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竞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1-0005-18
在20世纪70年代，三边关系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研究课题。其时，国际关系中曾出现过两个重要的三边关系：即美国、中国和苏联之间形成的竞争性地缘政治战略三角以及美国、西欧（欧共体国家）和日本之间的合作性三边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具有全局意义的一个新的三边关系——美国、中国和欧洲（欧盟）——正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浮现。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讨论21世纪可能出现的大国格局时，将超级大国锁定在美国、中国和欧盟身上。他认为，一种由美国、欧盟和中国所构成的三个超级大国的体系会是一种对手和朋友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那种敌人的社会结构情形。①
一 冷战时期的三边关系：模型与实践
（一）冷战时代的竞争性三边关系
对三边关系的理论研究最初是由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发展起来的。运用博弈理论，迪特默对所谓的战略三角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探讨。根据他的观点，战略三角是一种“三个行为体之间的交易博弈”。②这类博弈至少具有四种不同的互动模式：三方共处（由三个行为体之间的对称性和睦关系构成，三者互为朋友）、浪漫三角（其中存在着“枢纽”行为体与两个“侧翼”行为体之间的和睦关系，而两个“侧翼”行为体则相互对立）、稳定婚姻（其中两个行为体之间具有和睦关系，两者互为伙伴，并与第三者处于对立关系，该第三者在三边关系中处于孤立地位，也称“孤雏”）、单位否决（即每一个行为体都与另两个行为体处于对立之中，三者互为敌人）。③
在迪特默理论的基础上，两位中国台湾的学者包宗和与吴玉山对上述四种模式进行了细化，他们给四种模式中的行为者赋予角色地位和行为者获益的量化定位。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在战略三角中，一方都得益于与他方的合作，而受损于与他方的对抗；一方得益于另外两方之间的对抗，而受损于另外两方之间的合作。将这种关系和收益进行量化，可以视具有合作或和睦关系的两方各得+1分，而具有对立关系的两方各得-1分来计算分析；每一方的收益得分总额等于该方与另外两方关系的得分值减去另两方相互关系的得分值（参见图1）。
图1 三边关系的基本模型
说明：图中实线代表和睦关系，虚线代表对立关系。
基于这些假定，他们认为，在三方共处模式中，三方(A,B,C)都扮演了伙伴的角色，每一方和另外两方的关系都处在合作关系状态，故A,B,C三方的收益均是1+1+(-1)=1分。在浪漫三角模式中，A（枢纽）的收益为1+1-(-1)=3，作为侧翼的B和C的收益均为1+(-1)-1=-1分。在稳定婚姻模式中，两个伙伴A和B的收益均为1+(-1)-(-1)=1分，而作为孤雏的C的收益是-1+(-1)-1=-3分。在单位否决模式中，作为敌人的A，B和C的收益均为-1+(-1)-(-1)=-1分。④
从每个模式各方分值的比较中可见，浪漫三角中的枢纽方收益值最大，稳定婚姻中的孤雏方损失最大。在两者之间，三方共处模式中的朋友和稳定婚姻中的伙伴在收益方面要优于浪漫三角中的侧翼以及单位否决体系中的敌人。有意思的是，按照这种分析，成为三方共处模式中的朋友并不是行为体的最佳选择，每个行为体应该努力争取成为浪漫三角中的枢纽地位，这样才可以享受最佳的收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分析根植于一种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假设，即另外两方的合作关系一定给第三方带来了不利，而它们之间的对抗则有利于第三方。在这一方面，包宗和与吴玉山的观点事实上是秉持了迪特默的基本看法。迪特默认为，三方共处虽从最大化各方的收益而言无疑是一种最理想的模式，但从单个行为者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种最保险的模式。每一个行为者都会担心其他两方的合作会给自己带来不利。为了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一个行为者最希望另两方处在对立关系中。因此，迪特默明确表示，浪漫三角是他自己最喜欢的模式。⑤
在这里，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当迪特默把自己的理论主要用来分析冷战时期高度竞争性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时，他的分析框架并无不当之处。确实，冷战时期，中、美、苏三方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三方共处的情形。我们可以把20世纪50年代看做是中苏合作对抗美国的稳定婚姻时期，而在6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三方互动则转向单位否决模式，出现每一方反对每一方的情形。随着中美关系在1971年和1972年得到突破和改善、美苏关系缓和以及中苏持续对抗，三方互动演变为以美国为枢纽的浪漫三角。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美苏新冷战的爆发和中美建交，中美合作对抗苏联的新型稳定婚姻模式逐步成型。从三国各自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地位在各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可以量化为+1、-1、-1、-3；与苏联相对应，中国地位的量化值为+1、-1、-1、+1；美国地位的量化值为-3、-1、+3、+1。也就是说，由于三角关系的演变，苏联起初的有利地位不断恶化，中国的地位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恶化后得到了明显改善，而美国一开始的不利地位因为中苏分裂而得到不断改善，但在20世纪80年代，其有利地位有所回落。可以说，战略三角理论对解释中、美、苏竞争性三边关系的变化是有其说服力的。
（二）冷战时期的合作性三边关系
当中、美、苏在地缘政治领域出现竞争性的三边关系时，在经济领域内同时出现了美、日、欧三大力量之间的合作性三边关系。这一合作性三边关系（或三边主义）最先由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随即它就被欧洲和日本接受，将其作为巩固分布在世界三个主要地区的三个重要民主国家（集团）问关系的建设性步骤。⑥
用迪特默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美、日、欧三边关系视为一种总体合作性的三边关系，即三方共处。小和田恒认为，首先，三方之间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并由美日和美欧之间的安全联盟连接在一起。其次，三方都拥有相同的基于共同民主价值的政治制度。最后，三方都是采用自由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都需要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波动。三方共享的价值和政策重点使它们具有和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同质性。⑦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催生了美、日、欧三边合作机制的出现。在经济上，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复兴导致了美国经济霸权的相对衰落。三方经济力量的对称化发展强化了三方加强合作的需要，来遏制对各方利益带来损害的单边行动，如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将美元与金本位脱钩的单方面决定。此外，伴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中要求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政治上，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急速上升对西方国家在整体上提出了全面挑战。“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许多观察家认为，先进工业化西方社会联合起来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来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要求和咄咄逼人的行动以及来自拥有新全球军事投放能力的苏联的可能威胁。”⑧
美、日、欧合作性三边关系的出现表明，三方共处模式是可能的，而且，冷战的经历也表明了其存续的持久性。尽管三方都存在对其他一方或两方背叛的忧虑以及一方试图利用另两方之间的矛盾从中谋利，但事实证明，三方共处总是在忧虑中存续了下来。这表明，如果各方关注三方合作带来的绝对收益，那么一方不仅能从与另外两方的合作关系中获益，而且也能从另两方之间的合作获益。因此，对迪特默理论的第一个改造是，我们可以将三边关系看做是同时包含竞争性与合作性两种博弈的关系，前者遵循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后者遵循共和博弈的游戏规则。在合作性博弈中，每一方的收益得分总额等于该方与另外两方关系的得分值加上另两方相互关系的得分值。在竞争性博弈中，我们仍然采用前面的方法，即每一方的收益得分总额等于该方与另两方关系的得分值减去另两方相互关系的得分值。如此，当我们计算出每一方的合作收益（括号中的第一个数字）和竞争收益（括号中的第二个数字）后，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每一种模式的收益格局（参见图2）。
图2 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三边关系的基本模型
说明：图中实线代表和睦关系，虚线代表对立关系。
在三方共处模式中，尽管竞争收益较小，但每一方都有很高的合作收益。在浪漫三角模式中，虽然合作收益不大，但枢纽方具有很高的竞争收益，而两个侧翼方有明显的竞争负收益。在稳定婚姻模式中，虽然稳定婚姻两方有一定的竞争收益，但各方都有明显的合作负收益，孤雏一方有很高的竞争负收益。在单位否决模式中，各方都有很高的合作负收益和明显的竞争负收益。因此，如果各方关注三边博弈中的合作收益，那么三方共处将是各方共同追求的最理想模式。在现实世界中，当各方加入到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进程后，合作博弈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日益增强，一方不仅能从它与另两方的合作关系获益，也能够从另两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获益。
（三）合作性三边关系中的竞争博弈
尽管冷战时期的美、日、欧三方具有基本相同的利益，其双边和三边关系以合作为主导，但这种三边关系也不是没有困难和冲突。对美国而言，美、日、欧三边关系是美国为与苏联进行全球争夺支持的一个手段。理查德·H·厄尔曼(Richard H.Ullman)就曾指出，“在实践中，三方团结常常被界定为接受美国的政策和支持美国的倡议与计划”。“不管美国如何真诚地表示要在和西方国家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的性质使得美国常常不能信守诺言。”⑨美国在三边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来自于它相对于另外两方的力量优势地位。日本和西欧国家在力量方面的缺陷也妨碍它们与美国建立一种对称性的关系。受制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除了日美双边安全同盟之外，日本不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欧洲一边，尽管欧洲共同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但在外交政策领域，西欧国家仅仅形成了非常松散的政策协调机制（即欧洲政治合作），只能发表一些宣示性的政策声明，而不能采取重大的实质性联合行动。一方面，为了维护北约在欧洲安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西欧国家在欧共体和欧洲政治合作两个框架内都有意避免涉足安全政策问题。除了力量缺陷之外，日欧两方在冷战时代对美国所提供的军事保护产生了严重的依赖，这也使得它们在与美国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欧都发展了紧密和重要的双边关系，而日欧之间的合作关系则比较松散，这也提升了美国在三边关系中的优势地位。
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三方共处型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竞争性博弈的成分，这需要我们去认识和发现。显然，在迪特默看来，三方共处就是合作性博弈，在冷战时期已经不太可能出现，因而他也就没有进一步去考察在三方共处基本模式下的各种变型。通过将可能的竞争模式加入到三方共处的基本模式中，我们可以发展出各种基于三方共处基本模式的可能的衍生模式。在此基础上，对迪特默理论的第二个改造是，我们可以依据三边关系中每一对双边关系的合作或对立程度来确定当事双方的收益分值，而不是简单地以合作为+1，对抗为-1。如此，我们可以区分三方之间的亲密程度，从而在合作性博弈中发现竞争性博弈的部分。
图3 冷战时期美、日、欧浪漫三角共处型三边关系
比如，在冷战时期美、日、欧合作性三边关系中，我们假定美欧从美欧合作中各得+10分，美日从美日合作关系各得+10分，日欧从较不紧密的日欧合作各得+5分。如此，美、日、欧各自从三方合作中各得合作收益10+10+5=25；而美国从中获得竞争收益10+10-5=15；而日欧的竞争收益各为10+5-10=5。如此，我们可以把冷战时期的美、日、欧三边关系视为一种浪漫三角共处模式。三方虽然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很大的合作收益，但由于美国同时和日欧都分别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而日欧关系相对薄弱，使美国成为三方共处关系中的枢纽角色，从而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二 冷战后中、美、欧新三边关系的浮现
（一）冷战后新“三方世界”的出现
在冷战时期，美国同时参与了两个关键的三边关系，这体现了美国既是军事大国又是经济大国的事实。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国家都仅仅是其中一个三边关系的参与者。这一时期的中欧互动既不密切也不具全球影响，且受制于美苏争霸的态势。中欧关系常常被视为“派生性关系”即为明证。⑩
冷战结束后，苏联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俄罗斯长期陷入经济转型的困难，国际地位大不如前。日本经济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突然破裂，从而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政治大国化的努力也迟迟未得到突破。而美国在冷战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力量遥遥领先于他国；其经济也在新经济政策的推动下一度活力四射，大有确立单极世界之势。欧洲国家虽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但通过持续深化和扩大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大提升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1993年欧洲联盟成立后，欧洲国家不仅巩固了内部统一市场以及在贸易领域实行的共同对外政策，而且还建立了单一货币欧元，发展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立了有限但相对独立的欧盟军事行动能力。经过几次扩大，欧盟从冷战结束时的12个国家发展到2007年的27个成员国，成为在世界事务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集团。如果说美国的力量是基于冷战时期的积累，欧洲的力量源于多国的联合，那么中国在冷战后地位以及影响力的上升主要依靠的是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的增长率，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并日益转化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扩大的外交影响力。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美、欧三方之中，欧盟是一个特殊的行为体，存在所谓“行为体问题”。中美两国都是统一的主权国家，具有在所有对外政策领域单独采取战略行动的能力。而欧盟是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具有一个多头（欧盟机构、各成员国）、多机制（超国家和政府间机制）和多支柱（对外经济、外交、安全政策）的对外政策体制。(11)在这个体制下，欧盟在大多数对外经济事务上具有共同行动的能力，但受制于全体一致的决策规则，欧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共同行动能力还有待发展。尽管如此，考虑到欧盟共同政策能力从无到有的发展历史以及近来它对该能力进一步强化的各种努力，我们仍然可以将欧盟视为三边关系中的一个成员。(12)在具体分析中，考虑到欧盟的特殊行为体特性，本文使用了广义的欧盟概念：欧盟既包括欧盟机构，也包括欧盟成员国。在欧盟具有共同政策时，欧盟是指代表欧盟的欧盟机构；在欧盟缺乏共同政策时，欧盟是指以本国名义出现的欧盟成员国。
目前，北美、欧洲和东亚是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三个核心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三方世界”。就行为主体而言，这个三方世界的核心是美国、欧盟和中国。中、美、欧在当今世界中已经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实体，而且这种地位在未来的二十年中还会得到延续。
在政治上，中、美、欧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军事上，中、美、欧包括了主要核武器国家中的四个。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美国、欧盟和中国是2006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前三大国家或国家集团，三者的军费开支占全球总开支的71.7%。(13)在经济上，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预测数据，在200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欧盟和中国已经是世界前三大经济力量，分别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19.4%、20.8%和10.1%。居第四位的日本占6.0%。到2020年，这一数值将变为18.3%、18.6%和17.7%，三者在经济规模上将不相上下，而居第四位的印度只占6.9%。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占世界第一位，达到全球GDP的22.7%，而美国和欧盟的比重分别下降至16.6%和15.6%，但仍然大大高出印度8.7%的比重。(14)
中、美、欧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相对独立的三组双边关系，三边互动关系已经初步形成。政治上，美欧共同在自由、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欧中也曾加强合作来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在军事上，美欧继续维持着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欧盟也试图利用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来对美国进行牵制。在经济上，美欧合力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与此同时，美欧也相互竞争，试图建立与中国特殊的经济关系，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欧盟努力争取中国的支持以改革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而中美经济命运共同体(Chimerica)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也促使欧盟不断努力强化跨大西洋和欧中经济关系的纽带。在环境和气候领域，欧盟和中国都在促使美国加入京都机制或后京都机制，美欧共同要求中国承担减排任务，中美则不赞同欧盟提出的高减排数量目标，强调发展环境科技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二）冷战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演变
前述三边关系的基本模式考虑了双边关系的总体收益状况。为了更加清楚地解释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复杂性，笔者对迪特默的模型做了第三个改造：将每一对双边关系分成三个主要的次领域，即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以此分别量化双边关系中当事方在这些领域的收益情况，然后将三个领域的收益分值加总得到某一双边关系当事方的收益分值。(15)在此基础上，每一方的合作收益总值等于该方与另两方关系的得分值加上另两方相互关系的得分值；每一方的竞争收益总值等于该方与另两方关系的得分值减去另两方相互关系的得分值。在计算分值时，我们设定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的分值范围为-4到4之间，而政治关系的分值范围在-2至2之间。其基本理由是，从中欧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政治关系虽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及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战略关系。中美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政治制度上完全对立，但基于战略利益实现了中美和解和建交。在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制度上的对立依然存在，但在经济和战略方面的合作需要促使双边关系在总体上保持了合作关系。最近的事例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2009年2月访华前曾表示，美国将继续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不能“干扰”美中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和安全危机”中的合作。(16)
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1989-1994年），以美国和欧共体国家为主体的西方国家自认为它们是冷战的胜利者，它们所代表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将成为人类历史终极形态，“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在经济方面，美欧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继续深化，欧洲国家也在努力发展单一货币（欧元），旨在与美元进行竞争；在政治方面，美欧在政治上高度合作，在全世界推进民主和人权；在战略上，美欧维持了北约的继续存在，保持了双方间总体上较高程度的战略合作。与此同时，由于欧洲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大幅下降，欧盟发展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争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更大的独立影响。在中美和中欧关系方面，美欧的对华政策也大致相同。由于中国在制衡苏联方面的战略价值基本不复存在，对华关系在美欧各自的对外政策中，其地位明显下降。自1989年后，美欧都对中国实行了外交制裁，冻结了高层互访，实施对华军售禁令。美中关系和欧中关系皆出现了大幅倒退，其表现是：政治关系转向一定的对抗；在战略关系方面，从原先的合作转向中性，之所以未定性为对抗，主要是因为美欧仍需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不行使否决权，以方便美欧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来塑造世界新秩序（如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发动对伊拉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在经济方面，美欧都和中国发展了一定程度的互利经济合作关系，并希望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
表1 冷战后中欧、中美、美欧关系的量化评估
双边关系得分 合作性博弈竞争性博弈分值
中美 中欧 美欧各方总分中国美国 欧洲
冷 经济1 1 3 5 -1 3 3
战 政治-1
-1 2 0 -4 2 2
后 战略0 0 3 3 -3 3 3
Ⅰ
合计
0 0 8 8 -8 8 8
冷 经济2 2 3 7 1 3 3
战 政治0 1 2 3 -1 1 3
后 战略2 3 2 7 3 1 3
Ⅱ
合计
4 6 7 173 5 9
冷 经济3 2 3 8 2 4 2
战 政治1 1 2 4 0 2 2
后 战略2 2 3 7 1 3 3
Ⅲ 合计 6 5 8 193 9 7
说明：经济关系的分值范围：-4,-3,-2,-1,0,1,2,3,4；政治关系的分值范围：-2,-1,0,1,2；战略关系的分值范围：-4,-3,-2,-1,0,1,2,3,4。
根据图3的赋值可以得出，美欧关系得8分，中欧和中美关系各得0分；三方各得到合作总分8分，美欧各得竞争总分8分，中国则得到-8分。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中、美、欧三边关系视为稳定婚姻型或轴心弱对抗型关系，处于婚姻或轴心的美欧两方在三边关系中明显处于上风，而受到孤立和排挤的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对于中国而言，要改变自己在三边关系中的不利地位，由于不能指望美欧双方合作关系出现大幅倒退，主要的途径是如何提升与美欧一方或双方关系的合作水平。这在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的与其他两方建立伙伴关系的战略上得到了很好体现。
图3 冷战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形态演进
到了1994年，随着法国戴高乐派人士巴拉迪出任法国总理，法国政府修补了因密特朗政府向台湾地区出售60架幻影战机而引发的中法紧张关系，同时，德国的科尔政府也出台了德国的新亚洲战略，强调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法德的推动下，欧盟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中国和欧盟的关系长期政策》文件，欧盟的对华政策走出了1989年后对华制裁的冷淡阶段，而开始强调与中国发展长期合作关系。1998年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将中欧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系，而以2003年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各自发表的政策文件为契机，双方提出要发展中欧“全球战略伙伴”关系。除了双方不断提升中欧关系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双方在经贸关系领域合作不断加深。到2004年，欧盟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在各个领域发展了20多个对话机制，从1998年建立了年度中欧峰会机制。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基本避免了公开对抗，而通过中欧人权对话机制寻求合作。中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加强了在各种国际机制中对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的联合牵制。法德等主要欧盟国家更提出了解除对华武器销售禁令的倡议。这一时期的中欧加速接近令美国学者惊呼“中欧轴心”的到来。(17)
在中美关系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美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发展。1997年，中美曾经同意要“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8)1999年5月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在双边关系一度紧张之时，1999年11月，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令中美关系有峰回路转之势。2001年，小布什上台伊始，美国新政府将中国改称为“战略竞争者”，两国关系重陷动荡。“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迅速回到正轨。2001年10月19日，江泽民主席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布什总统在上海举行会晤，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以2003年为时点，笔者对这一时期的中、美、欧关系进行了赋值。由于美欧围绕伊拉克战争分歧明显，美欧战略关系降1分，导致美欧关系得分从8分减为7分；中欧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得到明显加强，总得分从0分上升到6分；中美关系在各领域也有一定加强，总得分从0分增加到4分。三方各得到合作总分17分，美国得竞争总分5分，欧盟得到9分，中国则得到3分。如此，三对双边关系都在总体上成为合作关系，且欧盟和美国、欧盟与中国的合作程度基本相当，中美合作水平略低，使得三边关系呈现为准浪漫三角的共处形态。与前一时期相比，美国地位下降，中国的地位有明显改善，欧洲由于与美中双方都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合作关系而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
（三）当前中、美、欧三边关系的特点
自2005年开始，中欧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尽管经贸关系不断加强，新建立了副部长级的战略对话机制（2005年）和副总理级的高层经济对话机制（2008年），启动了中欧伙伴合作协定的谈判（2007年），但中欧之间麻烦不断，在一些领域出现了关系倒退的现象。
首先，中欧在推进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一些领域甚至有所倒退。欧盟未能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在中欧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开发合作中，由于欧盟方面不断在该计划中排挤中国，中国决定加速发展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在频率占用上和欧盟形成正面竞争关系；从2005年开始，欧盟内一些政界人士和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在非洲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投资活动，全力将中国塑造为“掠夺”非洲资源的所谓“新殖民主义者”。欧方也指责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非行为损害了其坚持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政策。其次，在经济关系方面，中欧从互补合作关系转向竞争合作关系，竞争性因素有所加强。欧盟不仅未能尽早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不断抱怨中国急剧扩大的对欧贸易顺差，并在2006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里将中国视为“对欧盟贸易政策的最大挑战”。(19)在政治关系方面，中欧在原本矛盾得到控制的人权领域重新发生争执。一些欧洲国家为达赖喇嘛提供政治舞台，其领导人还不断提高与达赖会见的层级，例如，德国总理于2007年9月在总理官邸会见达赖，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会见达赖等，欧方的上述做法促使中国政府推迟了原定于2008年12月在法国举行的中欧峰会。
与此同时，美欧关系和中美关系在最近几年中都取得了进一步的改善。从2005年开始，美国意识到单边主义和黩武政策的局限，转而强调与传统盟友的协调与合作，从而消解了其他很多国家对美国意图的忧虑，进而降低了它们联合牵制美国的意愿。这一进程在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是，法国宣布重新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在中美关系方面，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了中国为“利益相关者”的新概念，对发展中美合作有了更高程度的认识。(20)小布什政府也与中国政府合作对陈水扁的所谓“台独”活动进行约束。小布什本人通过出席北京奥运会表达了其个人对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奥巴马新政府继承了其前任的对华政策。此外，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由于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外国债权人，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美国尤其需要得到中国的合作来解决其面临的三大主要挑战：全球安全、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对中国的四天访问中，中美发表了自1997年以来的第一个联合声明，表示要“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1)
在这一时期，因战略关系改善，美欧合作提升，美欧关系总得分为8分。中欧关系经济合作加深，同时竞争也开始凸显，经济关系得分不变；虽然中欧因政治制度关系因素而出现倒退，但国家间关系总体得到维持，故政治关系不做减分；合作的战略动机出现明显减弱，战略关系给予减分，故中欧关系总得分降为5分。中美经济互赖日益凸显，在密切的贸易关系之外，还出现了美国对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的金融依赖，虽然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些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从总体上看，我们仍可认为，中美经济关系重要程度有提升并超过中欧经济关系，得分增加；政治关系得分也有所提高，故中美关系总得分增至6分。三方各得到合作总分19分，美国得到竞争总分9分，欧盟得到7分，中国则得到3分。结果，三对双边关系仍在总体上保持合作关系，美欧合作程度高于中美合作，中欧合作退居末位。我们可以将此三边关系视为弱轴心共处型。与前一时期相比，美国地位得到改进，在三方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由于和中国关系有所倒退，欧盟地位退居其次；中国的地位保持不变，中美关系的改善弥补了中欧关系倒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 中、美、欧新三边关系的管理
（一）冷战后中、美、欧三边博弈的基本特征
中国、欧盟和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三大主要政治经济力量，三边关系的雏形正在形成之中。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欧三边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三边关系，包含了三边关系的多种互动模式。如何看待这种三边关系，如何管理这个三边关系的制度框架，应该是中国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这一新的三边关系仍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完全成形。在客观上，尽管美国、欧盟和中国在全球战略态势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三者之间的互动严重影响着全球战略关系，但正式的“三边”机制尚未出现，三边关系主要表现为三对双边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由于欧盟这个国际行为体的特殊属性，也使得这一正在形成中的三边关系在某些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一方面，随着欧盟外交资源与能力的拓展以及国际社会对其影响力认知的提升，今天的欧盟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一个重要行为体”，“一个正在发展全面力量的‘世界行为体’”；(22)但是另一方面，欧盟的战略行为主体属性仍相当有限。(23)由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需要全体一致才能做出决定，在一些重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欧盟发展共同政策的能力受到较大约束，从而妨碍了欧盟在三边关系中扮演一个单一的和可信的国际行为体角色，形成欧盟及其成员国多头对外的复杂局面。意识到这一局限，刚刚生效的欧盟《里斯本条约》设立了专职的欧盟理事会主席一职，并大大扩展了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权限，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欧盟的国际行为能力，进而推动三边关系的进一步成型。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中、美、欧三边关系已现雏形的事实以及未来进一步成型的发展趋势，应当从现在开始着手研究，对这种三边关系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并提出短期对策。
第二，三方共处模式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形态，也是我们在和谐世界思想指导下应尽力争取的基本目标模式。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中、美、欧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并对国际体系的正常运作具有共同利益。因此，总体而言，三方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这也是我们将此种关系看做是三边关系而不是高度竞争性的战略三角关系的原因。作为国际体系的关键利益相关方，中、美、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三方以及整个国际体系关系重大，所以要思考进行三方协调的机制建设问题，并做出一些试探性的尝试。
第三，美欧稳定婚姻模式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一般特征。尽管这种三边关系在总体上是合作性的，但中、美、欧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对称的。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美欧联盟不仅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作为纽带，而且美欧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也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美欧合作伙伴关系具有深厚的背景和基础。在伊拉克战争后，美欧关系的逐步修复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中欧、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历史不长，也尚未完全定型，仍然存在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差别。可以说，美欧之间的分歧总体小于中欧和中美之间的分歧，在三边关系中，中国不时要面对一对二的局面，而令中国常常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建立一个严格的三边框架，并以这个框架来作为三边关系协调的主体，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利益。在现阶段内，中国需要优先注重双边和大多边的机制。
第四，三边博弈具有动态变化特征。由于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三方战略的变动，三边关系在时间上的变动性也较为显著。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强势地位以及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扩大了美欧裂痕，促进了中欧合作的强化。但随着这种强势地位的相对衰落以及奥巴马政府更为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出台，美国加强了与欧洲的合作，并会尽量利用中欧之间的矛盾，来争取美国在三边关系的枢纽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欧盟会寄望其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地位的提升而更加关注中国力量的增强对欧盟带来的挑战，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合作，来获取其对中国讨价还价的有利砝码。近年来，中欧关系中出现的不少困难也可被视为权力对比关系和三方外交政策发生阶段性变化的产物。因此，中国目前应努力维持三边总体合作的关系框架（三方共处模式），防止美欧稳定婚姻模式或联盟超出正常范围的强化。与此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加深，美欧相继陷入衰退，而中国尚能继续维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国际影响持续上升，使得美欧双方都将出于各自利益来维持甚至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通过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已经走出了强化中美合作的第一步。目前，中美合作水平的提升以及所谓中美“两国集团(G2)”的热议已经对欧盟的对华政策形成一定压力。因此，中国在三边博弈中也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可以用中国的力量上升来引导预期，沉着冷静地等待成为被美欧追逐的合作对象，进而提升中国与欧美双方或一方的合作关系。
第五，各个议题领域内的三边博弈存在差异。中、美、欧三边关系已经在众多的议题领域中出现。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和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问题上，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欧盟之间的传统伙伴关系并不特别强大，或者说欧美矛盾并不一定小于中欧和中美分歧。因此，在这些议题领域，中国不一定完全面对一个美欧稳定联盟或轴心，中国有更大的机会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上与美欧进行博弈。
第六，中、美、欧三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开放性的三边关系。这也是本文对迪特默理论的第四个改进。由于中国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仍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中国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改善中国在三边博弈中的地位。比如，中国和其他三个“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合作就可能起到这一作用。如果我们引入其他三个金砖国家，且假定中国和金砖三国的合作收益分值为5，欧盟和金砖三国的收益分值为4，美国为3，那么对每一个行为体而言，都同时存在三个三边关系。我们的假定也预设所有三边关系总体合作的性质。我们把最近阶段中、美、欧三边关系中每一方介入的三个三边关系的合作得分和竞争得分加总，可以得出每一方在这个开放性三边关系中的合作总分和竞争总分，分别是：美国(48,20)、欧盟(48,20)，中国(47,17)（见图4）。如此，由于发展和借用了外部伙伴关系，中国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改善，其地位与美欧明显接近。当然，美欧也会借用各自的外部伙伴，来提升自己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上述事例只是证明，如果中国和其他重要国家之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中国就有提升其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地位的可能。
图4 开放性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说明：A代表美国，E代表欧盟，B代表金砖三国，C代表中国。△AEC代表美欧中三边关系，△ABC代表美、金砖三国、中国三边关系等，其他以此类推。
（二）管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制度架构
沈大伟一直在建议中、美、欧三方应该使它们之间的政府间对话“三边化”：即建立副总理级别的三边战略对话机制，建立一个专门的第二轨道三边对话机制，利用八国集团峰会的场合每年举行一次三边首脑峰会。(24)考虑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上述特点，处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制度框架应该是多个路径的，以双边和大多边为主，考虑发展尝试性的三边机制。
双边路径是处理三边关系的基本路径。目前，美欧峰会、欧盟副部长级东亚战略对话、中欧战略对话、中欧高层经济对话、中欧峰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发展起来。这样的双边机制是各方发展与另两方双边关系的必需，也是对第三方施加影响的渠道。因此，这些机制应该得到继续充实和加强，逐步增加涉及地区和全球事务，包括涉及第三方利益事务的议程。考虑到欧盟这个国际行为体的特殊属性，双边路径也包括发展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其中，不仅要推进与欧盟主要大国的双边关系，也要重视与中小成员国的双边关系，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提升中欧整体关系。
大多边路径应该是目前协调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主要多边路径。在联合国安理会、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六国会议机制、二十国集团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以及其他全球性组织中，中、美、欧作为这些多边机制中的核心成员已经在进行各种协调的努力。由于不是排他性的三方机制，大多边机制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回旋空间，防止陷入二对一的局面。
三边路径可以进行尝试性建设。可以考虑在第二轨道尝试性建立中、美、欧三边对话渠道，以掌握三边关系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建立信心，积累经验。同时，在选定的少数议题领域，建立官方工作级别对话机制。根据对话开展的情况，决定未来议题领域的扩展和官方层级的提升。
最后，发展与其他上升国家的三边和多边合作，以强化中国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的地位。目前，中国与其他金砖三国、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家、中国和东盟以及中国和非洲的合作蓬勃发展，且潜力巨大。以这些合作为支撑，中国可有更大的自信来规划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未来。
［收稿日期：2009-11-23］
［修回日期：2009-12-12］
注释：
①［英］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②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World Politics,Vol.33,Issue 4,1981,p.486.
③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pp.485-515; 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J.Kim,ed.,The Strategic Triangle: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87,pp.29-47.
④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变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台海两岸三角互动为例》，载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42-343页。
⑤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pp.489-490.
⑥Hisashi Owada,"Trilateralism:A Japanes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5, No.3,1980/1981,p.14.
⑦Hisashi Owada,"Trilateralism:A Japanese Perspective,"p.16.
⑧Richard H.Ullman,"Trilateralism:'Partnership' for What?" Foreign Affairs,Vol.55,No.1,1976,p.4.
⑨Richard H.Ullman,"Trilateralism:'Partnership' for What?"pp.15-16.
⑩参见［美］沈大伟：《中国与欧洲：从派生性关系向独立关系的发展》，载宋新宁、张小劲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欧洲》，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7页。
(11)参见陈志敏：［比利时］古斯塔夫·盖拉茨：《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九章。
(12)基于类似的原因，欧盟被视为美、欧、俄战略三角的一员，参见Jan Hallenberg And Hakan Karlsson,eds.,Chang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Do the U.S.the EU and Russia Form a New Strategic Triangle? London:Routlege,2006,p.4；或被视为中、美、欧三角关系的一员，参见夏立平：《论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3期，第7-16页。
(13)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国防预算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参见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resultoutput/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
(14)数据转引自Charles Grant,Katinka Barysch,Can Europe and China Shape a New World Order? Center for Europe's Reform,May 2008,pp.2-3。
(15)将三边关系分解为经济、政治、战略三个次领域，并不是说三边关系不包括其他次领域，而是以相对重要的这三个领域来细化对三边关系的分析。每一方在特定时期某一次领域双边关系中的得分基于作者对这一关系合作收益大小的总体定性判断。如此，我们要考察经济双边关系的两方在贸易、投资、货币关系中的总体合作程度和收益大小来进行赋值；考察政治双边关系中两方在国家关系和政治制度关系中的总体合作程度和收益大小来赋值；考察战略双边关系中的两方在安全关系和国际体系建构方面的合作程度和收益大小来进行赋值。
(16)Hillary Rodham Clinton,Secretary of State,"Working toward Change in Perceptions of U.S.Engagement around the World," Roundtable with Traveling Press,Seoul,South Korea,February 20,2009.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9430.htm.
(17)David Shambaugh,"China and Europe:The Emerging Axis," Current History,Vol.103,No.674,2004,pp.243-248.
(18)《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084.htm。
(19)European Commission,Accompanying COM(2006) 631 final:Closer Partners,Growing Responsibilities.A policy paper on EU-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Competition and Partnership,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Brussels,October 24,2006.
(20)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eptember 21,2005,http://usinfo.state.gov/eap/Archive/2005/Sep/22-290478.html.
(21)《中美联合声明》（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http://www.mfa.gov.cn/chn/gxh/tyb/zyxw/t627468.htm。
(22)朱立群：《欧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力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16-13页。
(23)参见陈志敏：《欧盟的有限战略行为主体特性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例》，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5期，第1-10页。
(24)David Shambaugh,"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 and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8,No.3,2005,pp.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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