰微，国家教育的颓废，往往给私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私学成了社会自我修复教育机制的承载体。然而，当政局稳定，政府建立了强固的政权之后，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总是大力振兴官学。在私学与官学并存的漫长年代，私学始终居于辅佐的地位，扮演的是一个配角。
上述君主专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直至民国时期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必须承认，民国初年，在西学东渐的汹涌浪潮推动之下，政府的教育观念具有一定的西方民主特性。1914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第一条就强调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1]北洋政府注重人民自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此间私立大学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但是，不能否认如下事实：由于北洋时期政局动荡，政府权力式微，无力顾及公立高等教育，致使私立大学获得了客观发展机会。此间，由于军阀混战，军队挪占大部分教育经费，导致“教育界的欠薪问题，几乎无处不有”。国家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反而使私立大学拥有了较大发展空间。以私立南开大学为例。北洋政府时期，该校经费虽然困难，教师待遇与国省立大学（指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以下均同）相比较低，但学校保证月月按时发给薪俸，绝无拖欠。正如一位留美归国之士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所说：“在我返国时，大多数学校都发不出薪水，……这种情形在南开是没有的。张校长（指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作者注）很严格，他按规定付酬，学校名气虽不算大，但学生和老师的出席率都是极高的。”[2]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全国政权后，尽管依然顺应学习西方之潮流，秉承人民自治教育指导方针，制定法律法规，积极鼓励私立大学发展。然而，此间政府出于维护政权目的，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大量财力于公立大学，加强了该类大学的建设，国省立大学的教育经费、办学条件、设备设施特别是教师待遇有了根本的改观。据记载，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一年内的政府拨款达192万元，加上其他收入，全年经费总计203万元。同年，即使是经费较为充裕的私立南开大学，全年的经费总额只有35万余元，两者相差不啻天壤。[3]34-35同年，国立大学的校均岁入经费计103.7万元；私立大学的校均岁入经费计31.9万元。[3]34-35前者是后者的3.3倍。国立大学经济实力的提高，毋庸置疑地形成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吸引国内优秀的师资与生源，大幅度提高办学软硬件水平，无形中缩小了私立大学的生存空间。再以南开大学为例，1929年这一年，该校一些留学欧美的教授，纷纷流入了北平的国立大学。
统观民国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地稳固了政权之后，私立大学出现了不同于先前的微妙变化。其中缘由，与中国统治者控制文化教育的政治传统不无渊源关系。此间，一所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曾经谈到，“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4]271。这一提法尽管不完全准确，但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极力充实公立大学的事实。国家控制教育的传统，即便是在政府倡导人民自治教育的民国时期，仍然成为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深层原因。
国家控制教育，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官民关系，与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历史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西方，私立教育起源于古希腊民主政治传统和西方宗教文化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已经开始实施奴隶主民主政治，有学者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是土地占有者的公民，公民可以自己办教育，这是私学产生的政治机制。……这种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而非国家专权的做法，经文艺复兴运动的开掘成为近代以后西方倡导私人办学自由权的历史文化根源。”[5]另外，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体现着神权的教会势力把持着兴办教育的权利，产生了西方教会私立教育。由于存在着强大的教会力量，近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统治势力微弱，国家机构很小，对社会的渗透肤浅，由此，国家对教育的控制也相应地较弱，世俗与教会私立学校一直扮演着教育领域的主要角色。这一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使得美英私立大学在创办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以其卓著的办学成绩独占高等教育之鳌首。
二、“私”与“散”之特性，致使私立大学不容易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
西方国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了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公民，他们成为私立大学健康发展的社会根基。一方面，源于古希腊并经文艺复兴得以强化的西方民主政治传统，培养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宗教是统摄西方精神世界的一种超现实力量，它对西方社会的人们拥有超自然的精神感召力，激发了人们对教育与文化事业近乎于神圣的热情。在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宗教精神的感召之下，西方社会的人们踊跃捐资于学校，视资助教育为不可推卸的义务。依照民国时期著名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所说，“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拥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4]271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使得美英私立大学声名显赫，在高等教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美国为例，1860年以前，该国264所院校中，私立高校占247所之多，主要靠私人捐赠发展而来。如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等。南北战争后，美国大型企业及百万富翁斥巨资助教蔚然成风，例如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由百万富翁约翰·霍布金斯捐资创办，百万富翁克拉克创办克拉克大学，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办芝加哥大学。据统计，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约50年间，美国私人捐赠的高教经费约增加了24倍。[6]
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全然不同，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之下，除了少数官绅士大夫，一般民众由于无法参与政治事务，所以相应地缺乏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长期专制政治控制，使得国人的团体意识较为薄弱，被喻为“一盘散沙”；习惯于顾及家族私利，并不十分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正如时人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7]177
上述特定的国情，使得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较少得到社会捐助。据统计，1931年度，29所私立高校中，13所高校捐助款为零或近乎于零，7所高校捐助款占学校总经费10%-20%，3所高校捐助款占学校总经费30%，只有5所高校的捐助款占学校总经费60%-70%。[8]这一状况，与美国私立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不能否认，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私人资本主义不甚发达，拥有巨额资产的百万富翁数量，远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对一般国人淡漠于社会公益事业，民国时期的人们仍有尖锐议论，指出，中国“不乏殷富之家，然以金钱用于教育者甚少”。[9]37“所谓富庶之户，亦只知妻妾宫室之乐，对于教育之振兴，并无何等热诚。”[10]“资本家根本就极少，而热心文化事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真正资本家是新旧军人，其巨款都已汇存欧美各国大银行，根本就不愿拿回祖国来使用。并且他们对于文化事业毫无兴味，多采取一毛不拔的态度”。“资本家在个人享乐上虽然挥金如土，但在社会服务上并无踊跃输将的勇气。”[11]言辞虽然偏激，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实情。
正因为民国时期捐资助学没有蔚然成风，所以人们在陈嘉庚斥巨资创办厦门大学之时发出由衷赞叹：“发了财的人，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嘉庚”，[9]3“中国人多自私自利之心，惟陈公能公而忘私”。[9]38而陈嘉庚本人在多次向南洋募捐均遭失败之后，对于国人的“私”与“散”之特性亦颇为感慨，不无苦楚道：“文明国教育，个人社会，多有倾家兴学者；我国国民自顾私利，视财如命，互相推诿，袖手旁观，以至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奄奄垂危，以迄于今日。”[12]
综上，由于中国国家控制教育的传统，社会捐资助学的相对不足，加之部分私立大学办学中存在着下文详述的诸多弊病，致使民国时期的国人并不认同与信任私立大学，由此，私立大学较少得到社会的经济支持也就不足为奇。
三、部分私立大学办学者缺乏诚信意识，导致一些私立大学办学运作上的恶性循环
毋庸讳言，长期君主专制政治影响之下，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国家那样的法治传统，即便是开始学习西方法治的民国时期，仍然胎带着人治遗传基因，重人治而轻法治，是一些国人诚信意识较为薄弱的根本原因。对此，民国时期的国人亦多言论，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着“裙带关系，徇私舞弊，损公肥私……缺乏公民意识，以及普遍缺乏社会意识。”“社会纪律极端松弛，人们对社会规章制度普遍漠视”等等问题。[7]183-189
人治基因，致使民国时期私立大学财务管理的清晰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办学者个人的操守及道德观念，从而难以避免部分素质不高的办学者贪污中饱。另外，国人顾及家族私利的传统，使得家族式管理在私立大学中也很常见，这一管理方式也是导致学校财务混乱的一个根源。
在上述因素影响之下，民国时期，部分私立大学存在着缺乏信誉、财务混乱、办学者贪污中饱等等致命弊端，以下举例证明之。
大同大学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末，甚至与天津南开大学相并称。然而，抗战爆发后，该校校长以学校为私人财产，兄弟姊妹先后分任学校要职，定夺一切校政措施，以赚钱为办学目的。20世纪40年代末，学校在不增设校舍、不添置教学设备，不增聘教师或少聘教师的同时滥收学生，一憧五层楼的校舍里，曾容纳过2700余学生。情况最为严重的一个学期，全校64个班级，在22个教室轮流上课。教学设备简陋，教师数量不足，教学质量低下，严重损毁了学校办学声誉。[13]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上海一地的私立大学“一时如风起云涌，纷纷创立，其中有郑毓秀所办的法政学院，褚辅成、沈钧儒合办的法学院，更有何世祯、何世枚弟兄所办的持志学院，这几所大学只要交清学费，并不认真要学生上课，混过四年，不愁文凭不能到手，上海一概给以雅号曰‘野鸡大学’”。[14]
持志学院于1924年在上海创办，1932年后，学校的招生数不断增长，教学质量低下，教学管理混乱，财务收支极不透明。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学校力加改进，但未见成效。1939年，教育部撤消学校的立案，勒令学校停办。[15]
北洋与南京国民两届政府特别是后届政府，曾经严厉查处、勒令停办了一批不法私立大学，然而，民国时期，始终存在着法律漏洞之下的质量低劣私校。这些缺乏信誉、办学混乱甚至办学者贪污中饱的私立大学的危害甚深，其极大地降低了私立大学的整体地位，严重败坏了私立大学的声誉，引起世人对私立大学的诟病，并由此而挫伤了人们投资私学的积极性，使本来就不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一般国民更不愿意捐助私立大学，导致办学经费短缺的私立高校更加难以获得社会的经费支持，形成部分私立高校办学运作上的恶性循环。
与私立大学相比，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则得到了中国社会普遍的认同与信任，原因在于该类大学与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言，早期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来的西式私立大学。廉洁自俭与诚实守信等西方宗教文化与法治社会孕育而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渗透于教会大学的具体办学过程中，提升了教会大学的办学信誉。尽管教会大学因一度被视为“外国文化殖民地”而遭致国人抵制，然而，随着该类大学的世俗化和中国化，其日益为国人所接受，并以严格的管理和较高教学质量占据着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席之地，博得国人好评，并因此而得到了来自中国民间的更多经济支持，形成了办学运作上的良性循环。
四、普遍性的经费短缺，成为私立大学提升办学层次与水平的瓶颈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缺乏来自社会的巨额捐助。此间，尽管北洋和南京两届政府都曾拨款资助私立大学，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曾经设立专款资助私立高校，但数额毕竟有限；学费是私立大学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但这项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学校的办学需求。
现代大学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大量的社会捐助，仅靠有限的政府经济支持与学费收入，难以建成高水平的高校。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经济实力之薄弱，以大学层次高校的财政状况为证。1931年，国省立大学的校均岁入经费为76.9万元，教会大学的校均岁入经费为50.2万元，私立大学的校均岁入经费为31.9万元。[3]34-35私立大学的校均岁入经费不足国省立大学二分之一，相当于教会大学的五分之三，经济之困窘状态可见一斑。
普遍性的经费短缺，是私立大学提高办学层次与水平的瓶颈，具体表现于如下方面：
首先，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致使私立大学无力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专任师资队伍。民国时期，关于私立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正如某私立大学校长所描述：“私立大学教授教课钟点多，课程多，批阅学生的课卷多，报酬少。”薪给标准较低，自然难以吸引优秀的教师。20世纪30年代以后，即使是在堪称私立大学典范的南开大学，由于薪给标准比北平的国立大学低，要想留住优秀的教师也很不容易。
该时期，除南开大学等少数学校之外，私立大学教师的兼课现象十分普遍。兼任教师制度，固然有利于私立大学充分地利用社会教育资源，但是，由于兼任教师对于学校的教学投入毕竟有限，因此，以该类教师为主要师资来源，势必妨碍私立大学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
其次，由于缺乏足够的办学经费，使得私立大学难以大规模扩充教学设备设施，民国时期，绝大多数私立大学的校园占地、校舍建筑、实验设备以及图书资料等硬件条件远远赶不上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以大学层次的高校为例，1931年，国立大学校均设备价值为22.7万元，私立大学校均设备价值为5.5万元，后者不及前者的四分之一；国立大学校均图书8.5万册，私立大学校均图书2.98万册，后者是前者的三分之一。[3]34-35私立大学办学硬件相对简陋的状态可想而知。
再次，由于不容易得到来自社会的捐助，所以学费成为民国时期绝大多数私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获取该项办学经费，私立高校往往放宽录取标准、扩大招生规模，加之私立大学软硬件水平不高，以及社会对于私立大学缺乏认同与信任，致使绝大多数私立大学的生源质量相对较低。时人回忆起当年上海私立大学的情况时指出：“私立大学招生录取标准较低，往往降格以求，收容考国立大学落第的学生。”[16]“私立大学学生良莠不齐，不仅开设学程时感难关，即管理方面，有时亦不易处置。”[17]
最后，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由于无力建设一支高水平专任教师队伍，购置充足的图书仪器设备，缺乏优秀的生源，所以不可能奢望科学研究，而主要是教学型的高校。例如，即便是该时期出类拔萃的南开大学，学术研究也是较为稚嫩的。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直至1927年，始设研究机构。1930年，南开大学的教师黄钰生曾撰文指出：“南大（指南开大学，作者注）为经济所限，不敢奢谈研究，她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a teaching instition)，间或有点研究。”[18]西南联大时期，与同是联大的北大、清华相比，南开大学的学术研究领域也相对狭窄。科学研究薄弱，难以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与水平。
由于不堪经济重负，20世纪30-40年代，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先后改为国立大学，特别是对于南开与复旦的领导人来说，要在保持私立大学性质与维持学校生存之间作出抉择，是非常痛苦的，充分说明了中国特殊社会文化土壤之上，私人办学的艰难境地。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经济实力的薄弱，看似一个经济现象，实则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一般国民心态以及部分私立高校办学中的症结，归根结底，反映了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妨碍私立大学发展的消极方面。
由此可见，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是此间私立大学存在明显不足与缺陷的总根源。正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大相径庭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私立大学呈现出迥异于美英私立大学的发展面貌。
收稿日期：2008-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